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舟曲：向死而生(08-30)

在舟曲的救援现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泥石流和地震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泥石流掩盖的人群更悲惨，在它下面，几乎没有幸存者生还。这就注定了舟曲的救援，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引子：进入舟曲
黑夜掩盖了混乱而残酷的死亡现场。
从汉中机场出发去往舟曲，一路上风平浪静，快到时已经是深夜22点多，因此狭窄的公路两旁不断有岩石剥落的大山，道路上一堆堆凶险的石块都不在我们视野中，我们只能听到白龙江急促而断裂的水声，像是巨人的喘息。
离县城还有10公里，车被堵在路上，沿途全是各种救援车辆，前方道路塌方严重。此时已经是8月9日23点，我们决定步行进城，旁边的是一辆舟曲百姓的小卡车，上面拉着一口棺材，是白天从20公里外的两河口镇抢购来的，主人是舟曲县城关南街人。死亡的影子终于出现在身边。
“昨晚上特别闷热，没有一点下雨的意思，我们两口子睡不着，开窗户看下不下雨，就听到山上‘刷刷’的声音，像是卡车运钢管拖在地上，放大了几十倍。这就是泥石流下来的声音。不过，那时候还以为是洪水，拉着孩子起来跑，出门两三分钟，我家的一楼，已经是黑糊糊被泥水封住了，捡了三条命，全家在山上蹲了一夜。”车主人对我们说。
天亮了发现独自住在北街的母亲已经遇难，倒是很快找到了遗体，天热，决定连夜安葬。车既然进不去，一人背起了上面的板子，剩下的棺材架子由4个人抬着，抢进城去。我们跟随着他们一路前行，深一脚浅一脚，路旁都是宿营的战士。
突然，有一大片空地，空得让人诧异。空气中的气味是浓重的腥臭，立刻明白，这是露天的遗体堆积处。这里堆放着200多具遗体，供县上的居民来辨认亲人，看守的全是县里的干部，都不怎么说话，黑暗中坐成一排，使劲抽烟，低声告诉我们快走。“白天太热，才两天，已经有味道了。”
这才意识到，舟曲真的就在眼前了。从公路上进入县城，除了不断地上下爬坡外并无他异，县城居然还有一两盏路灯亮着，看得见满街的水和泥，只在路边，用木板和横梁搭起一条艰难的小路。抬棺材的一位老乡厉声告诉我：千万别走偏，这是唯一的路，“白天的时候，有人不知道死活，一下子踏进泥里去，只剩下半截身子还在外面，死拉活拉才拉出来”。县城四面环绕着黑黢黢的高山，泥石流从北面的几座高山间的沟峪中冲下，因为落差很大，瞬间贯穿南北，席卷沿途的一切，冲进白龙江。白龙江被大量泥沙石，还有冲垮的房屋、建材堵塞，洪水上涨，又淹没了大批沿江的房屋。上下夹击，从8月7日23点40分开始，不到20分钟，整个舟曲县城的核心街道瘫痪。
尽管有木板在脚下垫着，下面还是软得让人惊恐，被提醒后才知道，这里就是受灾较轻的罗家峪。“你们现在站的地方，下面是两层楼房，中间填满了泥水，地面能不软吗？”抬棺材的队伍，不知不觉壮大了，几路人马，抬了几具棺材小跑着前行，我们选定了一支——因为他们到的墓葬地点最近，就在紧挨县城的小山坡上。黑暗的泥泞中，爆竹、花圈都没有，只杀了一只鸡，围绕着墓地转了几圈，刚才路上还和我们说话的抬棺材板的孝子突然放声大哭，声音在凝重的夜晚里，非常高亢。不过，这也是舟曲这几日最熟悉的声音了，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他们强硬地喊我们就在街道两边的廊下睡觉：“没有房了，我们有被子给你们，还有纸盒垫在下面，千万别再往西边走了，西边就是三眼峪，晚上不安全。”
舟曲的死亡地理
黎明时分，挖掘机的声音惊醒了我们。三眼峪终于在眼前。被媒体反复提起的5公里长、500多米宽的地带，第一眼看上去并不起眼，大片大片的泥浆和石头堆积起来，像是从北边的高山上倾斜下来一条已经干涸的沟谷，直冲入水流湍急而昏黄的白龙江。可是，迈上去只一步，石头缝隙里还在往外漾出的红色血水立刻叫人明白，这里就是死亡的第一现场。
虽然还是清晨6点，可是多数人已经在现场忙碌起来，几十人一堆，泥巴满身地在地上刨着。舟曲县城并不大，城乡分界也很不明显，尚处于前规划时代，只有当地人，能面对着荡然无存的废墟，准确地说清楚，这是月圆村的杨家，下面挨着的，是压面条李家的四层楼，再往下，是前年刚盖的一幢商品房，被泥石流彻底淹没的一楼和二楼的住户，哪几家是本地人，哪几家是外地搬来的。
半夜时分，泥石流中夹杂的巨大石头，击中了最上面的月圆村的房屋，然后，从北到南的几百幢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巨大力量冲击倒下，再被泥浆封盖。这也是我们看现场像干涸的河谷的原因，昔日的人迹毁灭得干净彻底。
女人们坐在泥石流冲下来的大石块上徒劳地哭泣，泥石流现场和地震现场差别很大，埋在下面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所以，多数男人们沉默寡言地挖掘着遗体。40多岁的苏江桂和两个老年妇女抱在一团，3个人，各自都失去了自己家的几位亲人，哭泣中夹杂着曲调，是当地人哀叹死者的哭丧调。说到要紧的地方，苏没有了曲调，而是大声抽噎，她母亲瘫痪，父亲高血压，都不能来现场。“前天泥石流下来的时候，别人都跑，我家想跑也没法跑。”幸亏泥石流没有冲击瓦厂村的她家，而住在北街的妹妹一家5口，最小的孩子才7个月大，在瞬间就没了任何痕迹。三层楼的房子，在地面上，一点影子都没留。“我想和他们一起走啊。”她说，父母亲在家里，得到消息后，也快不行了。
张斌沉默着，前两天的暴晒，已经使他满面赤红。刚见他时，以为他只是帮助挖掘的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他表情还算平静。打听了一下才明白，正在挖掘的，是他自己家的房子，里面有妻子和17岁的儿子。这个50岁的男人，面对一家人的死亡，还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他在县政协工作，当晚在办公室加班，回来路上要经过小山坡，就在往山坡下走的时候：“那天晚上县城没下什么雨，燥热，就像要来灾难似的天气。忽然，我的上方响起了泥石流的声音，像几十辆火车开过的声音，轰隆隆，始终不断。”他往家跑，可是山下涌上来的人群把路阻断了。他说：“我喊着我要下去，要下去，可是硬被人群抬了上去。天亮时下山，家里依稀能看见的，就是一片屋顶。”
张斌家的两层楼和小院，正好临着昔日的三眼峪沟，泥巴下面，这个坐标系已经不起作用，反倒是他家后面的一幢两层楼的长条形旅馆，尽管被撕掉了一半，但还是能充当寻找的坐标。8日上午，他在现场的石头缝隙里，找到了不少书，判断出自家书房所在地，然后找来解放军，掀开了上面的几百块石头后，找到了家的屋顶，挖完泥浆后，下面是床，还有儿子的书包，然后是儿子的遗体。棺材买不到了，亲戚帮他用木板钉了个小棺材；现在挖的，是他的妻子。
与一般百姓不同，张斌能准确画出自己家房子的结构，给救援者挖掘做参考，可是，在这次泥石流的掩盖下，这种参考，用处也不大。“现在我的家，就全部在儿子这个书包里了。昨天晚上，拿着这个书包，难过得怎么睡也睡不着。”在我们离开时候，他还硬要礼貌地塞两瓶水给我们。
张斌的家，几乎在县城的北街和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往上走，他告诉我们是城市最北端的月圆村，前两年他还在旅游局工作的时候，曾经想把这个满是绿树和古民居的村落改造成景点，可现在，这村庄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8月8日统计，整个村子，还有6个活人，这几个人当晚不是在走亲戚，就是在外面吃饭。因为位置高，上面再没有人居住，村庄里的人，是首当其冲地被泥石流吞没的那批人。
从张斌家往下走，是城关镇一片密集的楼房，近几年舟曲外来人口增多，当地人想出的生财之道，就是加盖自己家的楼房出租。杨金荣的女儿家就是这样，67岁的杨金荣一家的房子和女儿家的房子仅隔了两三幢房的距离。“生长在这里，多年了，从没有听说过泥石流是什么，那晚上听到洪水来了，就和家里人一起奔。”当地人管跑叫“奔”。
可是女儿家就完了。说起女儿，老人的眼角里慢慢渗出眼泪，女儿40多岁，几年前和丈夫双双下岗，两人翻盖了房子，提供给来县城上学的学生住。女儿还开了个小小的压面的作坊，两口子日子刚恢复起来，没想到，全家7口人一起，瞬间死亡。已经挖了3天，可是，毫无踪影。连女儿房间里的任何物件都没找到，老伴被叫去了，辨别房子的方向，给下一步的挖掘做基础工作。“两个外孙子，一个刚高考结束，打算玩个暑假，可是转眼就没了。”老人用手去擦眼角的泪，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和张斌一样，他也顽固地保持着一种尊严。
更凄惨的是，也有若干家庭无一人生还，县政府的告示上写道，若是遗体无人认领，则由政府集体火化掩埋，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这片昔日密集的居民房如今就是硕大的石头的天下，最大的一块，现场的地质人员介绍有3吨重，山上据说还有数百吨的石头。巨大的力量下，最上面的月圆村和最下面的林场宿舍并没有什么区别，全部沉没在泥石流下面。在上面忙碌的，是数不清的挖掘者。
最无奈的救援
江水退不下去，十来个人用铁锹使劲疏通出一条水道，想让水流出一点，另外十几个人接力似的把泥浆石块运到一边，30多人奋战了两天两夜，已经挖出一个4岁孩子的遗体，盖在绿色的厚被子里面，大概是为了防止味道散出。
事实上，四周气息已经足够浓厚，如固形物。而烈日无疑是催化剂，人人晒暴了皮，可还在奋力地挖掘着。
现在是在挖他的母亲，丈夫被好几个人拉着，努力使他不要接近。亲戚们茫然地哭泣着，拿着大红被子围成了圈站着，寿衣都已经准备好了，至少要逝者有一个好的离去。终于，第三天上午，遗体被发现，从发现到清理掉身上堆积的泥土石块，至少还要半天时间，只能靠人工。
露在地面上的胳膊上有淤青，表明是石头先砸过来，然后泥浆又让人窒息死亡。不忍看，转向在旁边一堆泥土上挖掘的宁夏消防队。指挥者杨波摇头，很不愿意说话。他们8日晚上就从银川赶到了这里，不过，已经没什么生者可以抢救，“是特别迷惘的感觉”。
他告诉我，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至少是三四层楼的楼顶那么高，来到现场，他就明白，在已经倒塌的，并且被泥浆盖住的房子里面，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难怪国际上的惯例，泥石流后一般不救援。他们在这里挖掘，就因为家家户户的百姓要求能看见家人的遗体。“入土为安，还是中国人的基本愿望，与其说我们是在救援，不如说是满足活着的人的要求，另外，挖出一个遗体，也给死者一点尊严。”他说。
不过，这种挖掘死者的活也异常艰难。“上次地震救援时候，多数房子未倒，我们消防队的多数器械，像切割机，挖掘机，甚至支架绳索都有用处。可是到这里，我一看就傻眼了，全部被泥土和石块埋了，那么挖吧，纯粹手工。”几十个消防队员干一整天，也许只能清理出一块屋顶，再靠吊机拿走屋顶，下面的，还是泥浆，接着挖。挖完了还不知道人在不在这间屋子里，所以，在整整3天大规模的救援挖掘后，清理出来的遗体还是不全，只有几百具。杨波顿了顿，说：“尽人力吧。”
小莉和来自成都市的其他几十名专业的志愿者也是这样，来到这里后才发现，在地震现场积累的救援经验，在泥石流现场毫无用处。他们一群人是8日从四川广元驱车前来的，因交通不便，9日深夜才到这里。还没有走到三眼峪，就被一群百姓拦住，希望能把一幢楼下面被洪水淹死的一位亲属遗体打捞出来，说是已经在水里摸到了胳膊。工作了四五个小时，可是发现，即使是绳索已经绑住了死者胳膊，也没法把她捞出来。“她不光是被淹死在水里，身上还盖满了泥土和石块，要清理很困难，这里水位高于别处，水下清理不太可能。”
尽管他们的志愿者团队中还有专业的水务局工作者，后来还是放弃了。在我们离开县城的3天后，看见亲属们已经在水道里建了一个小型堤坝，把水分流了，这才能把死者身上的石块清理掉，几个人排成一排，正在以拔河的姿态把死者遗体往外拉。亲属们告诉我，死者其实本来可以逃生，她住在5楼，因为下楼通知住在另一幢楼的母亲逃跑，才因此遇难。
也有突然挖掘出大批死者的，这是县城旁的高山上，锁儿头村村民们的功劳。他们的村庄在泥石流中没有受损，可是村里有8个村民，7日晚上在县城北街上新开张的棋牌室里玩耍，只有一个回来的。这个村民听到上面巨大的声音，跑了出去，连连向屋子里大喊，洪水来了，快奔，快奔，可屋子里的人玩得正高兴，没有一个人出来，全部遇难。村里于是把所有壮劳动力召集到一起，在现场挖了3天，夜里也拿着电筒连续作战。参加挖掘的严庆柱告诉我们：“主要是害怕过几天不让动了，结果11日夜里挖出来了。我们请解放军用吊车掀开屋顶，一屋子的泥巴，看到牌桌了，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再挖，十七八具遗体叠在隔壁屋子里，水来得又大又突然，把他们全部推到那里了。”挖出来一具，周围守候的亲人们就扑上来认领一具，哭泣着，然后用大红大绿的寿衣收拾了去。
还有的地方挖出存折和现金来，因为泥石流淹没的区域是舟曲的商业街道，所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亲属们一边数钱，一边哀哭，死亡和生存都那么无奈。
在泥石流堆上走，时常能被一阵阵鞭炮声惊扰，挖出来的遗体旁，活着的人们在用各种方式送别。不过，更大的声音，还是来自白龙江上的爆炸声，兰州军区某兵工团正在努力炸开江上的堰塞湖，希望淹没县城几条街道的洪水能尽快退却。
团长胡正强已经累得瘫在一边，他告诉我们，他们团是8月6日才从玉树灾区撤离回兰州休整的，结果休整还不到一天，8日早上就出发了，“很多人在兰州就洗了个澡”。他们团不仅负责现场抢救任务，还有更重要的但是普通百姓不太理解的工作：在堰塞的白龙江江面上炸出一个口子，保证积蓄的水流畅通，否则这几天接着有雨的话，下游地区可能会有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在县城时常听到爆炸声。“非常艰难，甚至比上次地震排除堰塞的险情还要难。主要是堆积在江里的堵塞物，不像地震只有泥沙和树木，这次里面还有很多住宅的残迹，包括各种建筑钢架。首先是炸哪里需要确定，因为江面扩大了很多，我们现在想的是在淤泥里面炸一个洞，加大流速，使水能自然冲掉一些堵塞物，这样就能下降一点水位。更难的是掌握炸药的量，江面紧靠民房，炸药放多了有危险，少了又起不到作用。军区里的专家来了一批，每次使用多少炸药，都有精确的计算。”他说。
10日，经过几十次爆炸，江面降低了1米左右，白龙江堵塞的情况有所缓和，可是11日一场大雨，白龙江上游又来了大量泥沙和石头，我们离开的时候，爆炸还在不断进行中。
当然，也有幸运地被救出者，不过都不是在泥石流下面，而是在被冲垮而未倒塌的边上的房子里，11日上午10点多，一位50多岁的藏族聋哑老人被救了出来，送进了医院。
这一消息鼓舞了一些家属，23点多，一位家属说，听见了自家被泥浆盖住的一层楼里还有生命迹象，国际救援队的搜救犬来了三四只，硕大的拉布拉多犬的腿被泥水淹没，这些搜救犬们已经兴奋而疲惫地工作了几小时，可是毫无反应，原来在水中，它们的嗅觉不那么灵敏了。半夜暴雨，在上游马上要下来洪水的消息下，救援队和家属们只能被迫离开。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在废墟上，舟曲县妇幼保健院的朱医生主动把口罩递给我，让我戴上，说是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没想到，短短的交往，使我能见到舟曲灾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8月8日凌晨6点，这个孩子就出生在妇幼保健院的大厅里，几米外就是躲灾的大批人群，值班的医生王艳丽和护士张兰兰不得不用床单当做临时屏风，让产妇能继续生孩子。
朱医生说，舟曲并不是人口大县，一天一个婴儿的出生率都没有，去年一年，全县只有200多名婴儿出生。所以，7日晚上，当产妇张蝉清从石磨村赶到医院的时候，保健院并没有妇科医生值班，准备等生产将近的时候再打电话叫大夫过来。王艳丽是儿科大夫，安顿好产妇后，她和护士在走廊里巡查病房，那天还有3个腹泻的孩子在医院住院。
妇幼保健院的房子比较奇怪，不过符合舟曲这个山地小城的特征，四层楼通往街道，也是进门大厅所在的楼层，下面三层在马路下边，旁边就是白龙江。产房在二层楼，张兰兰说她守在产房外，忽然听见外面喧哗声，便大喊“洪水来了，快奔啊”。她推开窗户，看见窗外白龙江的水流猛涨，赶紧通知大家逃亡。一楼病区的几个孩子是藏区孩子，听不懂她的话，结果连比画带动作，家长和孩子才往楼上跑去。电“砰”的一声停了，黑暗中，她看见产妇张蝉清在家属帮助下，也奋力往四楼爬，一边爬，大家一边听到了二楼玻璃在洪水挤压下的爆裂声。
他们不敢再在医院待，帮着产妇移动到对面100多米高的小山坡上的民房屋檐下，因为逃难的人多，居民不肯开门。雨大起来，电话也一点信号没有，王艳丽和张兰兰说她们不知道怎么是好，产妇要生产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张兰兰说，我就冲她喊，忍住，再忍一会，你现在不能生，等天亮了我们回医院你再生。
张蝉清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她对我们羞涩地笑着，说那天害怕极了，肚子里面打锤一样地疼，不知道忍不忍得住，不过最终忍住了。早上6点，一行人折腾回到了没有倒塌的保健院大厅里，此时，产科大夫温林霞也来到大厅里，正好由她给产妇接生。
温林霞说她也是刚逃出一条命来。7日晚上，因为闷热，她一直没睡觉，半夜洪水来的时候，咔啦啦传来一片房子倒塌的声音。她的家就在北街上，是一幢六层楼，在她们楼上面的公安局家属楼和县城小学在泥石流的冲击下倒了下来，也就是这一倒，使她们的楼房多了几分缓冲的能力。她和爱人爬到六楼顶，从悬在空中的一个梯子上了旁边的一幢楼，接着又爬到后面的小山坡上，才逃生出来。她说，站在山坡上，对面移动电信的机房着火，火光很大，手机信号彻底消失。直到清晨5点钟，她才接到院长的电话，“大概是移动电话车来了，叫我赶紧去医院”。说医院有个产妇，可是和值班医生联系不上，院长家通往医院的道路又断了，让离医院较近的温林霞去看看。并且告诉她，医院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都在泥石流冲击线路上，两名同事已经不在了。“我顾不上哭。去的时间正好，产妇刚生产，肚子还有点鼓胀，流血很严重，有危险。可是由于什么设备都没有，大夫王艳丽正给产妇输生理盐水。”
温林霞说：“我想这怎么办？办公室在一楼，已经被淹没了，只能下三楼想办法。我去找来了眼科的镊子，包括一个人工流产的手术包，帮产妇清除了胎盘，又用止血钳止住血，做了简单缝合，产妇的出血征兆才慢慢止住。”
这是张蝉清的第二个孩子，朱大夫建议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水生”，以纪念这个惊天动地的生产之夜。商量了一会儿后，孩子爸爸想起来，这个名字和自己家中的一个长辈相同，于是决定起名叫“洪生”。才两天大的洪生躺在山顶上保健院的临时病床上，睡得很安静，一屋子人都在起劲地讲他的出生故事，可他一点不知道。
灾后第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似乎使几百米外的死亡也变得遥远起来。
县城的人口压力
舟曲的灾民临时安置点里人并不多，王小清正在整理一家7口人的帐篷，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整理的，整个帐篷里只有几条被子，再就是一眼小炉子，上面烧着开水。8月7日下午，合作县人王小清第一次来舟曲，在老家结婚一周后，她来到了甚至连面貌都没有看清楚的县城。泥石流毁灭了这个县城，包括给她安排好的新家，而最沮丧的是，母亲给自己陪嫁的两大箱新衣服，全部扔在了水里，逃的时候没带出来。
丈夫全家也是合作县人，在舟曲开了一家颇大的牛肉拉面店。7日晚上，全家人为了欢迎小清到来，提前关门，一家人开了一桌饭，大家都很高兴。婆婆那晚上兴奋得一直睡不着，结果这种兴奋，救了全家人的命——水淹到一楼桌子面的时候，7口人才都从二楼窗口爬出来，仓促坐上公公开的车，往山坡上逃去。可是家里养的狗没能及时带出来，现在这条狗爬在那幢被水围住的房子的楼顶，整天趴着不动。每天，公公都在高处看着，对着那条狗流眼泪。
虽然一家全部住在安置点里，可是，舟曲县每人每日应该领的10元钱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并不属于舟曲居民。安置点和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四川遂宁来的彭丽也是这样，来到这里已经8年的彭丽和自己老公在县城的菜市场开了一个烧烤摊，每天营业到24点。7日晚上，因为有点累，所以他们决定提前收摊，彭丽得意地笑着，幸亏啊，早收了半小时，我们住在白龙江对面，那天晚上，要是晚点收摊，正好碰到洪水冲下来，我们一定正在桥上走，会被冲得无影无踪的。
彭丽说，县城最大的菜市场里，一共有16个摊位，卖各种小吃。按照彭丽的印象，全部是他们这种外来人口的天下，这两天大家灾后报平安，16个摊位的主人各自无事。有一家在北街租房子，摆摊卖牛肉面的，平时一周只出两三天摊，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突然出来了，而且一直到很晚还没回去，结果直叫自己命大，因为房东的房子已经无踪迹了。
彭丽、王小清等这些小摊贩们，就是舟曲县城里活生生的外来人口。县城并不大，整个城关镇按照公布的数字，一共是5万人，可是这5万，只是有户籍的人口。而随着县城这几年的发展，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粗步估算有1万人左右。
县政府工作的一位领导告诉我，外来人口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第一类是县城培养的藏族干部。舟曲虽然是藏族自治县，但原来县城里居住的藏族并不多，藏族按照习惯居住在高山上，可是2000年起，藏族干部来县城培训的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开始把家安置在这里。第二类，就是彭丽这种小商贩，舟曲的商业不算繁荣，本地人不喜欢经商，结果江苏、四川人来了不少，小饭铺、小超市几乎是他们的天下。第三类，是补课的学生，周围乡镇不少学生常年在县城租房居住，有些父母亲也来陪读。说到这里，领导眼圈一红，原来这次遇难者中，有不少是补课的学生娃，他们大多住在出租的房子里，这批房子，正好集中在泥石流冲刷而过的主干道上。
2000年之后，县城的人口增长加快，人口增长给这个山区小县带来了压力。四面环山的县城发展空间有限，只能见缝插针盖房，另外，饮用水也不能依靠昔日的机井供应，县城开始建造自己的饮用水水库，水库正在这次暴发泥石流的三眼峪的上方。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2004年开始，县城又开始在水库上方建造了几道拦洪坝，意图是拦住上游冲下的沙石，而且坝中有小孔，可以让水泄下。县领导告诉我，没想到，这次，这几道并不坚固的坝堆积了更多石头，当压力无法承担的时候，坝体和山间的泥石流一起下泄，抹平了三眼峪下方500米宽、5公里长的县城人口密集区。
不是说人口压力使灾难发生，但灾难发生时候，一个挤满人的县城毫无疑问受损更严重。
张斌说他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县城的文史资料，舟曲在明清两朝一直被称为“四固城”，四周有城墙，家家用泉水，环绕的高山上，全是参天古木，可是这个景象，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再现的。他说：“封山育林刚开始几年，有点成效了，可是哪里能有那么快呢？”
不生草木的荒山确实潜伏着危险，这危险，自2008年地震以来日益明显。地震后，山体松动，舟曲四周的山体上都有滑坡迹象，锁儿头村附近，有所谓亚洲最大的滑坡带。10日起，我一直住在锁儿头村的村民家，11日深夜22点，暴雨来袭，村里喇叭一直高声呼唤着让村民们最好是撤离到最近的高坡上，以避免危险，又困又累的我实在不想在雨夜爬山，一直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半夜3点，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把我惊醒，房间里灯火通明，可是，这种深夜的明亮，让气氛更紧张了。
原来，村庄周围的山上真的再次发生泥石流，想不起来，是谁给我形容过，这声音像十几列火车开过的声音。确实很像，不过远比火车开过的声音要令人恐惧，因为更加长，更加没有终点，更加充斥着危险的暗示。借住房屋的女主人塞给我一件厚衣服和一把手电，强拉着没睡醒的我和他们全家一起雨夜爬山，在跌跌撞撞地爬山的时候，我不断地想着一句话：天太大了，人太小了。
在雨夜的山坡待了半夜，感受到了7日晚上整个舟曲人的心情。清晨，村庄对面的山峰中间，泥石流冲刷出来一道巨大的黑色深沟，山峰的形状似乎也改变了，小了一大块；山脚下的白龙江更加凶险。这晚的泥石流虽没造成人员伤亡，可是，将江水抬得更高了。舟曲通往山外的道路再次中断，而白龙江下游的陇南也传出有人死亡和失踪的消息。
山那边的四川汶川、九寨沟等地的泥石流消息也频频传来，显然，灾难没有那么轻易结束。■

