三联生活周刊

武隆山体垮塌事件调查

Mon, 29 Jun 2009 12:01:26 +0400

由远及近深入灾难发生地，铁矿乡、红宝村、铁匠沟……这些与铁矿有关的名字一路记载着当地的财富之源，也书写着人们对大山的一步步攫取史。6月5日突如其来的山体垮塌，将山下的铁矿和70多条生命掩埋，自然又一次以自己的方式，给予非自然力的过度侵犯以残酷一击。
裂缝，落石……山崩
如遭巨斧砍下，铁匠沟绽开一道触目惊心的黄褐色伤口，无数碎石悬挂在岩壁切面上，从山脊直冲到山脚，将两侧的山体连为一山。
站在“6·5”重庆武隆山体垮塌现场，本刊记者手脚并用在碎石间攀爬，眼前超过一人高的巨石比比皆是。据统计，最大的一块石头达5000立方米。这场灾难共造成约350万立方米的堆积体，长约600米，宽约300米，平均高度40米。
沿垮塌中心向邻近山上寻找，惊魂未定的人们纷纷在拆房子，以防不稳定山体再次侵袭。就在垮塌形成的堰塞湖边，曾是矿工段文华三兄弟的家。已搬到山上帐篷里的段文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家是“离山崩最近的没倒的房子”。他一再提及，是他救了工友们的命，当天中午13点下班后，作为一班班长的他召集工友们到他家打牌，门大开，突然一阵山崩地裂，一阵白色的气浪冲进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十几秒后，眼前已面目全非——家门前的那条河沟不见了，两座“船形山”也被瞬间削平。
那是14点50分，和段文华同为上午班的罗大俸正在位于斜对面山上的家里打电话。昨天下午他和红宝村的一个大队集体去山下修水渠，全大队人都清楚地听到山塌的声音，这声音已经响了三天。那会儿他正在电话里反复跟班头说：“我怀疑要垮大山……”话音未落，眼睁睁看着不远处的山体变形了，他不自觉地对着手机说：“来了，来了，来了——”他对本刊记者形容，“像流水一样”，“刚才还在大太阳下，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垮塌了近1分钟，山下已被横扫：河上的混凝土大桥被碾碎，原铁矿乡政府的旧址也不见了，附近的零星住户也不见踪影。
意识到垮岩下的矿井出事了，家住罗大俸不远处的二班炮工向开银马上给矿上管炸药的打电话——通话中；给矿长杨远江打电话——通话中。他告诉本刊记者，提起的心刚放下一点，又给哥们儿张健的父亲张著权打电话，他知道张著权正在井下，电话却不通——“糟了！”那天下午当班的27名矿工至今仍被埋在井底，地面上12户村民房屋和50多人也被瞬间吞没。
灾难现场勘察表明，鸡尾山海拔1400米左右的山顶岩体崩滑最初只有140万立方米，但垮塌体的滑动面出现了32度到35度的倾角。启动以后，就高速滑动，距离从1400米左右高程滑到1035米左右高程，绝对高程最高处300多米。解体后，高速滑动冲量很大，从山的一端到另外一端，“就像气垫船一样”。
山崩并非毫无征兆。近一个月来，多名矿工和村民发现鸡尾山有垮塌现象，特别是6月初，人们发现“山顶的裂缝越来越明显，已经将近5米了”。6月2日、3日，乡政府对岩崩威胁到的路段限行。6月4日，发出禁行通告：“最近，我乡红宝村鸡尾山危岩出现险情，严重威胁着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为彻底消除该安全隐患，乡政府决定对九矿公路进行强制交通管制，实行部分路段封闭，禁止通行。”5日上午，铁矿乡在危险地段设警戒线，并于10点30分将近日崩岩的情况上报县政府。
显然，乡里的封路规定并未包括铁矿。5月以来，炮工们打完洞将钢钎立在洞壁处休息，走的时候钢钎就已经被卡住难以取出了，这是以前从未发生的现象，也预示着矿山正快速向下沉降。4日19点，要上工的向开银推着车子去仓库领炸药，赫然发现一块足有1000立方米的巨石从山顶掉落，他和当晚的8个炮工吓坏了，跑去问主管安监的副矿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权力说你们不用下井了”，他们只好推车走下去。
5日下午下井的27人却再没上来。落石的大面积和超体积使救援困难重重。截至本刊记者发稿的6月14日，已是矿工们被困井下的第10天，救援仍在继续，希望却愈加渺茫。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艾扬介绍，营救被埋井下矿工方案之一为垂直打孔，目前几台钻机已经下钻，但因对井下原来的走向和井口的位置很难判断，专家们认为贯穿到矿井的成功率不到10%。方案之二是在垮塌体靠山的一侧，采取强行掘进挖洞的办法，尽快打通与井下连接的通道，但需时一个月左右。
看着米-26直升机的红色身影在头顶盘旋，一次次运送着重型救援设备，红宝村的人们又重新燃起希望。他们甚至将垮塌形成的长方体巨石赋予了丰富的想象，有人说这些石头形状像棺材，不吉利；也有人说，看着像救护车，井下的人能活着出来。
活跃的段文华总是乡村舆论的中心。他训斥那些在坍塌处哭泣的家属：“哭什么哭，还没失去希望呢。”他像专家一样对围拢来的人们分析，井口进去以后是一个约300米的平行巷，下面还有几百米深，开有3个绞车，矿工们当时应该都在最深处干活。“矿井采空的空间相当大，空气很多；每盏矿灯可以亮24小时，可以几个人开一盏灯；里面有水，虽然是酸的，但却是支撑人活下去的重要因素；没有食物，但是可以吃泥巴，拌着水吃。”他乐观预计，如果求生意志顽强，可以活12天，“还有两天可盼。”他也是在给自己希望，他记得6月5日下午哥哥段文学最后的背影，穿着旧军装的哥哥推着原木往井下走，兄弟俩没说什么话。
段文华甚至对本刊记者开玩笑：“那时候吓傻了。要是反应快的话，打开手机摄像，我所在的位置能拍到山崩的第一手资料呢。”他展示手机里保存的鸡尾山灾难前的照片——烟雾缭绕下的一片峰峦叠翠。
“危岩”警告
向开银指着废墟下方的某处，“那里是铁矿乡政府旧址”。山下还有一座未被掩埋的建筑物，是以前铁矿乡政府卫生院的厕所。村民们犹记得乡政府设在铁匠沟时的热闹景象，“那时候，这里有学校，有医院，有厂矿，东山乡、水江的人都会过来做生意，甚至附近贵州的人都会走3个小时来这里赶集”。
现在再说起这一切，不禁庆幸铁矿乡政府2001年从铁匠沟搬迁到了山上的红旗村。以山前的河沟为界，到2005年，河东侧的住户陆续搬迁。
“当年的搬迁就是因为这里被划为‘危岩’。”本刊记者赶至长坝镇找到了当年主持乡政府搬迁的前副乡长杨远华，山崩后他三次回乡看现场，被村民们围住诉苦，那些人、那片山谷让他不忍卒睹。
杨远华一开始任乡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1996年到2001年任副乡长，主管的都是安监工作。他说，那段时间，鸡尾山的异动都在他的监控之内。第一道裂缝出现在1993年。1998年，出现在矿井的外部上方山坡上的一道裂缝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长约2米，宽约30厘米，并有扩大趋势。“有一天下大雨，我去检查，发现船形山多处裂缝，并有岩石滚落下来。”2000年，铁矿乡向县矿办和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递交了书面报告。
杨远华2000年曾陪着重庆107地质队和南江地质队的专家去现场勘察，他仍清楚地记得勘察结果：“危岩正处于发育期，极易发生塌崩灾害。可能的垮塌方式有两种：一是岩崩，二是滑坡。建议搬迁。”
铁矿府信访组[2007]7号文清楚地记载了鸡尾山被认定为危岩区的事实：“鸡尾山是(武隆)县政府1994年测定的武隆县四大危岩灾害区之一，属于重点危岩监护区。1998年危岩裂缝最大裂口宽2米，最小裂口宽0.5米；1999年，最大裂口2.2米；至2001年5月，最大裂口宽仅1米，最小裂口汇合，但新增两条裂缝，一条500米，最大裂口宽0.72米，另一条长200米，最大裂口0.99米，并有多处纵向裂缝，说明岩缝在下沉在裂变。”
加速铁矿乡政府搬迁的，是2001年5月1日武隆县城造成79人死亡的滑坡垮楼灾难。血的教训下，武隆县政府很快批准了铁矿乡的报告，搬迁处于危岩下方的乡政府和附近群众。政府很快搬走，但到了居民层面，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需要搬迁的居民家庭超过30户，武隆县政府拨款用于农户搬迁的金额却只有2万元，折合每户搬迁补偿不到1000元，因此很多居民拒绝搬迁，当时搬走的很少。”直到2005年7月18日鸡尾山又一次发生山体滑坡，坍塌1.1万立方米，变形体500万立方米，让县政府下决心对这些留守户强制搬迁。
杨远华早就注意到，鸡尾山裂缝的扩大与开矿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1年关停的铁矿场，作为国有企业的三联采矿场和乡铁矿场开采还比较规范，但是晚上，经常有村民偷偷下到矿井里偷采矿石，甚至炸掉由天然矿石形成的安全柱，白天转卖给三联公司。类似的偷采屡禁不止。“更重要的是，这些矿场也在危岩范围内。”杨远华说，2001年的搬迁规定写得很清楚，铁矿乡铁匠沟采矿场、其他个体采矿场，以及涪陵三联吊装运输公司共和铁矿，全部被撤出，并注销它们在此地的采矿资格。
至今，象征“危岩”的白色旗帜仍在鸡尾山上飘扬。然而，危岩下的新矿场在乡政府搬迁不久就悄悄开张，用的还是原三联采矿场和乡铁矿场的资源，却转入幸福村村民舒先永手中。已搬迁的村民们一度质疑搬迁是为了让矿场充分采矿，“既然危岩禁采了，舒先永是如何获得新的开采许可证的？”
一座矿和一个乡的变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山沟就已经不宁静了。听老人们讲，解放前鸡尾山的矿场曾属于国民党大亨孔祥熙，矿山附近还设有碉堡。
“50年代末，为重庆钢铁公司寻找能源基地，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1队来这里考察，给出的地质报告称这条沟里铁矿资源丰富，再向东走，质量产量都远不及这里。”对铁矿历史最有发言权的是老矿长杨运明，因坍塌把两村间的路阻断了，去到他在幸福村的家要徒步翻山两小时。即便如此，他这些天也已经几次翻山来看被掩埋的矿了。
杨运明对本刊记者说，就是在那份地质报告里，这片山沟被称作“铁匠沟”，从此沿用下来。这里面隐含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铁质如此之好，以至于铁匠可以直接锤打煅烧出农具。随着对铁矿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曾经的共和公社也改名为铁矿乡，1957年，铁矿乡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九矿公路也因未来的运矿需要而修通。铁矿几乎跟这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铁矿1965年开始生产矿石，一直到1988年，虽然所属权变了几次，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没变，矿石年产量缓慢上升，最高也只有3万吨。转变出现在1988年，当时刚任矿长的杨运明接到铁矿所在的涪陵钢铁厂通知，矿石以后不统购了，要求铁矿场自己销售。铁矿场并不发愁，1989年场里114名职工就获利润2万多元，是涪陵钢铁厂下属企业里唯一盈利的一个。1992年经营不善的钢铁厂宣布关闭，将旗下的汽车队、船队、吊装队联合组成“三联吊装运输公司”，当即有驾驶员提出质疑：“运输公司运什么呢，运矿？矿场不让运怎么办？”于是公司领导把铁矿场也拉进来。
沿着铁匠沟由上及下，三联铁矿场依次开采了5号至2号井。此次山崩也正沿着这条矿井的分布线路一路向下。杨运明第一眼看到崩塌现场就摇头：“如果2号井口还作为安全出口，这些矿工或许已经出来了。”他当矿长时，主要的矿产出自2号井。当时，4号井与新4号井，都是作为安全出口存在的。一旦2号井口封堵，矿工还可以通过另外两个井口逃生。他强调，1983年《四川省矿山安全条例》和90年代的《矿山安全法》都明确规定，一个矿山，必须有两个及以上的“安全出口”。
多名矿工向本刊记者证实，如今的铁矿只有一个安全出口——1号井口，它同时也是生产出口。在井下工作十几年的老矿工龙明孝对本刊记者说，铁矿2001年转为私人企业后，一开始是在1号井开采，2号井作为安全出口。但后来又回采2号井，井口封堵，两井之间的巷道也坍塌了。
那个年代国有矿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全。蒋文福是杨运明时代主管安全的副矿长，他那时每周都要上一次山顶，查看有没有裂缝。蒋文福对本刊记者说，最早的裂缝是在80年代后期。他在裂缝处卡上木棒，检测裂缝有无变化。如果木棒掉下去了，就说明裂缝在扩大。在他的建议下，公司封闭了正在开采中的4号井和5号井，裂缝在此后的两年便再没有扩大。
采矿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当时三联铁矿场因“危岩”被叫停后，将剩余的井口和设备转让给了舒先永，他是原来铁矿乡采矿场的矿长。从一开始的隐秘到后来的张扬，铁矿日渐增多的收益让铁矿乡看到了致富机会。村民们纷纷托关系进矿场，矿场职工都是本地幸福村和红宝村的人，“因为舒先永是幸福村人，而铁矿在红宝村的地盘上”。
变化的征兆来得更早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矿山开始允许私人开采，铁匠沟里的矿井就“像蜂窝一样”了。1999年至2001年接替杨运明任矿长的陈国荣回忆，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刺激了当地人开铁矿的欲望。“最多的时候，不出3公里之内，有3家矿场在鸡尾山开工。”
杨运明至今仍痛心三联矿场的拱手让人，2001年匆匆关停时，“还有70多万元固定资产，80多万元的井口，1.2万元就卖给了舒先永”。其后舒先永把原铁矿乡铁矿也收归己有，更名为“共和铁矿”。中间的一个插曲是，2004年6月30日三联铁矿的许可证到期，三联吊装运输公司新任经理与舒先永打官司，要求收回日渐获利的矿场，虽然没收回，三联的许可证也不能用了，但舒先永还是拿到了新的许可证。杨运明记得舒先永并不避讳个中曲折，他曾说：“办这个证就花了100多万元呢。”
“1号井若按照原来的方法开采，年产量1万多吨，可以开采10年。但舒先永每年开采三四万吨，资源已经快枯竭了。”杨运明说。事实上，矿里已经宣布，这个已经开采了60多年的铁矿最多开采到今年底。但没想到，矿被灾难先一步封存了。
新一轮攫取下的灾难
舒守权正在老屋里认真地一张张写着“福纸”，这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他要送小儿子舒先友上路的日子。61岁的舒守权是舒先永和舒先友的父亲，以幸福村大队队长退休后因昔日的威望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师”，谁家死了人去做道场。如今他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祭奠小儿子。
“小儿子死了，大儿子被拘留了……”舒守权对本刊记者说，事发时舒先永去看水电站了，躲过一劫。这几天村里限期拆除活人墓，女婿杨运江正在家里帮忙拆。小儿子舒先友却没那么幸运，他中午开车去了矿上，刚睡个午觉，就被山崩掩埋，现场只剩一辆压扁的汽车。
大儿子舒先永曾是舒守权的骄傲。1992年，25岁的舒先永就去乡铁矿场做了会计，因为为人机灵，一步步做到矿长。后来抓住机会，又合并了三联矿场。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考取了矿长资格证的杨运江和弟弟舒先友吸纳进来，三人合伙经营。在旁人看来，舒先永是乡里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也是大家的致富带头人，除了矿场，还有几个小水电站。“都是亲戚，这些年说情要进场的人踏破了门槛。”
尽管出了事，淳朴的村民们仍替舒先永说好话。“他人挺仗义。关键是，从不拖欠工资。”段学华的老婆是舒先永的中学同学，他在2001年矿场成立时就进去了。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有两亩地，收成好的年份也只能收入2000块左右，这只是他下井一个月的收入。更大的吸引力是，每天工作不超过6小时，走几步路就回到家里了，打工和农忙两不误。
“铁矿乡的一代人都拴在矿上了。”红宝村村民张健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年铁矿乡明显比别的乡要富。乡里有铁矿、煤矿、水电站，当时的年轻人都留下来做工，后来成了家，要在附近照顾家。而现在却渐渐不如邻村了，因为那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铁矿乡的中年人却不愿出去。年轻的张健如今在邻近的白马镇打工，因父亲被埋井下匆匆赶回来。
其实2001年舒先永接收共和铁矿时，原有的矿井已经快采空了。除了向更深的地下继续掘进，舒先永又将目光投向早已封洞的5号到2号井。
前矿长杨运明说，铁矿不像煤矿那样有透水和瓦斯爆炸的危险，但采用地下开采的铁矿要严防坍塌。矿场按照“房柱法”作业，作为安全保障，开采时需要在矿洞内将一些天然铁矿巨石凿成支柱，呈梅花桩形在洞内犬牙加错，防止矿山坍塌。“三联当时开采时，通常每隔6到8米就会留下长5米、宽5米、高约2.8米的安全柱。通常而言，天然矿石构成的一根安全柱有40吨到100吨重，承受力非常强。”
多名矿工对本刊记者说，这几年共和矿一直在回采。所谓回采，就是将原来的矿井二次开挖，目标是里面保留的安全柱。“一般是将安全柱体积削掉2/3，从5米宽削到1米宽，再用两三棵松树捆绑起来竖立支撑。”龙明孝说。
松树能替代天然矿柱吗？尽管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每吨矿石出场后可卖200多元，一根安全柱近百吨，至少可获利万元。利益引诱下，矿主仍不顾反对继续开采。
最近新的矿井基本上枯竭了，对老矿井的回采就更加凶猛。龙明孝说，矿井下部分缺乏安全柱的连片面积甚至达到足球场大小。尽管回采是由上及下、由内及外进行的，采完了赶紧用树枝撑上，一步步地退却，似乎不存在即时的坍塌危险，但却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后患。
崩塌的源头之下原有两座山，因为形似小船，当地人喜欢叫它们“两只船”。“那天山从船的上方开始下滑。”矿工向开银像专家一样分析，“船头在5号井的位置。当山滑到这里，如果不是下面一系列的采空区让滑行速度突然加快，山体应该滑到船下面的断层处减速甚至停下来。”他说，如果不回采，灾难应该不会降临到位于这个大断层下方的1号井，27名矿工也不会被埋。
龙明孝在10日晚上还见到了舒先永，当时，他被乡政府叫去分析救援钻孔的位置，一进屋发现舒先永和杨运江也在，他们看上去心事重重。龙明孝的父母和老房子都被吞没在那场灾难中，但他说，他并不恨舒先永他们，“责任是责任。和他们个人还是朋友”。第一个孔是原来设计矿井的涪陵钢铁厂的设计师选的，龙明孝认为山体已经在崩塌中发生了很大变形，还应该是他们这些老矿工实践经验丰富。他建议要斜着而不是垂直向下打孔，“因为灰岩是斜着分布的，可以加快速度”。
灾难之后，鸡尾山危岩下的人们终于可以更大范围地摆脱威胁了。山崩后的第10天，铁矿乡百胜村发现一处达325万立方米的巨大危岩，裂缝最宽处达2米，危岩下32户农户104人即将搬迁。■

