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庭审现场：被告文强

Wed, 10 Mar 2010 09:00:51 +0300

重庆市五中院可以容纳270余人的这间法庭，看起来像旧式的大阶梯教室。法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席位三足鼎立，居中的当然是法官席位。3把高背法官椅背后，国徽高悬于深橘红色的墙面正中。拉上猩红色的绒布窗帘，不同角度的灯光，以自然的明暗对比聚焦台上的三方空间。法律的庄严，当然需要通过庭审的仪式感来承载。不过把文强案的审判放在这间法庭，实在像个隐喻。
畸变的家庭
文强案的一审和李庄案的二审放在了同一天，都是2月2日，不过旁听证依旧一票难求。庭审9点30分才正式开始，法庭外等候安检的人群9点不到就排起了长队。凭身份证和旁听证入场，寄存手机等物品，接受安检，登记证件号码和姓名，才能进入法庭。两本登记簿显示出200多张旁听证的去向：被告家属，重庆市各单位，公检法各系统，人大、政协代表，以及媒体记者。因为记者众多，法庭最后面的过道上，专门添置了一排临时席位。
本刊记者旁听了持续5天的庭审，第一天上午听众最多，270多人的座位，空余不到30个。可是等庭审真正开始，复杂、冗长而又单调的诉讼程序，实在挑战旁听者的耐性和毅力。从2月2日中午第一次休庭开始，空座以倍数递增，最少的时候，旁听者不到20人。即便是法庭调查全部结束后，开始法庭辩论的2月6日，旁听人数依旧难以与第一天抗衡。这实在也是一种悖论，当时虽然法庭里早已不需要对号入座，可等候在法院大门外的那些人，还是无法获得旁听的机会。
5名被告，文强、周晓亚、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被法警带入被告席。身穿果绿色棉袄的周晓亚是唯一的女性，唯一在5天庭审中放弃自我辩护、保持沉默的人。她是文强的妻子，也是文强被指控的受贿罪中，主要负责收钱的人。她今年57岁，大文强两岁。如果算到2010年的国庆，她和文强的婚姻，就会满整整30年。认识文强之前，周晓亚只是重庆虎溪电机厂的普通职工子弟，当然，那时候的文强，也只是普通的插队青年。随着文强的仕途擢升，她陆续换了几个工作，从虎溪电机厂调到重庆天然气公司协会，直至退休。只有初中文化的周晓亚在职业上并没有可书写之处，因此文强妻子的身份，就成了她人生中最有附加值的部分。她承认公诉人的所有指控，不做任何辩驳，面对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询问，都以“没有话要说”作答。只有2月6日晚上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她终于走到话筒前，掏出已经写好的纸，哽咽地念了一段悔过书，请求法庭轻判。
不管外人眼中的文强是什么样子，至少在这段婚姻中，文强信任妻子周晓亚，并把家庭的财产大权交由她来管理。无论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的“红包”、暗含请托的好处费，还是蹊跷的“干股分红”，绝大部分钱物都直接给到了周晓亚手里，文强并不会主动过问，但态度上完全是默许。当然，部分钱物文强事后是知情的，因为周晓亚“不一定每次都说，想起来了就跟他说一声”。全部52页的起诉书中，第一项罪名就是文强和周晓亚的共同受贿，长达18页，下列19小项，时间跨越13年，从1996到2009年8月文强被“双规”之前，共计110多笔，1546万多元。不过这些款项中，有几笔较大数目的钱款和物品估价成为庭审争议焦点，因此在合议庭做出决断前，有高达四五百万元的数目依旧存疑。
如果受贿款项证明的是文强夫妇的贪婪敛财，那么他们对于如何处置这些钱财，实在缺乏基本的投资眼光。作为丈夫的文强基本不参与家庭的财务运作，他不知道妻子担心离婚偷偷买了几处房产“留做后路”，甚至还买到了两处“烂尾楼”；不知道妻子偷偷在朋友周红梅那里隐匿了一些钱财，包括6万美元、一块劳力士手表、一条手链和两条项链，那是2004年，重庆有传言他要被查，可能会出事；也不知道妻子被周红梅劝说搞的许多投资都血本无归。算起来，周晓亚最成功的置业，应该是和周红梅一起开发的仙女山别墅。从买地到盖房，周晓亚投资160万元，工程由周红梅的公司完成。而文强是在快要完工的时候，才得知消息。在文强落马之后，这栋别墅被估出了高达3000万元的身价。
周红梅与周晓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相识，她也是文强之子文伽昊的干妈。除了朋友之外，她与周晓亚也是一种奇怪的伴生关系，她的装饰工程公司借助文强的帮忙，承揽到了几桩大型的装修项目，继而以送给文伽昊35%干股的方式，用分红等多种名义给文强夫妇送钱，累计162万余元。她也陆续牵线，给周晓亚介绍过许多买地、买楼和土木工程的项目，说是共同出资，但自己出资很少，还常常打借条从周晓亚那里借投资款。虽然屡屡失败，连同一个开发商的烂尾楼都买了两次，血本无归的钱高达300多万元，周晓亚却依旧对周红梅深信不疑。从检方的举证看，周晓亚对于相熟的人，在借钱方面相当大方，她可以一次性借给家里的钟点工10万元，也可以陆续借给相熟的美发店老板四五十万元。
只是文强对于这些，都不闻不问。检方举证中的那十几处房产，文强自述“许多都是在照片里才第一次看见”。其他的钱款去向，文强的表态是，“周晓亚是我老婆，她认的我也认”。对于两人唯一的儿子文伽昊，文强也并没有过于严格的约束。2001年文伽昊高中毕业，经由中介到加拿大留学，从当年2月到11月，为期仅8个多月，理由是“不习惯那边的生活”。短短的8个月里，他还回国两次。学业一无所成的文伽昊，一直靠母亲周晓亚的资助生活。2008年7月，周晓亚一次性投资了25万元给儿子开网吧，是否有盈利，文强不知道，检方似乎也说不清楚。
虽然文强给了妻儿衣食无忧的庇护，但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婚姻，抛开庭审前那些难以证实的桃色新闻，单从庭审看，他与一名夜总会女郎有不正当性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而他与另一名23岁在校女大学生的关系，到底是强奸，还是双方各有所求涉及12万元的交易，因为不公开庭审，目前还没有定论。只是凭借权势累积而来的财富，如今都成了过眼云烟。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文强，在被告席上如何反思和悔过，也无法逆转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结局。
局长的财富
“大哥”的江湖
……

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

Wed, 10 Mar 2010 09:00:50 +0300

“亚努科维奇将在俄罗斯和西方间保持平衡，看看他能从哪里获得经济和政治上妥协，并据此灵活应变。”
2月20日，乌克兰即将卸任的总统尤先科致电亚努科维奇，称其“合法获得总统职位”，对他表示祝贺。14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6年前因“橙色革命”败选的亚努科维奇获得48.95%的选票，以3%的微弱优势压倒季莫申科，当选乌克兰总统。
“亚努科维奇的获胜主要是因为2004年支持尤先科的‘橙色选民’对橙色领导人的表现感到失望。”美国塔夫斯大学乌克兰问题专家奥克萨娜·舍维尔告诉本刊，“正因为如此，这是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投票率最低，‘全都反对’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这对两位候选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季莫申科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她的选民基础是从前的‘橙色选民’。季莫申科虽然落选了，但投票结果对她来说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在她执政期间乌克兰经济下滑15%，她只输了不到90万票。”舍维尔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皮特·雅克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赛辛认为，选举反映出乌克兰人渴望新变化的心态，以及乌克兰中西部乌克兰语地区与东部、南部俄语地区的分化。“在第一轮选举中，许多人将选票投给了那些实力很弱的新候选人，但最后结果仍然是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的二选一。于是人们又开始根据地区和地域文化来投票。”赛辛向本刊分析说，“乌克兰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地位，乌克兰是应该亲欧盟还是亲俄罗斯，许多人投票都是基于这些问题，而不是基于对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考查。”
在竞选时，亚努科维奇承诺，他将会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来帮助乌克兰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恢复过来；强调振兴经济，增加工作岗位和提高工资福利水平，并承诺进行司法改革和对小企业5年免税。“亚努科维奇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承诺其实很难实现。”舍维尔说，“因为政府财政预算已经没有足够的钱了，而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冲击乌克兰经济。”
“亚努科维奇在任期内面临着三大挑战：稳定乌克兰经济，促进乌克兰社会和解，以及乌克兰怎样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处理国际事务。”赛辛分析说。在整合乌克兰社会方面，“亚努科维奇表示将努力使俄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这有可能造成乌克兰国内的社会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宣布获胜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使用的是俄语，这表明他可能并没有意愿去弥合乌克兰的内部分化”。
近些年，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和北约的角力场。相比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一直以“亲俄”形象著称。“乌克兰与俄罗斯、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亚努科维奇已经表示将重新考虑保留俄罗斯驻扎在乌克兰的黑海舰队的可能性。”赛辛说。乌克兰基辅莫吉拉学院教授奥莱克辛·哈兰则告诉本刊，在此次总统选举中，亚努科维奇团队打出了与2004年相似的竞选口号：反北约，承诺授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并声称有可能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这是前所未有的。“显然，类似的声明是在吸引克里姆林宫的注意。”但哈兰强调，“在每次竞选时，候选人都会以推进乌俄关系来拉拢人口众多的东部俄语地区的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总统就会听命于莫斯科。乌克兰的商业团体同样不希望这样，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巨大竞争，因此，乌俄关系在好转的同时将变得更加务实。”“我认为亚努科维奇将在俄罗斯和西方间保持平衡，看看他能从哪里获得经济和政治上妥协，并据此灵活应变。”舍维尔说。
亚努科维奇当选后呼吁季莫申科辞去总理职位，但季莫申科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会辞去总理职位，并指责亚努科维奇阵营“选举舞弊”，她领导的团队将对选举结果进行起诉。但2月20日，季莫申科又宣布撤回对亚努科维奇竞选舞弊的指控，声称她对法庭已丧失信心。舍维尔认为，由于在议会中占多数，季莫申科留任总理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她的下一步将是设法巩固自己在议会中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联盟。“季莫申科在选举结束后没有停止斗争，她希望亚努科维奇能够和她妥协，保住自己总理的职位或者获得其他可观的权力。”赛辛说，“而她也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坚持在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上，扮演所谓‘代表西方’、‘代表乌克兰人’的角色，成为强有力的反对派。”■