卢旺达大选：不可战胜的卡加梅(08-30)

“他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结束了一段最血腥的历史，还于废墟中重建了国家。”
8月11日，卢旺达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在8月9日举行的7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以93.08%的选票成功连任，投票率高达98.06%。此次共有4名候选人角逐总统之位，但卡加梅的获胜几乎毫无悬念。进步和谐党候选人穆卡巴兰巴早就表示：“要战胜卡加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结束了一段最血腥的历史，还于废墟中重建了国家。”
现年52岁的卡加梅确实应当被写入卢旺达的民族史诗。他出身于图西族名门，4岁时经历了胡图族政府对图西族的清洗，逃亡到乌干达。1994年，卡加梅带领当时被视为反政府武装的爱国阵线击败胡图族武装，结束了举世震惊的卢旺达部族大屠杀。在那场大屠杀中，约80万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惨遭胡图族极端分子杀害。爱国阵线夺取政权后，卡加梅担任了副总统兼国防部长，2000年4月被推举为总统，2003年8月又以压倒性优势在卢旺达首次多党总统大选中获胜。卡加梅在任10年，一直致力于抚平大屠杀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创伤，包括惩治种族屠杀的罪魁祸首，建立种族屠杀纪念馆，号召民众放弃仇恨，淡化种族色彩等。这些措施使得卢旺达逐渐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成就卡加梅的并不单纯是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声望。卡加梅的3名竞争对手都出自执政党的盟友——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与进步和谐党。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卢旺达问题专家菲利普·瑞恩特简斯（Filip Reyntjens）告诉本刊记者：“在卢旺达，他们被称为‘伴娘’。”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副教授斯塔凡·林贝尔(Staffan I. Lindberg)向本刊分析：“在这次选举中，在野党因种种原因在大选中缺席。反对党候选人、卢旺达前政府官员维克图瓦·因加比尔在选举前遭遇牢狱之灾，绿党副主席鲁维塞瑞卡则在选举前几天被谋害。”瑞恩特简斯说：“反对党在2010年总统大选前夕才出现，此前，没有一个在野党认为他们是反对派，而坚持他们是由爱国阵线占主导地位的卢旺达联合体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自由党2008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其领导者之一也表示：‘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反对卡加梅总统，而是要建设国家，卢旺达并不需要欧洲式的反对派。’卡加梅于是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了总统，他获得了93.08%的选票，而他的对手分别获得5.15%，1.37%和0.4%的选票。”
《卢旺达和布隆迪》一书作者、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勒内·勒马尔尚（René Lemarchand）告诉本刊：“在促进卢旺达经济发展的方面，卡加梅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走得更远，他消除了腐败，让首都基加利成为非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尽管选举当天的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2008年，基加利市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居奖，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卢旺达的经济增长率基本都在8%以上，2008年达到11.2%。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9年度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卢旺达被评为全球最佳商业改善国家，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商业环境排名中，卢旺达从之前的第143位跃升到第67位。“但是，今天的卢旺达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比任何时期都有更为深刻的不平等。”勒马尔尚说，消除民族之间的裂痕，是卡加梅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他曾多次宣称：“在卢旺达，没有胡图族人或是图西族人，只有‘卢旺达人’。”但是，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消失，因为只占全国人口15%的图西族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自大屠杀结束后，卡加梅的威权统治在卢旺达稳固建立起来，一直延续至今。斯塔凡·林贝尔说：“个中原因很复杂，卡加梅上台之初，因为结束种族灭绝、停止报复行动等获得了很高的威信。此后，他借助对军队的掌控，很快恢复了秩序，使社会运作步入正轨。他在许多机构安排了出身于军队的人员，这些人在执行政策时相对更有效率，使所有腐败活动都消失了，经济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卡加梅具有绝对执掌大权的政治资源和手腕。”勒马尔尚说，“他拥有军队、警察、媒体和学校的广泛支持，拥有来自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捐助，他在南非和肯尼亚等国也都有巨大影响。因此，他在过去深受爱戴，至今在不少地区仍然拥有很高声望。■

《鬼影写手》，波兰斯基的政治惊悚电影(08-30)