“波斯地毯”下的伊朗大选

Mon, 29 Jun 2009 12:01:24 +0400

“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伊朗人寄望于内贾德在第二轮执政中实现他提出的均贫富目标。”
6月13日，内贾德被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以62.63%的得票率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选举结果公布后，伊朗爆发了群众示威，至少2000多名前总理穆萨维的支持者示威抗议选举结果。
“伊朗的决策过程就如波斯地毯下的格斗比赛，很难分辨谁对谁在做什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这样向本刊记者评价这场被西方媒体视为将影响未来4年中东局势的大选，“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我们对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都不抱希望，最高领袖才是最终决策者。”在6月12日等待选举结果的时刻，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国际事务分析员阿里·纳德尔(Ali Nader)在选举结果刚公布时对本刊记者说：“内贾德执政的未来4年不会有什么变化，核计划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期待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穆萨维支持者会感到沮丧，他们的反应将会很有趣，可能会走上街头抗议。”
“总统的言论基调会影响美伊接触的空间，虽然接触一定是有限的。”纳德尔向本刊记者分析道，“而且在伊朗神权政治与共和政府平行的二元政治体制中，权力中心很分散。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很多政治决策在幕后完成，这给一些政治派系获得权力，影响国家政策留下了空间。”因“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和“联合国制裁决议是一张废纸”等言论而在西方社会中受到争议的内贾德，最近再次宣称“伊朗的核问题已经结束”。与内贾德相比，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的言论更温和，他在大选期间说：“我们要保证核计划不会转变为核武器。”“这种论调当然会有利于美伊关系走向积极的方向。”阿里森向本刊记者分析，内贾德的获胜结果，将使“美伊接触比以前更困难”，但美国伊朗研究基金会的马吉德·密尔(Majid Mir)告诉本刊记者：“两国间仍然存在有限的接触空间。”
在过去4年中，内贾德在外交上的强硬言论一方面备受美国等西方社会批评，另一方面也在伊朗激进的年轻人和维护伊斯兰革命的群体中获得了支持。“负责维护宪法秩序的革命卫队领导人与伊斯兰武装力量民兵队巴斯基在大选中明显地站在内贾德一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殷罡研究员向本刊记者分析，他们是支持强化社会的伊斯兰化和扩军的强硬派。从6月10日起，穆萨维开始指责巴斯基和革命卫队官员干涉大选，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含蓄表达了对内贾德的倾向性支持，称赞他为爱国、勤奋和勤俭的人”。殷罡分析内贾德的政治资源优势时说：“作为前任总统，内贾德在现任政府，包括内政部中享有资源。”
内贾德执政期间在经济上其实并不很成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吴冰冰副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货币的通胀率高达20%，国际油价最高时期所带来的巨额石油财富未能与民众分享”。造成这种不成功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美伊关系，伊朗在石油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美元在制裁和封锁的条件下无法转化为商品，也无法引进先进技术”。吴冰冰说，尽管如此，“内贾德仍然关注普通民众的民生，他曾在全国各省进行了近30次巡回视察，因为他体察伊朗底层民众的疾苦，“伊朗的乡村和边缘地区是他的票仓”。殷罡分析说，选举的结果说明，“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伊朗人寄望于内贾德在第二轮执政中实现他提出的均贫富目标”。
以穆萨维为代表的温和派得到前总统哈塔米和拉夫桑贾尼的支持。哈塔米在1997至2005年任总统期间，推行政治改革，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呼吁扩大言论自由。3月，哈塔米发表声明说，为避免改革派支持者选票分散，决定退出总统选举，并表达了充分信任和支持穆萨维的立场。拉夫桑贾尼在1989至1997年期间任总统，现任伊朗专家会议主席（由86人组成的专家会议是选举最高领袖的机构），是务实派的政治领导人，他也对西方持现实主义的和容忍的态度，主张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应该说，内贾德的连任，从某种意义上很令寄望穆萨维上台的一些西方势力失望，但吴冰冰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其实是一个维护现实政治利益的灵活务实体制，政治领袖们无论在言论上差别多大，实际的行为空间却有限”，“如果回顾历史，伊朗的核计划其实正是在温和派哈塔米执政期间启动的”。■

53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如何“制造世界”？

Mon, 29 Jun 2009 12:01:23 +0400

从军械库主题馆区(Arsenale)步行前往“绿园”城堡(Giardini)的国家馆，要穿过好几条窄旧的威尼斯老街巷。街边有老人坐着闲聊、下棋，头顶上晾晒着住家花花绿绿的衣服，小贩推车向游客兜售草帽，这座城市看起来和平时旅游旺季的情形并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在每个路口都可以看见红色广告牌，提示着威尼斯双年展的特殊语境。走到一条小巷拐弯处，抬眼就看见墙上贴了张白纸，上面用英文简陋地印了两行大黑字：“这里没有艺术。”往前百十米，又见一张，上面印的是：“这里也没有。”——在威尼斯3天，这是我印象中最有意思的双年展“作品”之一，虽然它的本意可能是拒绝成为话语权下的作品。
被过度诠释的观看
53届威尼斯双年展6月6日正式开幕。法国时尚业大佬、当代艺术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也选在这天为他新租买的威尼斯老海关大楼收藏馆举行了开馆仪式。下午看完皮诺的收藏展，在返回圣·马可广场的船上得到美国获国家馆金狮奖的消息，同行几个记者都说没想到。
美国馆这次带来了老牌明星艺术家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主题个人展“拓扑花园”（Topological Gardens）分别在“绿园”以及远离主展馆区域的威尼斯大学、威尼斯弗斯卡利大学3个地方展出，布局确实是77个国家馆里最用力的一个。早在3个月前，作为美国馆策展委托方的费城博物馆就向《纽约时报》透露这是一个“充满野心”的项目，预算180万美元，在目前经济状况下需要多方募集资金才能完成。当代艺术界对今年68岁的布鲁斯·诺曼太熟悉了:20世纪60年代末成名，40年来一直是欧美当代艺术家中的先锋人物并对后进艺术家持续产生影响，作品跨越录像、装置、雕塑、绘画、激光等多种媒体领域，拼字霓虹灯管装置尤其成为他的标志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每隔几年就会有欧美的大型美术馆从各地借出馆藏为诺曼办巡回个展，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艺术家奖也曾授予他，美国教育文化部为国家馆选定这样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来代表国家艺术发展形象，水准当然毫无问题，但对于以主导前卫、另类风格和发现新艺术家为口碑的威尼斯双年展，评审团把金狮奖颁给美国馆就有些出乎意料。
6月4日军械库和“绿园”城堡的展馆就开始对VIP和媒体开放预展了。在“绿园”，美国馆前排的长队让很多人进不去，却也因此对里面抱了期待。6月6日上午专程再去，排队15分钟后终于进了馆。现场看，更像是美术馆举办的一次回顾展，诺曼40年的重要代表作几乎全带来了，借展方包括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柏林等地的美术馆，也有以色列沃尔夫这样的艺术基金会以及欧美私人收藏。费城美术馆自己带来的馆藏是诺曼1967年第一件拼字霓虹灯管作品《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真相来造福世界》。其他，如蜡雕《从手到嘴》、《角落里的五个粉红头像》也大都是诺曼在六七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的早中期作品。右侧展厅有他2005年制作的蜡雕装置《三个头像喷泉》，算是近作，来自弗朗索瓦·皮诺基金会收藏，在其他展会上也出现过。总体感觉，美国馆并没有形成让人驻足的想象力，倒是策展方负责人对于将展览分成3个地点做了相当玄妙的诠释，大意是，“拓扑”这个数学的、隐喻的概念既和诺曼作品关联，同时也和威尼斯城市结构产生的可能性阐释对接，展览布局于是提供了一种框架，观众可以在这个框架中获得一种经历，在穿越城市的过程中和诺曼的作品发生关系。而作为观众，我的个人体验是：从威尼斯大学展馆所在的罗马广场到达绿堡花园主馆，绝大多数观众需要借助拥挤的运河公共巴士而不是闲适的水上出租车，把等船的时间算在里面，其间至少需要30分钟船程，这段单调的路途和策展人设想的穿越城市以及诺曼作品好像没有发生关联的互动。
对于当代艺术，处于权力中心的策展人对观看方式的过度诠释，正在遮蔽观看体验本身。总策展人伯恩鲍姆强调他是一个“永远把艺术家视点放在中心位置”的策展人，但很难避免，这个视点仍然是以“我”来选择。他在接受总策展任命后曾声明：“主导方向的人如何才能摆脱一个被商业口味和时尚所操控的体系？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长期把兴趣投放在另一种影响力和重要性上面。有些艺术家持续影响几代人，但这些关键艺术家在美术馆和艺术博览会上并非最受关注。我希望探寻一条能将几代艺术家贯穿起来的线索，把根茎展现出来，也包括那些将在未来生长的枝干。”如果从“关键艺术家”这个角度来观察金狮国家馆的评判，美国馆带来一个布鲁斯·诺曼，未尝不是对上述诠释的实现。诺曼作品基本围绕世俗世界的景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也对应了“制造世界”的主题。
丹麦馆和北欧馆是今年威尼斯“绿园”里屈指可数的兴奋和惊喜。北欧馆传统上由芬兰、挪威、瑞典共享，轮流策展，今年交到挪威手中。两个国家馆首次以同一主题“收藏家”（Collectors）联合策展，这也是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上第一次打破国家界限的国家馆展览。34件作品，出自24位成名和非成名艺术家，包括雕塑、装置、录像、摄影、绘画等不同形式，被挪威和丹麦艺术家艾墨格林和德拉格塞特（Elmgreen & Dragset）以绝妙想象力糅合成一个意象上的完美空间，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解释，构成对艺术展览体系天马行空般的突破：两套空置的等待出售的豪华房间，主人留下的残余痕迹，观看者置身于一种日常的暧昧和冰冷的、被隔离的诱惑中。丹麦馆以完全封闭的隐秘空间虚构一种家庭场景，北欧馆则四面通透留下一个单身男人若有若无的同性情感线索，观众进入这两个相邻的展馆，好像从极夜踏入极昼，观看者同时也成为被观看者，并在进入展馆的瞬间即和作品重新组成作品。艾墨格林和德拉格塞特既策展也是参展艺术家，他们2009年新创作的作品《收藏家之死》被放置在北欧馆入口前：蓝色游泳池里一具漂浮的尸体，分分秒秒被无动于衷的观众围看——它可以看做展览的导言，也可以是结语。艾墨格林和德拉格塞特获得了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大奖，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丹麦和北欧馆。
也许没有多少人像迷恋丹麦和北欧馆那样赞赏法国馆，但必须承认它的独特氛围也令人难忘。艺术家克劳德·勒维克（Claude Lévêque）以单一冷酷的方式对付国家馆，一个甜腻的洛可可风格展馆被他用银灰墙体、栅栏、旗帜改造成为悲凉彻底的末日，观众多停留一秒都会心生寒意就是它的效果。这是一件无需阐释只需要感受的作品，在展馆中显得十分难得。卢森堡的《冲突地带》代表了一些国家馆对地缘政治这类批判语境的乐此不疲。艺术家纳迪那·希尔伯特（Nadine Hilbert）和加斯特·布歇（Gast Bouschet）是卢森堡一对重要组合，如果根据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年龄标准，他们应该是中生代，分别出生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两人从1998年开始合作，最初是摄影，现在是静止图像和多媒体作品的混合。《冲突地带》是在多媒体作品中常见的带批判语境的一类，拍摄地点分别是直布罗陀和西西里岛。中心和边缘，城市和郊区，人类和人类在永恒的冲突之中，可谓老生常谈。
中国馆以小搏大
6月4日下午，开幕酒会的前一天我们第一次进入中国馆现场。当时7个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布置到位。方力均、何晋渭、何森、刘鼎、曾梵志5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室内空间“油库”展示，邱志杰和曾浩的两件装置体量较大，被布展在室外“处女花园”的草地上。
策展人——艺术家卢昊和中央美院教授、美术批评家赵力为国家馆选定了主题“见微知著”。出发威尼斯之前，中国馆的官方主办机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董事长张宇在媒体发布会上多次说，在场地的限制下，这次主题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但最终英文翻译为“What is to come？”（什么即将来临？）终归觉得难以达意，外国观众很难准确感受到这个中国成语的细微语境。卢昊则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原本希望英文译成“一沙一世界”。
“油罐之间最大距离为3米，最小间距只有80厘米，我们只能在小空间内动脑筋安排小作品，所有的作品都需要观众仔细寻找。”卢昊向我解释，他们选择这个主题，是想从改变观者欣赏的角度来改变空间。“见微知著”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借助于“见微知著”，策展人试图为主题的解说找到一个可以自由腾挪的保护性空间。参展的艺术家们则试图将中国式的“小中见大”发展成为个案性的策略，摆脱各自所擅长的平面、装置、影像等创作方式和选用媒材的自足性，不再将中国馆的“油库”与“处女花园”仅仅视为参展作品的同一放置空间或共同环境背景，更多关注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再造空间环境。
“邱志杰的《多米诺骨牌：从小到大》是新作品，曾梵志的《改造计划——把‘油库’变成‘书库’》以及何森、何晋渭的作品也是新创作。方力钧、曾浩和刘鼎的作品虽然展出过，但也都依据中国馆的空间有新的设想和改动。”方力均的《2009－3－23》是观众比较感兴趣的一件作品，他以40个20～40厘米不等高度的涂金人物雕塑，通过在室内地面集中式矩形排列的摆放方式，打破了自己的旧有作品形式。由于作品摆放位置在一个油桶下部的狭小空间，观众需要刻意寻找才能看清楚，作品的表现张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局部强化：针对“油库”语境，以极端的视觉化形式提供了艺术家对人类当代生存境遇的反省。在抵达威尼斯之前，参展艺术家邱志杰曾说，中国馆“见微知著”的作品可以是微小的，但不是微弱的，应该是微妙的。现在当作品全部呈现于现场，在微弱和微妙之间，这种观看效果的界限更容易模糊，也难以判定了。
在威尼斯双年展的语境中，处于欧美艺术权力中心之外的国家同样需要直面自己的存在境遇。经过20世纪近百年的拓展，威尼斯双年展现在已经涵盖了视觉、建筑、电影、舞蹈、音乐、戏剧五大部分，由于视觉艺术展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威尼斯双年展实际上还是被当成视觉艺术展的同义词。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为国际艺术展览提供了一种模式。1895年举办它的最初动议不过是为了庆祝意大利国王与皇后的银婚大典，但以国家作为发起方也赋予了威尼斯双年展很难淡化的政治色彩。首先就是国家馆布局。2007年圣保罗双年展取消国家馆之后，威尼斯双年展就成了唯一还保留国家馆展览形式的国际艺术大展。1930年正式确立的国家馆展由各国政府自主选派本国艺术家代表参加，“绿园”这一空间基本被欧美国家馆分据，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只能另找临时展场。2007年52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罗伯特·斯托曾表示，国家馆存在的重要意义是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馆中对本国艺术进行定义，不需要为了去迎合别人而做一些不真实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国家馆体制却难以避免地把一场艺术展示变成了国际关系结构的展示。
从2005年正式加入国家馆展览开始，中国馆被安置在军械库主题展区末端的露天场地“处女花园”，也包括旁边这个面积比较狭小、大约500平方米的旧油库空间。上一届总策展人罗伯特·斯托又划出军械库的一部分空间给了首次以国家馆身份参加的土耳其、拉丁美洲和非洲联合体，东道主意大利的国家馆则搬与中国馆为邻。从今年的场面看，虽然仍属非常规展区，军械库展区的几个国家馆也大体构成了“绿园”之外的一个板块。据承办中国馆展览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透露，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帕奥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提出利用部分闲置场馆设置新国家馆的设想，并希望中国能够牵头入驻，所以中国馆可能近年就能拥有一个可长期使用的常规展览空间。日本和韩国则已经在“绿园”分到了地盘。
主题先行的“生产过程”
本届最佳艺术家金狮奖颁给了德国艺术家托比亚斯·里赫伯格（Tobias Rehberger）。在主题展总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的邀请下，他利用“绿园”展馆一角建造了一个半永久性空间——一间新的咖啡馆，而且是真正营业的咖啡馆，全年对观众开放。对于2009年“制造世界”的主题，伯恩鲍姆强调这种展览空间“作为生产和实验场地的特点”，即“生产的过程”。
在主题展馆，绝大多数作品由此几乎明白无误地标记着策展人伯恩鲍姆在操作过程中着重向媒体提及的某些词语：再造，开放，重复，共享，多元。
76岁的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皮斯托莱多(Michelangelo Pistoletto)已经是第11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皮斯托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选择镜子为主题的作品来深入发展，如镜子的乘除法。这次他在他的行为作品里当众砸碎了若干大镜子：6月4日砸了展厅右侧几面，6月6日砸了另一侧的几面。这是军械库主题馆里面比较受好评的作品之一，至少被不断谈论。毁灭的过程中保持了虚幻美感。
72岁的瑞典艺术家简·哈夫斯特洛姆（Jan Hafstrom）展出2003年作品《永远的回归》。这件作品占据两面巨大的墙，集合了拼贴、绘画等多个元素，背景文字介绍创作灵感来自于艺术家自1966年开始收集的报刊杂志，他再造了旧新闻里的图文报道，把世界各地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名人拼贴到同一时空。我们可以在一面墙上找到20世纪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19世纪末英国作家约瑟夫·康纳德等，作为符号他们重构了一个可以对话的世界。
纽约艺术家阿米·西蒙（Amy Simon）生于1957年。他的作品关注世界的微小细节，用影像和绘画为材质来储存对世界不同城市的记忆。城市当然具有选择性，其中一组静止影像的拍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空房间的地板、门把手、静止的窗帘、地砖、树叶投下的影子、空插头、无人的沙发……观众看到一些无人在场的记忆和空置的隐喻。“特拉维夫”又是一个过于表象的关键词，它可以按照需要被过度诠释为令人生厌的符号：边缘政治、身份认同、冲突下的世界等等。
1978年去世的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卡德尔(André Cadere)，其标志性的“彩绘圆棍”也出现在伯恩鲍姆的主题展厅。这些可以看成是一种致敬吗？还是如伯恩鲍姆所说，是试图把贯穿几代艺术家的“根茎”展现出来？卡德尔就无需威尼斯双年展再为他确立什么。2008年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已经举办过卡德尔的特别展览“绘画无限”，而在年代更加遥远的第5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卡德尔曾不请自去，在卡塞尔各个街道上拿着他的“彩色圆棍”四处走动，用这种方式建构了他的系统。
以上几件作品是主题展略带伤感的中间部分，比嘈杂地把展厅变成“世界工厂”表征的前1/3更内省，也比后1/3部分过于概念化的几件作品有血肉。伯恩鲍姆似乎过多依赖于图解观念的作品，比如亚历山大·米尔(Aleksandra Mir)做的100万张威尼斯风景明信片，任何人都可以选一张寄回家，说明“免费而且可以无限复制”的概念。还有一件作品以“2009年自由世界的释放”为主题，关键词为创建者、G8和市场投资，艺术家把8个形态不一、或扁或圆的铝皮罐排成一列，每个高约半米，里面盛放不同的东西，有糖果、麦片、袋泡茶等，观众可以自由拿取。
上一届来自美国的总策展人罗伯特·斯托曾表示他要打破威尼斯双年展“对主题先行的迷恋”，去除事先提出思辨意味极浓的题目，即展览不再作为一个导师向观众灌输任何知识或真理，而是不发一言地向观众袒露自身，听从审美直觉的裁断。但在2009年，来自瑞典的伯恩鲍姆带领双年展重新回到了威尼斯的既有口味，他为展览确立的“制造世界”的主题也不比过去那些主题更宏大。“一些作品将展示‘制造中的世界’。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物体，也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它代表世界的视觉，认真地说，它可以被看成是‘制造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届双年展的终生成就奖被授予日本艺术家小野洋子和美国艺术家约翰·巴尔代萨里，表彰他们对“语言艺术的革命性突破”，而伯恩鲍姆对这两位艺术家的诠释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制造世界”的概念，他评价小野洋子和巴尔代萨里：“他们呈现的东西启发了我们对艺术和这个世界之间关系的更深理解。”伯恩鲍姆强调艺术和世界的关系，三段论式陈述就是：“生产的过程”，“关键艺术家与后辈的关系”以及“对绘画发展与装置的探索。”我曾提请伯恩鲍姆回答一个问题：在各个国家馆展览和他的“制造世界”主题展览之间，他希望产生一种什么形式的关系？他没有回复。■(本刊记者发自威尼斯)