天生青衣张火丁

Wed, 10 Mar 2010 09:00:49 +0300

“跟老师学戏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既在戏里，又在戏外。’我一直是按照老师这句话去做的。”
采访约在北京南三环附近的一个小茶馆。茶馆是那种进去离开都想不起来问名字的普通门脸，清净得有点冷落，离张火丁现在工作的中国戏曲学院不太远。和里面的小服务员聊天，说是从不看京剧，只喜欢听黄梅戏，但她认识张火丁。“她很有名的，经常约人在这里谈事情，昨天还在那边包厢里签名售书。”
她说的书，是刚出版的《青衣张火丁》。这本画册将《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白蛇传》、《江姐》等9出张火丁的程派青衣戏目，按照正式演出的规模定格成4万张照片，再从中精选为一套画册。从2006年开始，出版人张立宪就在酝酿出这么一本书，他说自己想以图片为主，记录这个年代的京剧到底是什么样，青衣又是什么样。为什么选择这么年轻的张火丁？那么多京剧前辈还没有被人这样精致地记录和拍摄过。2010年1月画册正式出版后，有人这么问张立宪。他告诉本刊，在他这样一个戏迷眼里，张火丁的舞台魅力是不可以复制的，她也几乎是现在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京剧演员，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一个演员最巅峰的时候，记录下她的艺术成就和表演状态。
“我看张火丁的戏大概有六七年光景了。对我这种严重偏科的戏迷来说，只是喜欢一两个行当或一两个演员，有一搭没一搭地看自己喜欢的戏，所以对戏曲艺术的理解很片面，既没有狂热到跟随她的演出到处跑到其他城市，也没有专业到对她的戏品头论足得头头是道，但就我片面的理解，张火丁的表演几乎就是我想象中程派青衣该有的样子。
“我喜欢张火丁，不是因为她在舞台上比别人做得多，而是因为她比别人做得少。在舞台上除了演戏，她不再干别的。许多戏迷都这样评价张火丁：‘她是天生的青衣。’以简胜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这也正是程派的精髓。遍观当今京剧舞台，这样懂得克制和收敛，不过分、不刻意的演员，已是非常少见了。”张立宪说。
三考戏校落榜，15岁才以自费生身份进入天津戏曲学校，用行内眼光看，张火丁“坐科”太晚了。直到现在，她都已经成了程派青衣再传弟子里的顶尖人物，同在戏行唱武生的哥哥张火千还是对本刊记者这样评价妹妹：“小时候我觉得她真不行，挺笨的。”但他也承认，可能就是这些特别的磨炼，给了张火丁不同于其他演员的气质：内敛，淡定，台上台下都守得住一份清净。1993年拜程砚秋先生弟子赵荣琛为师，是张火丁戏曲生涯的一道“龙门”，两三年时间，她从一个“什么都是渺茫的”、始终在寻找出路的年轻演员，唱成了第一个自组工作室的“程派第一票房青衣”。前不久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戏票提前一个月就售罄，在京剧式微的今天已是少见。她的戏迷，人称“火迷”，以年轻人居多，喜欢她扮相美、身段美、水袖美、唱腔美，也着迷于她台下的那份清冷避世。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理论家傅谨评价：张火丁可能是她的同门里最懂得收敛与节制的一位，而恰恰因为懂得“度”的把握与控制，她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把程派唱腔里那些前人未曾充分发掘出来的细微之处，展现在观众面前。她之所以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京剧演员之一，或许秘诀就在这里。
张火千一直帮妹妹打理各种俗事，他说，火丁这个人就是比较纯粹，大家都喜欢她的纯粹。“小时候她更简单，不爱说话。现在谈谈戏什么还行，剧本啊，导演啊，这些方面她有想法。别的方面，比如说电视台要做访谈，她就不行，‘艺术人生’，还有‘鲁豫有约’，她都不肯去。”
台下的张火丁，比台上装扮好的样子更干净，清汤挂面，不施脂粉。听说要拍照，她显得有点紧张，“我不喜欢照相”，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并不像舞台上那样沉郁，温和轻柔，语速很慢，每说一句话，尾字上习惯有一个小停顿，带出一点淡淡的韵白的味道。
“既在戏里，又在戏外”
三联生活周刊：戏迷评价你是天生的青衣，你怎么理解青衣这个行当？
张火丁：我没有刻意去理解过。说我是天生青衣，首先可能是觉得我先天具备这样的素质，整体形象还可以，嗓音还不错。气质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因为我们这行唱作念打，需要坚持不懈地练，超乎正常地练，比如今天我教了你4节课，下去你自己不练就不行。我从小就喜欢戏，所以练起来不觉得苦。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时候开始很确定自己适合唱青衣？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吗？
张火丁：我从小先学的花旦戏，但那时候自己心里并没有花旦和青衣的区分，只要是京剧，就喜欢，唱什么都可以。当我接触到程派以后，觉得跟程派有缘，这个声音、这个旋律，就是特别打动我，让我更加迷恋京剧。在天津戏校的时候，花旦也学，武旦也学，在学校就是积累嘛，梅派学得最多，张派也学过。到毕业那年才接触到程派，最后在1989年的时候，我确定专攻程派青衣。
三联生活周刊：你学戏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比其他很多人都艰难。从什么时候发现也有了一批追随自己的戏迷，在舞台上有了自信？
张火丁：这个是慢慢积累，也说不清楚具体在什么时候。要说自信，到今天我也不自信。还是练，刻苦练习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在学校里我也跟学生说，都想演戏，都想好，但都不愿意去练，练功成了一种负担和累赘，这不行，谁也不是神仙。戏曲就靠长期不懈地练。我只要演出，就每天练功，这么多年我经常在演出，所以练功没有断过。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演出和练功，有没有其他爱好？
张火丁：我没有太多的爱好，有时看看书和报纸。我看的书都是人物传记，主要是戏曲界的。基本晚上时间我不出门。有人问我，是不是常去看话剧啊？其实我只看过两次，都是人家给我票，若干年前看过一次《雷雨》，最近看了《白鹿原》。
三联生活周刊：京剧呢，有没有你喜欢的角儿，特别想去看的戏？
张火丁：我最喜欢、最崇拜的，就是我的老师赵荣琛先生。但我没有在剧场看过他的戏，我只是跟他学戏，主要靠录像带。
其他派别的剧目，我喜欢《白蛇传》，所以把它改编成了程派戏。我演的戏，都是我喜欢的。改编现代京剧《绝路问苍天》，演祥林嫂，主要目的是想开拓程派戏路，要说有多喜欢，也没有，红线女老师推荐给我，我就听她的，愿意试试。青衣要演这样一个角色，近于老旦的扮相，从形体和直观上就不占优势，但演出的时候我能进戏，也得到观众初步认可。程派戏很少，祥林嫂这个角色的成功给了我信心，程派也可以塑造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扮相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气质在戏曲演员中显得很特别，似乎跟俗世的东西很有距离感。是这些年程派青衣戏塑造了你一部分性格，还是天性这样？
张火丁：我这个人，跟家人在一起感觉很轻松，但在外面会紧张，尤其是出席一些活动的场合。可能真是的，我的性格跟演员这行好像有很大的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极少在电视台的晚会戏曲表演中露面，比如“春晚”。
张火丁：刚开始时也去过一两次，因为推不掉，但是对我来说，这真的很难。一出戏完整唱下来，我可以慢慢进入角色，可是那种晚会的片段演唱我不习惯，会非常紧张，从参加演出的头天晚上就开始紧张。后来再有人要我去，我就拒绝了，我说怕自己给唱砸了。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说，演员如果不经常露脸，不主动和人交往，很难达到像你现在所拥有的知名度。有没有顾忌过，如果不去应酬，会影响我的发展？
张火丁：因为这个性格，我确实得罪了很多人，包括曾经培养过我的人。但没办法，我就想，只要我的心是真的，努力，服务于观众，只要观众喜欢我就行。我是演员，这是我的工作，同时我也很喜欢，在台上入戏的那种感觉很好。最后我选择到学院来当老师，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在剧院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不去，那个不去，经常要撒谎，说有什么什么事情，到学院后就挺好的，少了很多这样的事，从教学中我也能找到乐趣。我是真心教她们，也许我的学生成不了角儿，但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演员，这就为社会做贡献了，也对得起我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戏迷特别担心，你去教书了，张火丁工作室没有了，会不会影响你的演出机会？
张火丁：2008年到学院当老师后，我当时想不演了也行，教大学生我的水平也够了。但是观众有需求，包括这次我去上海演出，本来时间太紧，但戏迷们和上海当地真诚地邀请我，克服困难就去了。
现在我如果想演，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我想每演一场都要拿出最高质量，在做工作室期间，演出很多，就很难保持场场有质量。我们一场戏下来，唱作念打，比歌星的演唱会要累很多。现在我把演出减少了，基本每一场都能保证质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么安静内向，但到台上表演的时候却收放自如，心里会不会有时觉得很冲突？
张火丁：跟老师学戏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既在戏里，又在戏外。”我一直是按照老师这句话去做的。
“练在自己身上，以后谁也抢不去”
……
“我只想把戏唱好，让观众喜欢我的戏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戏迷为你设了一个“火之丁丁”网页，你常上去看吗？
张火丁：到现在我也没有电脑，也不会上网。不过几位认识时间很长的戏迷，有时会见面，给我讲一些戏迷在网上讨论的事情。老六（张立宪）拍摄《青衣张火丁》这本画册，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前面跟着我的演出拍了一年多，我都不知道。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名气这么大了，还能听到戏迷的批评意见吗？
张火丁：有些可能不是当面和我说，但是我能知道。比如有人把“火之丁丁”网页上一些戏迷的建议写信转告我，我觉得有道理的，就去琢磨，觉得不合适的，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
……