“惊悚对波兰斯基而言，只是个跳板，他不过是在借此更深地潜入人物多变复杂的内在情绪里，上演波兰斯基的惊心背叛，绝妙双关，扼喉恐怖，掀起观众内心层面上的波澜。”
希区柯克的外衣
“鬼影”（The Ghost，伊万·麦格雷戈〔Ewan Gordon McGregor〕饰）是在整部《鬼影写手》里男主角唯一的称呼，这或许是因为姓名。对一个职业的代笔作家而言，尤其对于这份为前首相亚当·朗（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饰）代笔回忆录的差事而言，本来多余。应雇主要求，鬼影来到朗隐居的美国海边小镇，但回忆录的进展并不如想象般顺利，莫名溺毙海边的前任代笔作家麦克·麦卡拉留下的书稿不仅冗长无味，甚至纰漏连连。而此时，朗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成了流亡的战争罪疑犯，埋首为朗整理回忆的鬼影，不经意地就走近了真相。但仅更进一步的好奇，就让他的人生陷入了无边险境中。
“罗曼·波兰斯基是那样一类电影人，有本事用焦虑和恐惧扯住在公园林荫道上散步的老妇的脚步。他的电影生涯里没有拍下更多的惊悚片是不小的遗憾，而《鬼影写手》就是一部以国际政治和战争犯罪为背景的彻彻底底的惊悚电影。惊悚对波兰斯基而言，只是个跳板，他不过是在借此更深地潜入人物多变复杂的内在情绪里，上演波兰斯基的惊心背叛，绝妙双关，扼喉恐怖，掀起观众内心层面上的波澜。”《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杂志的著名影评人、专栏作家克里克·哈利卡特（Kirk Honeycutt）如此对本刊记者说。
《鬼影写手》以英国记者、著名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为基础，波兰斯基亲自操刀改编完成为电影剧本。小说作者哈里斯毫不讳言，小说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影响，甚至直接借鉴了《蝴蝶梦》的结构。“我很欣赏希区柯克式的惊悚故事——一个普通人被卷入一个奇怪的世界，故事的发展逻辑缜密，但情节却越来越疯狂。”
电影中的鬼影确实非常有希区柯克电影主角的气质，他有一定的人性良知、职业骄傲，又带一点常人不解的偏执，具备一定程度的聪敏，又不足以洞穿周遭的混沌，于是在无知无觉间就把自己推向了一段危情四伏的人生。正如法国著名电影批评家、戛纳电影节艺术顾问皮埃尔·里森特（Pierre Rissient）所言：“在《鬼影写手》中，波兰斯基几乎就是大张旗鼓地想要唤起人们对希区柯克式悬疑的热情和回忆，他肆意用那些希区柯克热衷的阴森音乐，模仿着那些极致化紧张情绪的剪辑方式，以同样完全中心化主人公的叙述方式，来呈现一个无辜而清白无知的人，如何与白日里活生生上演着的梦魇搏斗。”
解释所谓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最经典的释义莫过于希区柯克自己的表达——一列英国火车上，面对面坐了两个男人。一个问另一个：“你头上行李架上的东西是什么？”被问的人回答：“是MacGuffin，用来在苏格兰高地捕狮的装置。”问话的人不甘：“可是在苏格兰高地并没有狮子啊？”回答是：“噢，那么，MacGuffin也就不存在了。”
希区柯克的所有电影里，无一例外围绕着一个MacGuffin，从他早期的《房客：关于伦敦雾的故事》（The Lodger: A Story of the London Fog，1926）、《戒指》（The Ring，1927）、《勒索》（Blackmail，1929）到相对后期的《玛蕊涅》（Marnie，1964）、《家族阴谋》（Family Plot，1976），甚至他最著名的《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1935）、《眩晕》（Vertigo，1958）和《惊魂记》（Psycho，1960）。
希区柯克说过，童年里他受到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恐吓，所以他的人生乐趣在于用电影来恐吓这个世界。这当然是带着无限谦卑的玩笑，正如不能因为人生的结局注定一死，就用一场故弄玄虚来定义人生一样。希区柯克的悬疑，至今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希氏在电影语言和人的心灵深处搭建了一套完整的交流机制。
“初看上去，《鬼影写手》确实是很经典的希区柯克式惊悚，整部电影精确得就像是完美绝伦的建筑。波兰斯基很好地利用了希区柯克式的电影语言，蒙太奇，音乐，布光，甚至是一个个似是而非却充满不祥预感的人物、对白，足以让观众随着主人公一起，在那个昏晦湿冷的海边经历了一场谎言、背叛甚至谋杀交织的噩梦。甚至你能看到，为了与希区柯克风格趋同，波兰斯基完全放弃了曾经永不餍足的血腥和暴力场面。但是，希区柯克只是《鬼影写手》的一个方面，就像是电影的外衣，任何熟悉波兰斯基电影的人都能说出这部电影究竟有多么波兰斯基。波兰斯基精心营造恐惧，但是对于他而言，可不是真真假假与你说个能吓唬你一下的故事而已。”皮埃尔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探险人性最幽闭的角落
如果说，希区柯克是电影魔术师，乐于用电影语言挑逗观众的心理感受，那么，波兰斯基自始至终都更像撒旦的使者，或者说是一个无畏的侦探。他乐于去碰触那些人们害怕触及的遮掩在日常生活之下的东西。皮埃尔说：“波兰斯基自始至终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趣味，又深受欧洲古典主义文学、哲学的影响，这才是波兰斯基电影的特征。”
《鬼影写手》小说的社会趣味不言自明，来自《纽约观察家》的书评就这样评介这部小说：“这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如果当真，那么不仅上演在英国，上演在整个世界的秩序中，而且种种对西方世界现实的疑惑，全部就会了然于胸。”
从小说到电影，故事虽然并没有偏离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开的玩笑，但是“如果说小说可以是带有国籍色彩的，话题也是关于英国或者说西方世界的政治体系，那么电影则完全是波兰斯基的个人世界。托尼·布莱尔和希区柯克一样，不过都是随时就可以脱去的外衣，电影的核心只有鬼影，The Ghost不妨就完完全全把他看做了波兰斯基自己的化身，他对人性深处幽暗角落的又一次探险”。
从27岁时就使自己名震影坛的处女作《水中刀》里那段不安的三人旅程开始，波兰斯基早就清楚，来自心灵深处的害怕是对观众最致命的武器，他依此而创造了自己的电影世界。车窗上树杈影影绰绰的倒影，永远模糊不清的人面，映照出纷繁紊乱的世界中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茫然和不安，封闭空间内仅用三个人营造而成的故事张力，以及水与刀的丰厚隐喻，使得《水中刀》至今被说成可以与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夜》、《蚀》相提并论的诗意、哲学化电影的经典。自此，无论《罗斯玛丽的婴儿》还是《吸血鬼的舞会》，波兰斯基或多或少都会运用这样文学化的电影技巧，甚至因此被说成有一种邪气，在他的镜头里——一阵微风，一场骤雨，甚至一扇大门，都是那样惊心动魄。
《鬼影写手》里就满是阴邪的味道，荒凉的海滩，封闭而孤立的建筑，迷雾和烟雨中，当你感受着和主人公一样的孤立、混沌及慌乱时，汽车里的标准导航音也能叫人魂飞魄散。但是波兰斯基从来不满足于仅仅把观众吓到，他的谜底常常比悬念本身更令人惶恐。如《唐人街》中，那句经典的谜底：“她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女儿！”突然闯入人性最幽闭的一角，转瞬的漆黑足以击昏观众。
《鬼影写手》里也有这样的一个谜底，被波兰斯基拍成一个颇有形式感的长镜头，上流社会酒会上，气定神闲的人群中慢慢传递着一张恐怖真相的纸条，内容与形式与当年《唐人街》的惊世骇俗相比，也毫不逊色。因此，《纽约客》的影评开篇直言，《鬼影写手》作为一部格外精确完美的政治惊悚电影，让波兰斯基终于继续了他最擅长而杰出的事情，也让70年代那部迄今无双的《唐人街》有了继续。
这种对恐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笼罩作品的挥之不去的黑色，与其说是怎样的艺术观念，不妨说是一种对生命的认识。正如很多人认为生活总体上是明媚的、公正的，就会有一些人确实相反，试想波兰斯基的种种人生经历——“二战”，犹太集中营，屠杀，逃亡，流浪，谋杀，流亡，自然还要包括那纠缠30多年也无法洗脱的罪状。不难理解的是，波兰斯基肯定属于那些对人生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眼中的世界有点邪恶，正如他所言：“每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我的内心总会同时产生一种不安的强烈感觉。”
《鬼影写手》也许是迄今唯一一部由波兰斯基在监狱里剪辑和做后期的电影。不久，它就凭借有目共睹的严谨、沉郁，以及越来越宝贵的古典主义叙事追求，为他又迎来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的奖杯。但荣誉对这样一位已经77岁的老人，还能产生怎样的意义呢？已经容不下太多猜想，但对于那些有兴趣走近这位老人的人来说，《鬼影写手》在精密饱满的故事之外，留下这样一些惊心的弦外之音——当鬼影苦心钻研书稿，窗外那个东方面孔的园丁，在肃杀之风中打扫着永远无法聚拢的落叶；自认为找到了真相的鬼影递出了纸条，怀抱书稿匆匆离开，接着就是突然而刺耳的碰撞声。这像极了《唐人街》里最后惊人的枪响，不同的是，如今的波兰斯基不再有兴趣把血腥也拍给观众，反而只留下了喧嚣街头一瞬间凝固起的寂静，伴着散落风中漫天扬起的纸片。它像极了波兰斯基自己的叹息。■

路虎声威(08-30)

虎年过半，顶级豪华SUV品牌路虎在中国的销售业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5%，这个成绩令路虎中国区总经理狄思豪（Mr. Scott Dicken）甚为满意。狄思豪在任职中国前，曾担任路虎英国国家销售公司全国商务经理、全国区域业务经理等要职，为英国本土这一路虎全球最大的市场连续创下销售新纪录。如今，他所辖的中国市场取代美国成为路虎全球第二大市场，已指日可待。
关于路虎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狄思豪的童年：“我记得在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玩具车，就是一款绿色的路虎，当时我对这款小玩具车非常喜爱，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可能我的父母至今还帮我收藏着这个玩具，我下次回家一定找找看。”
狄思豪对路虎的感觉是奇特的，他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回到路虎英国的总部，当我走进设计师的工作室，看到他们在那里忙碌，看到工作室里摆放的一些新车型的黏土模型，我都会感觉非常激动，甚至会热血沸腾。那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在我心目中，路虎就代表着一种探险精神，无论你是不是在路上，它都能够激起你心中的这种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时间已经过半，路虎的目标能否顺利完成？
狄思豪：我们对路虎在中国市场的表现非常满意，它超出了预期，今年上半年的增速与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35%，到7月底，今年的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增长势头非常强劲。整个中国汽车市场都在成长，身处中国市场，我们公司也不例外，但令人惊喜的是，路虎在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市场的增速。
至于中国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路虎全球第二大市场，虽然很难有精确预测时间表，但我觉得应该会很快，肯定会在未来两年的某个时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二大市场。事实上，今年就已经有一个月份，中国市场的单月销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三联生活周刊：源自英国的路虎最初就是一款越野性能非常好的品牌车，历史上的路虎和现在所谓的SUV是何关系？
狄思豪：我们认为，正是路虎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SUV市场。第一辆路虎在1948年推出，当时它打破了原有汽车市场的模式。在路虎长达62年的里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1970年，我们推出了路虎揽胜。正是第一代路虎揽胜的出现，才开启了现代SUV市场。它是一款全能型汽车，既是毫无争议的豪华车，又是行政级的座驾，它能提供长途行驶非常舒适的乘坐体验，同时也是毫无争议的全时四驱的越野顶级性能，是一款奢华感觉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座驾。在这个市场，我们在很多技术上都是率先采用，比如说我们是第一次采取防刹车锁死系统的四驱车制造商，第一个采用空气悬挂技术，也是第一家采用电子抓地力、电子牵引力控制等等，很多方面的技术都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中第一家采用。之后的40年中，它都一直在豪华SUV市场保持着领先地位，甚至到今天，揽胜仍然是顶级SUV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40年来揽胜只有三代车型，你如何看待车型设计的经典性和流行趋势之间的关系？
狄思豪：虽然从1970年到现在只有三代揽胜产品，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对产品改进、更新，这个产品历经40年，不断改善，就算今天最新一款揽胜，仍然可以看到第一代的影子。我们坚信，任何产品设计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简洁性和经典性。在揽胜的外形中有一贯的原则，它悬浮车顶的线条非常简洁流畅，整个外形轮廓可以很容易地一笔画出来。
我们的设计师有个原则，距离200米远就可以一眼从外观上辨认出是路虎的产品，几乎每一款产品，他们只需要用四五笔就可以画出产品轮廓，一方面这反映出他们的自信，另一方面简洁、经典的设计让与众不同的路虎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源自英国的豪华SUV品牌，路虎的英国血统意味着什么？
狄思豪：路虎被誉为全球SUV第一品牌，1947年诞生于英国，它先后4次被英国皇室授予荣誉证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英国第一任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文莱苏丹博尔基亚等权贵人士都挑选路虎作为其私人座驾。
62年来路虎一直专注于SUV产品这个市场，不像其他一些汽车品牌，看着SUV市场发展得不错，就也去设计他们的SUV产品。我们非常有信心地告诉你，路虎拥有行业里最优秀、最有创造性的工程师，他们不断地设计、制造出顶级的SUV产品，使得路虎能够在四驱车领域一直保持领先。之所以他们能做出优秀作品，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信念及其自信，源于长时间的传承以及专业经验的积累，使路虎品牌纯正的血统得以延续。
三联生活周刊：9年前塔塔集团为什么要收购路虎？
狄思豪：塔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都有很多业务，收购了很多企业。他们的挑选收购目标很有眼光，一方面要看这些企业财务状况是否稳健，另一方面很看重所选目标在管理方面是否成功。汽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投入3～5年才能生产出一款新的产品，所以在汽车行业中做收购，并不只是收购现有的资产或现有的几个产品线，更多的是看其商业计划及其未来发展。当时路虎具备较好的独立成功性，业务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三联生活周刊：“东家”变了，这对路虎品牌有何影响？
狄思豪：塔塔收购路虎后，把重点放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方面，收购后，他们也继续保持了原有管理层。尽管换了“东家”，我们觉得塔塔也表现出对路虎品牌的尊敬和对路虎品牌的理解，塔塔对路虎的尊重表现在他们对品牌原汁原味东西的保留。可以说，我们原有掌握的资源没有任何变化。当然，塔塔给我们设定了更高目标。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因为路虎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确实能实现更高的目标。所以说，收购后对路虎品牌没有任何的变化和影响，我们仍然继续专注于生产高端的SUV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目前中国SUV市场与欧美有何区别？
狄思豪：中国车主和欧洲的路虎揽胜车主比较，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唯一的差别是，中国揽胜车主更年轻一些。总体看，中国汽车市场是令人激动人心的，增长非常迅速，在整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高端汽车的增速超过整体增速，在这个细分市场中，豪华SUV市场可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购买SUV产品的客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出行愿望，不管每一个用户是否真的需要，但SUV确实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能够去距离更远的地方。我在中国的时间不长，中国的社会不断地变化，但很显然，人们长途自驾车旅行的需求正在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与中国的消费者接触中，他们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狄思豪：虽然路虎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受欢迎度也非常高，但毕竟路虎2003年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短短几年，我们发现中国用户对这个品牌的热情非常高。在中国有一些用户俱乐部，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参加过一个路虎俱乐部成立5周年庆，那次活动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共有800个路虎用户，他们有的是和家人一起来参加的，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有多少车型准备上市？
狄思豪：今年最重要的车型就是为了庆祝路虎揽胜40周年我们推出的揽胜珍藏版。这款40周年珍藏版揽胜代表了我们最高的工艺，在中国限量推出40辆，每一辆车单一编号。今年我们还准备发布下一代新揽胜车款，时尚新锐版Evoque将会代表路虎未来的方向，它将是我们生产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燃油经济性最佳的一款揽胜，同时也集成了揽胜产品一贯的奢华和高贵，以及奢侈高品质。
三联生活周刊：路虎在市场推广上有何计划？
狄思豪：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夯实基础，建设品牌，推动销量。目前路虎在中国有大约45家经销商，在未来的一年半至两年，我们要把这个数字翻一番。不仅增加经销商数量，同时也要确保他们的高品质，为了帮助经销商达到我们这些标准，最近我们在上海建立了培训中心，对经销商销售、售后等全方位培训。■

从小爱吃菜(08-30)