白发的秘密

Mon, 29 Jun 2009 12:01:21 +0400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过，除了忧愁，各种环境压力因素也会对细胞的DNA造成损害，从而令华发早生。在发表于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东京医学院的研究小组指出，在一天中，健康哺乳动物身上的一根毛发，可能会遭遇到10万次以上导致DNA受损的压力事件，比如太阳紫外线辐射、家用化学药剂、环境污染物、X光辐射、化疗药物等等。实验显示，这些压力因素产生的遗传毒性会影响小鼠的毛囊黑色素干细胞，使它们过早成熟，失去再生能力。这样，这些干细胞就不能在此后不断分化为可以制造色素的黑色素细胞，使毛发得不到染色而色呈灰白。■

3000点上的“转持”

Mon, 29 Jun 2009 12:01:07 +0400

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国有股份，实际上为国有股流向证券市场外开了一条常规通道。
5天5个上涨，股市又到了欲罢不能的时候，3000点指日可待了。恰恰这个时候，6月19日，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和社保基金四部门联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国有股转持的决定和办法，一个“天大的利好”，本来超买的市场，再没有修整的理由，3000点更不在话下了。
本次股票划转，转的是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也就是全流通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转股的比例为10%，由国资委转给社保基金。国资委转给社保基金，两大政府机构，看似“左手转右手”，其实不然，国资委持股的宗旨在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社保基金除了保值增值，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提供参保人员稳定而充裕的社保资金，本质上是一个“兑现”的过程。股份在国资委手中，可能并购重组，可能变卖再投资，但除非等米下锅的绝境，绝不会流向公众，变为消费资金。这个意义上，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国有股份实际上为国有股流向证券市场外开了一条常规通道。
股权分置改革的目标就是为国有股通过证券市场流通打开渠道，国有股并非不减持，减持甚至一度成为市场最大的心理压力。不过，国有股减持绝非一般意义上股份转让的市场行为，国资既要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又要保证市场稳定，减持的速度、领域和比例都被上升到政策层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对市场冲击力最大的是来自于“小非”而非国有股减持，市场上出现国有股减持的案例非常小，尽管有大量的限售股，并且解禁期已到，但是真正在二级市场进行减持的“大非”非常少，几年下来市值不过几百亿元。在一个流通市值近10万亿元的市场，几乎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按“四部委”的通知，本次“转持”涉及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公司共131家，涉及国有股东826家，应转持股份约83.94亿股，发行市值约639.33亿元。长期而言，充实社保基金的股份总会变现，对股票市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短期的利好在于，这部分划出去的股份自动延长了3年的锁定期，短期内不会流通。IPO重新启动时，政策面似乎在给投资者以心理抚慰：新股虽然发行了，但国有股减持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了，两相抵消，资金压力并未增加。其实，即使按二级市场增值一倍计算，划转股份市值也不过千余亿元，而在新股发行最炽的2007年底，一个月的市场融资额就超过这个数量，划转社保的股份哪能和IPO的调控能力相提并论。
2009年是“大小非”解禁的历史最高峰，有超过6800亿限售股开始流通，其中股改“大小非”2200亿股左右，新老划断后IPO产生的“大小非”约为4600亿股，实现全流通的公司也将从几十家猛增至超过400家，这也意味着减持压力急剧增大。不过解禁压力大，并不意味着减持压力大，解禁股中存在着诸如汇金公司、财政部和中国石化等超级机构，比如汇金公司持有的中国银行解禁股一次就达到了1713亿股。仅汇金、财政部持有的在2009年上市的股票总额就高达4073亿股，占2009年解禁总额的59.89%，除非价钱诱人，有平抑市场的政策需要，这部分国有股几乎不可能被减持。
不过，上证指数重上3000点后，减持诱惑将愈发强烈。今年以来，截至6月19日，上证综指从1820.8点上涨至2880.49点，涨幅达到58.2%，个股中多家有色金属、新能源等股价涨幅超过了200%。随着股价飙涨，“大小非”股东减持的意愿也逐渐增强，今年以来，“大小非”的减持总额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截至6月11日，上市公司公告解禁股减持股份31.38亿股，减持市值约386.9亿元，虽然和2007年全年减持市值822.9亿元相比仅约46%，但已经接近2008年全年减持市值406.7亿元的规模。随后的一周，随着一周“五连阳”的出现，“大小非”的减持更有加速之势。并且，如果说2008年底的“大小非”减持多处于金融危机下的无奈之举，现在信贷资金宽裕的情况下，股东减持更多的是主动行为。
若不是IPO处于停滞状态，且宽松的信贷政策释放出巨大的流动性，很难想象市场会有如此表现。而在下半年，本轮流动性最充裕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A股市场下半年解禁股总量5864.55亿股，计3.44万亿元，占全年解禁量及市值比例分别为83.17%和74.04%。虽然其中不乏汇金和财政部的持股，但到2009年底，A股可流通股比例将超过70%，绝对值的变化，加上场外急待发行的新股，仍将使上半年谨慎上涨的慢牛面临复杂的局面。
“转持”补充了社保基金的资本金，增强了社保基金的实力，随着未来新股不断发行，还会不断有国有股转交社保基金，这就给社保基金开拓了又一条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而当全体国民没有了后顾之忧，内需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转持”对宏观经济是长期利好，其意义显然超出了股市的一时起落。■

“金砖四国”举行首次首脑峰会

Mon, 29 Jun 2009 12:01:04 +0400

“金砖四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排名世界第一，俄罗斯第三，印度排第四，他们能够对世界金融的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
6月16日至17日，全球四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首次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落实伦敦G20金融峰会共识，改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第三次G20峰会将于9月在匹兹堡召开。‘金砖四国’需要就该峰会的一些问题做一些预先的沟通。”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万妮莎·罗西告诉本刊记者。
罗西说：“从去年开始，‘金砖四国’都感到了来自欧美国家市场的压力。”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国际经济系副主任瓦丁·卡普斯金向本刊记者分析说：“石油价格的下降使俄罗斯出现了几年来首次预算赤字，而以制造业见长的中国经济受到了欧美市场萎缩的冲击。四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情况：问题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外部，四国峰会的首要目的就是讨论应对和抵御这种冲击的办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危机下，四国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面对全球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金砖四国’需要发出声音。四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通过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应对全球融资出现大的问题。同时，还能够共享应对外部金融经济危机时的经验。”
“四国间的双边贸易发展很快。在过去5年中，中国对欧美出口在大盘中的比例约下降了5%。”陈凤英分析说，“中国出口的增量在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我国对巴西的双边贸易年增长达20%以上，而对印度与俄罗斯的贸易增长最多时则达到了70%至80%。当中国过于依赖美国市场时，美国经济下滑，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这些国家间的合作带来的贸易多元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抗衡单边经济交往带来的风险。”
“要形成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告诉本刊记者，“金砖四国”的发展阶段还存在差异，发展优势和资源禀赋也有较大的不同，发展战略和所谋求的世界经济地位也有差异。“俄罗斯和巴西的石油资源丰富，希望石油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又是中国和印度所不希望的。印度和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大国，而俄罗斯和巴西的贸易保护又相对严重。”江涌分析说。
陈凤英认为，四个国家产业结构优势的不同为合作提供了空间。四个国家的优势产业也可以相互间进行合作。“如果能够消除相互间的猜忌、隔阂就能够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而峰会正是这样的沟通平台。”
“金融危机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提上了日程。《联合声明》16点中的4点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话语权。”陈凤英告诉本刊记者，“现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给予新兴市场国家应得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来自欧洲，世行的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的投票权美国占16.7%，根据85%通过率的规定，只要美国不同意的事情，就不能够推行。中国的GDP比例按市场汇率算已经占到世界份额的7.2%，但我国在IMF的投票权只占3.6%。这就是一个世界经济发展与投票权、领导权不一致。”
“‘金砖四国’期待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卡普斯金说，“中国已经提出购买500亿美元IMF债券的意向，而俄罗斯和巴西都将购入100亿美元，而以前，巴西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之一。‘金砖四国’的积极表现有助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平衡。从未来看，国际经济领域的决策不应当仅仅由伦敦、纽约或者东京来做出。”“‘金砖四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排名世界第一，俄罗斯第三，印度排第四，他们能够对世界金融的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
江涌告诉本刊记者，“金砖四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备的合作机制：“G7是发达国家暗箱操作。而G20中各国的发展水平相异，诉求极不相同，对话缺乏效率。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利益有多种交汇，可以在两者之间发挥纽带的作用，为未来国际对话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未来，在G7和‘金砖四国’之间形成一个新的沟通机制是值得期待的。”■

《兰亭》名本

Mon, 29 Jun 2009 12:01:03 +0400

《兰亭》由隐而彰，天下贵为法书名迹，功在唐太宗李世民。《兰亭》真迹葬进昭陵，真迹永绝，则是其过。当年太宗下令复制《兰亭》，赐给皇太子、诸王，还有近臣房玄龄等八人，算来十数本，幸有摹本传出宫廷，传摹不绝，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兰亭》面貌。
有人说，只要发掘昭陵，《兰亭》真迹可以重见天日。但昭陵在公元10世纪初已遭盗掘，《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盗人出身的后梁镇将温韬进入陵寝，见正寝两边东西厢列有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欧阳修说，温韬只重财，将昭陵“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一部分被宋太宗赵光义购募，刻进法帖，传于人间，“独《兰亭》真本亡矣”。
太宗曾孙玄宗时代，《兰亭》已在世间传开。时人武平一追及源头：“普彻窃??以出，故在外传之。”汤普彻是卑微的宫廷??书人，胆敢私下多??赐品外传，难以置信。但武氏道明了一个事实：世间相传的《兰亭》来自宫廷摹本。各种古本《兰亭》，无一例外地保持着28行的款式，行款一致，风格如一。这种现象表明，历代相传的《兰亭》源于共同的祖本。
唐宋两朝流传的《兰亭》，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少。今天所见的《兰亭》墨迹名本，前三位是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皆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这名次是清朝乾隆皇帝排定，并和其他相关兰亭的书迹合为八种，分别刻于颐和园“坐石临流亭”的八根石柱上（20世纪移建于北京中山公园），虞、褚、冯三本依次称为“兰亭八柱”第一、第二、第三。《兰亭》刻本一类，“定武本”最为著名，宋人说是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这四种《兰亭》名本，并无书写者的名款，各自的名头，都有一段加冕的故事。
虞世南临本
本幅白麻纸，纵24.8厘米，横57.5厘米。两纸拼接，接缝在14行与15行之间，行距匀称。历代屡经装裱，墨色晦暗。本幅末尾下端题“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一行，人称“张金界奴本”。张氏是宛平人，卑名“金界奴”，即僧家奴之意。他总管元朝染织杂造工匠，元文宗时主持奎章阁建筑工程。此卷卷首钤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又称“天历兰亭”。
明朝时，这本《兰亭》流入民间，晚明归大收藏家吴廷。吴廷字用卿，号江?，歙县（今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人，富甲一方，书画收藏之巨可与明朝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相埒。吴廷广交文人书家，曾将这本《兰亭》借与董其昌，万历二十六年除夕（1599）索回。董其昌收藏后，约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转让给明末儒将茅元仪（止生）。清初为大收藏家梁清标所得，而后进入清朝内府。乾隆帝题跋两则，其中一则写于乾隆十二年（1747）。
这本《兰亭》称为“虞世南临本”，缘于董其昌。他割让茅元仪时写有题跋，有“此卷似永兴所临”一语。梁清标（蕉林，1620～1691）装裱时，题了“唐虞永兴临?帖”的标签，贴在卷首。“永兴”是初唐书家虞世南的封号，乾隆皇帝喜欢这个大名头，题跋说“董其昌定为虞永兴摹”，还为董其昌的说辞找了一条理由，“以其与褚（遂良）法外别有神韵也”。但是鉴定行家并不相信董其昌的信口之言，清朝鉴定家翁方纲（1733～1818）写过一篇《苏米斋兰亭考》，认为“颍上、张金界奴诸本，则皆后人稍知书法笔墨者，别自重摹”。启功曾经屡观原卷，赞成翁方纲之说，进而怀疑此本“是宋人依定武本临写者”。但学者的“精识”不敌前朝俗说，世人依然称此本为“虞世南临本”。
褚遂良临本
本幅淡黄纸本，纵24厘米，横88.5厘米。也是两纸拼接，接缝在19行与20行之间，行距匀称。后纸有米芾10行题诗，所以又称“米芾题诗本”。诗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扎。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似。昭陵竟发不知归，摹写典刑犹可秘。彦远记模不记褚，《要录》班班纪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北宋时，寻购“褚模”《兰亭》成为风气，指唐摹本为褚笔之说，流行渐多。米芾题诗讥讽了这种风气，更没有说这本《兰亭》是“褚模”或“褚遂良临本”。后人未解米诗之意，以为类似褚法，竟题为褚本。
启功说，这卷《兰亭》的字迹与后面米芾题诗的笔法相同，纸也一律，“实是米氏自临自题的”。米芾得益褚书以精于摹古自豪，喜欢显示自己临摹乱真的本领，他来临写一本也有可能。他在诗中说“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似乎暗示世间好事者不要上当。
冯承素摹本
本幅白麻纸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两纸拼接，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偏紧。帖首前隔水上端有旧题“唐模兰亭”四字，左边骑缝处残留“神龙”小印左半，故称“神龙本”。此本递藏于南宋内府、元朝郭天锡、明朝项元汴、清朝内府。全卷鉴藏印多达百数十方，后纸有宋朝李之仪、石苍舒，元朝赵孟?、郭天锡、鲜于枢、邓文原，明朝李廷相、文嘉、项元汴诸家题识观跋17则。
此卷所见“神龙”印，郭天锡在至元癸巳（1293）的题跋指为唐中宗的年号印。中宗李显是太宗孙，高宗子，武则天所出，一生两次登基。第一次在嗣圣元年（684），两个月就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武后当政时期的圣历元年（698）召回，又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之时，张柬之迎李显监国，逼武则天退位，李显再次即位，恢复唐朝国号。中宗“复辟”时，袭用武则天“神龙”年号，两年后改元“景龙”，又三年，被韦后鸩毒而死，年55。
郭天锡把此本《兰亭》定名为“神龙本”，认为“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他表达谨慎，只说“冯承素等”。因为冯承素之外，唐朝宫廷书人还有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彻等人，郭天锡不能确认究竟出自谁手，只作整体判断。明朝万历五年（1577），项元汴省复为单，题为“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凿实为冯承素。项元汴还把冯承素和“神龙”年号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人。双钩摹??是精细的活计，费眼力，如果贞观末年（649）冯承素30岁，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当有87岁，老眼昏花，岂能从事摹??。
这本《兰亭》是公认的唐人摹本，比所谓虞临本、褚临本的影响大。启功《兰亭帖考》说：“这帖的笔法?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行款前疏后密，行式上保存了王羲之原稿近边处挤写的状态。“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但是这本唐摹《兰亭》过于妍媚，一些学者以此怀疑《兰亭》的真实性。
定武本
现身宋朝的定武本是《兰亭》诸多刻本中最著名的一种，有界栏，公认为唐朝刻本。宋人说，朱梁篡唐，原石移置汴都（今河南开封）。契丹破石晋，载石渡河而北，流落定州（今河北定县）。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被定州士人李学究得到，死后被官府索走，放在定州官库里。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离任时带走原石。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薛家交还原石，置于汴京宣和殿。这本《兰亭》石刻在宋朝北疆定武军发现，宋人习称“定武本”，还有“定武兰亭”、“定州本”、“定本”、“定帖”之称。
宋人喜好传刻《兰亭》，特别是南渡之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按复制的对象看，《兰亭》刻本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翻刻定武本。李学究得到定武《兰亭》未久的庆历八年（1048），韩琦镇守定州，李学究献定武拓本，韩琦索原石，李学究别刻一石上交。李氏死后，其子以原石拓本售人，每本千钱。及宋祁守定州，李氏子欠赋税，宋祁以公帑换取刻石，藏于公库。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薛向守定州，其子薛绍彭（后与米芾并称“米薛”）别刻一石留定州，换走原石，并在原石上凿损“湍、带、右、流、天”五字作为记号。自此，拓自原石的定武本遂有“未损本”与“损本”之别。金兵陷汴京，原石亡失，此后翻刻本，率是五字“不损本”。
第二类是传刻定武本以外的古刻本。徽宗时，米芾父子三人传刻杜宝成家传的唐刻本《兰亭》，“五日模”、“善工十日刻”，号为“三米兰亭”。徽猷阁学士胡世将在豫章所刻两本《兰亭》，其中一本“出于钱氏贞观本”，估计也是唐刻本。
第三类是传刻唐人临摹墨本。南宋绍兴元年（1131），高宗在政事堂召见官员，枢密院属官辛道宗献出所藏唐人临本《兰亭》，说是出自唐朝内府，高宗令人刻于会稽。
《兰亭》刻本极多，桑世昌《兰亭帖考》著录了六十余种。定武本摹刻精工，声誉在其他刻本之上，为世所贵。所以，宋人自藏《兰亭》刻本，好以定武本自雄；为人题跋《兰亭》拓本，则以定武本相夸。定武原石出自何人摹勒（何人手笔），臆测之说颇多，有智永、欧阳询、褚遂良、赵模、怀仁、王承规六家。后以欧阳询临摹上石的说法占据上风，定武本归到欧阳询名下了。
宋人推崇定武《兰亭》，不只因为有了欧阳询的名头，南宋藏书家、“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说：“世贵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论。”王安石曾孙王厚之说得具体一些：“自山谷嘉定武本，以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于是士大夫争宝之。”黄庭坚这样评定武本，比较了他所见到的另外两个刻本。一本“极肥”，传为唐朝开元时代书家褚庭诲所临。另一本“极瘦”，出土于地下，宋朝龙图阁学士张景元所得，字画轻瘦劲健，说是褚遂良所临，号为“褚兰”。这两个本子，早已不存，黄庭坚的“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却广为流传，成了鉴赏定武本的名言。
定武《兰亭》刻本，真赝混杂。赵孟?在定武本《兰亭十三跋》中感叹：“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明朝王世贞不像赵子昂那样迷茫，他说：“定武本有三，未损本，初拓也；损本，绍彭所留也；不损本，定武再刻也。缘不损本有真赝。而损本的然，故以为贵。”
曾经极为盛行的定武《兰亭》，清初犹有多本流传，现在极少，流传有绪的名本仅有三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两本，一是吴炳旧藏本，属不损本。一是独孤僧本，曾被赵孟收藏，清朝嘉庆年间遭火烧，残存三小片，卷后有宋元明清人的题跋。
还有一本藏在台北“故宫”，名为柯九思旧藏本，属五字损本。卷后有宋至清题跋十余则，元朝名家鲜于枢、邓文原、赵孟?、虞集、康里子山、袁桷都留下精彩题记。此本墨拓较淡，可以察觉，石面不平，有裂纹。第1行末“会”字缺损，第7行、14行泐损。屡经传拓，笔锋渐秃，字口不甚清晰。与冯摹本相比，定武柯九思本字画浑厚，特别是横向笔画，不是那么侧斜，更为古朴。
柯九思本第14行和15行之间，下端有一“僧”字，一般认为是梁朝宫廷鉴书艺人徐僧权的押署。梁内府鉴书艺人还有一位“江僧宝”，其名也有一个“僧”字。刘?《隋唐嘉话》说及《兰亭》真迹“梁乱出在外”，表明《兰亭》曾归梁朝内府，如果“僧”字是梁朝鉴定人的押署，可以印证刘?的记载。这个“僧”字在墨迹古本中见不到，或许可以说，“僧”字押署是定武本的一个特征。■