“白酒金三角”区域调查：地理空间和作坊制度

Wed, 10 Mar 2010 09:00:48 +0300

酱香型白酒的储存空间
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入川贵边缘的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一条从贵阳出发，经3小时的高速公路后，到达茅台镇，随即顺流而下，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赤水河边的公路，60公里的行程，耗时有限。另一条道路则是从成都出发，到泸州后穿越大娄山的余脉，一路穿越峡谷和关口，其中还要绕行贵州赤水市，经过八九个小时后能够到达赤水河山谷中的二郎滩。很不幸，我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
车中午从成都出发，到达赤水已是傍晚，可是司机没有停车的意思，说是前面有段山路，他需要一鼓作气地闯过去。一路昏沉沉地过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段连续的弯道确实是事故多发地带。
23点方到位于河边的郎酒厂，暗中完全不能看清二郎镇的面貌，只知道，这里原是小渡口，由渡而滩，由滩成镇。小小的渡口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川盐入贵州、湖南等省的必经之地，却为陕西籍盐商所把持——和上游茅台镇的历史沿革非常类似。盐商注重生活享受，故尔经过繁杂工序，酿造出了日后闻名于世的酱香型白酒。
在黑暗中只知道四周都是高山，上面是极狭的暗蓝天空，鼻子里充斥着浓厚的酒糟味道，浓厚得很，感觉像是可触之物。
早上醒来，才知道所谓的二郎镇基本上是山坡上的城市，陡峭的山坡上全是房子，一直延续到最下面的古渡口，上方则是莽莽群山。河对面，则是贵州习水镇，出产的习酒也属酱香型。
顺着二郎镇的山坡往上攀登，越高处，越觉得地势之险峻，山下的赤水河变成狭长一条，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第二次和第四次都是从古渡经过，也就是面对远处看似无尽的群山，毛泽东发出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感慨。
车爬山路半小时，终于到了储藏郎酒的天宝洞。尽管现在这个储酒洞已广为人知，可是1969年，近在咫尺的郎酒厂的职工也很少知道此洞。朗酒集团副总经理李明政告诉我，当时是工厂的会计邹朝贵给母亲采药，一味药已经齐了八九，独差石灵芝一味，山上打猎的人告诉他，山上峭壁下的溶洞附近有此药，他清晨上山，黄昏时方到，终于采到了石灵芝。这时，一群鸟雀惊起，上百只岩燕飞出洞穴，邹朝贵下山时想，要是用此洞给当时缺乏仓库的郎酒厂储藏酒就好了。
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天保”、据说是石达开部队在里面躲藏过的洞穴终于被郎酒厂启用，为了便于管理，将郎酒厂所有的酒，包括解放前惠川糟坊的老酒全部纳入洞中，一一编号，郎酒于是改变了以往类似于茅台那种山脚仓库堆放的方式，全部转为洞藏。
进洞前，不仅要关掉手机等电子设备，还要在门口的钢柱上擦手，以释放静电，管理的工人讷于言语，却很严厉地要求一个程序不能少——几千吨白酒在几百米深的洞中，当然消防安全是第一位的。
进入洞中方才觉得暖和了许多，原来洞中冬暖夏凉，常年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郎酒在经过“四高”，也就是“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堆积、高温馏酒”几道酱香型白酒的必须工艺后，进入了“一长”，也就是长期储存。一般情况下，暴热再暴冷之后，酒分子的活动加剧，生香能更好陈化，转为以韵味取胜，据说刚烤出来的郎酒无酱香味，必须经过3年以上储藏，才能自然“生长成熟”。
进洞几百米，石壁上、陶罐上黑糊糊的菌斑大大增多。带我们进洞的工人让我摸索，摸上去柔软湿润，可是手上毫无沾染，还是很清洁。原来，这就是著名的酒菌。工人告诉我，原来洞中无此物，在最初储藏时，大家以为这是灰尘，拼命清除，怎么除也除不干净，索性保留下来。结果，有酒菌的空间储藏的酒要明显好于外边储藏的酒。
李明政告诉我，酒厂的总工杨大金曾经做过实验，同样批次的酒，一坛入仓库，一坛入洞，一坛入土中埋，3年后，还是洞藏酒的口感和理化指标最好。“至今也没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不过洞中的储藏条件，包括那些厚厚黑黑的菌群，利于酒体内有益物质的生长和保有。”
天宝之下就是地宝洞，走到天宝洞三四百米深，见一大溶洞通往下面，中间安有铁爬梯，风极大，据说从前工人经常爬上爬下，现在为了安全已经禁止。我们原路返回，又经过一段山路，才到了半山腰的地宝洞。此洞走进去恍如迷宫，天宝和地宝洞中的酒有年份极长者，这就又是酱香型白酒的独特之处了，老酒勾兑新酒，方能使新酒香味醇厚，而洞中储存的酒均按照批次储藏，哪年哪月生产，一目了然。李明政说，郎酒厂以前经营不善，所以留下了大量存酒，没想到到了现在，这些都成为拿钱买也买不到的财富。
自茅台镇开始的酱香型白酒，沿河而下，基本上在二郎镇这里有了收尾，酱香型白酒就很难离开有美酒河之称的赤水河而存在，沿岸大大小小的酒厂都在做酱香型酒，郎酒厂对面的习水镇，最近也建立起部分茅台酒的新厂房，主要因为茅台镇的地块基本已经使用完毕。
而郎酒下游不远处，还有古蔺县的酒厂，也生产酱香酒。“味道如何？”郎酒厂酒体中心的主任沈毅笑着回答：“还不错，可是，和郎酒截然不同。”两个厂距离只有几十公里，生产工艺完全一致，为什么不一样？
“即使是同一个厂区，不同车间做出来的酒，哪怕是同季节、同原料，味道差别也大得很。”沈毅轻描淡写地说。而如何将这些差别很大的存酒，最终变成出厂时香味接近，质量统一的好酒，就是品酒师的功劳。
郎酒的乡土纽带
沈毅刚30岁，脸上还有点孩子气，却是最年轻的国家级白酒评委。虽然白酒的酿造和储存过程中，天然之功最终往往胜过了人力，可是沈毅却有近乎相反的念头：“我要把自己的舌头变成一个最精密的仪器，几千种味道都储存在我的味道谱系里，这样，瞬间就能品出酒的味道。”
“家在二郎镇住，很少有人对酒完全无知。”二郎镇8000多人，现在在酒厂工作的有3000多人，退休员工约2000人，其余的也都和酒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沈毅的说法，酿酒就是二郎镇人的日常生活，在本地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基本了解了白酒的制造过程。
16岁，沈毅在成都上大学，学的是经济，他才发现自己是同学中的酒专家，稍微一喝，就知道酒的大概香型。19岁，沈毅回到郎酒厂工作，分配的岗位是热电车间，那是当时厂里科技含量最高的车间。在厂里选拔品酒员岗位的时候，他动心了。
刚开始考试门槛很低，就是分辨水中香精的种类。“稍微加以训练，就能分辨出来了。”只是酸甜苦辣咸几大味觉体系而已，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个月，分辨也越来越难：“水中的含量越来越低。”沈毅那时候开始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周围的人慢慢被选掉了，可是我还在”。
那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年代，不仅厂内需要品酒员，泸州市、四川省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经常进行比赛。“就像‘超女’海选。”沈毅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步步越走越高，最后走到了国际级品酒员的赛场上。“那是叫人崩溃的考试。”现在说起来，沈毅还是印象深刻，不仅要区分高度酒和低度酒，还要区分高度中的53度和50度。“酒度相差悬殊的时候，很容易辨清香味物质的不同，可是，在只差一两度的时候，我一边尝，心里一边打鼓。”
不少人提到沈毅的时候，喜欢说他在中央电视台参加品酒师挑战赛的故事，电视直播，他能够在瞬间品出酒的度数和品牌。不过沈毅自己觉得，比起央视表演性质的比赛，还是国家品酒师的考试更专业，几百个全国精英一起考试，最终选出的只有十几人，最难的题目是，第一天尝了一种酒，是第几轮第几杯，第二天还得再次尝出来，这杯酒昨天哪一轮出现过，是什么酒，这个最“崩溃”。
他说自己心理素质算好的，可是那时候，也睡不着了。沈毅的师傅，郎酒厂的副总工程师蒋英丽还记得，难的不只是喝酒，还有喝水，要区分矿泉水、纯净水、白开水、蒸馏水和自来水，水是无色无味的，以往考品酒师的时候也没测试过，不过现在难度提高了。
沈毅的长处是，他在善于品尝之外，还善于观察，高度酒的芳香物质的分子结构不同，刺激感也不同，有时候几度的差别，就在那里。那是2006年，他26岁，最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白酒国家级评委。“我才知道，电子舌头只能尝出几十种酒差别，而我的目标是，尝出几千种酒的差别。”
回到工厂做品酒师，沈毅才发现，尽管自己已经是国家级评委了，也很难说就掌握了酱香的奥妙，不是说把好酒和不太好的酒一勾兑就万事大吉了，“每批出产的酒的味道和厚度都有波动，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种波动变成没有，我们就是酒厂的仪器，而且要求是一个数据库极其庞大的仪器”。
沈毅于是形成了边走边尝的习惯，除了菜场上的各种新鲜蔬菜外，他还喜欢上山尝各种野草，闻那断处的刺激味道，“数据库越丰富，你的意境越复杂，但是，这种复杂又必须是一清二楚的，知道各种味道的来源”。
尝洞外的草，也尝洞内的酒。“几百批次的都尝过了，最喜欢的是39批次的，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出品，香味复杂，难得的是还没有勾兑，韵味就很悠长，像铁观音茶。后味干净，酒体饱满。”有这样丰富的品尝经历后，才能保证出厂的白酒会有稳定质量，新勾出的酒要和以往勾出的5个批次的酒编号再混合，几十名品酒师一起鉴定，最后有80%的通过率才能算通过。
和沈毅聊完，才知道，蒋英丽，郎酒上一代国家级品酒师，是他的表姐。可是随即就知道，在二郎镇，这种亲戚关系是很普通的事情，镇上人不多，又多在酒厂工作，沾亲带故太平常了。
亲族关系和师徒关系在郎酒厂比比皆是，这种关系，构成了郎酒厂真正的生产环节，师徒往往是亲戚，即使不是亲戚，二三十年的师徒关系下来，也变成了亲人。
师徒关系在酿造车间里最为明显。酒厂虽然划分为各个车间，可是，每个酿造车间都是单独完工，其实就是传统的酒作坊，和别的车间不构成上下游流水线关系。粮食进了车间，再出来已经是酒浆了，这就要求车间主任是一个全面手，而成为全面手，少不了师傅的多年培养。
走进第七车间，主任王会坚决拒绝交谈，说他不会说普通话，可是在我们走到正在发酵的粮食堆附近的时候，他又走过来，光脚往粮食堆上一踢，骄傲地说，发酵程度，全部掌握在光脚上。
王会也是土生土长的二郎镇人，可是家里人不在酒厂工作。他16岁进厂，10年学过去，基本掌握流程，可是“距离成熟的全面的老手还远着呢”。他的师傅当时已经60多岁，又带了他20多年，80多岁才算彻底离开车间，而王会在40岁的时候，才敢于说，自己掌握了车间的所有环节，用鼻子，远远地，根据香味的浓淡，掌握出酒的时间，根据脚的触觉，掌握发酵的程度。
一山之隔的浓香型白酒