想让你家的挑食宝宝喜欢上吃蔬菜？最新一期《营养与膳食》杂志给出了三个建议：看大力水手，参加美食品尝会，以及报个小小烹饪班。泰国马希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曼谷26所幼儿园中年龄在4岁到5岁之间的幼儿进行为期8周研究后发现，综合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将孩子摄入蔬菜和水果的数量增加一倍，而且种类也从以往的2种增加到4种。研究人员表示，童年时期养成的饮食习惯通常会伴随终生，而在现代社会中，儿童常常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糖和盐，水果和蔬菜的摄取量却明显不足。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长为求方便越来越多地用加工食物喂养孩子，殊不知，让幼儿参与到传统的烹饪过程中去不仅可以让他们对天然和健康的食物更加偏爱，还能培养手眼协调能力。■

不能展开的药方(08-30)

母亲长年身体发热，西医体检过，心脏、血压均没有毛病，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只好找中医，中医是我们的国粹，也许能帮助找到母亲的症结。
可是，中医的答复很抽象，问过几家大小不等的医院，有说更年期所致，也有说肾虚。近日，我求得一个知名中医的地址，便来到这家民营的中医院。门脸居然很像一个餐馆，推门而入，大堂也很像餐馆，若不是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坐在桌边，我真不觉得这是家医院。当然，我不应该单凭所见来做评判，因为，鼻子已经告诉我了，这的确是中医院。
一个白褂老太太招呼我，问：是看病吗？我说是给母亲看的，只是她在外地，没有过来。老太太让我挂号，而后我坐下来，她填写病历，问我母亲的病情，又问以前的就诊情况，我纳闷：我挂的是院长的号，又不是找她来看的，为什么她要问那么多？她说：我们这里是两道程序，先经过初步询问，然后再让院长大夫来看。我才明白，可是看到老太太填写的病历都是找院长看病的，一打病历上印的全是“某某院长诊断病历”的字样，我问：医院有多少大夫？老太太回答说：有二十几位。她问我：今天拿药吗？我答：不拿药，我不可能把一包包的中药大老远往家里寄，能不能问清楚病因后，讨个方子？她说：如果只是问诊，院长的药方是秘方，是不会展开的。
在这初步询问过程中，她居然已经写好了一串方子，把病历和处方夹在一起，倒扣在前面的病历上，让我排队。我恍然大悟：二十几位大夫原来也包括了这位老太太。我坐在一边静等，院长还没到——大人物一般都会迟到的。没事，我先打量一下这个布置独特的医院大堂。柱子上有红色的条幅，“名医”、“大德”之类的字眼映衬其中。这是个二层的楼，在楼道上横放着一块匾，上书某堂，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横在那里了，也许这是该中医院数年前的名称，现在既已由“堂”升级为“院”，也就不用了。大堂另一侧台阶下面，还有一片空间，靠墙摆着一个大鱼缸，有几条大鱼游来游去，又让我想起了餐馆大堂的水族箱，我今天是怎么了，总是调整不过来餐馆的思维定势。
院长从楼上下来，我以为他要进到一间办公室，可是他转了一圈，又折回来，在老太太的那张大桌边坐了下来，就诊开始了。我有点惊讶，这病看得也太随意了，难道患者和医生就公然在所有人面前这样交流吗？患者没有点隐私吗？也许，是因为我去惯了大医院，才这样没见过世面。再说了，这是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中国的传统不像西方讲究什么隐私。前面的几位患者就这样“过堂”了，每人不超过一分钟，方子已经让老太太开好了，院长只需略加一二或维持原判，进而直接让病人拿着方子去交钱取药。轮到我了，我说的话比院长说的话要多，得到的还是笼统的回答，他只在老太太已写好的药单上加了个“地骨皮30”，我再想细问，他就用一些比喻来解释：瓜熟了，自然就燥，就要裂开，你还年轻，瓜生着呢。我带着方子往门口走，上面的那个“复方”可能就是秘方，他不愿意展开，我也不可能按他的意思直接拿药，旁边的工作人员和那老太太显示出很不满的神情。
很遗憾，这个“名医”给我带来的没有惊喜，只有惊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只有不展开的方子，没有耐心的问询，只有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
中医究竟是什么？是秘方？是通过自我标榜和故作神秘的方式包装成的神奇药剂？为什么不能把方子展开？独家是么？防小人偷学自立什么什么堂，还是生怕自己的药钱被别人赚走了？
其实，我也应该理解这家民营医院，毕竟它靠的是院长一人，不容易。如果都像我这样只问诊不拿药，它再把方子都详尽地开给你，它怎么维持经营？但是，并不是每个患者都像我——母亲在外地，还是有人很买“秘方”的账的，这是它的幸运。可当我没有如它所望带给其幸运时，它就不乐意了——让你一无所获，再给你几个白眼！唉，谁说不先赚些钱安身立命能有资格去谈提壶济世的？
民间的中医若走的都是这等路子，恐怕中医前途难料了。秘方是个古词，代表的是旧时的思想，现今，医疗事故引起的官司也不少了，秘方显然成为于患者不利的凭空物证——而且，我还发现这家中医院给的处方笺上居然没有医院的名称，可谓查无对证，略见过世面的患者怎能对它有信心？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愿意相信真的秘方虽少，但还是有的。真有效的秘方，必然是有价值的，可这么有价值的东西仅局限在几个“名医”手中，后果可想而知。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存在范围，单靠自己的儿孙继承？再者，有价值的东西就值得研究和发展，兴许还可推动其他更多有价值的发现，科学的进步不就是这样启动的吗？■

谁会想到农民？(08-30)

从南到北，高温热浪频频来袭。无论是降温费还是高温慰问，不仅代表对特殊岗位的高度关怀，还意味着实际利益的倾斜。然而，这样涵盖了社会许多行业许多层面的利好之举，却一直与同样不得不与高温作战的农民兄弟失之交臂，也似乎无人质疑这样的现实是否有所不妥。
就笔者位于中部农村地区的老家而言，每年7月底至8月上旬，既是气温最高的时节，也是农民抢插抢种的“双抢”黄金季节。每到这时，家家户户得起早贪黑，头顶烈日，抢抓季节。当一些媒体指出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日渐淡薄时，殊不知社会对农民的关注也大不如前了。记得过去，媒体时常将镜头对准“双抢”季节的农民兄弟。时至今日，且不说高温关怀，从社会各种渠道包括飞速发展的网络，我们又能了解到多少这样的关注热情呢？
目前，我国仍有高达6亿多人口常居农村，以务农为业。像笔者老家那样外出务工比例较高的地区，整个村子没剩下几个青壮劳力，更多的则是老少。最近，有媒体建议制定高温保护法，杜绝一些地方出现的高温施工中暑死亡现象。不过，这项法律即便付诸现实，对那些种田的农民兄弟也不会有任何帮助。特别要指出的是，农村降暑措施极为有限，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空调、冰箱，中暑概率更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普遍较差，虽然合作医疗基本覆盖，但往往路途较远，设施简陋，医治更为困难，这意味着，因中暑酿成严重后果的风险更大。
对于高温工作者而言，怎样建立科学的保护机制，注重保护产品的研发，适当的利益倾斜，都是当政者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对土地是否有感情，取决于社会是否遗忘了这些辛勤的耕耘者。
武汉禾刀

媒体“跟拍”(08-30)

有网友曝出武汉一线交警为等领导前来视察，被要求提前在烈日下暴晒半小时，排着队让领导擦汗，以“秀”领导如何爱护民警。官方极力否认有暴晒半小时事，但一次小小的“擦汗”之举竟然要让几乎所有当地媒体都去报道，依然让人不解。不少官员习惯了将媒体当做自己“嘉德懿行”的放大器，于是，本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沦为其表演的舞台。笔者暑期在一家媒体实习时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该市某区由于连降暴雨引发洪涝灾害，数万人房屋被毁，直接经济损失有8亿多元。该市红十字一位会长准备亲自送一些物资到灾民手中，于是通知了该市不下4家媒体的记者前往跟踪报道。到后我们才得知，此次运送的矿泉水、棉被之类的物资价值不过3万多元，对于缓解灾民生活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救灾捐物本就是红十字会的应尽之责，捐这么点物资实在算不上什么壮举，顶多算是日常工作而已。那天，气温异常高，那位会长来到一个灾民安置点将一些物资送到一位七旬老人手中时，我们一帮记者就在周遭准备捕捉灾民感激流涕、领导亲民恤民的细节。年迈的老人一个劲儿说着“感激政府”，我们却嗅不出多少感人的东西。但回去后，还是要搜肠刮肚地把会长如何将物资躬身送到老农手中的细节渲染得引人泪崩才好。好在，连笔者实习老师都觉得红十字会此次捐3万多元十分寒碜，索性就没让这个稿子“见光”。老师的正直让那位会长失去了一次作秀的机会，但其他媒体还是刊发了。
当下，多少官员习惯了将媒体公器私用，小而言之，这是一种功利而畸形的政绩观，官员随手捡起果皮纸屑亦恨不得“新闻联播”都报道；大而言之，这是在滥用行政职权，当下，稍有权力的官员都能轻易调动媒体让其成为自家“发声筒”，完全无视媒体独立、自主的权利。“擦汗门”，一次精心策划的正面报道出了岔子罢了，完全是个小概率事件，只要公权力逼仄下的媒体弱势不能改变，领导们依然会带着一大帮记者、摄像机四处为人“擦汗”或“与灾民握手”。
武汉王艳春

一天的塑料袋(08-30)

我常以环保人士自居，在家也注重宣传教育。比如号召儿子别乱丢东西，对玩具不能喜新厌旧，要以过低碳和简朴生活为荣，告诉他苏格拉底数千年前就曾说过：“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呢？”但基本是我自讨无趣。胖头儿子瞪着一双纯洁而无知的眼睛，不怎么搭理我——他才两岁半，我也不好多训他什么，只好自身当个表率吧。8月某夜，我心血来潮，随手记下当天塑料袋的用量后，却怵然心惊了。
7点30分上班，带出家里昨天的生活垃圾，扔去大垃圾袋一个；7点40分，上班途中买包子、油饼各一个，豆浆一袋，虽然对店家强调说包子和油饼就放一个袋，仍用掉两个塑料袋；8点20分，坐在办公室里的我泡绿茶一杯，余下茶叶小包装袋一个；8点40分，给办公室的垃圾筐换上一个新垃圾袋；12点，收到网购的渔具快递，内有鱼钩包装袋一个、鱼诱饵包装袋两个，快递公司包装袋一个，计塑料袋4个；12点40分，吃完午饭散会儿步，在报刊亭买彩版杂志一本，外套有塑料膜一个；16点30分，冲泡速溶咖啡一杯，吃独立包装闲趣饼干三块，遗下小包装袋4个；18点10分，下班路过农贸市场，买青菜两把、鱼一条、卤牛肉一斤、葱姜蒜若干，耗去塑料袋6个（卤牛肉配有调料包一个，故外面还套了一个袋）；18点40分，去超市买饼干、饮料等若干，顺便购塑料袋一个，两包饼干自带包装袋两个，共计3个塑料袋，饮料的塑料瓶等略去不计；20点，晚餐后将部分剩菜用保鲜袋套装后放入冰箱，用掉塑料保鲜袋两个；21点，切开冰西瓜，和家人吃掉了一半，另一半用保鲜袋装了再放冰箱；22点30分，澡后，趁儿已睡，独吃冰棍一支，留下包装袋一个。以上合计，短短一天，仅我一人，用掉塑料包装袋26个。
看到这个数字，我心苍凉啊。国务院“限塑令”2008年6月1日生效。然而实施两年后，一天下来我几乎时时和它相依相伴。为什么垃圾围城，为什么垃圾堵河？自己常感叹世风日下，环境恶化，如此看来自己也有一份罪过。可我真能不消费吗？这样一想，我觉得还不如为垃圾袋回收做些努力更现实。
湖北宜昌聂武钢

为何送女出国读书(08-30)

最近，去参加一位亲戚举家出国定居前的告别宴。亲戚此行的目的，是送将满6岁的女儿去加拿大读小学。虽然这一去就将与双方年迈的父母长久分离，但这却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在告别宴上，亲戚一一列举必须去国的理由：首先，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入学门槛太高。她曾去北京几个小学咨询，答案是，因为小夫妻在北京没有房产，一家三口都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女儿如果在北京上小学，就要交一笔很高的赞助费，今后中考、高考中，都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理由二，不想让女儿在严酷的学习环境中度过。亲戚说她有个朋友的孩子在北京上初中，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学习成绩却总是排在班里最后几名。后来班主任点拨说，班里多数孩子课余时间都有一对一的专人辅导，那位家长赶紧给儿子请了一位家教，每月额外多花2000多元的补课费后，儿子周末的两天休息也都搭在学习上了。但“吃小灶”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儿子的排名在短短一个月后就上升了20位。
一席告别宴，竟成为控诉应试教育的忆苦会。一位朋友说，上幼儿园的赞助费也不得了，他的女儿要上一家硬件较好的幼儿园，竟要交赞助费6万元。北京公立托儿所严重不足，而私立托儿所费用好一点的高达每月4500元左右。孩子从小就给分了等级，划分等级的标准有：户口、财产、房产、父母的社会地位等等。一番议论后，大家都认为亲戚送女儿去加拿大读书是个极正确选择，反正孩子有加拿大国籍，可以享受加拿大免费的全民义务教育，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最重要的是，加拿大孩子只要按部就班在校学习，就基本能顺利完成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学业，小姑娘的个性不会被压抑，有助于孩子健康成长。散席后，依依不舍地把将要去国的一家人送走，心头竟有着说不出的沉重。
北京陈晓凤

一场楼衣秀(08-30)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正在进行规模盛大的风貌整治，把老旧街道按照新规划设计重新披上一层美丽外衣。那些新近戴上城市景观设计师头衔的大师们，用城市色彩美学、城市景观学等新词把地方官员们勾得像被灌了催情剂一般兴奋，当然这其中还有他们共同关心的市场经济学的完美结合。我不知道，倘若那些九泉下原来的建筑师七月半回来看了该作何感想，当然，也包括很多还活跃在这个城市舞台上的年轻建筑设计师，他们当初设计的作品已被列为年老体衰了。
这个城市定位于国家工业重镇，十几年前初来时发现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南腔北调，显示了它的活力与包容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厂房和住宿楼，那些裸露红砖的外墙，那些一年四变的梧桐树们是那么和谐、宁静而别有韵味。如今的风貌改造就让它全变了模样。那些原本个性化突出的店面店招，如今不管卖衣服还是卖书的，一条街就是一个底色。大手笔之下的风貌改造，把城市的发展印记给一把抹去了，也抹去了好多令人留恋和回味的生活特色。可是，无论建筑的外观如何新颖美观，我们原住民的居住条件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善，连原来在阳台放盆花看季节变化、在阳台上晾晒衣裳的自由，也因为楼漂亮了居住者的素质要跟着提高这个硬道理而改变，结果花也不能放，衣服在厕所里阴干就行了。
眼看满街一栋栋貌似新楼的建筑，动辄千万上亿元的财政资金转而变成了所谓改善民生的工程。而记忆中，城市中心新建的广场为了迎接建市20周年，把周边建筑物的瓷砖面上抹上一层外墙漆，几年的风吹雨打如今已经斑驳凌乱，像生了皮肤病的老人在阳光下暴晒。城市需要焕发活力，但这个力一定要从根本上启动，让楼体本身从功能到结构有新生命重生，而不是把那些就要拆除重建的废弃老楼也花重金装上光亮工程来实现整体美观，这种对城市的整容化妆只能满足短暂的审美快感。
午夜北斗

达叔的江湖(08-30)