普罗旺斯的集市和汤

Mon, 29 Jun 2009 12:01:01 +0400

普罗旺斯最大的露天集市上，食材的漂亮颜色都可以在这里的自然地理地貌中找到对照。这里的果蔬要比一般超市的更贵，这里的人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欧元，成就一盘“有原则”的浓汤。
只要手头的工作完成，摄影师罗兰（Roland）一定要在周六上午9点之前赶回阿尔，无论是乘高速列车自巴黎或里昂南下还是从马赛坐慢火车北上。有时候也会和住在马赛的哥哥一家人开车回去。
现年45岁的罗兰说：“那里每周六上午都有集市，整个普罗旺斯地区规模最大，也是最好的集市。最好是周五晚就回去，巴黎或马赛的周末夜生活对我早没什么吸引力了，更何况我是一个习惯早睡早起的人。有什么比在普罗旺斯清澄的早晨醒来，然后再去赶一个色香味浓的本地传统集市更美的?”
古城阿尔最大的露天集市阿尔星期六集市唤醒了这座古城。这是普罗旺斯最大的露天集市，每周六上午按时在古城中心，沿最宽阔的大道——布勒瓦赫林荫大道(le Boulevard des lices)铺开。警察在这条东西向的长街两端设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路障，平日里的一条主干道转眼变成步行街。摊铺一个挨一个呈四列纵队在艳阳下笔直地延伸开去，整整3公里。大道一侧的两列摊位售卖副食和蔬果，另一侧两列则是日用品、工艺品和少量古旧物品。简单的乘法，结果让人吃惊——逛完集市，要走上12公里。据说夏季的摊位大约是600～1000家。
古城阿尔有超过35处名胜古迹，其中多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每年仍会在传统节庆上使用的古罗马竞技场，以及古希腊露天剧场遗址。后者与周六集市所在的林荫大道只隔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型公园。
每周六上午，空旷而沧桑的古代露天剧场遗址，总会隔着那个叫“夏天”的公园，成为集市忠实、静默的背景。两者的对比和相互映衬，让阿尔集市既有“俯仰皆陈迹，千年过车马”的大意境，又有“一架秋风扁豆花”的小趣味。不可复制的魅力不仅让本地人热爱依恋，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她也以独特和丰富的样貌吸引众多非本地居民特意前来赶集。
普罗旺斯地区的气候属“地中海式”，终年日照充足，大约300个晴天，夏季尤其少雨。如果你像这里的人一样爱晒太阳，就备好一个硕大草编包，像本地人那样，去赶这个集。
和我同行的是摄影师罗兰一家以及邻居，“9月4号街”TOM定制服装店的店主汤姆先生，是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今天稍晚些时候，在罗兰的家宴上，他将要贡献一道北非阿拉伯特色吃食“古斯古斯”(Couscous)以及一种甜品。前者是一种粗麦粉、肉和菜佐以多种调味料类似中国盖浇饭的菜肴，除了新鲜蔬菜，汤姆还要在集市上选购调料和蜂蜜。
中年姐妹的调味品摊子在街西端的入口处，没有棚子，超过20种色彩艳丽的香料、调味料和用于烹饪的多种干花，在阳光下整齐铺陈，像庆典时引领盛装游行队伍的华美花车。因为卖的是芳香料，这个摊位有一股妖冶气息。黑芥末，黑坚果，黑胡椒，深棕的八角大茴，浅棕的桂皮和肉豆蔻粉，衬得黄姜粉和一种我不认识的橙色粉末格外醒目。我第一次见到肉豆蔻的花朵，相信这个强烈的视觉记忆会长久留存在我记忆里：猩红色，已经半干，细长花瓣向不同方向恣意伸展，像风中狂野的微卷红发。
味觉记忆肯定要留给百里香和迷迭香，我把它们和月桂并称为普罗旺斯美食中的“芳香三剑客”，很高兴这个比方被当地朋友认可。因为无论是肉类还是海鱼或者蔬菜，无论烧煮焖烘烤蒸哪种烹饪方式，这三种地中海香料现身频率都非常高。这里还有一个专有名词，表示由月桂、百里香、迷迭香、欧芹等多种芳香植物扎成的花束——Bouquet garni。“这个词是直接从18世纪意大利诗人的四行诗拿过来用的。”罗兰向我解释说。
自产和普罗旺斯特色是这个集市的魅力之一。“阿尔风干肠”的摊主捧着盛有风干肠切片的纸碟，热情招呼包括我在内的路人品尝。这是古城特产之一，它们看起来像中国四川的风干肠和广东腊肠，味道嘛，我没法告诉读者——因为我是素食者。这在法国是被理解和尊重的，所以我婉言谢绝说：“谢谢您，可我是素食者。”普罗旺斯人的好意我心领了。肉食者不必“同情”我们，素食者只要是吃奶制品，就可以在这个集市上找到既“补充身体所需蛋白质”，又满足美食乐趣的好东西。
意大利人只要进入这个话题，必提“莫扎里拉”(Mozzarella)，那神情就像说古典音乐必须提“莫扎特”，前者是一种水牛奶制作的奶酪。法国人在奶酪上的乐趣来自不专情——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国家有365种奶酪，那意思是说你可以天天换花样吃，一年不重样。但我观察到的普罗旺斯人不是这样，他们不会到处贴“普罗旺斯特色”这个标签。真正有特色的东西别说明天，就是一千零一夜之后也不会被替换掉。
阿尔卑斯在法国境内部分在国土的南部，在行政区划上刚好是普罗旺斯大区的北端。产自那里的干酪久负盛名，其中的一种很有些传奇色彩——我正在集市上寻找的著名的“蓝纹奶酪”。据说“蓝纹”中能称王的是“洛克福尔”(Le Rouquefort)，产在法国南部萨卧瓦山区(Savoie)，更具体说是出自那里的幽暗山洞，在那里发酵出众多近茶绿色的菌斑。如果你在法国人的家里看到这样的奶酪，千万别以为是过期食品，据说它不仅无损健康，甚至对身心有益——对身体方面的作用由营养专家评说吧，至于“于心”，吃“蓝纹”带来的快感，能跟北京王致和臭豆腐有一拼。
另一种著名奶酪是普罗旺斯山区高地的山羊奶酪，小巧的扁圆形。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奶酪是不会有人当街让你品尝的，“蓝纹”都用密封袋封着。我的解释是，其一它们比较金贵，其二是你当街吃，大快朵颐了自己，也成全了摊主的生意，可满街的气味就这样被定了调子，卖香料的肯定急。
再说这两种美味也有更恰当的吃法，比如“蓝纹”，将其放入加了白葡萄酒的奶酪火锅(法国人称“Fondue”，可以直接按北京话读成“风的鱼”)，把面包小块用铁钎子穿了探进其中蘸着吃——上一个圣诞假期，在“大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高地”(Alpes de Haute——Provence)，一个叫“狼脸”的滑雪度假胜地，罗兰一家和朋友们在滑雪归来后，围坐在火锅旁，有人给我示范了“蓝纹”的这种吃法。也可以直接用微火烤，卷风干肠一起吃。或者干脆像中国北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孩那样，用腐乳抹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馒头，这里换成热奶酪抹面包。重点都是“热”字，经过温度发酵后的蛋白质充分渗透到其他食材，让“臭烘烘”充分发挥成特色美味。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特色传统，有人给我热情示范的时候，也有人夸张地用手掩鼻，笑着对我说，你用一瓶娇兰或香奈儿香水都没用了!
有些东西，它最大的价值或许不是“被吃”，而是以有趣的方式被回忆。
市集的摊位设置非常有逻辑，或说善解人意——就在你想着“刚出炉的面包”时，刚好有一种味道适时飘来，然后引领你前行至“家庭作坊面包”的摊子前。
这里的乡村面包闻起来、看起来都不错，可摄影师朋友坚持说，9月4号街上的那家面包和糕点店的出品更地道。他说：“今天晚些时候你就能吃到那家店的乡村面包和‘国王面包’，不过我必须尽快赶回去买——他们每天做不到30个，不到中午就卖光了。”
热卖的还有一家摊位的橄榄制品。这个摊位占了大约五六米，在寸土寸金的集市上很是大手笔。也难怪，这是一个家庭团队在“协同作战”，他们家的东西也必定是好且有特色，不然，生意不会好到据说“只有他们不出摊，同类的摊位才有可能有生意”。青绿橄榄小巧，黄绿橄榄硕大饱满，梅子红、绛紫色或黑色的椭圆形，一脸圆滑。据说普罗旺斯和地中海所有品种的橄榄都可以在这个摊位见到，他们卖的不是果实而是经过传统方式制作的渍橄榄，多种调味料经不同方式排列组合，比香料摊还令人眼花缭乱。尽管每个品种都放了名片，可对初次光顾的人来说，还是很难选择。我个人的方法是“看”——红绿黄椒和大蒜片，或小洋葱被汁液浸泡得水灵灵，簇拥着体态匀称的黄绿橄榄，如果主配料都是你爱吃的，它们组合起来应该也错不了。第二个办法还是“看”，看当地的回头客都点什么，这不一定保证合你的口味，但能帮你了解当地人。最后一招还是“看”，看那些名字，比如我就被一个浪漫而神秘的名字“点了穴”——卡萨布兰卡。事后证明，里面添加的神秘北非香料并不合我的口味，不过这个名字还不值得“冒险”尝试一下吗?
当我走到蜂蜜摊子时，它身后不远处的旋转木马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每个城镇都有的旅游者咨询服务办公室也在附近，摊主又是个看上去很像艺术家的男人，经常在阳光下工作和行走的那种，同样的阳光把他摊子上的蜂蜜照射得晶莹剔透。阿尔女神的青铜雕像高耸在林荫大道东段的路边，蔬菜和水果摊位集中在她附近。因为我从西面走过来，逆光中的女神看上去像是镶嵌在蓝天的剪影。她应该是古希腊或罗马的丰收女神，手持谷穗。在她庇护下，普罗旺斯的蔬菜瓜果不仅品种极大丰富，卖相也都特别漂亮：早春来自“蔚蓝海岸”的柠檬和其他各种柑橘，春夏普罗旺斯腹地的樱桃草莓蓝莓，以及香瓜和桃李杏。
8月之后，普罗旺斯特有的“麝香葡萄”将上市。这里是著名的红葡萄酒产区“罗纳河谷产区”，当做水果的葡萄要比用于酿酒的葡萄早成熟两个月。8月和9月，葡萄是这里的水果皇后，这里的葡萄身形优美，大小适中的椭圆形，味道近似北京的“玫瑰香”，色泽均是深紫色。这颠覆了我在北京农贸市场里得到的挑选甜葡萄的秘诀——我曾被告知，不要挑颗粒紧密的葡萄串，颜色不是越深越好，相反，果粒稀疏，色泽不那么紫的，虽卖相不好却是甜葡萄。这里的葡萄串都很整齐丰满，口感也总是保持一致的甜美。
欧芹、龙蒿、莳萝……地中海特有的蔬菜则以陌生新鲜的样貌，吸引异乡人的眼睛。
西红柿摊主，一位上年纪的夫人捧起连秧带果带叶的一小串说：“这是一家子呢！”表情天真快乐，像乐于跟同伴分享新发现的孩童。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国内市场上的“砍价”技巧在这里不再被看做一种“智慧”，糟糕的是它可能被误解成对摊主的不尊重。这里的所有摊位都明码标价，但如果买卖很愉快，普罗旺斯人会从摊上拿起点什么，作为送你的小礼物。
中国市场上常见的蔬菜这里大都也有。当地人爱吃凉拌蔬菜，我们称作“生菜”的蔬菜，被他们直接叫做“沙拉”，在春夏季节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普罗旺斯最不可或缺的是大蒜，“玫瑰大蒜”在夏初率先上市。看看摄影师罗兰拍摄的照片，你会惊讶：大蒜也能被拍得如此香艳!
作为普罗旺斯重要的烹饪作料，大蒜家族的其他成员此后相继在这一地区的集市登场。连马赛这个著名港口城市也不例外，每年6月中至7月中旬，马赛会热闹地举办大蒜节（Foire à L'Ail）。
除了像我们中国那样给大蒜编辫子，普罗旺斯人还用玫瑰紫色的蒜扎成小花束。以大蒜为主题的厨房装饰品能看出这一地区居民们对大蒜的爱屋及乌。上彩釉的陶瓷蒜瓣几乎可以乱真。
流连在这样的集市上，即便我们根本不打算不远万里扛一辫子大蒜回国，也总有收获——感受艺术和生活总是如此自然地结合。
在这里，眼睛对色彩会更加敏感，因为光线和清澈的空气让所有色彩都变得更加饱和，这使我注意到以普罗旺斯命名的美食(Provencial)与这里的自然地理地貌之间，存在一种奇妙的联系：
这里有玫瑰大蒜、玫瑰胡椒等许多因为色彩而被冠名“玫瑰”的美味，而普罗旺斯和罗纳河谷特有的“绯红葡萄酒”就被直接叫成“Rosé”，与它们对应的自然景观是天边的晚霞，是嘎玛湿地保护区(La Camargue)的火烈鸟，它们也被当地人直呼成“玫瑰”。
这里有自然界不太多见的蓝色水果，比如蓝莓，和它呼应的是普罗旺斯内陆的蓝色玫瑰，比众多“日新月异”的大都市看起来更辽阔的蓝色天空，还有罗纳河，无数内海，以及它们最终的归宿——地中海。
集市上浓艳的黄姜粉、柠檬和橙色柑橘对应的是向日葵，是光线和土壤。你如果到过这里一个叫Roussillon的地方，看到黄姜粉般的山丘土壤，你会更理解凡高画中反复涌动的鲜黄色。
普罗旺斯家宴
这只是一次很平常的家庭聚餐，但绝对是地道的“普罗旺斯式”。
罗兰家的厨房里，大蒜努力唤起主人对厨房的热爱——新蒜除了被用来做大蒜橄榄油酱，它们的形象会反复出现在黏土器皿、珐琅彩釉厨具、瓷制餐具，以及具有家族色彩的字母瓷版画上。
罗兰做了20多年的职业摄影师，可他说，做美食发烧友的时间比这长一倍。出生在法国北部德法两国边境省份阿尔萨斯-洛林，罗兰和哥哥的很多童年回忆和美食记忆留在了那里——祖父的农场。
“我还记得那只用来看家护院的大白鹅，因为我总招惹它，它就经常把我追得到处跑，最终可能还是被它用硬嘴拧了胳膊腿。祖父溺爱我，决定惩治那只鹅。圣诞节，当祖母最终把它做成浸了白葡萄酒、肚子里填满梅子和多种香料的烤鹅大餐，我欢欣鼓舞!”
那一地区是著名的莱茵河白葡萄酒产区，罗兰家有传到第4代的家族酒窖。阿尔萨斯人还善用香料，罗兰的母亲，一位牙科医生，却是调料高手。“阿尔萨斯有一种‘面包芥末’，黄颜色，圆而饱满，我母亲总爱尝试用它和不同的植物油、不同的果醋调制酱汁。很多时候，我能把不爱吃的蔬菜吃下去，完全是因为好吃的调味汁。母亲还会在这时不失时机地讲大力水手和菠菜的故事。”
罗兰在讲这些家庭趣事的时候，自己也完成了一道调味酱汁，普罗旺斯独特的蒜泥橄榄油酱汁L'aioli(ailloi)，用来搭配蔬菜和地中海鳕鱼。“爱奥丽”(Laioli也称ailloi)，是普罗旺斯语，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美味中两种重要配料大蒜（L'ail）和橄榄油（Oli huite）的合成词。“很民间”，很朴实，材料又绝对响当当——选用的蒜和橄榄油要加很多定语和状语——普罗旺斯玫瑰大蒜，地中海阳光营养出的饱满橄榄，经由传统作坊里冷压法压榨而成的天然纯净橄榄油。且在烹制过程中也尽可能避免食物中营养的流失。
厨房里热闹的海陆食材已经准备就绪，有普罗旺斯出产的土豆、胡萝卜以及青豆和白豆，海鲜方面的“代表”是地中海鳕鱼（La morue）和蛾螺（Buccin或者Coquillage，有时被法国人俗称les bulots）。我个人理解这道菜的真正主角是蒜泥橄榄油酱汁，上述那些活色生香的家伙不过是热闹的配角。道理很简单，没有大蒜和橄榄油，就称不上普罗旺斯特色。
香艳的蔬菜和海鲜们分别用不同火候煮过，码盘，候在一边，静待“名酱”出场。大蒜在橄榄树木制的舂子里被捣碎成蒜泥，和橄榄油搅拌混合，“名酱”诞生了。蔬菜、海鲜、鳕鱼都得经过名酱汁的调理才能成为入口美味。这道菜还可依个人口味决定是否加蛋黄酱。
另外两道菜是地中海鱼冷盘Anchoiade和尼斯沙拉(Salade Nicoise)。这两道菜依然少不了大蒜和橄榄油，除此之外，都用了地中海提鱼、绿胡椒，还各有特色地加入本地特色的食材：普罗旺斯内陆的鸡蛋，洋葱，西红柿桑葚和蜂蜜，“蔚蓝海岸之都”尼斯的黑橄榄。柠檬产自摩纳哥东边靠近意大利的小城芒东(Menton)，面包就出自阿尔9月4号街的面包店。罗兰解释说，另有一些季节性食材，可灵活添加。
通常我们被初级西餐礼仪告知，红肉配红酒，海鲜和禽类配白（葡萄）酒。事实上，在同样盛产红葡萄酒的普罗旺斯大区，和波尔多葡萄酒齐名的罗纳河谷坡地红葡萄酒(cote du Rhone)以及普罗旺斯特产的玫瑰葡萄酒（Rosé）永远是普罗旺斯美食的最佳佐餐美酒。
邻居汤姆端着一盆刚做好的美食，前面提到的北非特色食品“古斯古斯”，来到罗兰家，两只卷毛羊般的贵宾小狗欢快地跟在他身后。那只叫榛子的小狗和她的孩子，我在2002就认识它们了，家庭聚餐变得更热闹了。
因为是夏天，罗兰没有做那道著名的普罗旺斯罗勒大蒜蔬菜浓汤（La soup au pistou）。但我想在这里分享我在2002年深秋雨季来临时，第一次喝到它的情景和味觉记忆。那是一盆“有原则”的浓汤，大蒜和另一重要搭档罗勒（Basilic）联手，成就堪称普罗旺斯第一蔬菜汤的“罗勒大蒜浓汤”。
相传罗勒来自印度，由一位印度女佣把它带进法国厨房。地中海温暖湿润，阳光普照又通风，罗勒从此在此扎根，成了普罗旺斯餐桌重要的香料。大蒜、罗勒、西红柿和橄榄油，构成汤的底料，与切成条状的南瓜、西葫芦、胡萝卜、洋葱圈、土豆块、西红柿片以及四季豆、扁豆一起炖。如果愿意，还可以加各色面条。
形式上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的蔬菜涮锅，贵州酸汤。其实大不同，区别在火候和时间上。普罗旺斯人对这道汤的处理更接近中国传统烹饪中汤的最高境界——文火靓汤，一定要小火长时间熬。
记得当时我循着香味走进厨房，发现电磁炉的火力被放置在最微弱一挡，已觉饥饿的我悄悄调节到了5挡。很快被主人发现，这个平常看起来非常现代派的摄影师当时有点儿生气，严肃地说：“这不是快餐！”
浓就是这么不急不躁，慢慢熬出来的啊。南部法国人肯定不知道这道汤的中文译名加了个“浓”，这个字加得太贴切了。
熬汤器皿也有讲究。美食配美器，古老东方孔圣人的原则在这里一直就是传统。罗兰的熬汤器皿类似我们盛水仙花那种圆形陶器，里面是天然陶土，不上釉，外层上釉。这器皿具有中国瓦罐和紫砂陶气锅的特质，使用年头越久，经年的美味浸透，熬出的汤味道越醇香。后来得知这些漂亮的蓝、绿、黄彩釉器皿出自瓦洛丽(Vallauris)——一个曾吸引毕加索前去探索“火的艺术”的小城。阿尔集市上就有售卖。
阳光透过普罗旺斯高大并且敞开的窗户无遮掩地照进厨房，在这琉璃般的器皿上折射出深浅变化的色彩，明暗对比的光与阴影，流光溢彩。加进了视觉享受，等待的时光不那么枯燥了，甚至有了悠远意境。
这道汤的另一要诀也体现传统美食的真谛——“吃”的主要材料最好是应季当令、本地种植、采摘不久，新鲜的。蔬菜多半是从露天早市上一一甄选的。普罗旺斯人至今仍偏爱挎着草编篮筐逛传统露天集市，尽管那里的蔬菜价格要比现代化大超市贵，这里的人们愿意，也能够，为生活质量，具体说可能就是一盘蔬菜汤，花上一上午甚至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欧元。
一锅非常有原则的浓汤成就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伊莎贝尔·于佩尔，冒险还没有结束