花三四个小时穿越不知名的大娄山余脉，回到了泸州。说来也真是奇怪，一山之隔，靠近赤水河，就出酱香酒，而山这边，就出产有浓香白酒鼻祖之称的“泸州老窖”，赖高淮纠正我的概念：说是一山之隔，其实在前些年的时候，这段路程也要走上一两天，而在清代，甚至是一周的脚程，所以两地算得上距离遥远，因为交通不便利，在清代出现两个体系的造酒法和两个体系的酒香标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赖高淮年近80岁，是中国白酒制造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说起泸州老窖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语气中满是骄傲，他总觉得，浓香型白酒泸州老窖是中国多数酒的源头。“泸州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窖池发酵，北方寒冷，只能用小缸，基本方法嘛，都是和这里一样的。”这才想起来，沿路上确实看见大片的龙眼树林，据说夏季还产荔枝，当地学者考证，杨贵妃所食用的荔枝就出产在这里。潮湿和炎热，都可以保证酒类所需的大量微生物种群的繁衍。
“当地出产的糯高粱、小麦，是我们做浓香型白酒的主要原料，其实和酱香型白酒差别不大，可是粮食的投放比例不太一样，但是影响到香味的最关键因素，是我们的发酵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封闭式发酵，酱香型白酒是开放式发酵。”
赖高淮带我们去了泸州老窖最著名的那几口明代传下来的窖池，现在出产“国窖1573”，此年份很精确，是窖池周围的砖刻所记载的。走进去，全部明时装束的制酒工人让人眼前一花，这里已经带点工业旅游性质，游客们不能进入，但是可以通过玻璃走廊观看制造全过程，赖高淮却不为眼前场景所动，只看了一眼，就轻描淡写地说：工人上罾的姿势不太对，所以，这罾最后蒸馏出来的酒，不一定能达到高水准。
不过，重点的还是那些供原料发酵的窖池。大约10米见方的窖池有的已经翻开了上面的泥盖——果然与酱香型的郎酒、茅台截然不同，那里的原料是在车间里堆放，而这里全部入窖，发窖期还有专门的泥巴盖盖上，浓香白酒一大半的奥秘，就在这些池里。
赖高淮自幼年起就看惯了这些窖池。那时候，泸州城内的酒窖更多，他家的酒坊“同发升”虽然规模不算大，也有七八口。“做酒不是我家主业，可是有钱的人家，都有几口窖池。”现在100年以上的古窖，城内也还有1600多口。
不起眼的黄泥池要懂行者才知道其奥妙，而赖高淮正是懂行者。“你看做窖所用的黄泥巴全部是泸州城外的五渡溪挑来的，这泥密度很大，更好的是，含水量非常高，可以到70%甚至以上，别的地方的泥巴要是这样的话，早就稀烂了，可是这里的不会。”含水丰富的泥巴做成窖池使用后，开始和酒糟共生共存，所谓千年窖池万年酒糟，一直在不断循环中，最后，双方都蕴含大量的微生物菌群。
古窖池时间越长，出的酒越香，这不是新窖可以达到的效果。赖高淮长叹一声：“我搞了一辈子革新，可是最多也就能搞出个类似50年窖池出的酒的效果，百年窖池的那种效果，还不是科技能做到的。”
民国是泸州造酒业兴旺的年代，有3个当年的挑泥工还活到现在，老窖的企业文化中心主任杨辰找到了他们，他们回忆，当时从郊区挑泥一直到江边营沟口一带的作坊，要花半天时间，一担泥给七八文，不算值钱，可是主人家往往要招待一顿好酒饭，尤其是那酒，全是各个作坊的好酒，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很让这些挑夫满足。
古窖中所含的微生物种类使得这里面出产的酒脂类含量高，几口老窖出产酒甚至达到了4%，是一般优质白酒的几倍，浓香也就出在这里——而酱香酒是酸类物质多。
人工培养的泥巴再怎么先进，也难达到老窖泥的水平，老窖泥也要注重保养，不能失去水分，年年要做酒。赖高淮给我讲了他的一个故事，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粮食供应紧张，泸州老窖暂时停产，结果1962年开始有粮食了，想恢复生产，却怎么都出不了酒了。
赖高淮是上世纪50年代进的厂，当时他从东北坦克兵部队复员回泸州，家里算是资本家加地主，出身不好，进了当时的四川省地方国营第一酒厂，就算好工作了。因为在部队搞过防化，所以酒厂觉得他懂化学，让他在实验室工作。多年做下来，也算是酒厂的专家，可是一般的还是没有发言权。
就是1962年的窖池事件，使他成为众人心目中的酒头头。“当时从省里也来了专家，可是怎么也研究不出来为什么不出酒了，他们知道我算是土专家，认识我，叫我伙计，我最后弄明白了，因为几年停窖，所以窖池里面酸性过大，菌群被抑制住了，结果最后是用糖化的办法排酸，才让窖池重新出酒。”
现在的窖池，一大关键就是保证不失水，是做酒时酒糟剩下的黄色的水，也就叫黄水，只见几个工人将黄水淋上去，有一种古怪的糟香，而窖底看上去却没那么湿润。“其实这些泥巴都有了毛细血管，吸水性很好。”赖高淮解释。
与酱香酒的取酒周期也不太一样，浓香型的老窖每两个月取酒一轮，然后在糟里加新粮再发酵，再取酒，有时候多发酵一月时间，取双轮酒，最好的双轮酒按照赖高淮的说法，是100斤普通酒也换不来一斤的，又香又绵，“往往取自老窖的窖底，有特殊的窖底香”。
赖高淮在1967年左右已经拿出一套粮食配比之类的老窖制作数据来，“当时需要产量，所以很大重点在于少投粮多做酒，那一段的功劳是，基本弄清楚了各种白酒的制作科学流程”。■
会出现一个白酒波尔多吗？
——专访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
四川省正在政府主导下加快白酒金三角区域的建设，五粮液、郎酒、泸州老窖等最著名的6大白酒集团全部参与其中，号称要共同建设中国的“白酒波尔多”区域。而此前，这几个企业的老总即使同桌吃饭，也绝对各自带酒，确保只用自己品牌的白酒。
四川酒行业一直流传着一个“鸡尾白酒”的故事，某次宴会，在领导一再要求下，各企业老总只能让步，不过也是不彻底的：他们将各个品牌的白酒混合为一体再饮用，以示只能妥协到这个地步。
而本次的四川省的“白酒波尔多”建设启动，势必需要各大企业之间更多的互动关系，他们之间能顺利合作吗？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系列问题：白酒的手工制造和扩大产量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白酒与葡萄酒大相径庭，会有人被吸引到产区旅游观光吗？在这个项目的启动地点之一的偏僻的四川古蔺二郎镇，郎酒集团正投资20亿元，想将二郎镇改造为旅游观光区。郎酒集团的董事长汪俊林之所以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理由。
三联生活周刊：“白酒金三角”的概念背后，有将产品提升、加大产量的意思，你觉得白酒生产能机械化吗？这种扩大产量会影响酒的质量吗？
汪俊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想过，白酒的质量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在全部采用手工制作的情况下，即使在同一家工厂，同样气候下，不同厂区做出来的酒也会有区别，甚至酒质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估计，粗糙的机械化在白酒行业几乎不能实现，我们到现在也就是用机械动力取代了一点以往的需要大量人力的工种，像包装什么的，但是制作过程想机械化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基本放弃了。
迅速扩大产量，在白酒行业肯定也存在问题。过去不少酒企业就垮台在这上面，我们郎酒集团目前的产量是年产1.2万吨，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年产1万吨，每年希望能增产三五千吨，为什么我敢于这么说？是因为郎酒集团有大约3万吨的存酒，是当年酒厂销售不好时期的存货，现在反而成为我们的财富。有了这些存酒，能保证我们每年出产的酒有很好的老酒来勾兑。而且，我们目前的产能还是大于销售能力的，所以暂时不担心质量会起变化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金三角的概念中有很大一个概念是原产地保护概念，可是，很多酒厂在扩大产量的时候，都不得不采用异地建厂的方式来保证产量。二郎镇是个非常狭窄的区域，你们酒厂已经几乎用完了镇上土地，你会在异地建厂吗？
汪俊林：目前这里还有一定的土地，我们计算过，将这里的土地全部用上后，能保证年产3万吨的产量。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酒的质量，所以目前我们不太会在异地建厂，最多也就是包装车间放在异地。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们郎酒厂其实一直在实行师傅带徒弟的工艺传承道路，生产材料也都是采用当地的粮食，这些条件也决定了郎酒不太会在外地建厂，即使我们的销售节节胜利，科技在不断进步，总产量也就限制在那么多了。何况我们存酒的空间也有限，即使再挖掘新的区域，可是储藏空间不会增加太多，露天存放的酒肯定不如洞藏。所以我们宁愿保留区域独特性的特征，也不盲目扩大产量，这样实际也是品牌建设。
三联生活周刊：白酒行业的各个企业现在还处于紧张的竞争关系中，怎么能做到合作？
汪俊林：其实白酒行业可以合作的地方很多，我们现在就和茅台相互学习，而且已经成为制度了，学习什么呢？工艺，怎么把酒做得更好。其实朗酒从诞生的时候就从茅台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两家有长期合作的过程，可是后来慢慢减少了，我现在把这些传统恢复起来。两家技术人员经常互相走访，提意见，而且有很多关键技术，勾调也互相学习。和浓香型白酒企业的沟通少一些，因为工艺完全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白酒波尔多”区域建设的目的何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完全压倒其他区域的白酒产地，这种建设会对其他白酒区域形成威胁吗？
汪俊林：白酒确实不同于葡萄酒，相比起来，即使是白酒的小企业，也都比一个葡萄酒庄的产量大很多。白酒生产不受季节限制，而且我们的小区域，比如我们和茅台，相比起欧洲的酒庄也大很多，所以白酒企业相比起葡萄酒庄而言，都算是大型企业。
为什么要做推出这个概念？一方面是这个区域确实出好酒，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随着中国概念在世界范围内更广为人知，白酒肯定也会逐渐被更多人知道，这正是白酒企业长大的机会。不抓住这个机会，你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我觉得竞争是好事情，有一群高手在那里论剑，对行业整体水平有促进，未来几年，中国白酒行业会再次洗牌，小的差的企业会被淘汰。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多建设二郎这个小镇？会有很多游客吗？
汪俊林：完全不是旅游地产的概念，你也知道，这里比较偏僻，游客来得不容易，所以我是完全按照白酒文化来设计我们的小镇的。我们准备在天宝地宝的上方，将天然的人和洞开辟出来，游客们可以在里面跟着勾酒师傅学习调酒，甚至可以自己勾一瓶酒封存，过几年再来饮用。洞穴本身就很神秘，里面存上上万瓶白酒就更神秘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体验式营销。至于整个镇的改造，我们请了十几家美国的公司来做规划和建筑，你也知道，我在成都还有房地产项目，平时就和国外的设计公司有很多交流，所以我们的小镇规划和前些年流行的酒企业文化城那种完全不同。我们的小镇是很轻松的，不是要你来看郎酒，而是看一个山谷，山谷里面的人如何与酒共生。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茅台镇看到不少小酒厂，生产各种仿品，可是在这里没看到，是你们对政府公关的效果吗？
汪俊林：好就好在二郎镇很小，8000多个居民中，几乎个个都和酒厂有关系，加上前些年郎酒效益很不好，没有人去制作仿品，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基础。这些年郎酒出名了，可是我们已经和镇政府签订了协议，不允许再开设别的酒厂，所以郎酒成为二郎镇唯一的酒厂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Wed, 10 Mar 2010 09:00:45 +0300