我的家在乡下，村口有一条小溪流过。小溪边上有一棵大树，傍晚的时候，达叔总是会坐在那里说书。
我们的村子是南边最偏僻的地方，村里人大多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要人人都努力劳动就能够填饱肚子。偶尔也会有人出去，但是出去了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仍旧是一无所知。据说达叔是唯一出去过的人。
傍晚时候，村里的人们总是会聚拢在树下，听达叔说他无数次搏斗拼杀、死里逃生的经历。但大人们说达叔一直就很会吹牛，回来后更练就了一身说书先生的本事。但达叔倒也说得很好听，所以他们也总是会给达叔一些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以维持这个村里唯一的娱乐。
达叔总强调他不是说书先生，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末了，还感叹一句：“井底之蛙啊。”我对达叔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我觉得达叔跟村里的其他人不同。他们每每听完笑过后就各自回家，第二天继续种他们的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而达叔在人群散去后总是会拿出他的旱烟，静静地思考，许久，抽上一两口。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问他，他从来不说，总之在我看来，肯定跟种地无关。
达叔说外面的世界叫做江湖，步步危机、人心险恶，但是又充满挑战，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生活。他每每讲到兴起，眼睛便瞬间有了光彩，跟着化指成剑，收掌为刀，凭空虚砍一番；又或是讲到惊险之处，伸手抹汗，仿佛那危险的境况就在眼前。于是我开始对江湖异常地向往：向往狂沙客栈的牛肉，向往蝴蝶湖畔的美酒，向往在月下泛舟赋诗，向往在沙场挥刀杀敌。每次我听到这些故事，总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就像达叔点烟时冒出来瞬间炽烈的火花。
后来，达叔越来越老，他讲的故事开始颠三倒四，随性而至。有时候一段重复好多次，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故事他会说出几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村里人来听他讲故事的也越来越少，到后来他几乎不讲了，只是静静地在村口坐着，偶尔抽一两口他的旱烟。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要离开村子了。离开村子的时候，达叔还在村口坐着，木然地望着向村外延伸的小路。
我终于忍不住问道：达叔，既然当年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
达叔干笑了两声说：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出去过。■

被微博、短信、MSN改变的秩序：碎片时代的生存准则(08-30)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主持人张斌，对世界杯比赛的收视率还算满意，他说：“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从头到尾完整地看一场比赛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把世界杯当成背景声，电视放着，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到进球了，就过去看一眼慢动作回放。收视率高，只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应该有世界杯。”十来年前，张斌创办《足球之夜》栏目，鼎盛时期，这个节目时长4小时，而后不断缩减。其中国际足球部分分离出去形成“天下足球”栏目，每周一晚上播出。“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进球集锦节目，即便是球迷，也都有这样的期待——你们少废话了，赶紧让我看进球。这个节目收视率最高的还是100大进球排行榜这样的集锦，因为进球一个接一个，不断刺激你的大脑。”
专家们不断描述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很难持久，孩子们养成了超文本链接的浏览习惯，很难按照一个逻辑推演过程完整地看一本书。岂止是读书，足球这样的消遣也变得“碎片化”了，少有人能耐心地看完90分钟的比赛。
张斌感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严肃问题被消解了。他在新闻中看到，英格兰足总开始推广一种新的青少年培训体系，类似于中国的“体校”，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讨论此问题，结果只有两条评论。相比之下，谈论明星逸闻的博客会收获更多的评论。他也在搜狐网上开了“微博”，“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使，不知道拿它说什么啊”。
但对许多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通过自己关注的人，通过他们的链接，他们各自的“角色扮演”，你可以轻松地知道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事，大体上的舆论是什么样子。开心网上最活跃的不再是挪车位这样的小游戏，而是转贴，集合了八卦新闻和娱乐内容，iPad上最新的一个应用是Flipboard，它最重要的两个栏目是Facebook和Twitter，使用者当然可以定制自己的信息来源，但没有哪个大众媒体能抗拒社会化媒体，保持其固有的权威性。新型的社会化媒体和社交网站带来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会影响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大西洋月刊》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叫《Facebook上的一起死亡事件》，作者是个杂志编辑。S女士曾经在杂志社实习，这位女士的夜生活极其丰富，编辑先生和S女士也就是个点头之交，他怀疑，一个经常泡吧的姑娘是干不好编辑工作的。实际上，他也没干好，杂志倒闭了，他失业最初的一星期可以享受孤独的美好，但随后就上Facebook，想看一看老同事们都过得怎么样。他看到S女士想加他为“好友”，他同意了，很快，S女士的动态充满了他的屏幕，他看到S女士的行踪，在酒吧里的留影。然后看到有一位男士和S女士一同出现在照片上，起初，男士的胳膊只是搭在S女士的肩上，而后就揽入怀中，然后就是两个人坐在一间起居室的沙发上，S女士向她Facebook上的所有好友展示手上的钻戒。编辑先生想发送一条祝贺的信息，但又纠结起来——我好像是一个窥淫癖，注视着她的私生活，可我们之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好友”，我们就没说过几句话。结果，编辑男士终于有机会脱离网络生活，到了乡下的一个朋友家。某天晚上，他看到自己的苹果手机上有多条未处理的信息，他用手机接入网络，原来是S女士不幸去世。编辑先生想起一年来生活的变故，有点儿欲哭无泪——我到底要为谁哭呢，为S女士？可我们几乎不认识，在网上也从来没有互相留言。为了她的故事？作为旁观者，看到了网络直播的一则故事？
在Google公司社交体验方向的研究员看来，“社交网络不是一时的流行，也不是目前已知网络的附加，它是一种根本上的改变，一种重构”。他们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上的大量使用行为都发生在人数较少的强纽带之间。Facebook上的用户平均拥有130个朋友，但只会定期和4到6个人互动，人们所拥有的弱纽带关系也就是在150人左右。这些“朋友”大多属于不同的圈子，在生活中很少有交集，但在网络上被平面化地呈现出来，你对某个圈子里的朋友说的话，也可能会在另一个圈子里传播。此外，网络上还有一种临时纽带关系，包括柜台售货员、在线写酒店点评的人、你在购物网站上遇到的卖家。
如果我们使用Twitter或者“微博”就会发现，你的每一个“粉丝”都能和你构成一种临时纽带关系，他给你留言或转发了你的一条微博，这微弱的纽带关系就绵延开去。Google的研究人员提醒我们，如今我们手机上八成左右的电话还是和固定的4个人打的，早年间，一个村落到了150人就会面临分裂。但我们不可能再像100年前只和方圆10公里的人来往，也不可能处理好150个以上的弱纽带关系。
商人们对这种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商学院曾经发布一个调查报告，题目是《Twitter作为一种电子流言的力量》，调查者搜集了数以万计包含商品品牌的微博评论，其中超过50%的内容是负面的，33%是批评性的。报告提醒商家，强纽带朋友之间的建议会决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网络上的流言也会对产品和品牌构成足够的影响。
一个豪车品牌的市场部经理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刚担任“网络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她说，许多公司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e-Marketing，在互联网上开展营销，但最近一两年，所谓网络营销部门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社交网站和社会化媒体上，核心工作就是做好口碑营销，保证自己的产品出现在海量的信息中时是一个正面形象。“我们当然知道，电子流言大多是负面的，而负面消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所以一个市场经理背后会有专业的互联网团队，我们会判断负面信息哪些是竞争对手所为，哪些是不负责任的传言，哪些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会很认真地处理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在社会化媒体上的曝光度，让我们的消费者很容易找到我们。事实上，你在手机上收到商家的生日祝福，短信提醒，那都是网络营销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感受到，我们就在你的身边。”
商人们会利用网络上的各种纽带来形成自己的品牌传播，最好用的一个方法是，发一条微博，从转发者中随机抽取幸运者送出奖品，许多人轻松地点击一下就转出去了。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是从事公益活动，包含品牌信息的微博被转发一次，就向某个慈善基金捐助一块钱。这后一个办法能让转发者更自觉，社会活动的研究者称之为“懒汉行动主义”。
2007年10月，有一家叫Freerice的网站发起行动，只要你在该网站上参与互动，回答对了一个问题，该网站就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米。两年多之后，他们捐赠出1.576亿粒米，相当于2200万碗粮食。这是一个具有碎片化时代特色的社会活动，你回答一个问题只需很短暂的时间，做出的贡献也只有10粒米。Kristin Ivie在社会批评网站的文章说：“我们不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个通过Facebook策划的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恐怖组织的大型示威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来自全球100多个城市的500多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它意义重大而感人！但是，坦白地说，有时这些活动的意义更多在于——让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
Kristin Ivie将这种网络上组织小组、发布评论、转发帖子的行动称为“行动主义2.0”，以区别真正投身于一项行动，他说，“行动主义2.0”正在进入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并且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让人们养成利用科技和社会媒体为社会改革做贡献的习惯，其实人们只需一个细小便利的动作即能实现——点击鼠标。
还是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这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对此，香港岭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活动研究的叶荫聪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站组织和动员的，尤其是年轻人，这已是共识。至于是否有效，则是个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我的观察是，社交网站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还不能取代实质的社会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NGO）。社交网站所促成的网络是分布式的，边界难以捉摸，善于把某种情绪急促汇聚与散播，但不利于细致地处理不同意见，调整论述与策略。最近的‘撑粤语’是一个例子，它没有组织，网络化，具有很强的动员力，但当政府纠正说打压粤语是无中生有，这个运动便难以响应与调整，因为，根本没有组织可以响应。”
叶荫聪先生承认，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但是，这也令年轻人关注公众话题的方式转变了。以社交网站来说，许多年轻人不是依靠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例如媒体、学者、官员等来关注公众话题，而是靠社交网络中的朋友，互联网能急速激发情绪，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也会很高。这种情绪化使网络上的言论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叶先生强调，互联网为真实／真理宣称（Truth Claim）提供了一个新环境。过去几百年，现代社会经历着祛魅化的过程，各种传统或神学权威渐渐崩塌，知识分子开始在自然科学及哲学角度上尝试重新建立论述的权威，真实／真理宣称成为重要的基础，这是启蒙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基础通常建立在一种精英个人思辨，或精英群体小圈子内的对辩与共识（如学术体制、科学家社群、媒体、公共领域、议会等等）上。互联网不是完全瓦解这个基础，不是不再讲真实／真理，而是把这种宣称扩阔到更广大的、一个不再容易被文化精英垄断控制的空间。这个广大空间的一个特点，就是真实／真理宣称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寻真的过程是相对公开的，因此，也不停地看到虚假、错误、纠错、寻真的反复循环。叶先生说：“情绪化的问题，我以为也是启蒙时代所打造出来的理性神话，或温和一点说，是把理性／情感进行二分。启蒙时代的理性实践有许多被隐藏的情感或情绪因素在运作，关键不是互联网是否情绪化，而是互联网能把情绪呈现出来，并急速强化，它令理性思辨及对辩无法再隐藏情感与情绪。”
如果互联网只是提供海量的信息，让我们目不暇接，那应对起来好像比较容易。但这个碎片化时代的特征是，你对信息的应对让你陷入碎片化生活之中。你在世界杯比赛中支持巴西队，很简单，你就可以在微博上调笑一下阿根廷球迷；你一边看球，一边在微博上回应阿根廷球迷的反击，这些情绪化的论战让看足球变得更有乐趣。接纳信息——做出反馈，这个机制在网络上运行得无比畅通，还时不时披上一件技术的外衣，你可以在一小时内了解10个新闻，发出3条你的时事评论，促成两桩慈善捐款，还能给某个购物网站的商户发出一个恶评，并且接到了对方希望你取消恶评的电话，应对信息就已经是你的2.0版本的行动。
8月12日，《时代》周刊时隔多年又将一位作家放到了全球各版本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作家名叫乔纳森·弗兰岑，这位51岁的作家之前有一本散文集叫《如何保持孤独》，新出版的小说叫《自由》，他在《时代》周刊上的主要观点是——成人世界正在贬值，我们在一个儿童化的社会，欣然地接受那些瞄准儿童市场的文化产品。■
本期封面故事目录如下：
      被微博、短信、MSN改变的秩序
44   碎片时代的生存准则
48   陆川：微博是个慢撒气儿的过程
“朋友和媒体，我看到很多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一张巨大的信息网上，有很多深入肌体最深处的毛细血管，每个发布者都是真相的揭示者，历史目击者。在信息屏蔽和过滤中，这样的传播还是对权威构成一定挑战的，但是我也不觉得微博上的就是真面目，只不过现在的微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最善良的一面，每个人都努力展示正义，形成一种气候。”
记者◎葛维樱
……
52   姚晨：一个时代对演员的要求，不是只会表演
“微博让大家看到一个演员最有血有肉的一面，会高兴也会崩溃，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我为什么要害怕暴露最真实的自己呢？我不要做神，不要做圣女，被人供起来。我自己活得不累，别人和我在一起才会不累，看我的戏也会不累。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人，有完美的和不完美的东西。要真实、舒服、简单，用减法去生活。”
实习记者◎张冉记者◎葛维樱
……
56   又一次新旧工具交替
从系统的角度，碎片化是一个极端去中心化的状态。大量凌乱的、无关联的碎片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有一种有效工具，或者通过人类自身的进化，能够有效地处理碎片，在碎片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在碎片化之上浮现出新的、更有意义的层级，那么，碎片化也许就是人类新的进化的基础。
记者◎陈赛
……
58   信息管理成本和碎片隐私难题
“每一次在Twitter上的只言片语，都在自我主动地暴露隐私，这是自媒体的一种天然属性。但当Twitter变成一种个人表达方式的时候，这就成了社会问题。”
主笔◎尚进
……
62   于国富：占领新媒体的依然是精英
律师于国富是少见的能把微博和自己的职业挂钩的专业人士。他的微博既有对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也有针对来信的疑难解答，也不乏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和对新鲜事物的敏锐观察。“我从2000年开始专门打知识产权类的官司，网络对我来说是专业。”他的手机是功能强大的智能商务机，每天上两三次微博，刷一下自己的页面。
记者◎葛维樱
……
64   文怡：女吃主的透明生活
“我的所有同事，包括淘宝网店的员工，全都是我在微博和博客上认识的人。这事搁10年前，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你去见网友，肯定觉得是件挺不可思议的事。”
记者◎吴丽玮
……
66   Kallen的社交规则
“从短信、飞信到微博，是我的社交进化史，我特鄙视和陌生人诉衷情，但无论地产商、投资客、明星还是大学者，只要认识我的，肯定觉得我和我的微博是一致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生活中的演员。”
记者◎葛维樱
……
68   独处是否终结？
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
记者◎石鸣
……
72   止于肤浅
“网络更像是一个公共生活平台，在判断它的影响时，也要看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不只是看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大脑。对媒体的管制需要考虑超出微观的神经科学的公共利益，这一媒体对公民的自我表达、受教育、谋生和社会流动有何影响。”
◎薛巍
……

幼儿园“入园难”背后(08-23)