Mon, 29 Jun 2009 12:01:00 +0400

6月18日，“伊莎贝尔·于佩尔：肖像中的女人”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了开幕仪式，这个两年半前开始于纽约P.S.I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正式亮相中国，此次的影展将会持续一个月。
肖像中的女人
这是一场特殊的摄影展览，亨利·布列松、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爱德华·布巴（Edovard Boubat）、罗妮·霍恩（Roni Horn）等世界级摄影师的作品，穿越了25年的时空间隔，聚集在一处，只因为他们都曾用镜头捕捉着同样一个人——伊莎贝尔·于佩尔。
“这个展览本来就很像是戈达尔的电影，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任何时间的概念，我们只是邀请观众在25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或者，你就把这个展览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相册好了。”策展人杰罗姆·桑斯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眼前的展览。
然而，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却为这个展览写下了这样的注脚:“正因为她是完全不设防的，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脸不仅仅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也证明了其他人的存在。”
面对着120张照片上的自己，于佩尔却向本刊记者强调，展览的一半是关于摄影师的。“20多年了，有剧照，有时尚方面的摄影，也有一些为拍照而拍的照片，甚至有很多不经意被抓拍的瞬间。每一张的照片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我没有刻意当模特，更没有想过要展览，但当人们把这些从不同地方收集来的照片汇合起来，尤其是说要做展览的时候，我才去寻找其中的价值。不同的摄影师留下了完全不同的作品，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性格、习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终于，我意识到，照片只有一半是关于我的，还有一半是关于那些摄影师的。”
在于佩尔看来，展览的意义在于“不同”，也正是由这种“不同”而来的，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冒险感受，成为她爱上摄影、想要分享这些照片的原因。“布列松到我家来拍照，坐在我家的客厅里仅仅15分钟，拍了6张照片，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毫无防备，却感觉到他在用照相机和我交流。还有完全相反的摄影师，比如赫尔穆特·牛顿就有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化妆、灯光，几乎和拍电影的准备一样，但也是他让我明白，不能把所有的面具都看做虚伪。有时候，这是接近真实的另一种方式，我尊重他们的工作，享受冒险中的被动。我始终认为，关键不是自己能被拍得多美，反而是他们如何利用自身的感受超越了我的形象。在照片里，我重视的是自己如何帮助他们抓住他们自己，在照片里，我是一个媒介。”
于是，本刊记者追问影展对于她自己的那一半意义，于佩尔的回答是：“那就算是对于我25年演员生涯的一个总结吧。”
电影中的女人
然而，这位至今也称不上美艳，身材永远娇小玲珑，出道时甚至因为脸上的孩子气和小雀斑而遭争议的法国女人，闪耀在法国电影银幕上的日子，何止是这影展中的25年。
1953年，伊莎贝尔·于佩尔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商人，母亲是英文教师，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投身银幕前，和大多数的巴黎女孩一样，学钢琴学得她牢骚满腹，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个相貌有些平常，看上去又缺乏耐心的女孩，竟如此快就在大银幕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一个永远不会厌倦的人生。
1971年，伊莎贝尔·于佩尔已经与另一个著名的伊莎贝尔合作，她与伊莎贝尔·阿加妮共同主演的《福斯汀和美丽的夏天》至今叫太多影迷无法忘怀。1974年，与怪才导演贝特朗·布里叶以及顶级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让娜·莫罗合作了《圆舞曲女郎》，这部充满青春气息与残酷味道的电影，呼应了整个70年代法国青年人经历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时的精神状态，也成为法国青春片中永不褪色的经典。1977年，于佩尔终于将自己的纯情少女气质与那些混杂其中的躁动叛逆划清了界限，《编织少女》中那个痴情乡下女孩的形象，明了单纯，却终于让她赢尽了法国本国影迷的喜爱，同时也打开了她演艺事业的国际声誉。
但是，于佩尔终究还是于佩尔。1978年，《维奥莱特·诺兹埃尔》中，她首次与克劳德·夏布洛尔合作，就在电影里把自己不安的青春气质再次发挥到了极致，混乱而轻信的情感，偷盗与堕落，欺骗与谋杀，一个极端的问题少女形象，却给这个20岁出头、面带稚气的女孩，迎来人生中第一次“封后”戛纳的殊荣。传说，因为当时的于佩尔实在不像个“影后”，当晚去参加红地毯仪式的时候，电影节的保安还曾百般阻拦，不予放行。可谁又能料到，这个“影后”绝非意外，甚至只不过是她人生中5个影后桂冠的起点（柏林电影节一个，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各两个），这样的成绩，是属于于佩尔的奇迹，时至今日的电影史上，无人能及。
当然，人们更熟知的还是2001年《钢琴教师》为她再次赢得的影后桂冠。杀父杀母的厌世少女（《维奥莱特·诺兹埃尔》中的角色），相隔23年之后，长成了那个在虐恋爱欲中寻找生机的钢琴女教师。法国再一次用自己最重要的电影节的后冠，肯定了于佩尔在电影里展示的冰冷与激情。但这种一贯挑战观众承受能力的角色选择，是否就是属于于佩尔的方式与策略？她自己对于那样残酷的角色，难道存在着一贯而真心的偏好？
于佩尔在接受采访中，却向本刊记者坦言：“观众也许会厌恶那些角色，但是我很喜欢，我确实觉得她们没有什么不好，并且这种喜欢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某种强迫。我演她们，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展示出这些人物身上那种天真的一面，这些人物哪怕再让人无法理解，你也能感到她们身上那种异乎常人的纯真。比如《钢琴教师》里的那个女人，观众很难说完全的认同、喜欢，但是大多数人都免不了去同情。就因为那种人性的困境，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过，或多或少，这就是我想要的，唤起每个人对自己的审视。”
至今，于佩尔演出过的电影，难找到确切数字，四五十部是她对自己电影生涯的估算。这些电影里，从为了身体的欲望而放弃本来优越生活的中产阶级少妇（《情人奴奴》，1980），到戈达尔镜头里虚无涣散的街头妓女（《人人为己》，1980)，值得一提的还有那部探讨严肃女性议题的《女人韵事》（1988），其中那个道德界限模糊，游移在良善与欲念之间，徘徊在丈夫与情人之间终惨遭身首异处结局的女子玛丽，是常被提及的，属于于佩尔的演艺巅峰。
如于佩尔自己所说，对于角色的选择，她百无禁忌：“我选角色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她们可恨的一面，我发现了她们身上的纯真，才把自己投入其中。并且，这是无意识的，我不觉得自己会拒绝某一类的演出，只是必须听从自己的直觉。我并不担心，无论是30年前还很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我都这样认为，这些人物或许看上去是比较弱小的、脆弱的，但是她们也用自己的脆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你可以说我的判断不是在寻常的逻辑之下（笑），至少，这些人对于我而言，绝对不是弱势的一方，我尊重她们，也能够认同她们。”
但是，那直觉的依据与源头来自哪里？于佩尔回答本刊记者的，却是导演的存在和意义：“决定演出一部电影用什么标准呢？主要还是导演，我觉得导演就是以什么看法把故事传递给观众的那个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我还是会从自己究竟有多么认同这个导演的态度，来决定究竟要不要演一部戏。或者还有一些导演，他的才华让你很自然地想要跟着他走，比如戈达尔，他的灵感那么独特，我在他的作品中已经认识到这个人的特殊，于是我会义无反顾地想去和他拍电影。因为你知道，我希望碰到他们最深的地方，因为这也能让我碰到自己最深的地方。”
于佩尔很愿意承认自己最大的幸运来自于从出道初始，与那么多优秀而杰出的电影导演的合作经历。“那些充满才华与理想的导演在开始一部心血之作的时候，能想到说：‘就要伊莎贝尔·于佩尔来演出吧。’这真让我感到满足。所以我愿意一部接着一部地拍下去，这是一种丰富自己人生的过程。比如，和戈达尔合作时，你能感到他能深透地理解人，似乎能把人一眼看穿。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位艺术家，你知道，这才是让我跟着他的感觉走下去的动力。别的很多导演也一样，我相信这是做演员的根本的乐趣。”
关于电影，于佩尔所谈及的，无论影片还是导演，全部是关于法国的。但有趣的是，眼前的她却流利地讲着法国人中难寻的标准美音，其实，如果去翻看她那长长的作品年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美国电影，分外显眼。
其实，于佩尔在好莱坞拍电影的经历开始得很早，1980年，与美国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合作《Heaven's Gate》，耗资巨大（4000万美元），票房惨淡，被指为“灾难性巨片”，也是历史悠久的联艺公司倒闭的导火索。
之后，于佩尔和美国电影之间始终若即若离。“我确实很早就去了好莱坞，《Heaven's Gate》在票房上很失败，但是你知道，那是一部至今能留在他们电影史上的作品。虽然在制作上，这部电影很像是好莱坞的大片，在当时有很惊人的预算，但特殊之处在于它确实也是一部艺术电影，有很多导演个人的追求和理想。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好莱坞电影看成那种绝对的样子，和任何事物一样，它也是丰富的。”
那么，为何在这之后的近30年里，成功征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于佩尔，与好莱坞，那个世界上最能制造声誉与影响力的工厂，保持着如此的距离？难道正是她用自己的“标准”阻碍了通往好莱坞的道路？
“不是我对于美国的导演有什么特殊要求，反而是我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机会去尝试拍美国电影。其实你知道，对欧洲的女演员来说，去美国拍电影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反而，如果有机会尝试到亚洲拍片，这才非常令人兴奋。比如我很期待到中国来拍电影，这不是出于我们对于美国电影的歧视，只是对于成长在欧洲的电影人而言，最近的这15年，有趣的事情，电影界的新鲜感都来自法国的东面（亚洲），而不是西面（美国）。”于佩尔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做评审团主席的女人
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在伊莎贝尔·于佩尔的作品年表里，进入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就有16部之多，这个数字，绝对无人能及。并且，至今，整个世界也只有4位演员曾两次摘得戛纳最佳演员头衔，她是其中之一。然而，就在两个多星期前，她又成为戛纳电影节62年历史上，第4位女性评审团主席，之前的3位是丽芙·乌尔曼，让娜·莫罗，以及作家萨冈。
于佩尔却告诉本刊记者，做主席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受，是自然而然的工作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她说起在赶赴小城戛纳之前，还和自己的大女儿洛莉塔合作了一部新的喜剧，“最大的快乐，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舞台上，一下子就看到那么多新鲜丰富的电影”。
于是，更难把那些在这一个月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或“裙带”或“专制”的主席风格之说，和眼前这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终于还是把那个问题抛给她，把最佳导演的金棕榈奖颁给迈克尔·哈内克，这样的决定，非议总是难免（为于佩尔再次赢得戛纳“影后”的就是由迈克尔·哈内克执导的电影），只是，在她的心里，究竟有没有过犹豫的瞬间？
于佩尔的回答却大方而幽默：“我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想到了，确实真该考虑一下（笑）。你知道，这毕竟是绝大多数评审的意见，况且，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因非议而强迫自己不去喜欢这部电影。”
于佩尔强调，迈克尔·哈内克对她的意义不仅是让自己再次封后的《钢琴教师》，在她心里，他确实是优秀而出众的导演之一。“我喜欢他的很多作品，并且非常幸运的是，在《钢琴教师》后，我们又合作了另一部电影《狼族的时代》（The Time of the Wolf，2003），讲的是和世界末日相关的话题，这让我更坚信他就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他的作品中总找得到一种严谨，因为他永远只给观众看到那些他们应该看到的，并且在电影美学方面，也呈现得与众不同，精确的调度，画面中的隐喻，他懂得那些电影中快感的秘诀。”
于是，也很想听听她的“后戛纳”感受，她这样回答：“很多人说以前的电影更好，现在处于如何的危险中，我始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以我们法国电影来说，至今在丰富性上保持得很好。似乎也确实越来越有这样一种现象，那种有风险的复杂的比较有理想的电影似乎比从前难了一点，但总的说，我觉得变化不大。比如更多的电影人看到，那种充满个人创意的电影，也就是我们说的艺术电影，对于法国电影体系而言，反而具有更好的出口性。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至少在欧洲，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状况。但是，我还是不想分什么艺术电影、商业电影，我只把电影分成‘好电影’和‘糟糕的电影’，做‘好电影’一直都是比较难的，不是么？”
或许因为如今身在中国，于佩尔时常把中国挂在嘴边，她说，很高兴在今年把最佳剧本奖颁给了中国影片《春风沉醉的夜晚》，“原因在于，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非常现实的、充满当代意味的电影，非常的城市化，这是我在之前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中国导演能这样直接地去描述当代城市生活”。
谈及中国电影，于佩尔也说，遗憾的是，没有机会看到足够多的反映中国当下的影片：“《小武》、《十七岁单车》都是我在巴黎看到并且印象颇深的中国电影，真的很享受，贾樟柯、王小帅，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希望在今后能看到更多具有当代性的中国电影，也希望能在中国，有与他们合作的机会。”■