埃塞俄比亚长跑名将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谈到自己早期的运动生涯时说，他一穿上鞋就很难受。或许你也该把昂贵的跑鞋扔掉，光脚丫上路。运动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行，在这之前人类是如何舒服地奔跑呢？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报道称，人类穿鞋与光脚奔跑有很大的差别，穿鞋的跑步者习惯脚跟着地，光脚的跑步者会用脚掌或脚板心着地。光脚的奔跑方式导致脚掌的足弓、踝关节以及膝盖更加弯曲，并且使用了更多的脚掌和小腿肌肉，减弱了对身体的冲击，形成了更舒适的步态。随着双脚与地面发生碰撞，光脚跑步者仅仅经历了相当于自身体重0.5～0.7倍的冲击，而脚跟着地的穿鞋者则经历了相当于自身体重1.5～2倍的冲击。之前我们总以为光脚跑步很疼，实际上光脚跑步才会减少疼痛和受伤的可能性。■

范一桶

Wed, 10 Mar 2010 09:00:44 +0300

老范是我见过最能吃的人。我们两个曾经窝在小方租来的房子内架起一个直径半米的火锅，从下午13点吃到17点。两个人吃了3斤水饺、3个萝卜、两根黄瓜、一大棵白菜、半斤五花肉、一斤排骨、两包方便面、两袋粉丝、3个西红柿、4段藕，还有无数的卤菜和花生。我食量很小，水饺吃完之后就丧失战斗力，每隔半小时勉强挣扎一下筷子。小方家电压不稳，电磁炉又年久失修，每次加完水之后，硕大的盆面静如处子，许久才缓缓地升起一股缥缈轻烟，湖边坐着一大一小的人儿，一点也不像饕餮，倒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我和老范相识于学校论坛。他被某个选修课老师给‘挂’了，而我刚选了那门课。“没听见选修课也挂人的”，我们一起在论坛上抨击这个老师的师德、人格、相貌以及学术水平，在泄恨和恐惧中交了朋友。后来和老范一起吃了几次饭，逐渐知道他的更多情况。老范来自青海，父母感情不太好，聊到动情处，老范有时会站起来拍拍自己的肚皮说，我就是吃了父母那么多气，肚子才这么大。他虽不怎么乐意谈论自己的家庭，却一点也不忌讳自己的体重——257斤。我和小方经常拍着他那肥墩墩的肚皮说：你就是个“二百五”。
我酒量很差，刻薄的舍友揶揄我为“许一瓶”，这个外号传开后，酒量和饭量超好的老范遂被改名为“范一桶”。两人因此成了难兄难弟，一起出去应酬，我挑衅别人，他帮我挡酒，然后完胜。有时候喝多了，老范送我回去，也会在路上讲点自己的事情，比如父母经常吵架又很嫌弃他每个月给完钱就不理不睬了，比如说他的女友兴趣广泛喜欢苹果的产品喜欢金银首饰喜欢到处旅游喜欢住五星级酒店。
毕业后，我一时间没进入工作状态，在一个大型国企单位的人事部待了3天便悄然辞职。离职后的我很快在屡次求职受挫中灰心丧气，连续3个月把自己关在170块钱租来的民房里蒙头大睡、看书、做俯卧撑，饿到极点才忐忑出门，生怕邻居那句每次碰到必问的话：你怎么还不去工作？在自我孤立中，我逐渐疏远了朋友，每天只接到3个固定的电话。早上是爸爸，问我福州天气好不好，没事就去公园散散心。中午是妈妈，嘱咐我要吃好一点，多叫一碗排骨汤。晚上则是老范，他打电话也不知该说什么，每次都憨憨地问，酒量有没有变好一点？或者说，我现在也不能喝了，估计喝不过你了。见我冷言对答，老范便又加了一句，别怕啊，有饭局我就是再喝不动也照样帮你挡着。还有其他零散的电话，除去10086的催话费电话，便是前女友，她说：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异地恋的痛苦。
其间，老范也零零碎碎告诉了我他的一些情况。他先在广州的一家自动化公司待了两个月，在办公室斗争中中立不成反被孤立，而后又被穿了小鞋被迫离去。离职后的他抱着个人物品站在广州街头给我打电话说：我跟你讲，我刚才蹲下来系鞋带，一个刚进来的同事以为我走了，便说这个傻×终于走了，我那会儿，我，我，哎呀，反正挺酸的??一旦涉及自己的情感，他就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那会儿，他慢慢地讲，我淡淡地听，唯有各自的惶恐和失落是如此的逼真和相像。
后来，家人费尽周折把我弄进了一个事业单位当临时工，每个月1000元，大概是我上个工作基本工资的1/3，但我走出自己房间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欣喜若狂令我没齿难忘。上班后，跟老范聊天的次数少了，他的情况却了解得更多了。离职后的他奔波于各大人才市场也是屡屡碰壁受挫，紧接着被房东赶出民房搬进10块钱一天“蚁族床铺”。他说，我对面那个人真可怜，两只脚都是疮，四处流脓，天天抹药也好不起来；他说，这饭菜还挺好吃的，苍蝇蚊子也比我们学校食堂少。后来，老范受聘于一家电脑店当促销员，没有底薪，只有抽成，最头疼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他销量自然可想而知。幸好，体胖的人都比较乐观，没有客人的时候老范不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老板的女儿挺好心的，对我们都能嘘寒问暖，下次我介绍给你，绝对比你前女友有人情味。
我也会问他感情方面的问题，一开始他总乐呵呵地说还好还好，粗心的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打哈哈中的躲避和无奈。后来听一朋友讲，老范的女朋友一去广州就把他给甩了，跟了当地的一个小混混，老范几次试图挽回都没能成功。我向老范求证，他缓缓地说：哎，这事有啥好讲的，情侣之间总要闹点小别扭，就那男的碍手碍脚。但我总怀疑，这碍手碍脚并没有那么简单。
猜疑终于得到验证。去年3月1日，我突然收到老范前女友的短信，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5个字：老范出事了。然后两部手机同时关机，任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发短信都无济于事。突如其来的噩耗才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对老范是如此的陌生。不知道他父母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家电话，连他在哪个电脑店工作住在哪个蚁族区也不知道。几乎是干着急了一个星期之后，同在广州的阿强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老范约前女友出来最后一次谈谈，没想到跟着出来的，还有前女友的现任男友以及一把匕首。■

“两不靠”的角落

Wed, 10 Mar 2010 09:00:43 +0300

老家一位邻居到城里找我，说是现在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了新的奖励扶助政策，他们家也是独生子女户，却没有办法享受到补贴。这位邻居几十年来一直在村里务农，上世纪70年代与一位天津知青结合，知青返城时，知青妻子考虑两人感情不错，就留下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她是国办教师，吃的是商品粮，丈夫不能随她“农转非”，这个家庭就成了“一国两制”。
村里很多和他们一般大的年轻人都生了二胎，可我的这个邻居还是响应号召，生了一个孩子后就领了独生子女证，而且说到做到。当时公社开计划生育表彰会的时候，他还戴着大红花，走上主席台，受到了表扬。二三十年过去，我的邻居也过了60岁。前段时间，上面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进行了调整，农村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每人每月可以领到几十元的补助。村里符合条件的人家都领了，唯独剩下我邻居家这一户。邻居去找村干部，村干部说，上级说这个政策是奖励农民家庭的，你爱人和孩子是城镇户口，不算农民家庭，不能享受这个政策。邻居很郁闷。自己在村里当了一辈子农民，怎么到老了就不算农民家庭了呢？我到计生部门帮他咨询。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政策对这样的家庭如何给补助，还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请示领导认真研究后再给一个答复。
邻居担心这一研究要到什么时候。邻居对我说，现在对农民家庭给补助，我不靠边，以后如果给城镇独生子女户发补助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是农民家庭还不靠边呢？在我看来，邻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其实，时下的农村，还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很多政策出台时都是农村人口如何、城镇人口如何，像这样一半是农村户口、一半是城镇户口的家庭，该往哪边靠呢？说不清楚。
石家庄李自远

流于形式的面试

Wed, 10 Mar 2010 09:00:42 +0300

几天前，当参加各大名校自主招生考试的高三学子们忙不迭地挤火车、打“飞的”南下北上赶着场子参加天南海北各大名校的面试时，中国科大宣布：取消面试，单以五校联考和科大特色考试的笔试成绩确定对考生的优惠等次。
说来可笑，我的一个学生在正值春运交通极其拥挤的情况下千里迢迢耗资数千元由父母陪伴赶赴京城面试，其时就回答了一个问题：“蔬菜价格上涨超过肉类，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而我所在的这个被农村层层包围的小城里，是什么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类现象的）是不是有些滑稽？这样的面试到底能考查出学生什么能力？从我身边一些参加过名校自主招生的学生的得失情况分析，那些性格外向而健谈的学生往往更容易得到面试老师的青睐，而性格内向言辞拙讷的学生常常会在面试中吃亏。事实上，我们的高校并非都要将学生培养成辩手、外交家和新闻发言人，更多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事务性工作，以口头表达能力定成败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自主招生的公平性。
再瞧瞧网上公布的那些面试题，看得出它们价值几何吗？比如：“‘我是一个克隆人，我有血和骨，把我的Y基因换成X基因，我的小克隆人长大后就成了异性。’怎么看这首诗。”“如果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如何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这样的题连真正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其幕僚们也为之挠头，你指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会拿出一个什么上佳方案？不能不承认大学面试题较过去有进步，开始接触社会问题了，但可惜的是，不是大而无当就是具体而微，而真正的社会热点（诸如钓鱼执法、涉黑事件、野蛮拆迁、开胸验肺这类2009年公众极为关注的事件）却无一所学校涉及，我估计这绝非为了防猜题。
既然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无助于考量学生素质，既然面试行为已成为增加优秀学生学业负担的隐患，既然春运期间让成千上万的学子长途出行会无端增加学生家庭和交通部门的负担……我们的普通大学为什么就不能取消流于形式的面试呢？难道中学举荐、学生自述、大学筛选加上高难度的笔试还不能让大学招生部门对考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江苏盐城王淦生

退不掉的车票

Wed, 10 Mar 2010 09:00:41 +0300

前几天，我在学校售票窗口买了一张2月10日K457次列车票，在我上车的武昌站发车时间是当天18点45分。因为可以搭便车，2月10日16点10分我赶到武昌站退票。一进售票大厅我的心就凉了，因为墙上贴了一条新规，大意为根据铁道部某号文件精神，退票应在开车时间6小时以前。退票窗口的工作人员也向我证实了这一说法。
我不好意思拿着退不掉的车票去问排队购票的人要不要票，何况有报道说有些地方把这样的行为当成“黄牛”倒票对待，想了想决定把它送给一位在大厅做清洁的阿姨。我刚把票送给阿姨，就有一名男子跑过来。他手里已经攥着一张票，还想向阿姨买下我这张票。这张票的行程是从武昌到邵阳，途中要停靠4个站，区间运行1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我这张退不掉的火车票，还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一旦“黄牛”拿到手，又摸准人们赶回家过年的心理，是完全可能将其票价炒高的。
以往退票时间是开车时间两个小时以前，现在提前到6个小时，并且没有有效的传播渠道告知旅客这个变化。这样，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一样，不得不把票废弃掉或私自转卖。按说，我并没有享受列车服务——包括开水、空调、照明、座位等各种设施条件的使用，所以车站应该收回我的车票，退回我适当比例的票款。铁道部的退票新规，并不会“逼”得多少退不掉车票的人乘坐火车。而大部分退票无门者，就会选择通过非正规渠道抛售车票。以现有的车票销售技术手段，我以为，开车时间两小时以前退票的规定并无突破的必要，何况这是事关旅客利益和乘运秩序的大事。
武汉邓辉林