教育不是孤立的现象。幼儿园“入园难”的背后是教育主管部门在用一个成型于20年前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应对着远远超过它管理权限的户籍问题，人口流动问题，土地资源问题……
条子生的变迁
在传统舆论里，“条子生”曾经作为暗示社会不公的敏感词，代表着权力阶层对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摄取，但2010年，“条子生”的含义在幼儿园入园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从公办园到民办园，从高价园到平价园，都被远远超过接收限额的“条子生”所困扰。一所民办平价园的园长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幼儿园的报名生源已经排到了后年，但还不断接到各种渠道的条子，希望能“插队”入园。教委甚至也是条子生的来源之一。今年不同的情况是：“条子生”甚至还正式化了：“我去教委开会，他们会把不同的入园需求像公文一样整理在一张纸上给我。我们一共有3家连锁幼儿园，条子上面列出了推荐人和想进的那所幼儿园名字，都一一对应排列好。”
铁艳红是北京第二幼儿园的园长。这家幼儿园是公立园中的平民园。2004年从学校资源最集中的景山地区迁到了雍和宫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就是东城区为了分散优质教育资源，达到公平教育的一次尝试。第二幼的直接生源对象就是胡同里低矮平房中的老街坊，还有慢慢渗入这个北京最古老、最平常居住单元中的外地人。二幼外观朴素，办园特色也不是双语、音乐、美术、歌舞等艺术才艺的培养，而只是“着重于对孩子社会行为规范的培养”。这是幼儿园最基本的功能设置，但仍然免不了被“条子生”问题困扰。“以前幼儿园的老师也有权利介绍一些相熟的关系入园，但现在由于生源实在太多，这个入学渠道已经无法满足了。”铁艳红告诉本刊记者，单是街坊邻里的入园需求就让她有点招架不住。幼儿园对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天天追着她要求孩子入园。铁艳红想尽办法，才挪出了一个名额，但二幼的供需缺口远远没有填平。
条子生已经完全超越了社会舆论一贯认知的权力阶层，而成为社会所有阶层都在参与的竞争。家长们用尽自己的渠道，试图让孩子能顺利地站上一条优质起跑线。在铁艳红的记忆里，激烈的入园竞争从2007年开始就明显起来。二幼可容纳的幼儿量是240人，其中每年招两个小班，一共60人。但2007年，“报名就来了300个孩子，没办法，我们扩了一个小班，多招了30人。”但情况并没有因此缓解。2010年是入学需求爆发性增长的一年。一般幼儿园的报名时间是每年的三四月份，2010年，在一些入园心切的家长要求下，二幼春节后就开始接受报名登记，“过完节两天，就登记了260个孩子。我们吓得赶紧停止登记”。
据官方资料显示，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如此庞大的供需缺口，让条子生不再是某个阶层特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入园。
学前教育的起点
单从数据上看，2010年爆发的入园难就是供需失衡，供应不足。但供应为何不足？要解释这个简单结论的产生原因，需要从审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起点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告诉本刊记者，学前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妇女要离开家庭参加社会劳动，学前教育应运而生”。因此，服务性是学前教育的起点，幼儿园的基本功能是托管服务，以解放妇女为工业社会贡献生产力。而从教育学的角度，学前教育对影响孩子的智力成长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告诉本刊记者，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将学前教育年龄段的孩子，上过幼儿园和没上幼儿园的进行比对，在智力开发，对知识的掌握上并没有明显差别。民办教育机构汇佳的董事长王志泽也告诉本刊记者：“在WTO的规则中，教育业被列为服务贸易，这就表明了这个行业可以具有买卖关系。”学前教育以托管服务为起点，更加决定了“服务的提供方可以通过自己提供服务的优劣收取费用。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中仅有个别把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如招收5～6岁的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而不是全部，而且大都是由社会兴办而非政府包办”。张燕对本刊记者说。
但新中国的学前教育却是在全能政府的背景下展开的。为了保证所有力量集中起来，为快速建立工业社会服务，新中国的政府功能设置模仿了苏联的全能政府。学前教育虽然从未被明文列入义务教育范畴，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居民就享受着相当于义务教育的学前待遇。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第一次大办幼儿园”。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园长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第一轮大办幼儿园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已具雏形。70年代初，范佩芬从师范毕业进入崇文区教委学前科工作时，“整个区就有150多所幼儿园，而且各种形式的都存在，公办、厂矿办、企事业单位自办……有一个很完备的网络”。位于景山区的一个社区可以作为当时学前教育的一个缩影。“一个社区内，就有5家幼儿园，1家公立幼儿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1家财政部自办的幼儿园，还有位于胡同里的3家街道幼儿园。”铁艳红告诉本刊记者。
在类型众多的幼儿园中，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幼儿园并不是主体，“企事业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的比例最大”。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其中数量众多的街道幼儿园还有一个名称：“五八式”幼儿园。“这是大跃进的遗留产物。当时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都要参与社会劳动。”范佩芬对本刊记者说。张燕告诉我们，传统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是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后，根据妇女离开家庭的就业需要而自然产生。而在中国，第一个幼儿园发展期的特点却是当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妇女已经在行政命令的号召下，大量离开家庭。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兴办幼儿园大潮，实际埋下了幼儿园在此后90年代出现供过于求的隐患。
除了幼儿园的数量和类型众多外，幼儿园服务包括的内容也非常完备。“理发、洗衣服、洗被褥都是幼儿园承担，甚至幼儿园的孩子生病了，也是由园里进行护理。”北京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教育性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经费限制，“一开始用的教具都是绒布的，以教师手工自制玩具为主”。范佩芬对本刊记者回忆。以服务性为主，教育的硬件条件拮据，因此在学前教育建立之初，专业教师的用武之地并不大。在教育界，学前教育也是一个不太受到关注的领域。范佩芬本来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数学专业，在校时成绩优秀。她毕业后从事幼教工作，还让当时的同学们有些不解——“一个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却去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幼儿园，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第一次大办幼儿园的起点，看起来和今天的学前教育有很多的不同：服务性相当周全，但教育性偏弱，属于教育领域的下层。数量众多，甚至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却区域有限。“看排序就知道，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幼儿园，都在东城区。”铁艳红说。
80年代：幼儿园的鼎盛期
崇文区第三幼儿园也是第一次大办幼儿园阶段的产物。它建于1959年，但整个幼儿园规模的最终成型是在1986年。“1959年初建时，园里就东边的一座楼，6个班。到1986年，出现一轮新的生育潮，入园需求增加，就在园区内增加了一座楼，扩建为12个班。”范佩芬说。
按照社会的人口发展规律，每20年左右将迎来一次婴儿潮。到80年代，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幼儿园的兴建高潮。到80年代末，北京市的幼儿园已经迎来了资源最鼎盛的时期。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0年，仅北京市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入园率超过40%。看起来，在20多年前，中国的学前教育就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细细分析，数据里隐藏着很多不同于现代教育的特点。超过40%的入园率，入园对象都是在城市里。张燕告诉本刊记者：“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从城市—乡镇—乡村的轨迹慢慢扩展。”但建国初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学前教育发源于城市，也停滞在城市。因此到幼儿园资源最鼎盛的80年代，全国曾经存在过的12万所正规幼儿园，绝大部分都存在于城市。农村还是学前教育的盲点。即使是在学前教育得到极大发展的城市，幼儿园的软硬件水平也非常低。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并没有统一办学标准，都是在物质极大缺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边角余料资源办学。
80年代也是政府接管城市后逐渐形成自己执政经验的发展阶段。庞大但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开始为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开始对各种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这是第一次在幼儿园领域设立规则，自此，“正规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思路一直贯穿在学前教育的管理中”。张燕对本刊记者说。
分级机制也开启了幼儿园淘汰机制。首先灭亡的就是“五八式”街道幼儿园。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这些存在于长街陋巷中的幼儿园，看起来确实不为当时的社会所需要。它们体量狭小，产生的利润，容纳的生源都极有限。即使按照20年一次的人口增长规律，这些小幼儿园的生死都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甚至于会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景山一个社区的3家街道幼儿园，就关闭了两家。”铁艳红说。在全国范围看，街道幼儿园由鼎盛时期的近10万个，变成了2007年的2万个。
分级分类管理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一部分高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优质幼教资源。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大办幼儿园，是主要依靠社会力量自由组合的结果，那80年代的评级分类制度，就是政府要亲自上阵引导行业正规化和标准化的前奏。符合政府分级分类标准的幼儿园，将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在采访中，一个经常为业内人士提到的数据是，国家在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3%，这个比例自1993年以来没有增长，看起来是政府投入明显不足的明证，但1.3%的比例，大部分投放到在分级分类管理中胜出的公立幼儿园，还是很容易产生出优质的教学资源。政府承担了公立幼儿园的师资成本，这是整个幼儿园经营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公办园的教师待遇稳定，因此北京市最优秀的幼教毕业生都到了公办园。”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一幼的普通教师月工资大约在3000～4000元，其中政府负担的基本工资——大约为2000元/人——已经相当于一些高端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工资。公办园的一些专项建设也可以申请政府财政拨款。在国家财政的集中支持下，这些幼儿园保持了最完备的服务性，并发展了最先进的教育和智力开发功能。作为对外窗口示范园的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就是一个代表。
2010年，随着社会发展，在南方一些地方，全能政府的服务性已经大大降低，比如早饭不在幼儿园吃。但地处传统经济体制中心的北京城，公办园依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下大部分的服务项目。“孩子们三餐都在幼儿园吃，还有三顿点心。每天的点心都是师傅早上现做，绝不让孩子吃隔夜的东西。为了保证服务性，甚至暑假也不闭园。”冯惠燕对本刊记者说，一幼还是以艺术教育为特色的示范幼儿园。艺术教育已经渗透到园所的每一个细节。中式长廊内外都画着古代名人故事，楼梯间贴着京剧脸谱，民间剪纸。甚至园里的每一盆都花包含了教育性，负责采购的后勤主任也要参加幼儿园的业务会议。
看起来，这是和市场规律非常不相符的一种产品：在服务性和教育性上都处于社会最领先的水平，但收费却维持着上世纪制定的人均每月几百元的价格标准。政府的管理策略造就了性价比失衡的公共产品，它们都将在20多年后成为幼儿园供需出现巨大缺口时，入园竞争最为激烈的赛场。
90年代：幼儿园关闭潮和市场的苏醒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家勉力打造的全能政府证明失效，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绑在企事业单位身上的社会机构——学校、医院。经过80年代末行政力量通过管理规则对幼儿园进行筛选淘汰后，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园所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
在这段幼儿园数量开始走下坡路的历史里，北京市教委也并不是无所作为。张燕告诉本刊记者，从90年代初开始，北京市教委就开始对幼儿园进行转制改革，想以此来遏制住幼儿园的关闭潮。转制的核心，就是幼儿园办学资金的制度改革。当原有的资金渠道出现供给困难时，民间力量成为新的可能倚靠的资金来源。范佩芬所在的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就作为转制试点，在1992年与一家台湾企业合作办园。但传统体制下的公立幼儿园，与外来社会资本的合作并不顺遂。范佩芬告诉我们，与台湾方的合作已经终止。2008年，崇文门第三幼儿园完全回归公有体系。
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国家掌控产权和管理权模式下，民间资本难以在学前教育领域有所作为。教委想通过改制遏止幼儿园关停风潮的努力并不成功。1990年，北京市有托幼园所4793所，其中大多数是作为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后勤，由企事业单位自己开办。但到2009年，北京市幼儿园总量减少到1266所。仅以崇文区为例，由鼎盛时期的150所下降到15所。
在大量幼儿园关停的同时，市场却出现一个新的苗头。程跃当时是北师大的教授，学前教育心理学的博士。他对本刊记者回忆：“1995年，我应北京市妇联的邀请，在北京电视台开了一档节目，做学前孩子的成长指导跟踪，讲授一些教育孩子的知识。节目形式是在元旦时接收6个孩子，进入家庭做早期教育指导。节目结束后，很多家长还找到我，让我在北师大开讲座，还要求我也办幼儿园。”程跃说，家长的“逼迫”是他从学校老师转变为企业家的缘由。1996年，程跃创办了提供高价服务的幼儿园“金色摇篮”，成立之初的定价就是3万多元一年，这是北京最早的民办幼儿园之一。
社会发展似乎给了幼儿园两条方向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总体需求在下降。“从8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后，一直到2004年，人口都是在下降。”张燕对本刊记者说。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对幼儿园的教育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民间出现差异化需求的开端，幼教市场自此萌芽。
民间市场刚刚萌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管理经验却接近成熟。1996年，在1989年分级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规定幼儿园必须有独立的场所，独立的室外活动空间，并规定了空间面积和生源数量的对应比例。而这一时期，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张燕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幼儿教育职能归口后，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能窄化，限于垂直业务管理而非统筹协调综合管理。”也就是说，管理机构设立了幼教机构的软硬件标准，但自己的权力范畴却无法保证建园资源的供给。这直接造成了2000年后，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状况下幼儿园的供给瓶颈。
土地在哪里？
程跃记得1996年办第一家幼儿园时“拿园很容易”。在生育高峰过后的生源自然缩减和政府市场双重力量的清洗下，北京出现大量空置的幼儿园。“我们的第一个园就是一个空置了3年的幼儿园。”程跃对本刊记者说。但到2010年，程跃却感觉拿园非常困难了，他的集团甚至因此无法做长远的布局规划，在幼儿园的园所发展上，只能“顺其自然”。
汇佳董事长王志泽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幼儿园的供应渠道绝大多数是小区配套园。这种供应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行。根据教委1996年的规定，幼儿园在占地面积上有严格标准，但幼儿园又不属于义务教育，无法获得教育划拨用地。而按照北京的商业土地价格建园，“至少50年才能收回成本”。王志泽说。显然这是一个风险太大而难以普及的办园模式，也极少有民营教育机构具备这样的财力。只有将学前教育和城市的公共建设一起，捆绑到房地产行业，借助地产商的力量来完成学前教育的实体建设。开发商建好小区配套园后，将产权交给教委，再由教委将幼儿园租赁给民办或者公立教育机构开办。在2000年以后，随着北京土地价格和拆迁成本的飞涨，小区配套园已成为幼儿园最主要的供应方式。
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告诉本刊记者，小区配套园建设的数量和位置，都依靠规划部门的总规。而规划部门一般根据两个指标决定是否要建幼儿园。一是千人指标，基数是根据户籍人口的数量。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大批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到2004年，外来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北京城的中心区域。二幼地处雍和宫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胡同。园长铁艳红说，2004年时，全园240个孩子中，就有83个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外来务工子女。这一生源结构甚至决定了二幼的教学特色，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些模拟区域的设置：比如超市，洗衣房，串吧，洗车房。这些生活化极强的领域，就是为了规范孩子们的社会行为习惯，教导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符合城市生活习惯的行为规范。因为这些乡村的孩子刚进入新领域时，表现出了仪态仪表、言谈举止上的一些差异，“而且攻击性比较多一点”。统计显示，北京市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过户籍人口所占的46%。这是本来被摈弃在学前教育领域外的群体，城市的传统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学前教育的资源。因此，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千人指标实际已经不能反映真实的入园需求，按照这个标准提供的幼儿园数量本身就不足。
另一个决定是否修建幼儿园的指标是小区的面积。但王志泽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小区的空置率非常高，一些位于城边的新建小区空置率甚至达到80%。因此，在供应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幼儿园的配置还出现资源闲置的问题。汇佳旗下的幼儿园在全市有20多所，在入园难的呼声下，汇佳布点在怀柔地区的幼儿园还出现生源不满的情况。
2010年初，北京市教委学前处处长张小红表示，未来3年内北京要新建、扩建118所公立幼儿园，以缓解入园紧张。看起来是一个好消息。但王志泽对本刊记者说。原来的小区配套园，公立园和民办园都可以参与拿园，而新政策不过是停止民办园的拿园资格，将新建园都由公立承担，市场上总的幼儿园供应量并没有增加。这个城市已经难以拿出更多的土地资源来建设符合政府标准的幼儿园。王志泽说，如果政府能修改办园标准，将家托式的幼儿园纳入正规管理体系，他第一件事就是办这类家托幼儿园。■

政客遇刺引发卡拉奇骚乱(08-23)