通胀幻象

Mon, 29 Jun 2009 12:00:58 +0400

尽管全球经济仍在底部徘徊，物价指数依然负增长，但是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已经相当强烈，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到股市、楼市的上涨，背后都有通胀预期的推动。
通胀预期的源头来自各国央行对货币体系的开闸放水，当大量资金充斥市场后，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将来的货币贬值会带来通货膨胀。国际大宗商品最先对此做出反应，黄金价格逼近1000美元，国际油价突破70美元，有色金属和农产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在国内市场，今年的股市和楼市持续坚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通货膨胀的预期所支撑。
如果按照弗里德曼广为人知的理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在目前全球滥发货币的背景下，通胀预期强烈上升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不过，货币因素仅仅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是并不充分，产能供需因素同样决定了通货膨胀的程度。就目前看，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依然严峻，短期内并不支持通货膨胀。换而言之，如果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商品，那么目前的局面是过多的钱追逐过多的商品。全球央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制造了通胀预期，但通胀预期还很难迅速变为现实。
即使从货币层面来看，目前的大规模信贷投放也未必就必然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否发生和未来经济复苏的步伐相关。如果经济复苏并不明显，而银行体系依然开闸放水，那么大量资金并不能进入实体经济，从而会推高物价指数，并带来通货膨胀，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滞涨”。如果信贷的大规模投放伴随经济复苏，那么，即使物价指数上涨，也是属于温和健康的上涨，和通货膨胀无关。
货币投放过多是否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学上通常这样来判断：如果一国货币的供应量的增长率显著大于其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之和，那么出现通货膨胀的概率会比较高。换成具体指标，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是否显著大于GDP和CPI（或者GDP平减指数）之和。以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M2的增速为25%，GDP的增速是6.1%，CPI为-1%，M2增速超过后二者之和高达20%，这说明出现了大量的货币剩余，流动性的充裕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是在正常的经济周期，这样的流动性必然已经带来通货膨胀，但是由于正处经济低迷时期，通货膨胀并没有爆发，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股市和楼市的上涨。
今年一季度的流动性泛滥不可能持续。首先是银行在年初突击放贷，已经基本完成全年的信贷指标，下半年会精选一些回报率较高的项目，而不再以量取胜。按照去年底国务院确定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也就是M2增速为17%。今年前5个月，货币供应量明显超速，1～5月份，M2增速分别为18.79%、20.48%、25.51%、25.9%和25.74%。新增贷款已经基本完成全年指标的背景下，下半年的M2增速势必会呈现下降趋势。事实上，M2在4月份达到25.9%的高点之后，从5月份开始已经有所下降，而M1的增速明显加快，这说明实体经济开始加速消化货币供应，这将大大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一季度的流动性泛滥，下半年将很难复制。
另外，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货币投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有其特殊性。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就曾经提出一个“中国之谜”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增速远远超过GDP，但是中国的物价水平却基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金融体系释放出来的货币似乎很大部分都消失了。学者们对“中国之谜”给出了多种解释，比如中国的实际GDP被低估，货币流动速度以及被动储蓄等等因素。不过无论具体原因何在，对中国经济而言，除了在少数个别经济过热的年份之外，“麦金农现象”基本上已成常态，对于现在尚处低谷的中国经济，仅仅通过货币投放量来断言通货膨胀，理由并不充分。
今年5月份，国内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1.4%，这也是年内的连续第三个月负增长，1～5月的CPI也是负增长0.9%。至于下半年的CPI是否会突然上升，甚至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通过和去年的CPI水平进行同比来进行判断。去年6～11月的CPI保持在4%～7.1%的高水平线上，只有到了11月和12月，CPI才突然分别下降到2.4%和1.2%，以此看，在去年同期的高水平线上，今年下半年的CPI水平依然会保持下降趋势，第四季度将可能出现正增长。如果眼光再放长远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的低基数上，2010年上半年的CPI有可能出现快速反弹，但是距离通货膨胀还是非常遥远。
今年CPI的走低并不仅是翘尾因素的影响，新增因素同样“功不可没”。在5月份的CPI构成中，食品价格下降0.6%，非食品价格下降1.7%。从食品价格看，尽管粮食和鲜菜价格上涨较快，但由于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15.5%，尤其是猪肉价格下降32%，使得食品价格下降了0.6%。由于去年同期的猪肉价格较高，加之目前甲型H1N1流感还在呈扩大趋势，猪肉价格短期之内反弹无望，和2007年猪肉价格拉高CPI正好相反，现在的猪肉价格则将拉低CPI水平。从非食品因素看，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4.8%，交通、通信以及衣着等下降2.3%，这使得5月份的非食品价格下降1.7%。
今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降幅更为惊人，由于经济低迷的原因，PPI同比下降幅度远远超过CPI，今年5月份下降7.2%，1～5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5%。同样基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水平，国内PPI价格的下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第四季度，PPI的走低也大大减轻了CPI的上涨压力。
从国际市场看，基于美元贬值的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可能会通过拉升PPI的方式传导至CPI，这种传导路径的确有发生的可能，不过以现在的国际经济状况来看，也存在很多变数。虽然很多人都预言将来美元会贬值，但是否真会贬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美元的走势存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博弈，尽管美联储滥发货币从理论上来说会导致美元贬值，但这终究只是影响美元的一个因素。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全球资金的避险需求、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乃至投机资金的炒作等等，都在不同层面影响美元的走向。
尽管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表示对美元没有信心，甚至一些美元储备大国声称考虑减持美元，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美元的出现，因为这将对本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美元贬值带来的外汇储备缩水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影响，弱势美元会直接影响出口，使得外需进一步萎缩，对本国经济复苏带来第二波冲击。去年第四季度，美国次贷危机演绎到最高潮，全球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中，但是美元并没有因美国经济的衰退而走弱，由于避险资金选择美元作为避风港，美元反而成为最坚挺的货币。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元在这段时间的坚挺，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需的进一步恶化。随着全球经济见底并且开始复苏，以前选择美元作为避风港的资金开始转而追逐高风险投资，在今年二季度，美元反而随着经济复苏而走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元储备大国们声称减持美元，其实更多只是一种姿态，原本已经弱势的美元如果再遭大规模抛售，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综合种种因素看，未来美元的走势存在各种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基于美元贬值预期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以现在全球经济的复苏程度来看，也不支撑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势必会扼杀世界经济的复苏苗头，从而也会减少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进而使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势最终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得一个平衡，不太可能出现商品价格单边上涨的局面。
尽管通货膨胀距离现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由于通胀预期的存在，通胀题材成为今年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黄金、煤炭、有色金属等板块的涨幅远远超过市场平均水平。某种意义上说，投资或者投机是一场在预期和现实之间套利的活动。如果大多数人预期通胀即将到来，那么股市上的通胀概念股也会迎风而动，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给投资者提供实实在在的盈利机会，不过，如果通胀预期并未成为现实，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总是会提前一步兑现利润。■

未来20年仍需提高传统能源能效

Mon, 29 Jun 2009 12:00:57 +0400

——专访西门子东北亚区能源业务领域总裁马德
“中国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而目前中国煤炭发电平均效率只有35%，如果使用更多的先进技术，这一效率有望提高到50%甚至更高。”马德认为，在化石能源占主要比重的今天，提高传统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同等重要。
“2010年世界能源需求量将达105.99亿吨油当量，2020年达128.89亿吨油当量，2025年达136.50亿吨油当量，年均增长率为1.2%。”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这样显示。这一态势使得全球新能源的投资迅速增长：2006年为709亿美元，2007年约为850亿美元。亚洲、中东和中南美洲等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比例持续增长的地区，更是对新能源不吝投资。同时，全球许多领域的领先企业都在关注新能源的发展。近日西门子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旭德（Peter Loescher）预测：“经济低迷结束时，政府将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环保项目与技术方面投入巨资，从而激发新一波全球工业化浪潮。”他认为，西门子将从政府扩大绿色科技支出的计划中获益。
罗旭德一直认为，可再生能源是西门子的一个关键增长领域。今年6月初西门子以约25%的股份加入BGZ股份公司未来能源公司（BGZ AG），这是一家位于德国胡苏姆（Husum），致力于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质能电站等再生能源发展的公司。毋庸置疑的是，西门子的业务正在向能源环保方向倾斜。而在中国，西门子中国首家风机设备制造厂——西门子风力发电叶片(上海)有限公司5月刚刚破土动工，正式进军中国风电市场。西门子东北亚区首席执行官、西门子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郝睿强的期望是：在2011年把风机设备制造产能翻三番，成为世界前三大风机制造企业。今年2月，西门子再次追加在华投资13.5亿元，主要用于在未来3年内扩大在可替代能源领域的生产规模。此前，西门子已在2006年底承诺将100万元在华中期投资中的50万元，投入与节能环保相关的技术创新领域。西门子中国“到2010年，西门子在华订单40%来自与节能环保相关的业务结合”的整体目标从未变过。“中国是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的市场。”罗旭德一直这么强调。由此，对中国的追加投资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西门子对中国能源市场做何判断，是否会一股脑儿地将资金和精力砸向新能源？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西门子东北亚区能源业务领域总裁、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能源业务领域总裁马德（Andreas Matthe），他认为，实现可持续能源供应一方面要优化能源结构，风能等新能源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固然重要，而且会和已有的发电厂平行发展，但同时，在整个能源转换链，包括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过程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也非常重要，因为煤炭等传统能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占中国能源较大比重。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未来能源发展的趋势是怎样的，能源生产结构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马德：2008年全球能源发展中，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占68%，包括天然气、石油和煤炭；核能占13%；水力发电占15%；还有3%是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预计在今后20年，能源消费将会增长，能源生产也会增长，而能源生产结构也会改变。化石能源当然还是主力，但是比重会从68%下降到60%；核能的情况大概还是不变。总体来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会从3%上升到14%。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样看中国现在的能源发展现状？
马德：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和生产国，特别是中国近几年在能源方面的发展已经带来极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能源消费都在急剧增长，比如2001至2004年，能源消费每年的增长超过10%。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主要是以煤炭为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GOP能耗是他们的4倍，这与中国的工业结构相关，也与中国能源生产结构相关。中国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和全球发展趋势类似，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还是会占主要的比重，之后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的比重将会上升。要实现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合理的能源结构特别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那对中国来说，可以采用哪些手段来实现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马德：首先，最基本的这些电力应该是来自于高效、环保的燃煤发电厂、核电站以及水电站。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热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此外还要有针对高峰用电时期的解决方案，例如燃气联合循环发电厂，此类电厂启动快，可以保证电力供应。在我看来，实现可持续能源的供应主要有三点：首先是优化能源的结构，要平衡好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其他能源形式等等的组成；其次是在整个能源转换链，包括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过程中，提高能源效率；最后就是智能电网，也就是在整个能源的生产、传输和使用方面实现智能化的管理。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您提到，虽然中国近几年新能源发展迅速，但因化石能源等传统能源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将占中国能源较大比重，所以不能忽视对传统能源能效的提高，西门子对此开发了哪些应用？
马德：我举部分领域我们的应用来说明。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运输和加工过程中，例如海上钻井平台、炼油以及管道传输方面，通过使用我们的电气产品，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0%。我们同时可以提高发电厂效率，我们的联合循环电厂效率可达创纪录的60%，或者是对现有燃煤电厂进行升级改造以提高效率。在火力发电领域，1992年我们将燃煤电厂效率提高至约42%，现在已经达到约47%，我们的目标是将燃煤电厂效率提高到50%以上。而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厂的效率从1992年的52%提高到了60%以上，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到63%。在电力传输方面，使用我们的特高压传输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电力传输电网的输电效率。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能源开发和提高能源效率这两方面，西门子的侧重点在哪里？
马德：我认为两方面都要重视。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可再生能源，包括水力发电、风能以及核能；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大概有70%的能源都来自于燃煤电厂，同时煤炭供应量还是可以保证的，在中国不可能完全脱离煤电，因此在中国未来煤电还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提高燃煤电厂的效率以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燃煤电厂，大力发展大型燃煤发电机组，例如百万千瓦级机组，同时关闭一些小火电。这样做，一方面提高了效率，一方面也更利于环保。而且在煤炭发电的效率提高方面潜力很大，现在的平均效率可能是35%，如果使用更多的先进技术，效率很有可能会被提升到50%甚至更高。提高煤炭发电的效率，特别是帮助现有的发电厂提高他们的效率，可以说是我们提高整体能源效率非常便捷而且迅速的途径。
三联生活周刊：有分析师表示，风电的前景好过太阳能，因为其发电和建设成本要低三到四成。西门子有什么具体的关于风电的案例？
马德：海上风电拥有非常大的潜力，尤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区域，装机潜力达到约70吉瓦，而现在，仅建设了1.5%的项目。西门子是海上风电的领军人物，参与了众多海上风场项目的建设。西门子近期获得重大订单，参与建设位于英国附近的世界最大海上风场项目，该风场将安装175台西门子3.6兆瓦风电机组，装机容量为630兆瓦，还有可能被扩展到1000兆瓦。也就是说，建成后可以满足大伦敦地区约75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相当于大伦敦地区家庭总数的1/4。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风能市场对西门子意味着什么？
马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风能市场，而且还将继续高速发展，并且有很多大项目正在筹备和建设。而说到海上风力发电，为保证风电场的正常运行，风电设备的可靠性和效率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在陆地上的风电场，如有什么故障，可以开着车进入检测，但是在海上，不可能轻易把一艘船开到海上检修你的设备，比如说当风浪高达10米时。因此，海上风力发电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的客户希望找到拥有最先进技术、最丰富经验以及最高质量的供应商。刚才我也谈到，我们是海上风力发电领域的领导者，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参与中国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5月西门子风力发电叶片有限公司在上海奠基，这个工厂什么时候投入生产？它在西门子全球风电链条上又将起怎样的作用？外资在中国风能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马德：我们对这家工厂的初期投资为5.81亿元，计划在2010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营，借此加强西门子在中国风能领域的业务。在整个风电设备领域，我们的制造厂遍布世界，在丹麦、美国都有自己的工厂。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风电设备市场，我们在中国建厂，不仅希望为中国客户提供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将来还会出口到亚洲其他地区。需要强调的是，上海制造厂使用的技术、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与其他地区的工厂是一样的。
在风能市场，本土公司占了很大的比例，为60%～70%。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客户肯定是要选择最优质、最可靠的解决方案，以及最优质的标准和质量，所以他们希望找一个拥有全球经验的合作伙伴，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生命=水+熔岩

Mon, 29 Jun 2009 12:00:56 +0400

目前，天文学界寻找地外生命的尝试主要着眼于一个关键标准：水。科学家认为，只要在行星表面有液态水的存在，就可能存在生命。然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行星学家罗瑞·巴尼斯却不这么看。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通讯》上，巴尼斯指出，火山活动是与液态水同等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地球的早期历史中，火山喷发将地底深处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带到地表，创造出支持光合作用的环境条件，才有了今天生机勃勃的地球。火山活动过少如火星，或是火山活动过多如木星，都不足以满足生命进化的要求。巴尼斯表示，按照这一标准，一度认为极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GJ581d，由于数据显示其潮汐引力还不足以引发足够多的火山活动，或许应当从寻找ET的备选名单中排除。■

出租车司机“杀手”

Mon, 29 Jun 2009 12:00:54 +0400

这个题目是我的外号，一直跟了我快10年。现在生活在广州，大部分时候是老公或司机接送，有时候自己去坐地铁，坐出租车的概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但是我还是曾经创下一个月连续投诉三单的“纪录”。
第一次：头一天晚上我从同样的地方打车回家，计价器显示是15元。第二天晚上我还是从同样的地方打车回家，计价器显示是25元。我平静地对司机说：“虽然我不认识路，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绕了路的。咱们商量一下，要么您收我15元，要么您按照计价器上的金额收，并且给我发票，然后明天等我的投诉。”司机看了我一眼：“算了。我收你20元吧。”我当然不肯，依旧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全额付给了他。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第二天早上来亲自道歉，并且全额退还了我的车费。
第二次：上车之前我专门打电话问了朋友，打车从某某处到某某处大概多少钱。他告诉我25元左右，结果到达目的地显示30元。于是我们又开始争执。他见我操着一口“京腔”，就开始用粤语嘟囔类似的话说：“外地佬坐不起出租车就不要坐……”在路边和他理论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想搭这辆车，而这个司机继续用广东话和那几个欲上车的乘客骂我，其中的内容包含生殖器等。于是我告诉他：“我会听广东话，就算没有绕路，你也应该是向我解释，而不是辱骂我，鉴于你这样的服务态度，我会投诉你。”而这位司机的回答是：“尽管去，我还想看看你个黄毛丫头有本事……”于是我就很听他话的，再次投诉了。第三天，他在公司领导陪同下，亲自上门道歉，还拎来了一个果篮。
第三次：司机是个北方人。我发现他只要在红灯或者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就捧着一本貌似武侠小说的书在看，有好几次是在我的催促下才发现变了灯。然后我就好言对他说：“师傅，您能专心开车不要看书么？这样很危险啊。”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下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他继续捧起自己的小说。于是我也不打算再和他废话下去了。但是在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发现他拐错了弯，提醒了之后他也意识到了，还小声咒骂了一句我没有听清的话，于是我在后座上开始刻薄起来：“您怎么不接着看小说了啊？继续看啊，看着看着就不会拐错了啊……”“你‘二百五’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操你妈的……”这是司机的回答。于是我马上闭嘴，下车时要了他的发票，临关车门前我对他说：“既然你说我是‘二百五’，又出言问候了我的母亲，我想你早上起床可能忘记刷牙了，那么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二百五’。”之后扬长而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坚持不懈投诉这个公司和这个司机，最后的结果是：他除了亲自向我道歉之外，还写了检查并且停职学习3个月。
这仅仅是广州遇到的和出租车司机“交战”的实录。而过去在南京工作的时候，我曾经也遇到过更加“彪悍”的司机，也是绕路被我发现后，他一路脏话连篇，最后居然说：“我一天十几个小时关在这个小笼子里，杀人的心都有！”哇——难道我是“厦大”毕业的？您倒是杀一个人我看看啊，当然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我投诉了他，他向我道歉赔偿车费。
还有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也不是绕路，而是——忘记了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概是说：“如果一个飞行员一边打电话和他老婆吵架，一边驾驶飞机，请问你敢坐他开的飞机么？同理，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么做？”而我认为，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被动的忍受：当你要求他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接电话、不要在车里抽烟、扣上安全带再开车、把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点……你得到的答复大部分时候除了白眼之外就是诸多借口：“我开了20年车了，接个两分钟的电话怎么了？我在车里闷了十几个小时抽半根烟怎么了？我也在这辆车上，你怕我不扣安全带会开到河里去啊？我习惯了每天这个时候听这个台的评书节目的……”
请问：难道这些出租车司机在上岗的时候真的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么？作为乘客，从我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我付的车费，不仅是里程数，我还买了你的服务你的环境以及你对待乘客的态度。
当然，所谓出租车司机“杀手”还有另一个意义。过去我在电台工作了很多年，很多夜班司机是我的忠实听众。最难忘的是最后一次在电台直播：一个不肯留下姓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要走了，我不对你说再见了，感谢你这么多年熬夜陪伴我们，我也不想对你说谢谢了，按一按喇叭对你表示敬意吧。然后我就通过耳机听到了几十辆同时响起的汽车喇叭声，在漆黑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响亮。我承认，当时我哭了，这是多少工资奖金都换不回来的自豪，这代表了一座城市对我的肯定，所以不知道从这个程度上说，我是不是依旧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杀手”？不仅是半年投诉超过10次，而很多很多司机，我也曾经用自己的声音温暖感染以及“杀死”他们的心……■