别墅拆迁

Wed, 10 Mar 2010 09:00:40 +0300

上海迪斯尼项目选址在我居住的赵行村，虽然这能给浦东的发展带来更多契机，但不少村民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滋味。在此，我记下的是一个三口之家的遭遇。这个家庭的父亲是知青，母亲是农民，平时省吃俭用，他们花了所有的积蓄建造了一幢独栋别墅。小别墅建造于2007年，连同三层阁楼有近4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四周是空旷的菜地和成片的苗圃。这座欧式小别墅建造和装修花了100多万元，建造过程很艰辛，原以为房子建好后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但只住了一年半却得知要拆迁，他们感到极其惋惜和无奈。
这座房子是合法建筑，他们也不想靠拆迁暴富，他们只想得到应有的赔偿。然而，他们非但得不到小别墅建造成本的应有赔偿，同时也得不到相应足额面积的补偿，甚至还需要他们贴钱去买拆迁公司给予的高价房以及再次装修费用。面对这样的拆迁安置方案，他们真的是难以接受的。一栋总面积近400平方米小别墅换来的只是200平方米的安置（3年）期房，还需要他们家再拿出40万元的钱去补贴差价。当周边的别墅都已卖到6万元/平方米时，小别墅却被低估到只有1100元/平方米，这应该是上海“最便宜”的别墅价格。
这次的拆迁政策和周边地区完全没有可比性，而川沙镇周边地区的拆迁都是按照拆一还二来操作的。面对如此不合理的拆迁政策，他们家的两位老人家实在无法想通，泣不成声。他们辛苦一世就是为了能在退休时住在自家建造的庭院里安享晚年生活，但现在所有的投入都付之流水，这让两位老人心痛不已，最近他们晚上都是含着泪水入眠的！
正当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时，1月30日拆迁公司来人威胁两位老人签字，无意间透露出别墅不会被拆，因为要被保留用来做迪斯尼项目办公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这户人家赶走。眼下，供水中断已达一个月。我们不希望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再有暴力强拆事件发生。
上海一读者

校长的自尊

Wed, 10 Mar 2010 09:00:39 +0300

网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重庆彭水县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6点钟左右在家里吃第一餐到学校读书，15点过后放学回到家才能吃第二餐饭。对此新闻，我充满了怀疑。温饱已经解决的今天，还会有这样的事吗？
在陕西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90多里，当年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个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第二天，看到记者生病了，4个精壮小伙子让记者坐在椅子上抬着走，一直走到天黑才到白季峁。农民们希望记者能反映他们的贫穷，希望能带来一个好政策，可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
作为一位“新闻人”，我带着好奇和强烈的质疑，在网上寻找到彭水教育局的电话。接电话的闻姓网站负责人听了记者的疑问后，说这样的电话已经接到多个了，你不来过这里，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着。我们提了许多问题，譬如家长怎么舍得让孩子不吃中餐，学校为什么没有食堂，又怎么不为孩子准备一点热水……他说，彭水经济欠发达，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出门打工了，许多孩子根本无人照看。而彭水的不少学校至今没有通电，连一些最基本的教育设备也没有，根本没有条件为孩子造一个食堂。随后，我们又联系了彭水朗溪乡小学的谢宗福校长，谢校长得知我们之前的疑惑后，非常意外。他不停地说：“也许你们没有来过这里，这些都是真的。”我们问他现在孩子们最缺什么，谢校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过冬衣物和学习用品。我们问他是不是缺钱？谢校长说，钱我们能不谈吗？我们这里真的很穷，但是你要理解，如果有人帮助我们，我希望是学习用品和冬衣。谢校长的憨厚和“难为情”虽然远隔千里，我们仍然感觉到了。他有他的尊严，他还在为孩子们维护着尊严。
杭州富阳流沙

初三的友情

Wed, 10 Mar 2010 09:00:38 +0300

其实放假和放学是一样的，结业式那天，老师说了声放学。初三的上学期结束了。然后，在寒假之后将是中考前的最后几个月，初中三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坐在我后面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尘，他抬起头，对我说：“今天咱一起走。”
初一、初二我们都还在老校区上课，那边的树比现在这个校区多些，如果从学校大门走到我们的教室，会经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我喜欢走过那里，因为总能听到树叶哗哗的声响。在我刚刚迈进这所学校时，窗外还有久久的聒噪的蝉鸣，教室外面的墙壁上布满了爬山虎，老师们一个个上台自我介绍，一缕稀薄的阳光从外边透过爬山虎鲜红的叶片过滤下来，折射到我们脚下的地板上，连这些阳光都带着鲜艳的红色，如我们胸前的红领巾一样。
尘与我的交情是从那时开始的，他坐在我后面。慢慢的，刚刚进入中学的那种与同学之间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被好奇心融化，我和他无所不谈：我们经常在历史课上调侃历史人物；把美术书上的蒙娜丽莎改得面目全非；英语课老师听写“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我们接下茬：“No，thanks.”音乐课老师问《命运交响曲》的作者，尘答莫扎特。他还会习惯性地在老师介绍历史名人时冒出一句“我哥们儿”。比如老师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我身后的他就答：“哦，我哥们儿。”
我们追跑打闹，互相开玩笑，那时主课还只有语、数、外，学期结束，成绩下来，都还过得去。
初二的学习是枯燥的，又加了门我不擅长的物理。班里重新排了座位，尘离我远了。老师也管得更严了，笑声少了，追捧打闹也少了。我有些心疼。我的小学就换了3个，没有发小，比起那些6年都踏踏实实天天在一起的同学们来说，我的同学是一面之缘。终于，有一个3年可以让我享受。小时的那种特殊的环境让我对友情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像落在荷叶上的水珠，漂亮得晶莹剔透，却又生怕它一不小心就滑落。
时间到了初三。阴差阳错地，班里又换了一次座位，尘坐到了我后面。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初一的时光。每次上课前，铃声响3下，卷子从第一排传下来。然后，整个教室都是这个声音了。难得的是，初三的每天放学后，我和尘都推着自行车，迎着彩霞回家，我们聊天，说笑。我们互相倾诉，互相倾听。
有一次和爸爸到外面吃饭，席间有位叔叔聊到了我们这一代的问题，除了说我们现在和以前的差距以外，还说了几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具体记不清了，但大意我知道：多少年后，同学之间的友情会变得极其淡薄，我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还会有无数个初中3年。
初三上学期结束了，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寒假作业和要求。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只是，这边没有林荫道，没有爬山虎。
老师说放学，同学们电影散场。尘推了推我说：
“该走了。”■

他们不知道春晚意味着什么

Wed, 10 Mar 2010 09:00:37 +0300

——专访2010年央视春晚总导演金越
“2009年没有天灾，最大的事情是金融危机，但一般人的感觉是‘今年过得很平静’，生活质量没有下降，这还不够幸福么？你看‘春运’的热乎劲，说明农民工也并没有太失望。大家在这一年里过得还是比较满意的。2009年是个平安年，这是和2008年最大的区别，所以今年我们想就做一台欢欢乐乐的晚会。”
我只相信这个数据
三联生活周刊：春晚结束之后，各方的评论都很多，有一些批评和意见，你认为有说到点儿上的么？
金越：（摇头）因为他们不了解春晚，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春晚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对待话语权。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最看重谁的意见？
金越：社会调查的准确度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样本。样本是不是很好，样本分布是不是很好，是按比例来做的抽样么？最后的结论是否可信取决于抽样的过程。今年，央视索福瑞做的春晚满意度调查是81.6%，高过去年。这个抽样代表了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性别，不同生活区域的人们，是科学的样本分布。我只相信这个数据。
三联生活周刊：创新是创造者最原始的动力，也是每年春晚力图突破传统格式的一个出口。今年的春晚提出“时尚化”和“创新”，跟以往的区别在哪里呢？
金越：从创作上说，无非两条路子：一是“开门”，二是“创新”，门开得够不够大，有多新。
通常说，创新和科技进步、手段的使用相关。从艺术上去做大的发展可能空间并不大，只是用歌曲、舞蹈、戏曲这些方法表达同样内容的时候，怎么想的？表达的是否好？是不是能充满情感？这是每个导演做出来不同的地方。创新不是跟以前全都不一样。这种认识很肤浅也很盲目，重要的是，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我提的今年春晚的“时尚化”也是如此。时尚不只是指“时髦”，我认为它有两重含义：“时”是“时下”，“尚”是“崇尚”。当下的生活能不能得到反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内容，可它总是容易被忽略了。今年我们强调“时尚化”，一方面是指要借用当代艺术的概念，让晚会更年轻，另一个更重要的内容，是要把握住当下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春晚要表现的“当下”是什么？
金越：其实很简单，幸福、自信和自豪。形象化地说，就是“龙腾虎跃闹新春”。
2009年没有天灾，最大的事情是金融危机，但一般人的感觉是“今年过得很平静”，生活质量没有下降，这还不够幸福么？你看“春运”的热乎劲，说明农民工也并没有太失望。大家在这一年里过得还是比较满意的。2009年是个平安年，这是和2008年最大的区别，所以今年我们想就做一台欢欢乐乐的晚会。
三联生活周刊：但奇怪的是，往往导演要表现的，观众似乎接收不到。这种传播接收的“误差”是因为什么？
金越：观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每到一个时候就需要期待一个什么，这儿是不是设置一个兴奋点啊，一会儿会不会请个谁上来啊？你会平平静静地去看一台节目到底好在哪儿么？观众不是带着一个婴儿一样的眼光去欣赏晚会，而是变成了一个导演去审视它。
有的观众兴趣点在语言类节目，那他就会分别语言类和歌舞类节目，主动忽略那些很好的舞蹈和歌曲。
今年谭晶的那首《龙文》我很喜欢，都说“书画同源”，今天的人们已经失去从书法中寻找画意的能力了。在这个时代的春节晚会上，我们难道不应该抒发一下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么？文字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东西。2007年春节晚会我做了《小城雨巷》和《行云流水》，一个是江南，一个是太极。太极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人都梦想娶一个江南美女，但江南美女是什么样的，给不出标准，《小城雨巷》就用视觉化的语言给呈现出来了。而今年的《龙文》表达的是一种对文字的热爱，现在的人们已经失去从书写中去获得美感的心态。另一个舞蹈《对弈》也很好，它包含了太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概念，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和谐。我不担心观众是否有平静的心态来欣赏这样的节目。像《龙文》，我们选择文字的这个点，谁都离不开。我们对这首歌曲进行了视觉化的创意，楷书的一横伸展出一片水中绿洲，一个走之旁一倒下去，出现一条蜿蜒的路。这是在笔画中寻找一种形象，在书画中来寻找情感表达。我相信人们能读出这首歌里的信息。
“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观众”的原则
……