“卡拉奇的局势一直就很紧张。两党之间的关系长期对立，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引爆冲突。”
8月2日，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政客拉沙·海德尔在卡拉奇地区参加一个朋友母亲的葬礼时遭枪击，当场死亡。他的死迅速在卡拉奇地区引发大规模暴乱，当地警方表示，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趁骚乱向人群开枪。8月4日，巴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表示，卡拉奇警方已在该市逮捕了68名涉嫌参与暴力骚乱的不法分子，其中包括3名涉嫌袭击海德尔的凶手。
巴基斯坦萨戈达大学教授拉希德·卡汉8月6日告诉本刊，过去的5天中，在卡拉奇，袭击车辆，焚烧大楼、加油站、房屋的暴力行为依然没有减退的迹象，“尽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已经坐镇卡拉奇，但杀戮依然没有停止，已经有超过90人丧生”。
遇刺的拉沙·海德尔是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专家塔西尔·卡姆兰告诉本刊，现年51岁的海德尔26年前就加入了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除了担任信德省议会议员，海德尔还担任包括财政常务委员会委员、合作常务委员会委员、地方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规划与发展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要职。他所在的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美国卫斯理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坎德兰德告诉本刊，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主要代表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它在信德省议会166个议席中占据51席，并在全国议会中占据25席，是巴基斯坦最具影响力的党派之一。在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心卡拉奇，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占据执政党地位，信德省的省长也来自该党派。
海德尔遇刺后，统一民族运动党领导层指责代表当地普什图人利益的人民民族党成员实施了暗杀，而人民民族党成员则指责统一民族运动党成员在骚乱中手持武器杀害普什图人。“卡拉奇的局势一直就很紧张。两党之间的关系长期对立，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引爆冲突。”卡汉说。卡德兰德则提醒说，统一民族运动党并不只有人民民主党这一个敌人，究竟谁是刺杀海德尔的凶手还不得而知。“统一民族运动党在卡拉奇有不少敌人，伊斯兰大会党就曾经与其发生过致命的冲突与枪战。反对者指责统一民族运动党自己制造的这场刺杀以嫁祸给人民民族党，而内政部长马利克则认为，伊斯兰圣战组织‘巴基斯坦先知之友’也有嫌疑。”
目前的这场骚乱再次暴露了卡拉奇地区复杂动荡的社会局面。据统计，此次骚乱前，仅今年内，政治暴力在卡拉奇已经造成300人死亡。“卡拉奇的政治暴力的原因根深蒂固，它是生活在卡拉奇的许多不同民族划分势力范围，争夺权力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反映。”卡汉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和公共政策研究学院教授萨义德·谢夫卡特告诉本刊，作为巴基斯坦工业、文化中心，把握着国家近40%的经济命脉的卡拉奇大约有2000万人口，其中300万为普什图人。“引发骚乱的原因之一，是2008年以来，在卡拉奇，各党派支持者间相互侵占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卡德兰德也说：“卡拉奇有长期的移民史，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移民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印度迁移到巴基斯坦的说乌尔都语的穆斯林，同时也有大量来自凯伯尔-帕赫塔克瓦省的普什图人。在卡拉奇，雇主们倾向于雇佣普什图人。因为作为不说本地通用的乌尔都语和信德语的外来人口，他们的佣金更便宜。近年来由于对‘基地’组织作战，大量难民和作战中心区人口迁移至信德省，形成了新一轮移民潮。人民民族党曾动员普什图移民通过占领土地等手段获得财富。”“而统一民族运动党则被其他民族群体指责，说他们妄图关上其他民族移居卡拉奇的大门。”卡汉说，“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不同的民族团体争夺资源，非常容易引发暴力。在过去两年里，卡拉奇发生的一系列有目标的刺杀活动更加剧了种族冲突。”
派系矛盾也在卡拉奇的资源争夺中发酵。“事实上，内政部长马利克已经将它强调为一场派系间的厮杀。”谢夫卡特说，“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卡拉奇由两个宗教政党执政。随着统一民族运动党崛起，其他政党被边缘化。从那时始，政治和暴力就开始相互交错。所有牵扯其中的卡拉奇政党都没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诉诸武力。人们只能希望，政治活动能按照它的常规发展，并最终使政治家走向成熟，那时暴力才能最终销声匿迹。”■

狭窄的房子，狭窄的社会(08-23)

改变块团和体积是一种雕塑行为，增加和减少体重也是一种雕塑行为。
欧文·沃姆（Erwin Wurm）的《窄房子》有20米长，但只有1米宽。这是一座样式普通的欧洲民居，白色的墙壁上顶一个尖尖的棕色坡屋顶。在奥地利格拉兹，沃姆的父母曾经在这座白房子里生活了一辈子，直到几年前双双去世。房子原来大概10米宽，但是，当它变成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里的一件展览作品时，被挤压成原来的1/10。
被挤压的不仅是房子，在这个大概2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客厅、卧室、厨房、浴室以及每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陈设都被缩小比例，非常细致地复制出来。所以，进入这个窄房子变成某种“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奇怪体验。
是的，卧室里有床，浴室里有浴缸，厨房里有水池，客厅里有沙发、书柜，书柜上有书，沙发上有靠垫，柜子上有花瓶……一切一应俱全，只是它们都从纵横两个方向被压缩了。穿行在窄房子里，最窄的房间是27厘米，即使侧身也无法通过。奇怪的是，当你的眼睛一旦习惯这样的狭窄比例后，你发现，房间里的一切居然看起来都非常漂亮。
“它是我父母房子的形象与记忆，我想通过这个房子来展示‘狭窄的社会’境况。”欧文·沃姆告诉我说，“其实，大多数社会是狭窄的，社会的思考方式、精神状况和接受能力经常被挤压，一切都很狭隘。”
“窄房子”是100%的中国制造，材料齐全之后，总共用9天时间装配起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技术经理张盛宇对我解释说：“因为比例合理，它的美感就体现出来。本来，沃姆的要求是越窄越好，他提供的图纸房子只有98厘米宽，现在我们做到1.1米。”
“比例是最大的困难，他要求每件家具是原尺寸的1/6，有些能够实现，有些一旦被缩小到1/6之后，看起来非常奇怪，像电话就完全不像一部电话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采用1/2或者1/3的比例。”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Jerome Sans）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因为如果在欧洲，一切会复杂和昂贵得多。他评价这件作品说：“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面对居住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许我们的头脑也正变得越来越窄。沃姆的作品中总是有一种不加以评判的嘲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
《窄房子》之前，欧文·沃姆做过《胖房子》，一些顶着棕色瓦片屋顶、肥白肿胀的房子，窗户和门都被“肥肉”挤压成畸形的小口。或者一组《胖汽车》，好像那些汽车对自己如此洋洋得意，以至于它们的皮下脂肪都忍不住肿胀开来。在一个录像中，胖车和胖房子同时出现，它们互相对话、自我反思。
在奥地利，当一辆庞大的、显示财富地位的汽车被称为“Fat Car”的时候，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看到一辆车形优雅的保时捷变成那样一个矮胖肥腻的玩意儿，让人忍俊不禁，卡通般的滑稽感觉背后是对傲慢、自负和浮夸的取笑。
沃姆最初和欧宝（Opel）的设计师合作，他的想法是把机械系统和生物系统结合在一起。但是，欧宝电脑程序化的设计无法实现他想要的圆滚滚的线条，最后是找一辆现成汽车的底盘，给它覆盖涂着亮漆的树脂和泡沫塑料。就像人一样，一辆汽车哪个部位会发胖，哪个部位不会发胖，都需要仔细推敲。
改变块团和体积是一种雕塑行为，增加和减少体重也是一种雕塑行为。早在1992年，《套头衫》和《穿衣服的法比奥》等录像展示一个男人把他所有的衣服全部穿上，一件套一件，直到他变成肿胀的、几乎无法动弹的大块头。1993年，沃姆制作了一本增肥手册《在八天中从L号到XXL号》，指导人们如何迅速地从L号增加到XXL号。那些指引条例很可笑：很晚睡觉、行动缓慢、躺着看电视并吃上两大块巧克力等，这件作品摆在桌子上，以一种冷静朴素的方式被展出。沃姆说：“书不是摆在那里的雕塑，阅读以及阅读行为背后的过程构成了雕塑。”
今年56岁的欧文·沃姆是个即使第一次见面也让人没有陌生感的人，可能因为这张有着宽大前额、锐利眼神和严肃表情的面孔已经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一系列自我肖像作为摄影作品。
2001年的《关于无所事事的指引》（Instructions for Idleness），用一系列荒唐的照片展示人们设想中艺术家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包括“睡上两个月”、“看起来很愚蠢”、“太懒惰而不想争辩”或者“对一切漠不关心”。这个系列的唯一模特是他自己，身穿黑大衣的沃姆站在冬天里的灰墙外，抬头看着天，好像他的思绪进入缥缈的虚空之中，因为他正在“幻想虚无”。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打盹或者整天穿着睡衣坐在地板上。有张照片是已经吃了一半的食物正从他的嘴里掉到污迹斑斑的T恤衫上，好像他第一次学习吃固体食品，下面一行字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不要闭上你的嘴巴。”
《我/肥胖的我》双折画——平常样子的沃姆和另一个用层层衣服变胖的沃姆，随后的《馆长/策展人》系列由此发展而来。他让和他一起工作的策展人做同样的事情，嘲讽艺术体系中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可能是腐败权威的策展人制度。
杰罗姆·桑斯翻开一本沃姆的作品集，指着一张照片上穿着圆鼓鼓的白衬衣、勉为其难地系着裤子皮带的那个男人对我说“这个就是我”，他自己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不得不说，照片上那个男人看起来实在有点愚蠢，和我面前这个瘦削、略带神经质的形象相去甚远。“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套上几十件衬衣和裤子，你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胖子了。”桑斯说。
杰罗姆·桑斯最早认识沃姆是1991年，在他维也纳的工作室。“那时候他是年轻的艺术家，很有趣也很有挑战。他开始转向‘灰尘雕塑’，集中在虚空、物质与非物质等这些概念上。”
“灰尘雕塑”是以灰尘为主要材料的雕塑品，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标题。一件长方形物品平放在一个平面上，表面撒下一层灰尘，然后再把物品移开，一个清晰的方形印迹就留下来了。作为依托的平面可以是一个白色的水泥底座、一块厚木板或者街道的地面，有时候也出现在一个玻璃盒子中，好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灰尘的残迹。这样，那件物品只有在它不复存在的时候，才能被感受到它的存在。
相对非物质的“灰尘”受观念艺术和极少艺术的影响，然后，几乎是无情冷酷地，人的形态和身体开始出现，最初隐藏在一件空的衣服下面，作为不稳定的物质被展开。然后是1992年的录像《59种姿势》，一系列怪兽般的形态，扭曲、缠结在完全非功能化的衣服中。我们逐渐意识到那是人的身体，似乎它被使用只是因为它的扭曲能力，能够创作出无法归类、难以描述的形态和短暂的雕塑。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行为动作的装置、材料或者转变的容器。
《59种姿势》后来发展成1997年最初的《一分钟雕塑》录像，这一次，沃姆正在工作室里，试图在橡皮球、木棍等道具上获得平衡，或者反过来让篮子、椅子等物品在他的身上获得平衡。看那些录像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艺术家那些顽固尝试和西西弗似的徒劳，用身体和周围的物品来完成既困难又似乎毫无意义的行为。经过一系列失败后，物品和艺术家的身体之间会获得一些脆弱的平衡，因此形成一个短暂的雕塑。
大概有10年时间，沃姆画了几百张准备性的速写，后来都集中在《一分钟雕塑》的标题下。类似《指导手册》的形式，他提供一系列漫画的、荒唐的指示。比如同时穿上你所有的衣服，在桶里面站5分钟，像狗一样四肢趴下，坐在一把直立的扫帚上，坐在地上屏住呼吸思考斯宾诺莎等等。这些行为可以被实现或者没有完成，需要观众志愿参与，在表演的时候被拍下照片。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厅里展示了三个这样的《一分钟雕塑》，地上放着一包装在塑料袋里的橡皮筋，旁边放着一张白纸，画在白纸上的指引是让你把皮筋边含在嘴里边撑拉开来。或者“一份钟的贝壳”，沃姆提供两只绿色的塑料盆作为道具，让你蹲坐在一只盆里，再把另一只塑料盆顶在你的脑袋上。还有一件“两个奥林匹克环”是粉红、艳蓝两个抽水马桶座垫圈，让你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套在鼻子上。
《一分钟雕塑》经常会激起这样迷惑与混乱的情感回应，他给人一个个荒谬的指示：“脱掉你的鞋子，聆听它一会儿”，“打开裤子拉链，把花放进去，不要思考”。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站在那里，有一束花从他/她的裤子拉链处伸出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同时是有趣的、荒诞的、奇妙的和让人怜悯的。还有一个男人在路边俯下身子，他的头藏在石头墙壁里面，他似乎是在休息一会儿。这个情景很荒谬，又有点熟悉，男人的头被石头墙吞没，让它变得有点难以解释。就这样，沃姆在人与环境、人与日常生活之间创造出距离，这个距离和裂口的存在，也许出现了我们重新看待自己与生活世界的可能性。
“一分钟雕塑”这个名称也可以用来指涉沃姆的作品策略，用表演、摄影、装置、绘画、影像和文本等实验探求雕塑如何被制作、理解和传播的不同方法。通过使用日常物品和人的身体，通过把时间变成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质疑传统的雕塑概念。如何能够创作一件短暂的雕塑，既不在时间也不在空间中被固定下来？雕塑能够变成一件日常物品吗？雕塑可以转瞬即逝吗？一个行为动作可以变成雕塑吗？雕塑可以列举出情感吗？
到现在，“一分钟雕塑”几乎成为沃姆的标签，被不断模仿与复制。加州摇滚乐队Hot Chili Peppers把它用在2003年的MTV《无法停止》中，德国《Vogue》杂志让名模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头上顶一个小猪玩具或者双腿夹一把扫帚站在那里，或者爱马仕找到沃姆，让他完成7个爱马仕人物——无政府主义者、基督教徒、园丁、猎人、贵族、马球手和赛车手。
“这是他最有创造性的想法，他让人和物体、空间发生关系，或者物体与物体发生关系，在幽默轻松之中把社会的荒谬或者人性的弱点指出来。”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向我评价说，“沃姆的作品很直接、不拐弯，但又能让人深入进去。比如《向你的策展人示好》，直接拥抱、亲吻策展人，这里有艺术家与艺术体制的关系，可是策展人也无法拒绝，明知是个圈套也得上。像‘9·11’之后的《携带炸弹的两种方法》，看起来是个玩笑，其实一下子就把当时社会的状态反映出来。”
“有一种形容叫微观政治学或者微观社会学，从很小的范围找问题，这和欧洲的社会状态有关，它的社会冲突也不是些大的矛盾。像沃姆这样做法的艺术家欧洲有一批人，但一定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角度。”
“一分钟雕塑”中还有一个“思考哲学家”系列，包括《支持海格尔》、《跪着的德勒兹》、《维特根斯坦的空间偏见》、《弗洛伊德的臀部》、《阿多诺关于艺术的想法是错误的》等等，每件作品指涉一位哲学家和他们的一些观点，沃姆说：“所有这些哲学家的名字就像一个雕塑或者知识体块，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接近的秘密体块。我想，最终艺术是关于如何对付生活的困难性，无论是通过哲学还是一种健康饮食的方法。”■

二分钱文学的Bambook机遇(08-23)