麦田里的浪费

Mon, 29 Jun 2009 12:00:53 +0400

麦收时节，本想回老家帮助收麦，可赶回家时地里的麦子已经收完。家人告诉我，如今收麦子，只要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地头，一大片麦子随着收割机呼隆呼隆过去就完，收完一个村的麦子，也不过两三天。更让人振奋的是，前面收割机刚开走，后面播种机就可以进田种玉米，用不了多长时间，夏种就忙完了。
可到地里一看，却吃惊地发现，已经种上玉米的麦田里，有不少麦穗掉在地上，还有一些麦穗连同麦秆长在地里。我问一位老乡，没人拾麦子吗？老乡说，天气这么热，人又这么忙，谁还顾得上拾麦子？收割机割完麦子，年轻人就该继续打工去了。听完老乡的话，忽然想起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一首儿歌：“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在我的小学时代，每年收麦的时候，我们都是拾麦穗的主力军，在老师带领下，撒欢一样地扑向麦田，争着抢着去拾麦穗，不光接受了劳动教育，也给童年带来了很多欢乐。如今的麦田里，有很多收割机无法收割的麦子还掉在地上，老乡估算一亩地少说也有二三十斤麦穗，以一个村、一个县计算，损失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
一方面国家在想方设法鼓励农民多种粮，另一方面原本最知道劳动艰辛也最懂得珍惜粮食的农民也开始不愿为麦穗弯腰。保证粮食安全，增产之外更要避免浪费，“颗粒归仓”不是个小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石家庄李自远

南京老城保卫

Mon, 29 Jun 2009 12:00:52 +0400

近日，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省作协等机构的29位专家学者联名向江苏省委、国家文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发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函》，要求停止拆除南京老城南。同样的“集体上书”曾发生在2006年10月2日，南京及全国16位著名学者上书中央，吁请保护南京硕果仅存的明清历史街区老城南。最终，在温总理的干预下拆除暂告停止。然而，仅仅过了3年，拆除卷土重来。
他们在呼吁信中写道：“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惨遭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为代表的老街区被拆毁殆尽，用于建设‘总部会所’及‘独栋公寓’；在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用于建造‘假古董’；在三条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寿山故居被擅自拆迁改造，用于打造高档‘会所’；在中华门东，多处明清文保建筑连遭人为纵火，地块用于房地产开发；在三山街，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在‘危改’中消失……”
原来，拆“文化”是为了搞“开发”，这次规模空前的毁灭性拆迁，是假“改造危旧房”、“加快扩大内需”之名，在所谓“合法程序”下公然进行。
6月5日，北京的调查组来了，要求“立即停止国家文保单位甘熙故居周边拆迁工作，拆迁人员撤离现场。周边建设、规划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报经城乡建设部批准”。市府有关部门也爽快表示：“既然老城南改造争议大，那就放慢或者暂停。”这是缓兵之计，还是知错必改？人们仍放心不下。历时3年多的老城南文化保卫战证明，专家学者走出书斋，以道德良知和学术声誉拼力抗争时，总能收获部分或全部的正义。但如果知识和道义的力量，屡在地方权力面前碰壁，只能靠信访直达中央拨云见日，那一定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状态。
南京林培

移民补贴转移

Mon, 29 Jun 2009 12:00:50 +0400

5月的一天晚上，我给老家去电话问候家人，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他今天去了镇政府，因为省移民部门有人下来了解移民补贴的落实情况。他说，国家每年给移民和库区当事人后期直补500元，保持20年不变。这政策也惠及当事人的子女和配偶，但落实下来的情况却是子女和配偶的补贴提前就被镇上的领导给做工作打了招呼，要用于“村村通”建设。那天，父亲和很多库区移民代表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跟移民部门领导说的，他们的家属也是这样说——家属每年的500元补助作为自助资金用于地方公用设施建设，且表明态度是心甘情愿的。上面下来的移民部门领导问了一些移民款项落实的情况，这移民补贴审核就过关了。
我们老家的库区建设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大部分选择的是后靠农村和投奔亲戚移民。十堰作为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的库源地及水源生态保护地，受惠于这两项，国家从2006年开始对区域内的库区移民进行补贴。补贴落实中，地方政府对其所作所为给的理由也颇为“充分”，就是在修建水库原址出生的人享受每年的库区补贴，不在库区原址出生的家属和配偶的移民补贴均自动被地方政府自行转移用于地方建设。
查阅有关“南水北调”的网站和报道，移民补贴由国家、省里补贴和移民投入每人每年直补600元，但在十堰的一些地方，却降为500元，且配偶和孩子的补贴还要自动转成地方公用设施建设经费。作为惠及百姓的地方建设，让百姓出一点建设资金本没有什么，但让人疑惑的是，将体现国家对库区移民关爱的补贴就这么打了折扣自行转移成地方公用建设资金，是否有违国家意志？
上海旅行者

高校里的心理问题

Mon, 29 Jun 2009 12:00:49 +0400

这几年我一直在带一门心理学的专业课，用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公开教材。每次开课都郑重提醒学生别对每个章节后面所附的所谓心理测试太感兴趣，因为它不科学。原因很明显，你如果认真对待就发现经常找不到自己的答案——它本来就是照搬国外的测试题，当然就水土不服了。其实还有一个更让我担心的，这些孩子正处在易变敏感的时期，过去的受教育经历让他们习惯了以成绩判别自己，本来出于好玩做这种题，可是结果出来还是会很影响对自己的认定。典型的没事找事。
学期中间，偶尔知道全校各班级竟然都设有心理代表，其职责就是随时发现班里同学的心理异常，上报，然后消除。这消息让我愕然，因此又想起自己和几个同事的职责：要对几个被挑出来的同学进行心理辅导。我们的工作就是可以连人都不见，填出几张谈话表就行了。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带过的学生，没见到过有什么失常的地方，打听后被告知每个班都有名额，而这些被挑出来的不是家庭穷困，就是父母离异等等。看来明显是他们被认为更具备失常的理由，这情况曾让我们很惶恐，因为知道如果自己仅因为这样的原因就被不打招呼地划进异类，心里会有多愤怒。
更荒唐的是，我后来知道了学校竟然就用我的课本上的一套题测试了全校学生的精神状态，而且按照那套题的要求，分值在多少层次上的同学要接受学生管理室老师一对一的辅导。其实就我校学生的心理状态而言，并没出什么大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就别这样胡折腾了。
西安一教师

欧洲豪门的末端市场

Mon, 29 Jun 2009 12:00:48 +0400

在最近的这个国际比赛日，朝鲜队杀进了南非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中国在此前后，接待了穆里尼奥、温格、查尔顿爵士，还将接待曼联、国际米兰、拉齐奥、热刺、赫尔城和西汉姆联队。
6月7日，穆里尼奥来到北京朝阳公园外的国际米兰专卖店，店外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国米球迷，他们祝贺这个疯狂的教练夺得了意大利甲级联赛的第一个冠军，也期待着国际米兰和拉齐奥在“鸟巢”的“意大利超级杯”比赛。这是奥运会结束一周年后，“鸟巢”迎来的首场比赛。但穆里尼奥显然对“意甲冠军”的成绩并不满意，他说：“在冠军杯上，我们表现不佳，这也是我决定继续待在国际米兰的原因之一。我在国际米兰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提到了欧洲冠军杯的“四强”：“曼联、切尔西、利物浦和巴塞罗那这样的球队，他们拥有高水平的队员，而且这些队员大都已经在一起踢了三四年的球，国际米兰是一支年轻的球队。”
在赛季结束之后，国际米兰并不平静，队内的核心人物伊布拉希莫维奇盘算着要去别的俱乐部踢球，国际米兰俱乐部首席执行官埃内斯托·保利罗在接受意大利报纸采访的时候说：“想要伊布的人大可带他走，不过一定是在付出了适当价钱的基础上。他的价值应该高于卡卡，和C.罗纳尔多不相上下。”这是一个明确的要价，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下简称“皇马”）引进了卡卡，转会金额是6500万欧元，他们购买C罗的报价是8000万英镑，也就是9400万欧元。此前的世界转会身价纪录是齐达内的7600万欧元，但在今年夏天，C罗和卡卡分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和第三昂贵的球员。
面对国际米兰针对伊布的明确要价，巴塞罗那的顾问克鲁伊夫表示：“巴塞罗那肯定不会付皇马所掏出的那种价钱。”他说，巴萨和皇马的哲学完全不同，巴萨重视自己的青年队，而皇马用钱来购买球员。他对C罗接近1亿欧元的身价也不以为然：“没人值这么多钱，我不赞同他们这么花钱的方式。一家俱乐部这么干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俱乐部也会这么做。曼联得到了一大笔钱，但失去了一位重要球员，要想取代C罗，他们就得花钱去寻找替代品。”
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主导了世界上最贵的4桩球员交易，他要打造第二支“银河舰队”，明年的冠军杯决赛在皇马主场伯纳乌举行，他希望皇马能进入决赛。相比其他俱乐部，皇马有一个大把花钱的优势——他们是会员制俱乐部，类似于“一个社会和政治力量雄厚的公众信托机构”，这就意味着球队的贷款限额大大超出其他球队，购买卡卡和C罗的现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桑坦德银行。此外，皇马可以单独出售转播合同，他们2006年与一家西班牙企业签署了7个赛季总价值高达15.4亿美元的转播合同，每赛季2.2亿美元，比曼联的比赛转播收益多出了一倍。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2007～2008赛季，皇马的收入达到4.78亿美元，比排名第二的曼联队多5740万美元。皇马和巴萨的“会员制”形式，让他们在西班牙联赛中长期占据霸主地位，马德里竞技俱乐部的主席塞雷佐就明确指出，皇马和巴塞罗那应该废除会员制，转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制。
然而，会员制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制、家族产业，这些足球背后的经济模式的区分并不那么重要，国际米兰、皇马、曼联这些欧洲豪门俱乐部的经营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曼联主帅弗格森爵士对皇马向来不客气，他说过“我们怎么能和这样一群暴徒谈生意呢？我们连一个病毒也不会卖给他们”，但弗爵爷已经将曼联的3个“非卖品”卖给了皇马——贝克汉姆、范尼、C罗。弗爵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每次出售掉一个“非卖品”都能迅速找到“替代品”，C罗2003年来到曼联是接替贝克汉姆留下的7号，当时他年仅18岁，身价是1224万英镑，这个价钱对年轻球员来说已经非常之高。以金钱为诱饵，从小俱乐部挖掘青少年球员，这是弗格森的惯用手段，他曾经从曼城青年队中挖过吉格斯和巴特。但这位弗爵爷和皇马的那位弗洛伦蒂诺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他尊重足球传统，对于足球被“娱乐产业化”的趋势非常不满。然而，曼联从公司上市、被美国富翁收购到开拓海外市场，其经营之道处处堪称欧洲豪门的“楷模”。
1991年，老特拉福德球票价格还维持在6到7.5英镑之间，球场仍然有2万个站席，每张站票只需要4英镑。到了2004～2005赛季，平均坐席票价接近40英镑，6坐席的豪华包厢全赛季票价接近4万英镑，8坐席豪华包厢价格更超过了6万英镑。曼彻斯特这座老工业城市拥有的这支足球队曾经是当地人的骄傲，弗格森也不断要求他的弟子们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足球之中，但这支球队早已不再单纯服务于当地劳工阶层的球迷，更多来自曼彻斯特之外、能负担起昂贵季票的球迷占据了老特拉福德球场越来越多的坐席，2007～2008赛季，现场观众中外地球迷与本地球迷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1。
服务于更多的球迷，这是联赛和俱乐部的共识，但再大的球场也只能容纳7万人左右，更多的人是通过电视观看比赛，因此，英超联赛在电视转播方面可谓煞费苦心。1992年英超联赛创立，天空电视台介入，为照顾亚洲地区的观众，比赛时间被分割，周六的中午12时15分或者下午的17时15分，周日的13时30分或16时5分，都可以开球，这样所有的比赛都能被转播。
弗洛伦蒂诺对这个“开球时间安排”给予高度重视，他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开球时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你不能只考虑本国球迷，你要考虑所有大洲的观众，英超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在亚洲，英超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联赛。”尽管英超球队对在中午比赛向来颇多抱怨，但弗洛伦蒂诺却把利益放到了第一位，他希望西甲比赛能像英超那样被安排在13点、15点或17点进行。而西甲联赛为照顾西班牙人懒散的生活习惯，一直将开球时间安排在17点、19点甚至晚21点。
这种取悦亚洲球迷的做法到底能带来多少直接利益？曼联在亚洲地区那些专卖店的球衣收入对俱乐部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2005年造访北京，面对工人体育场60%的上座率，球队高层疑惑：“都说中国有5000万曼联球迷，他们都在哪里？”这个问题随后在英超转播权的变化中变得更为尖锐，英超国际转播与媒体合作部主任菲尔·莱恩斯说：“英超作为世界上运作得最为成功的联赛，曾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为庞大的国家拥有超过3000万人的庞大收视群体，但自从2007年英超转播权被卖给付费电视后，固定用户总数下滑至3万人，缩水了1000倍。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新赛季的英超转播还扑朔迷离，但“英超亚洲杯”7月底在北京开打，英超公司销售总监马锐驰先生对切尔西俱乐部未能来京给出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切尔西就是不愿意来。”来京的3支英超球队是热刺、赫尔城和西汉姆联队。马锐驰承认，他们希望英超在中国市场能有更大的影响。
如果曼彻斯特、伦敦、米兰、马德里是足球市场的心脏部位，那么亚洲市场是足球的末端，这个末端不仅接受着来自心脏的刺激，也反过来施加着一定的影响。2009年春天，受金融危机影响，曼联的赞助商AIG朝不保夕，来自中国深圳的研祥集团，探讨了曼联球衣广告的可行性，3年的总赞助金额为54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5.4亿元。然而，AIG的低迷并不意味着曼联的价值走低，6月4日，曼联宣布和美国芝加哥保险公司Aon签约4年，该企业作为曼联的球衣赞助商，提供4年总价值约8000万英镑的合同，这是曼联历史上年均赞助金额最多的一次。曼联称“这个合约有利于稳固我们全球最大俱乐部的地位”。
6月18日，钓鱼台国宾馆6号厅，北京的IT企业“爱国者”下属的“爱国者”数码音乐网与曼联俱乐部宣布达成品牌战略合作关系，“爱国者”对这次合作的费用不置一词，而曼联主管商务开发的纳雅尼承认，为了争夺中国的球迷资源，曼联需要更多展示自己的平台。今年7月26日，曼联将在杭州进行一场比赛，纳雅尼说：“北京有‘英超亚洲杯’，我们之前也到过上海，曼联需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展现自己。”
事实上，有了倍耐力轮胎冠名中超联赛，才有国际米兰专卖店落户北京、穆里尼奥提前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商业活动，倍耐力轮胎的总部就在米兰。同样，嘉实多机油成为2010年世界杯赞助商后，签约阿森纳主帅温格担任宣传大使，这位与弗爵爷齐名的教头才会到北京宣扬他的足球理念。
在南非的联合会杯比赛上，价值6500万欧元的卡卡正在展现他的魅力，一年后，他能率领巴西夺得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吗？同样在南非参赛的意大利球员布冯则表达了他更为复杂的感受，他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守门员，2001年他以4600万美元的价格从帕尔马转会尤文图斯，“那是天价转会泛滥的时期，但现在全球都在遭受金融危机，环境已经变了。”他表示C罗9400万欧元的价格难以接受，“我们需要制止足球世界中数千万金钱无止境的开销。足球是一项每周踢一次的运动，其他日子里你能感受到人们生活中所承受的困难。任何事情都需要有道德，像皇马那样的超级转会费没有顾及普通人的感受。”
而此时在北京的曼联元老博比·查尔顿爵士，对C罗转会如此评价：“这是一笔大价钱，很疯狂。球员的价值越高，转会费自然就越高。如果你想成为玩家，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格。这是一大笔钱，但是，这就是生意。足球终究是世界范围内的游戏。” ■
作为资本角力场的英超
在经济困境中，哈里斯手里的纽卡斯尔联队、埃弗顿、布莱克本和西汉姆联队都成了烫手山芋。“除非整体经济气候转暖，否则足球投资必然会回归更加理性的观念。”这位投资顾问说。
◎颜强
2002年一个初秋的清晨，保罗·阿尔德里奇很客气地让我们坐上他的美洲豹轿车，飞快地驶向伦敦东北角的西汉姆联队训练基地。能得到俱乐部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礼遇，确实让我相当意外。当时我通过伦敦一位著名的足球经纪人联系上了阿尔德里奇，事后才明白阿尔德里奇为什么如此谦恭——“他们早就想卖掉这个俱乐部了。”那位经纪人对我说。2002年底，尹明善也到厄普顿公园球场转上了一圈，BBC马上发出“中国红色巨商意欲收购西汉姆联队”的新闻。2003年底，徐明在和曼联谈判董方卓转会案时，也曾造访厄普顿公园，他昂首挺胸走进西汉姆联队，和阿尔德里奇一照面就问：“你们这个俱乐部价值多少钱？”
2008年深秋，伦敦正中心的兰德马克（Landmark）酒店，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不停逡巡于大堂，和他会面的人物形形色色，你很容易猜出这些人的身份——银行家、律师、政客、投机商、经纪人和掮客。这个身材矮小的美国老者，就是利物浦俱乐部的两个美国老板之一的小乔治·吉列（George N. Gillett Jr.）。他对我说：“不，我绝对不想放弃手中的股份，但是我必须为这个俱乐部的前途着想。现在的经济环境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在投资市场上再融得更多资金，每一步都很艰难。”
这几年，英超作为一个资本角力场，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2006～2007赛季，西汉姆联队出售给冰岛银行家古德蒙德松，冰岛人在2007年初的转会窗口上大肆投入，花费超过3000万英镑。2009年，次贷风潮席卷每一个角落。西汉姆联队成绩稳定，可是曾经财大气粗的所有者却濒临破产——古德蒙德松是冰岛第二大富豪、Landsbanki银行老板，次贷风潮中，整个银行倒闭，古德蒙德松个人债务在2009年5月已经攀升到3亿英镑，哪怕他把整个西汉姆联队连同厄普顿公园卖掉，也不可能还得起债。
当朴茨茅斯、阿斯顿维拉相继在2006年被俄罗斯商人和美国巨富迅速收购后，英超资本架构的全球化格局已经成型。此后3年，更多英超俱乐部为国际资本集团收购：2007年初，美国商人希克斯和吉列收购利物浦；随后桑德兰为爱尔兰财团收购，2009年5月又转给美国人肖特；2007年夏天，泰国前总理他信收购曼城，又在2008年8月，将曼城转手出售给阿联酋阿布扎比财团；2009年5月底，赛季刚结束，另一个阿布扎比财团收购了同样带有俄罗斯资本色彩的朴次茅斯。
加上2003年俄罗斯石油商人阿布拉莫维奇给切尔西带来的巨大变化，2005年美国家族财团格雷泽父子对曼联的控制，以及更早被埃及商人法耶兹收购的富勒姆，到2009年夏天，20个俱乐部的英超联赛，已经有9家完全被海外投资者所拥有。更重要的是，英超曾经最富有的俱乐部——曼联，曾经购买力最强的俱乐部——切尔西，和现在资本层面上最富有的俱乐部——曼城，都被纳入了这个阵营。利物浦这个英国足球历史上欧战最成功的俱乐部，也为国际资本所有。哪怕是阿森纳，这个被认为最传统的英格兰俱乐部，由希尔-伍德家族三代担任主席的俱乐部，头两号股东也分别是美国人克罗恩科和俄罗斯资本背景的乌斯马诺夫。俄、美两个超级经济体的资本，在英超舞台上，一度形成了对峙的两个资本集团，而在2008和2009年中东财团进入后，英超成为一种四方会战的资本格局：英国本土资本势力，勉强支撑，却越来越难抵挡美、俄和中东势力的攻击。
足球本身的魅力，并不足以说明英超为何能在吸引投资上领先其他欧洲顶级联赛。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充斥的资本、英超本身的高度商业化和未来高盈利可能，以及英国经济政策的高度开放性，是英超受投资者青睐的3个主要原因。可是在全球经济衰退格局下，国际资本市场的萎缩、英国经济政策趋向保守方向，也在影响着英超的资本吸引力。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联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资本市场上到处充斥着资金，一定程度上有引发全球通胀的可能。21世纪初能源资源生产要素价格连年猛涨，石油价格的飙升，让阿布等石油富翁的财富在不断升级。充沛的资金总要寻找投资方向，而英国本土资本所有者向来不愿意投资足球，因为在英国人的经济观点中，职业足球绝不是能赚钱的生意，这给外资在2003和2004年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提供了机会。
英国经济过去20年的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形成主流，这也让英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成为一个吸引海外投资的重要市场。英超本身的高商业运作水准，对美国投资人有着更强烈的吸引力。就商业化程度而言，高电视收益，是投资者极为看好的高回报部分。格雷泽、阿斯顿维拉的莱纳家族，以及后来控有利物浦的吉列和希克斯，包括阿森纳大股东克罗恩科（NBA丹佛掘金队老板），都有着长年经营美国职业体育的经验。和美国四大联盟相比，英超的商业化程度还可以挖掘，这也是格雷泽父子背负巨债，仍信心十足的原因。
俄罗斯资本的出现，被认为是“收买护身符”的驱动，朴次茅斯前任老板、年轻的亚历山大·盖德马克的背景复杂。1975年出生的盖德马克并没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富，他是一个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在英国金融界颇有建树的富豪。盖德马克身上的麻烦，来自于他那个蜗居以色列的父亲阿尔卡迪·盖德马克。老盖德马克在苏联解体前就移民法国，同样因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和寡头们合作，变卖国有资产而暴富，只是老盖德马克从事的许多交易，都被法国政府怀疑为洗钱，因此他后来移居以色列。时至今日，法国政府对他洗钱和涉嫌参与非洲暴力组织武器交易的罪名还没有被澄清。老盖德马克身家在5亿英镑以上，也在以色列拥有足球俱乐部，但小盖德马克宣称自己投资朴次茅斯的钱，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似乎涉足英超的俄罗斯寡头，或者带有俄罗斯色彩的投资商，身上都有一些难以说明的疑团。
2008年8月31日，就在转会窗口即将关闭前，阿布扎比财团突然全盘收购曼城。这让所有足球投资分析师，立即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忧虑中。当阿拉伯石油巨富，把曼城变成了一个自我扬名的广告牌时，传统足球经济规律被打破了。你不可能再理性地去分析他们完成的和未来可能要进行的转会交易，你不可能再对他们经营曼城俱乐部进行逻辑分析。曼城收购案完成后，埃弗顿老板肯赖特在2008年10月的股东大会上公然承认：“我们需要一个比我更有钱的老板。”对金钱的极度渴望，在这个已经足够奢侈的联赛里，正在如同荒野秋火一样蔓延着。
然而用黄金打造的英超联赛，已经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深重资本危机。它的强盛和流行，短期内不会消失，只是来自资本支持的发展基础开始动摇。球迷的高忠诚率和媒体的发达程度，会是英超生存的长远基石，资本刺激的一夜冠军梦想，行将破灭。阿布拉莫维奇对俱乐部支持程度的下降，使切尔西出现下滑趋势。切尔西在2008～2009赛季再度一无所获，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里，个人财产，尤其是现金流发生严重问题的阿布拉莫维奇，已经没有能力或兴趣像过去那样疯狂投入了。切尔西资本萎靡的迹象，在2008年夏天已经凸现，切尔西的兴盛，标志性人物是穆里尼奥，但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来自于阿布深不见底的钱袋。源头干涸，水流自然不畅，蓝军的命运，跟国际经济环境完全同步。
最惊人的事实，在于目前英超20个俱乐部中，60%的俱乐部老板都乐意出售俱乐部，只是都找不到合适买家而已。“我手里有4家英超俱乐部的代理函，我一家也卖不出去。”凯什·哈里斯说，一脸的无可奈何。
这是欧洲职业体育市场上最著名的投资顾问，过去5年，他参与的案例包括2003年阿布拉莫维奇收购切尔西、2007年他信收购曼城和2008年他信出售曼城。在伦敦金融城，想要买卖足球俱乐部，第一个要找到的，就是这位Seymour Pierce投资银行的主席。
可是哈里斯现在的业务也有些棘手了。2008年11月，他陪同纽卡斯尔联队老板迈克·阿什利在中东跑了一个星期，“开了6次会议”，最终“喜鹊”还是卖不出手。哈里斯只能建议阿什利强撑下去。
对于职业足球投资，哈里斯有着清晰的观点，“富豪的奢侈游戏”以及“精神享受大于物质回报”，都是哈里斯在许多公开场合讲述过的足球投资观念，但他并不是想要阻止资本流入足球市场。“作为投资顾问，我们必须让投资者清楚职业足球市场的概念。”哈里斯说，“这和其他行业的投资理念完全不同。你投资的既是一种经营模式，也是一种社会情感。除非整体经济气候转暖，否则足球投资必然会回归更加理性的观念。” ■
（颜强，《体坛周报》资深记者，著有《英国足球地理》，新作《金球》即将上市）