春晚市场的垄断与反垄断之战

Wed, 10 Mar 2010 09:00:36 +0300

2000年以后，当地方电视台开始摆脱禁令束缚，着手提供不同的产品时，央视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原始积累”。连续十几年独家提供的产品，既培养了观众的趣味，也制定了产品的标准。它已经不惧怕任何传统体系内的挑战。
如果要找出春晚创收的经济脉络，央视西门前应该是一个切入点。2月7日13点，距离2010年春晚第三次彩排开演还有两个多小时，央视西门前已经排起了等待入场的长队。在这些持票入场的观众旁边，还有东一团西一团散布的人群，有的面带不甘的神情在张望，有的低声寻找买主和卖主。这是一个临时的黄牛市场，也是一个小型的关于春晚明星动向的发布会。因为这一天赵本山第一次出场，一张彩排的票可以卖到500元。第四场的新明星是小虎队，第五场会有王菲，每场的票价也会随之增加，王菲参加的第五场可以卖到1000元/张。
对倒卖春晚彩排门票的黄牛来说，今年不算个太好的年份。因为只彩排了五次，这意味着，他们比往年少了两三次赚取差价的机会。彩排是春晚衍生的一种福利形式。因为每次彩排都是不间断地通演一遍，大部分时候都带妆带背景，几乎就是一次春晚的完整预演，台里会把票分给央视员工的家属。这种内部福利，因为市场上的巨大需求量，成为集中在央视西门外的一场生意，或者是场面上关系实力的彰显。每次彩排，1000人位置的演播厅一票难求。连总导演金越也不例外。“我爱人问我要票，我都拿不到。”他对本刊记者说。
卖的不只是一台晚会
如果把春晚比做一个产品，门票发售是出品后的第一个阶段。倒买倒卖产生的利润，只是春晚这个产业链上最细微的经济末梢，但门票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春晚大买家的秘密。环形演播厅，从外围到正中，从后排到前台，形成了一幅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展示图。在接近前台圆桌的区域，“那部分的票就是给广告部来安排的”。陈临春告诉本刊。今年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的，是400万元以上的广告投入客户。他们是这台晚会最大的金主。
郎酒集团的副总经理李德政是有资格坐在这个区域的人之一。他今年作为企业嘉宾代表，在央视黄金资源重庆站的推荐会上做了演讲。“主题是关于郎酒和央视结盟后，重现光芒。”李德政对我们说。郎酒集团又以1.1亿元的价格，买下了2010年“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冠名权，这让它的高管成为今年圆桌区的最大客户。
在央视春晚的收入结构里，冠名权和整点报时是最贵的两个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央视把能够涨价的、能够带来好收益的全部拿出来招标了，竞争的激烈化也是从招标开始的”，美的集团品牌总监董小华对本刊记者说。郎酒集团去年以7099万元拍下冠名权后，他们决定“连续做，在老百姓心里树立一个感觉，好像春晚就是某某家的”。今年他们的竞争对手有七八家，而央视春晚采用的是暗标，只公布中标者的报价。李德政和同事对其他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实力做了详细分析。“其他企业肯定也会分析郎酒，去年是7000多万元，今年最少增加1000万，这样它们投个9000多万就可以超过郎酒了。因为郎酒集团‘志在必得’，为了保险一点，我们就投了1个亿多一点。”
这个价格和前一年相比，涨幅超过50%，足以买下半年的新闻联播5秒广告。但李德政仍然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决策：“我们是根据供求关系和产品的稀缺性来看待春晚广告这件事的，春晚一年只有一次，是稀缺商品。”春晚的收视率是央视另一个王牌节目《新闻联播》的两倍，拍下整点报时的大买家美的集团，也认为春晚广告的性价比非常划算。董小华告诉本刊记者，1999年，美的第一次联手央视春晚做整点报时，最终签合同拿下的价格不超过900万元，这还是没有扣除代理费的价钱。2010年，整点报时的价格已经上涨到5201万元。“看上去价格好像涨了不少，实际上央视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越来越丰富的套餐。过去套装里一个15秒的广告可能只能做一星期，可现在几乎是两个月。”
春晚广告的价格已经缩小了客户圈。“我的一个观点是，未来能做得起央视广告的企业势必越来越集中。”董小华对本刊记者说。每年参加投标的企业总是几张熟脸，所以央视要尽量做一个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不错的好卖家。每年招标会前，它会去各地办推荐会，拜访客户，还会和可能有参与意向的企业谈谈摸底，了解企业愿意付出的价格。它还在不断更新服务。2009年，美的春晚报时套装所有广告一共播出37天，次数445次。2010年，这一套装的播出时间已经延长到近两个月。除了最核心的8点报时和零点报时外，还有春晚贺电、晚会鸣谢字幕，以及在CCTV1、3、4、9等频道，至少17个栏目播出的贴片广告。广告从2010年1月1日起，会随着央视春晚的宣传片，出现在“新闻30分”、“今日说法”、“动画城”，“黄金档剧场”等覆盖不同受众群的节目的片头或片尾，一直持续到2月13日。春晚结束后，还有半个月的赠品，包括重播晚会，正月正晚会以及“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颁奖晚会上合计65秒的广告。
央视庞大的体量，丰富的栏目资源，也帮助它在出售这台产品时，可以提供无穷的赠品空间。如果再加上相声演员段子里的银行卡名称，小品节目拎上舞台的白酒包装袋，小沈阳话筒上贴的网站招牌，戴钟伟认为春晚是“最成功的一个营销案例”，在把最黄金的资源用招标创造最大价值后，还把产品的剩余部分“掰碎了卖”。
上海盛治广告公司创意总监林盛告诉本刊记者：“历史上看，很少有企业是靠做广告发展起来的，但有很多企业是因为做广告而死掉的。”单从卖价来看，央视春晚无疑也是一个危险的产品。但捆绑到整个央视的平台上，它仍然是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大约6亿元的收入，卖的不是一台晚会，而是整个央视的频道资源。
1000万元完成晚会
……

央视创造的规模经济体：春晚的利润神话

Wed, 10 Mar 2010 09:00:35 +0300

2月13日晚上，从19点半“新闻联播”结束后，基本就可以算“春晚”时间了。从这时候开始计算一台央视春晚的经济价值：“‘新闻联播’后到春晚开始前，仅这一时段的广告，就能够养活一个小地方台一年。”多次参与春晚创作的电视导演甲丁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再加上整点报时和“CCTV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的1.6亿元拍卖金额，以及各种形式广告套餐，业界估计，今年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有6.5亿元，这相当于广告收入排名第二的湖南卫视全年广告额的1/3。
如果再把这些数字和同类产品做对比，就更能理解春晚创造的经济神话。“因为开机率高，春节期间是广告的黄金时段。但从产品的角度讲，单台晚会并不好卖。”东方卫视项目部主任戴钟伟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企业越来越理性，他们更倾向买一个持续3个月的活动，广告资源有多次传播的机会，而不会买一台演一次就结束的晚会。”东方卫视春节系列晚会的收入就印证了这个广告界“重复利用”的规则。2010年春节，东方卫视拉长了春节期间的产品线，做了17台晚会。第一台就是与央视春晚同时段播出的“春满东方”晚会，虽然已经累积了几年的品牌影响力，并从2007年开始，就保持着上海地区前三位的收视率，但去年这台晚会总收入仅200万元，“投资回报率不过40%～50%”。而这已经是17台晚会中仅次于“舞林盛典”的市场成绩。
“央视春晚是个特例。”戴钟伟说。它的形态虽然也是单台晚会，但20年来累积的关注度，已经将它演进为一个长达6个月的活动。“从前一年8月选导演开始，它就是新浪娱乐的头条。关注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2月份，春晚结束后，还有最受欢迎节目的评比。”一位广告界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们，如果要营销一台晚会，专业的做法是先设置报道议程，准备好每阶段吸引观众的新闻点，每个点之间都有逻辑和联系，制作出一个有推理性的过程，引导公众注意力到晚会播出时揭晓谜底。这种本来需要专业营销公司帮助设置的议程，却在央视春晚的筹备过程中自动实现了。
与其他地方台发红包吸引媒体前往采访报道对比，央视春晚仍然坚持着神秘和倨傲的姿态，它是对媒体最戒备、最吝啬的一台晚会。一位曾经在今年担任歌舞类导演的央视员工，即使已经退出了创作团队，也拒绝透露有关春晚的点滴，“因为签过保密协议”。但这并不妨碍央视春晚是新闻密集度最高、新闻点最多的娱乐热点。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文艺部副主任陈临春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执导2008年春节晚会时，曾就春晚的内容征询网友意见，短短几天就收到了17万条建议。2010年，舆论也自发地寻找出了赵本山、王菲、刘谦、小虎队等新闻点，并连篇累牍地轰炸。仅仅赵本山这条线，就有“谁是今年要捧的主角？”“小沈阳上不上春晚？”“小品‘笑果’好不好？”等层层递进的新闻点，环环相扣提出疑问。甚至并不属于公众人物行列的总导演金越生病住院，也一度成为重要的娱乐新闻，让他觉得“受宠若惊”。央视春晚在媒体和大众注意力的相互牵引下，始终保持着最高的曝光度。舆论的过分热情甚至让金越头痛。2月8日，第三次彩排的第二天，沈阳一家媒体就刊发了《央视春晚彩排现场惨发血案》的消息，实际内容是一位舞蹈演员在后台踩到了一颗钉子。金越一边指挥下属澄清，一边对我们表示，一定要起诉这家媒体。
这只是一种愤怒的设想，金越没有那么多精力回应每天都可能出现的有关央视春晚耸人听闻的“标题党”。“做春晚的新闻能带来经济利益，已经没有公信力可言。”金越对我们说。他有一年去成都，听到一家报纸的首席记者抱怨，因为漏掉了春晚的一条消息，他被罚了3000块钱。
按照“关注度就是经济价值”的理论，春晚已经超越一台晚会的范畴，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如果按业界预测的6.5亿元收入来计算，它还是一个投资回报率高达600%的经济体——这10倍于地方台生产的同类产品的回报。一个巨大的反差是，这台晚会的直接制作成本只有1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多年没有大的变化。“我做导演那年，用在节目方面只有900多万元。外围制作不算，比如整个演播厅的改造，不过那部分钱也不是很高。我能调配的不超过1000万元。”陈临春对本刊记者说，“钱是台里拨的，台里把预算卡死了，春晚的预算已经很多年没有变过了，好多年都是维持现状，和广告收入的增长没有关系。”
导演需要靠这笔多年不变的预算资金，调动一个加上演员约上千人的团队，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本行业内顶尖的人才。春晚是一年一度文化力量的“阅兵式”。金越告诉我们：“今年台里提出来，就要一流的演员。什么是一流？文化部的金钟奖、青歌赛金奖、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等等国家级奖项一等奖的获得者都是一流的。”在国家认证体系之外的演出人员，则都是市场价值最高的艺人，王力宏、刘谦、陈奕迅，出场费都是市场上一线艺人的价格。还有用钱也难以完成的经典亮相，比如王菲复出、小虎队重组。按市场经济的规则，1000万元绝对无法完成这些人在一个舞台上的集合。“台里的考虑还是要控制成本，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潜力。”陈临春对本刊记者说，“对春晚的投资可能还不如地方上一台大型活动的投资，但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支持最突出的表现是：今年绝大部分演员的演出报酬不超过2000元，少有的几个台柱子，如赵本山、黄宏能有3000元。
独家低廉的人力成本，让央视有相比其他地方台晚会更充裕的资金来保证制作水准的精美。不管如何臧否它内容形式的陈旧空洞，但制作水准上，其他电视台的晚会难望其项背。“去年央视春晚上，毛阿敏演唱背景，一条动画的制作费是20万元，我们就无法支付。”湖南卫视春节晚会的总导演洪涛对本刊记者说。他执导的这台晚会是台里最重视的一台晚会，也是湖南卫视春节期间投资最大的一台晚会。洪涛说，晚会的目标是代表湖南卫视的制作水准，可他们不但支付不起20万元一条的动画制作，“连全体艺人提前一天彩排都做不到”。
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做晚会，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卖晚会，央视春晚的生产和销售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这种首尾的割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相比越来越多对内容的质疑，央视春晚在经济领域的神话更稳固，更不能撼动，更无可指责。每笔收入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与其他地方台比，央视春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台晚会。每年10月，央视就开始去全国的重要城市做黄金资源的广告推介会，其中春晚的整点报时和冠名权是底价最贵的项目。每站推介会配备不同的央视名主持推销，并邀请上一届的大客户发表联手央视资源后获得企业发展的主题讲演。虽然从一个长期趋势看，舆论对晚会的满意度在逐年递减，但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却逐年上涨，2002年2亿元，2006年接近4亿元，2009年已接近5亿元……每年央视在定价时，都会在前一年卖价的基础上调标底。涨价看起来是生产方自己的事，但这是一种有约束的定价权吗？当面对着市场上同类产品仅有几个点收视率的现状时，它在定价时还有需要顾忌的对手吗？
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政令帮助央视用十几年的“独家供应”，完成了文化垄断和收视垄断，即使2000年以后，“独家供应”的禁令已经失去效力，地方台开始生产同类产品，但已经完成的两项垄断，让央视春晚得以用最低廉的价格垄断市场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原材料”，也可以在出售产品时，拥有不受约束的定价权。一位广告界资深人士告诉我们，愿意为单台晚会掏钱的买家是有限的。央视6.5亿元的收入，几乎囊括了愿意在这个时间段上付钱的最有实力的买家。这意味着，继文化垄断、演艺资源垄断、收视垄断之后，它又成功地完成了在销售环节的垄断。
挑战者似乎还没有出现。生产一台晚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依靠行政力量，一种依靠市场力量。前者没有比央视更有先天实力和经验的操作者，但后一种形式，却因为央视在演艺资源和广告资源上的双重垄断，而仅仅成为理论上的方式。要从这个角度理解央视春晚产生的“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现实，我们用另一个地方台来做对比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央视春晚的节目单我们看过。就是照着节目单抄，办一台完全相同的晚会，我们要多花10倍的成本，但收入可能只有1/20。”戴钟伟对本刊记者说。■