“盛大文学”将电子书的硬件价格拉低至998元，不只是给亚马逊Kindle和汉王电子书等带来硬件制造上的压力，更是为商业前景并不清晰的网络文学，寻找一条软硬结合的曲线转型路线。
“电子书曾经的蓝海市场，正在迅速被染红。”这是劳伦·古德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的感慨。在他看来，自从2007年圣诞节前亚马逊推出Kindle电子书之后，仅仅两年半时间，电子书的硬件价格已经下跌了一半，而硬件成本的降低，将带来电子阅读的普及时代。当亚马逊将最新一代的Kindle3定价降至139美元时，国内电子书市场依旧维持在2000元人民币的高利润状态。尽管卓越亚马逊总裁王汉华一直强调Kindle引入国内没有时间表，可卓越亚马逊网站上一条编号为119699的招聘信息，Kindle供应商管理高级经理的职位需求，暴露了Kindle对中国电子书市场的渴望。实际上，汉王一直是国内电子书领域的绝对市场霸主，很长一段时间占有国内电子书市场60%以上的份额，但是2010年第一季度24.91万台，第二季度23.12万台的市场总容量，让国内电子书制造商们集体触碰到了市场容量的天花板。
而8月5日午夜，盛大文学公布Bambook电子书的测试期价格，很有可能改变电子书在中国市场的走势。尽管在内部测试期只向市场投放3500台Bambook电子书，但998元的测试期价格，杀伤力十足。Bambook不仅拉低了国内电子书的硬件售价，更关键在于盛大文学打破了以往消费电子的传统商业模式，6英寸屏幕的Bambook硬件物料成本也在1400元以上，只卖998元，盛大文学无疑在借鉴电视游戏机的商业套路。索尼PS3游戏机在2006年上市之初定价高达499美元，硬件成本更是达到惊人的800美元，每卖一台PS3都要承担300美元的亏损，可每销售一套游戏拷贝，就可以为索尼创造3美元的授权收益，让索尼只用了3年时间就令PS3游戏机彻底扭亏。2005年陈天桥曾经在盛大盒子上，试图复制游戏机领域硬件亏损、内容补偿的商业模式，在短暂的商用测试之后，盛大遗憾地放弃了盒子战略，而盛大文学的Bambook，则完全可以被视作硬件搭配内容模式电子书的盒子翻版。
“未来我们不再只是网络文学内容供应商，而是希望能够在电子阅读整条产业链条中保持领先地位。”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在接受采访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标。按照目前盛大文学公布的1000万固定付费阅读群体估算，只要Bambook电子书使用者每年在盛大文学的云中书城上付费阅读花费100元，到2013年Bambook项目就有可能实现收支平衡，这种计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子书屏幕成本的持续走低。要知道，DMC Worldwide旗下子制造公司Copia已经曝光了只要99美元的Ocean Reader。DMC Worldwide高级副总裁在接受采访中说：“苹果iPad进入到电子书领域，掀起了网络购买书籍内容的价格战，电子书制造商如果想保持竞争力，就只能压低硬件成本，刺激电子墨水屏幕的产量，让电子墨水屏幕掉入半导体制造业的循环规律中。”
如果说盛大文学选择这个时机投放Bambook电子书，一方面看准了电子墨水屏幕扩大产能引发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则是打算搭Android操作系统的便车，进而让Bambook在开发效率上接近亚马逊Kindle。而更深层次的考虑在于通过专属阅读电子工具的方式，保护盛大文学在网络文学上的软性地位。此前，也是靠网络游戏起家的完美时空，投资1亿元打造了纵横中文网，试图打破盛大对于网络原创文学市场的统治地位。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大量挖角盛大文学的创作群体，柳下挥、方想、无罪等盛大文学旗下网站上的知名作者都投靠了纵横中文网，从每千字150元到500万元买断合约，纵横中文网开出了以往盛大文学难以开出的价码，甚至挖走了盛大文学旗下起点中文网最火的白金作家梦入神机。盛大文学急于测试Bambook电子书，恰恰就是希望能稳住核心创作团队，让他们看到传统网页的2分钱付费阅读之外，电子书付费阅读群体的商业潜力。实际上，在7月底Chinajoy游戏展Bamboo首次露面之前，盛大文学同纵横中文网之间已经间接交上了火。曾经在起点中文网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无罪，在跳槽纵横中文网后，将老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无罪的跳槽，他以前所写的知名小说《罗浮》，被起点中文网找来代笔捉刀继续创作，并且购买了百度上“罗浮”的关键词广告。这无疑暴露了目前网络原创文学领域的混乱，复杂的代写合同，多种版权改编上的法律陷阱，以及网络文学网站本身对作品的推广力度，都在成为在线原创文学发展的瓶颈。也正是因为网络文学的诸多发展局限，让电子书必须在网络文学之外，寻找更广泛的内容源泉。■
专访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
三联生活周刊：盛大文学作为国内网络文学最大的内容平台，一直以来以独特的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牢牢控制着在线文学创作和内容收费市场，突然以低价方式捆绑电子书的硬件销售，并且采取硬件补贴亏损的商业模式，你认为是否会彻底改变电子书的未来走势？
侯小强：测试期的Bambook电子书，并不是谁都能买到的，必须有注册超过一年以上的盛大通行证账户，账号余额满50元，才有资格申请邀请码，进而有机会获得测试期的998元Bambook，就是希望让盛大文学的忠实读者群体优先获得电子书。因为使用Android系统，并且硬件配置比较高，所以Bambook的成本不低，接近1800元，但是我们在Bambook上采取硬件售价低于成本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像PS3游戏机的商业模式那样，激发电子书市场的井喷。国内电子书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汉王，一直把电子书定位于礼品市场，太多的沉默用户，让电子书成为一次性消费品，而不是可以连接出版界、互联网、读者的产业链。
今年我见了元太科技董事长刘思诚好几次，向他阐明我们对电子书产业良性循环的看法，作为电子书核心屏幕的最大供应商，元太科技很支持盛大文学的尝试，电子书降价注定是推动电子阅读流行的必然。Bambook的商业模式，无疑是希望能激活中国电子书领域死水微澜的现状，亚马逊Kindle的成功，已经说明了电子阅读商业链条的可行性。Bambook肯定会拉低国内电子书的硬件价格，我们之所以会采取网络游戏界普遍的内部测试模式，就是希望倾听产业链条中更多的意见，再根据测试情况决定正式版上市的时间和价格，正式商品版的价格将高于现在的内测价，但肯定会低于其他电子书。
三联生活周刊：做平台，几乎成为国内互联网巨头一致选择的战略模式，盛大文学无疑在延续网络游戏的很多方式，但整个网络文学界的年营收也只有不到2亿元的规模，只有少数作者获得了高额商业回报。盛大引入电子书的全链条经营，是否会从现有网络文学领域扩张？
侯小强：将网络出版和电子阅读器结合，做内容平台，这是盛大对网络文学商业出路的思考，更多是我们对国内互联网环境的理解，技术水准相差都不大，平台化运营才可以保持足够的竞争力。网络文学目前90%的免费内容模式，肯定会被复制到电子书上，20%内容创造80%营收。除了已有的网络文学，我们收购了听书网，从而获得了数千种杂志的网络版权，这也将是Bambook内容重要的源泉。
三联生活周刊：盛大文学一直被视作国内网络原创文学的垄断者，不久前完美时空投资的纵横中文网向盛大文学发出了挑战，不仅以猎头方式挖走核心作家，还以法律诉讼的方式试图间接改变网络文学行业的规则，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向电子书商业进化过程中的新竞争？
侯小强：从网络文学到电子阅读器的产业链条足够长，我们很欢迎新的竞争者参与到这个新兴领域中，但是不能以破坏行业规则作为竞争手段。以前一个作者签约只需要200万元，对手非要拿500万元来抢作者，无形中破坏了脆弱的商业平衡，这个作者再努力地写，以目前的市场价值评估，他只能创造200万元的价值。有人认为盛大文学在垄断网络文学市场，并且想通过Bambook将这种内容控制力延伸到电子书领域，其实盛大文学根本没能力形成垄断，盗版内容才是最大的垄断群体。■

书中自有黄金屋(08-23)

至今为止，绝大多数学术论文数据库都是有偿服务，想要浏览一篇几年前的相关文章，必须为之埋单。然而，根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翰·休顿（John Houghton）最新的计算结果，如果换个角度，将这些研究结果免费公之于众，很可能将产生数以亿计的经济效益。休顿指出，免费开放可以让更多人更频繁地访问和引用论文数据，从而提高研究的效率。根据他建立的计算机模型，以美国11家政府拨款的研究机构所拥有的论文数据库为例，访问率每增加1%，每年就可带来2.4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即使将前期研究投入和数据库维护的费用计算在内，以30年周期计算，免费开放也将多产生10.7亿美元的收益。休顿表示，在研究结果的免费开放共享上，英国要比美国显得大度得多，而这为英国每年节约了近4.8亿欧元的研究开支。■

伯父的独角戏(08-23)

伯父享年67岁。伯父做了一辈子的纯粹农民。他醉心于农业劳动，醉心于跟自然的对话，醉心于看到自然对他劳动的回馈。果园是他另一个家。他几乎天天步行五六公里进入深山老林，在他辛苦开垦的果园里一待就是一天，夜幕降下才返家。在果实丰收将要采摘的时候，他就索性待在果园里，白天照料果树兼休息，晚上隔一小时放几颗鞭炮，以吓走那些试图来毁坏果树的野兽——老家曾经茂密的原始森林是野兽的乐园。他的胆子之大，令村人由衷钦佩。
伯父的性情是矛盾的。他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总会给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但对内，在主政家庭中，伯父却喜欢扮演主持人兼评论员的角色。之所以有多重角色，是因为他参与的家庭事务研讨会一般是独角戏。
怎么个独角戏法？
伯父在刷完牙洗完脸之后，开演独角戏。他站在院子边上，发表长篇不间断的家庭事务演说。他声音洪亮，震彻院子，余音袅袅。他演讲时并不需要有对象听众，他事实上以院子里所有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为听众。演讲内容丰富多彩，他可以从严厉谴责大堂哥的懒惰散漫（这是贯穿伯父一生的演讲主题），立即转变为对最近市场价格波动的强烈不满；可以从谨慎探讨柑橘树第二次施肥的最佳时机，瞬间转为敲定明天稻田劳动任务的布置方案。当然，内容会根据季节、天气、家庭劳动、村庄社会活动变化而变化。时评也穿插在伯父的演讲中。对于家乡流行一时的六合彩等带有赌博性质的社会活动，他的评论热情极为高涨。
伯父演讲一开始，整个院子在刹那间苏醒过来。年轻人躺在床上，无奈地被迫支着耳朵听着，实在躺得浑身不自在了，就懒懒散散起床，然后以伯父的演讲声音为背景，完成起床后的所有活动，直到用完早餐。
需要提及的是独角戏的终止。能确保独角戏终止的只有两个人：大堂哥和伯母。大堂哥虎背熊腰，与瘦小的伯父形成鲜明对照。他喜好晚上和三五好友吹牛喝酒，直到深夜归来，睡懒觉是他补充体力的方式。堂哥这一生活习惯形成了他与伯父的持久矛盾，一旦伯父演讲超过他的容忍线，他就“啪”的一声从床上跃起，砰的一声拉开房门，冲着伯父怒吼一声“有完没完”，随后咣当一声又关上门，继续补睡。伯父多少有些气馁，演讲或者戛然而止，或者降低音量，唠叨一会儿就去吃早餐了。谁也剥夺不了伯父的表达权。他持续地演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在高中时候还尝试在辩论赛上有所成就，在回家探亲重温伯父的演讲之后永久放弃了这个梦想：穷我一生，我也无法企及伯父水准之一二。演说家们通常喜欢鼓吹自己以勤奋练就的三尺不烂之舌，但我相信，谁也无法像伯父那样做到数十年如一日。
按照韦伯理论，权威确立包括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伯父应该归属于传统型。作为一个农业家庭的家长，他可以统率全家资源，在重大活动时做出决策，同时规范劳动秩序、规定分配制度，并对家庭纠纷做出裁决。但随着传统农业家庭的凋零，非农产业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在农村中确立主体地位时，他在家庭中似乎只是作为一个权威形象存在，而没有实质上的权力。他的地位开始受到大堂哥的挑战，并最终败下阵来。
因此，我理解，伯父习惯性的演讲实际上是试图重新回归家庭权威地位的一种持续努力。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终究不可逆转。大堂哥开展家庭副业，生意极为红火，收入直线上升。因此，对于伯父“农业为家庭生存之基”、“不要轻易放弃农业”的警告或者劝告，他表现得傲慢且不屑一顾。记忆中有一次，堂哥从楼上甩出若干百元大钞，叫伯父立即去雇用人打理伯父赠送给他的果园，以此叫停伯父长达一周的劝诫堂哥回头是岸赶紧给果树施肥的演讲。作为事件的结局，他甚至把果园无偿转赠给嫁到邻村的二堂姐，以此宣告伯父对他的零制约。伯父为此拍了一个月的饭桌，摔坏锅碗瓢盆若干。
作为一个农村发展专业的学生，我能理解伯父的心情。一生以农业生产为基本活动内容、基本收入来源、基本生活方式的伯父，对于农业后继无人，一定是倍感不安、不解、失望、愤慨和凄凉的。他一生的荣耀完全来源于农业生产，农业活动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至于在社会变迁要求他做出更改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拒绝。以他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他一定敏锐地感悟到了什么才是发展潮流，然而他割舍不掉对农业的感情，这种矛盾持续地体现在他的演讲和其他行为中。情感和理智的交锋中，他最后选择了欺骗自己，并坚持自己对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全面控制。他也确实做到了：后来只有他一个人忙碌在果园，连伯母也因为果树种植“不划算”，果断选择去企业帮工挣固定工资。
伯父的演讲主题从此转向对这个疯狂的工业化世界造成人心不古的抱怨和愤慨。一代中国农民的缩影，我愿意这么定位伯父。伯父走了，不知道他离开人世间时是什么心境。我很遗憾没能好好去和他交谈沟通，了解一个农民的这一辈子。■

“邻居”也是景(08-23)

近日，笔者赴北京城南某地办事，恰好路经某名人故居，便想去参观一下。到了售票处，才发现没带钱。于是跟工作人员说自己大老远来一次不容易，我有工作证和联系电话，回去我就把钱给寄来。他说这里没有这样的制度，几番争取未果，一旁晒太阳的大妈跟我摆了摆手说：“别说是您了，这么多年了，就是我这街里街坊的也没进去过一回啊！”
这大妈的话有点儿意思，我转而和她聊了两句。“我就在这个大宅子旁边住。我家祖上和这位大人是街坊，平时大事小情的也有个关照。我小时候经常到这宅子里玩儿，随便转悠。一晃儿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成了名人故居，进门就要收费，你说这邻居串门还要收费，听上去多叫人寒心？”“我知道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你看他们又设茶座，又弄什么电子导游器的，还招呼国外的旅游团，哪有心思搭理我们这些穷街坊。我的小孙子想进去看看还得花个几块钱。其实，倒不缺这几块钱，就是街里街坊的挺别扭。”
话到此处，笔者想到：这些坐落在北京城大街小巷里的名人故居除了要保护好其物质属性外，也要维护好其非物质的精神属性。而精神属性的传承者，依我看也包括其周围的邻居，这是一个鲜活的生态圈，特别是那些从小就在这附近长大的孩子身上。从小就与名人故居一点点地产生情愫，与若干年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那些一本正经的书籍所了解到的，两种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采用收费的办法，将周边的邻居与之“隔绝”，无疑制造了一种文化上的“断裂”，也加快了北京胡同文化的消亡速度。
实际上，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区域文化经济的开发与周边居民的联系问题。不久前，笔者到中央戏剧学院所在的南锣鼓巷附近一个小剧场看了一场名叫《锣鼓巷的故事》的话剧，讲述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发现观众里有很多在时尚剧场里不太常见的老大爷、老大妈，听导演介绍才知道，观众里有一部分就是锣鼓巷胡同里的居民，他们的票是由“政府买单”免费发放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能把政府扶植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周边居民有机地融合起来，希望名人故居的管理者能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来借鉴。
北京冯健

附录：格式设置

Mon, 30 Aug 2010 16:01:42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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