作为资本角力场的英超

Mon, 29 Jun 2009 12:00:46 +0400

在经济困境中，哈里斯手里的纽卡斯尔联队、埃弗顿、布莱克本和西汉姆联队都成了烫手山芋。“除非整体经济气候转暖，否则足球投资必然会回归更加理性的观念。”这位投资顾问说。
2002年一个初秋的清晨，保罗·阿尔德里奇很客气地让我们坐上他的美洲豹轿车，飞快地驶向伦敦东北角的西汉姆联队训练基地。能得到俱乐部首席执行官这样的礼遇，确实让我相当意外。当时我通过伦敦一位著名的足球经纪人联系上了阿尔德里奇，事后才明白阿尔德里奇为什么如此谦恭——“他们早就想卖掉这个俱乐部了。”那位经纪人对我说。2002年底，尹明善也到厄普顿公园球场转上了一圈，BBC马上发出“中国红色巨商意欲收购西汉姆联队”的新闻。2003年底，徐明在和曼联谈判董方卓转会案时，也曾造访厄普顿公园，他昂首挺胸走进西汉姆联队，和阿尔德里奇一照面就问：“你们这个俱乐部价值多少钱？”
2008年深秋，伦敦正中心的兰德马克（Landmark）酒店，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不停逡巡于大堂，和他会面的人物形形色色，你很容易猜出这些人的身份——银行家、律师、政客、投机商、经纪人和掮客。这个身材矮小的美国老者，就是利物浦俱乐部的两个美国老板之一的小乔治·吉列（George N. Gillett Jr.）。他对我说：“不，我绝对不想放弃手中的股份，但是我必须为这个俱乐部的前途着想。现在的经济环境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在投资市场上再融得更多资金，每一步都很艰难。”
这几年，英超作为一个资本角力场，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2006～2007赛季，西汉姆联队出售给冰岛银行家古德蒙德松，冰岛人在2007年初的转会窗口上大肆投入，花费超过3000万英镑。2009年，次贷风潮席卷每一个角落。西汉姆联队成绩稳定，可是曾经财大气粗的所有者却濒临破产——古德蒙德松是冰岛第二大富豪、Landsbanki银行老板，次贷风潮中，整个银行倒闭，古德蒙德松个人债务在2009年5月已经攀升到3亿英镑，哪怕他把整个西汉姆联队连同厄普顿公园卖掉，也不可能还得起债。
当朴茨茅斯、阿斯顿维拉相继在2006年被俄罗斯商人和美国巨富迅速收购后，英超资本架构的全球化格局已经成型。此后3年，更多英超俱乐部为国际资本集团收购：2007年初，美国商人希克斯和吉列收购利物浦；随后桑德兰为爱尔兰财团收购，2009年5月又转给美国人肖特；2007年夏天，泰国前总理他信收购曼城，又在2008年8月，将曼城转手出售给阿联酋阿布扎比财团；2009年5月底，赛季刚结束，另一个阿布扎比财团收购了同样带有俄罗斯资本色彩的朴次茅斯。
加上2003年俄罗斯石油商人阿布拉莫维奇给切尔西带来的巨大变化，2005年美国家族财团格雷泽父子对曼联的控制，以及更早被埃及商人法耶兹收购的富勒姆，到2009年夏天，20个俱乐部的英超联赛，已经有9家完全被海外投资者所拥有。更重要的是，英超曾经最富有的俱乐部——曼联，曾经购买力最强的俱乐部——切尔西，和现在资本层面上最富有的俱乐部——曼城，都被纳入了这个阵营。利物浦这个英国足球历史上欧战最成功的俱乐部，也为国际资本所有。哪怕是阿森纳，这个被认为最传统的英格兰俱乐部，由希尔-伍德家族三代担任主席的俱乐部，头两号股东也分别是美国人克罗恩科和俄罗斯资本背景的乌斯马诺夫。俄、美两个超级经济体的资本，在英超舞台上，一度形成了对峙的两个资本集团，而在2008和2009年中东财团进入后，英超成为一种四方会战的资本格局：英国本土资本势力，勉强支撑，却越来越难抵挡美、俄和中东势力的攻击。
足球本身的魅力，并不足以说明英超为何能在吸引投资上领先其他欧洲顶级联赛。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充斥的资本、英超本身的高度商业化和未来高盈利可能，以及英国经济政策的高度开放性，是英超受投资者青睐的3个主要原因。可是在全球经济衰退格局下，国际资本市场的萎缩、英国经济政策趋向保守方向，也在影响着英超的资本吸引力。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联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资本市场上到处充斥着资金，一定程度上有引发全球通胀的可能。21世纪初能源资源生产要素价格连年猛涨，石油价格的飙升，让阿布等石油富翁的财富在不断升级。充沛的资金总要寻找投资方向，而英国本土资本所有者向来不愿意投资足球，因为在英国人的经济观点中，职业足球绝不是能赚钱的生意，这给外资在2003和2004年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提供了机会。
英国经济过去20年的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形成主流，这也让英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成为一个吸引海外投资的重要市场。英超本身的高商业运作水准，对美国投资人有着更强烈的吸引力。就商业化程度而言，高电视收益，是投资者极为看好的高回报部分。格雷泽、阿斯顿维拉的莱纳家族，以及后来控有利物浦的吉列和希克斯，包括阿森纳大股东克罗恩科（NBA丹佛掘金队老板），都有着长年经营美国职业体育的经验。和美国四大联盟相比，英超的商业化程度还可以挖掘，这也是格雷泽父子背负巨债，仍信心十足的原因。
俄罗斯资本的出现，被认为是“收买护身符”的驱动，朴次茅斯前任老板、年轻的亚历山大·盖德马克的背景复杂。1975年出生的盖德马克并没有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富，他是一个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在英国金融界颇有建树的富豪。盖德马克身上的麻烦，来自于他那个蜗居以色列的父亲阿尔卡迪·盖德马克。老盖德马克在苏联解体前就移民法国，同样因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和寡头们合作，变卖国有资产而暴富，只是老盖德马克从事的许多交易，都被法国政府怀疑为洗钱，因此他后来移居以色列。时至今日，法国政府对他洗钱和涉嫌参与非洲暴力组织武器交易的罪名还没有被澄清。老盖德马克身家在5亿英镑以上，也在以色列拥有足球俱乐部，但小盖德马克宣称自己投资朴次茅斯的钱，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似乎涉足英超的俄罗斯寡头，或者带有俄罗斯色彩的投资商，身上都有一些难以说明的疑团。
2008年8月31日，就在转会窗口即将关闭前，阿布扎比财团突然全盘收购曼城。这让所有足球投资分析师，立即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忧虑中。当阿拉伯石油巨富，把曼城变成了一个自我扬名的广告牌时，传统足球经济规律被打破了。你不可能再理性地去分析他们完成的和未来可能要进行的转会交易，你不可能再对他们经营曼城俱乐部进行逻辑分析。曼城收购案完成后，埃弗顿老板肯赖特在2008年10月的股东大会上公然承认：“我们需要一个比我更有钱的老板。”对金钱的极度渴望，在这个已经足够奢侈的联赛里，正在如同荒野秋火一样蔓延着。
然而用黄金打造的英超联赛，已经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深重资本危机。它的强盛和流行，短期内不会消失，只是来自资本支持的发展基础开始动摇。球迷的高忠诚率和媒体的发达程度，会是英超生存的长远基石，资本刺激的一夜冠军梦想，行将破灭。阿布拉莫维奇对俱乐部支持程度的下降，使切尔西出现下滑趋势。切尔西在2008～2009赛季再度一无所获，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里，个人财产，尤其是现金流发生严重问题的阿布拉莫维奇，已经没有能力或兴趣像过去那样疯狂投入了。切尔西资本萎靡的迹象，在2008年夏天已经凸现，切尔西的兴盛，标志性人物是穆里尼奥，但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来自于阿布深不见底的钱袋。源头干涸，水流自然不畅，蓝军的命运，跟国际经济环境完全同步。
最惊人的事实，在于目前英超20个俱乐部中，60%的俱乐部老板都乐意出售俱乐部，只是都找不到合适买家而已。“我手里有4家英超俱乐部的代理函，我一家也卖不出去。”凯什·哈里斯说，一脸的无可奈何。
这是欧洲职业体育市场上最著名的投资顾问，过去5年，他参与的案例包括2003年阿布拉莫维奇收购切尔西、2007年他信收购曼城和2008年他信出售曼城。在伦敦金融城，想要买卖足球俱乐部，第一个要找到的，就是这位Seymour Pierce投资银行的主席。
可是哈里斯现在的业务也有些棘手了。2008年11月，他陪同纽卡斯尔联队老板迈克·阿什利在中东跑了一个星期，“开了6次会议”，最终“喜鹊”还是卖不出手。哈里斯只能建议阿什利强撑下去。
对于职业足球投资，哈里斯有着清晰的观点，“富豪的奢侈游戏”以及“精神享受大于物质回报”，都是哈里斯在许多公开场合讲述过的足球投资观念，但他并不是想要阻止资本流入足球市场。“作为投资顾问，我们必须让投资者清楚职业足球市场的概念。”哈里斯说，“这和其他行业的投资理念完全不同。你投资的既是一种经营模式，也是一种社会情感。除非整体经济气候转暖，否则足球投资必然会回归更加理性的观念。” ■
（颜强，《体坛周报》资深记者，著有《英国足球地理》，新作《金球》即将上市）

4月天

Mon, 29 Jun 2009 12:00:45 +0400

4月是个乱穿衣的时节。不巧的是，这个4月还重叠了另一个时节：大学之暮。每个人都仿佛做检讨似的开始清理自己的衣箱。招聘企业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面试”俨然成了一门课程，要认认真真地修足学分。于是衣箱里所有的花哨和孩子气全部清除出局，一个时代就那样给轻巧地抛进垃圾桶或者锁入柜子深处。去人潮汹涌的购物街买衣服，仿佛掉入夹缝，可选的范畴比这儿的春天还要局促不堪。2009年一过，“70后”的最末一批都开始30挂零，风度和心境多少淬过了火，着装融于气质，已是无法剥离的标识，叫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小屁孩仿得来却也学不会。再回头看看“90后”的弟弟妹妹，正在以第三宇宙速度脱离地球奔向火星，张嘴便以“萝莉”、“正太”自居，穿衣上更是高举“非主流”的旗帜，自立山寨，不跟我们这些老家伙玩了。
于４月遭遇这样的尴尬和心寒，方知薄的不仅是春衫。一个著名电视台的面试，我抉择了半天，仍是一身自我地去了。颜色不够沉稳，款式不够保守，做旧效果的牛仔裤上刻意的几块磨破，韩式板鞋上一次洗是在3个月前。一进场，那黑压压一片几乎吓倒了我，很快，我便成了他们眼中美丽的玩笑。我所有的竞争对手们一律黑西装、白衬衫、擦得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像匹马一样“噔噔噔噔”，我甚至幻听到了响鼻声。作为对这秩序的破坏，我虽然有那么一点儿自豪，但还是不敢太嚣张，最终很低调地坐在了角落。几个女生化了妆，粉底的边缘在耳际清晰可见。此外还有阵阵扑鼻而来的香水味，一闻便知一定是平生头一回，于香型和喷洒的量上都没什么研究。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不清楚是因为擦得太多还是对那种味道过敏，竟然喷嚏不断。有一个喷嚏打得大了，本就宽大的西服猛地往侧边一斜，露出一截白花花纤细的锁骨。我脸陡地涨红，眼睛赶紧转向别处，正看见右边的男生喘吁吁地松脖子上的领带，这领带大约是他自己的，而那帮他系领带的则很有谋杀的嫌疑，看得我下意识地吐了舌头，不过立即吞了回去。
等我面试完出来，那个鼻尖红红还打着喷嚏的女生刚好从另一扇门随着那身衣服摇摇晃晃地进去。她的背影成了一个镂在空气中的剪影，在我的视网膜上久久不去。我突然想到“穿着香水，住在衣服里”的那种精致的生活质感和极致的挑剔，而此刻，不过一个僵硬的模仿或粗糙的巧合。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个短短的４月不足以修满必需的学分，但这并不成为逃避的理由。也许下一个春暮，我也能从容地从中毕业，尽管此刻我仍是固执地守着一衣箱的孩子气。有时候偶然路过儿童摄影店，看到玻璃橱窗里也会有个灿烂的小笑脸，配着一身小小的西装。想起自己也曾有过这么期待长大的照片，说实话，很可爱，一点也不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