从勃艮第到纳帕谷的品质之旅：葡萄酒的奥秘

Wed, 24 Feb 2010 07:00:30 +0300

从勃艮第到纳帕谷的品质之旅
10   葡萄酒的奥秘
12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22   一份波尔多红酒的指南手册
26   波尔多1855年列级酒庄中的顶级酒庄
32   波尔多右岸的酒窝
36   2009，一个被赞美的酒年份
38   从罗纳河谷到勃艮第
74   橡木桶与葡萄酒
78   软木塞与螺旋盖
80   阿德莱德的阳光之下
94   澳大利亚酿酒师素描
104 新世界有多自负，旧世界就有多势利
108 回首钟情雷司令
112 在那葡萄变成酒的地方
116 纳帕谷：加州葡萄酒的顶峰
122 南非葡萄酒
126 那晶莹、澄黄的标致脸蛋
130 “花果之乡”到“干红城”的蜕变
132 怡园酒庄：山西葡萄酒的重生
138 弥勒：古老玫瑰蜜的中国传奇
144 酒庄林立的烟台
146 朗格斯酒庄：国产风土的酿造术
150 尴尬时期的中国葡萄酒
152 葡萄酒大学里学什么？
156 和黄山一起喝酒
160 有故事的酒廊
162 吕思清的葡萄酒情缘
164 醒酒的定义
165 侍酒师到底何许人也？
166 解读“Liv-ex佳酿投资指数”
168 不是谁都能挖个酒窖的

不是谁都能挖个酒窖的

Mon, 22 Feb 2010 13:00:48 +0300

横放、15摄氏度上下的恒温和避免光线直射，这些最基本的居家藏酒条件，其实并不是谁都能够营造。
真正值得藏的酒，微乎其微，只有雨量最少的年份，才可能出产糖分最高的葡萄，厚实的葡萄皮意味着较高的单宁，才可能长期保存。在过去50年内全球的平均统计数字看来，每年全球可以被称为年份酒的产量，只占到整个葡萄酒产量的5%上下，而这5%并不意味着能够真正长久保存。那些拍卖场上超过50年的“老藏品”，几乎已经不再是用来喝的玩物，更接近一种概念性的时间历史藏品。因为葡萄酒在装入瓶后，并不是永恒的贮存了，如同酿酒过程中不断发酵变化一样，在瓶中的葡萄酒一样也要经历继续演变的过程。上升期、适饮期、衰退期，在灌瓶之后，每瓶葡萄酒都要经历这种生命周期式的变化，一般酒瓶上标识的10年保质期，更多是对这种生命周期的标识。即便是年份酒也没法跳出这种规律，只不过借助单宁含量的优势，年份酒的保存周期要更长久罢了。于是，对于葡萄酒消费而言，放置问题，成为单宁含量外，直接影响每一瓶葡萄酒生命的问题。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一些餐厅将红酒码放成半透明墙壁，以此显示自己的红酒库存。”通讯巨头高通公司创始人艾文·雅各布在一次采访后的茶歇时如此说，当时喝茶的餐厅摆出了整整一面墙的红酒阵，之所以艾文·雅各布如此挑剔，很大原因在于他以酒徒自居。他家中常年库存3000瓶以上的葡萄酒，据后来从高通总裁位子上跳槽到摩托罗拉做首席执行官的桑迪·贾的说法，老雅各布家的酒窖，可以媲美那些纳帕私人小酒庄。更关键的是，没有几个人有资格去雅各布家品尝库存，酒窖中的藏酒更接近私人纪念品。实际上，家庭酒窖对于大多数好酒之徒早已经是一种奢侈，地下空间的占据，对于现代城市社会早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生活方式。由此，好酒之徒最普遍的劝解是，买来的瓶装葡萄酒，最好在两年内喝掉，最迟别超过5年，老欧洲出产的葡萄酒更依赖所谓的上升期，刚出厂的葡萄酒还过于酸涩，需要窖藏几年才能成熟，但纳帕和南澳出产的红酒很多不再需要这个上升期，几乎可以在灌装的当年就找到平衡的酒色，代价则是衰退期的略微提前。也正是这种酿制方法上的传统色彩，让老欧洲出产的葡萄酒比新世界的葡萄酒更容易陈年留存，至少在目前大多数拍卖行的拍品中占据多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年份窖藏投资品，对全球葡萄酒工业来说，在数量上几乎可以忽略，对于大多数好酒之徒亦然——10年衰退期的红线和百十平方米的高楼陋室，让葡萄酒的私人保存更偏向口舌之欲的保存水准。
横放、15摄氏度上下的恒温和避免光线直射，这些最基本的居家藏酒条件，其实并不是谁都能够营造。如果整箱购置过一些国产老牌葡萄酒，你就会对于葡萄酒的家藏问题不再渴求细腻，竖直的酒瓶和瓦楞纸的包装，早已经在运输途中加速了适饮期的到来。实际上真正影响葡萄酒保存年限的核心要素，就是氧气，无论竖放还是温度湿度的控制，都是力图控制氧原子与酒的接触过程。软木塞是葡萄酒喘气的媒介，而这种呼吸的控制被藏酒者视作年份酒生命延续的关键，之所以横放，就是力求让软木塞的一头始终沉浸于酒液中，保持木塞的膨胀状态，从而隔绝空气的侵入。10～18摄氏度的温度控制和70%的湿度，相对没有酒窖环境的居家藏酒者而言，并不容易达到，尤其是在湿热的南方地区，葡萄酒几乎很难在自然环境下长期保存。不要以为北方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葡萄酒的家藏，每年春秋季暖气开启和关闭期的温差危害，以及冬季室内的干燥，更容易造成葡萄酒提前进入衰退期，甚至在一些极端环境下“进化”成葡萄醋。
对于酒标上注明“Bin”标识的地窖橡木桶发酵葡萄酒，如果真的在普通居家环境的木制酒柜中摆放，最好在3年以内就喝掉。除非使用专门用来家藏的葡萄酒柜，这种演化自冰箱技术概念的居家藏酒方法，至少可以模拟出地下酒窖的原始环境。不要以为普通温控冰箱也可以长期充当葡萄酒柜，10～18摄氏度的温度模拟并非冰箱所能模拟，更关键的是压缩机的震动波长，带来线形频率的物理震动，也会对脆弱的葡萄酒造成影响。很长一段时间藏酒者们很是推崇Bacchus牌酒柜，打动他们的并不仅是异味过滤活性炭的使用，更多是对于希腊神话中酒神名讳的迷恋。法国EuroCave和德国Bosch的葡萄酒柜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不少拥戴者，新潮、爱迪尔、美晶，国内葡萄酒柜也涌现了众多小众选择，本土品牌中最为人熟知的还要算海尔，从小到大的不同酒柜尺寸，可以装载从36瓶到174瓶葡萄酒。如果说真正的藏酒者是把葡萄酒搁置起来，中国传统酒文化中，炫耀性的藏酒力量一直在影响着葡萄酒的消费走势。所以我们可以在葡萄酒柜中找到通透的防紫外线镀膜玻璃门，可以在这些专门的葡萄酒柜里找到略有斜度、可以露出酒标的展示酒架，甚至可以找到酒柜内低亮度的冷光展示灯。■

酒庄林立的烟台

Mon, 22 Feb 2010 13:00:46 +0300

拉菲进入烟台，在已经非常热闹的葡萄酒界扔了一颗炸雷，不管其象征意义是否要大于商业意义，但毫无疑问，烟台产区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此时，在烟台根深蒂固的张裕却开始了外部扩张。
这趟从北京去烟台的CA1545航班上，有近1/4的乘客为法国人，听着身边不断冒出的葡萄酒名词，不仅让我怀疑是否发生了穿越，似乎我的目的地并不是烟台市的蓬莱而是法国的波尔多。2009年4月22日上午10点钟，轻型挖掘机的声响打破了山东蓬莱大辛店镇丘山山谷木兰沟的寂静，蓬莱拉菲酒庄土壤勘测工作开始了，这距离3月26日罗斯柴尔德男爵与中信酒业项目投资签约仪式只有24天。来自法国南部贝济耶（Beziers）的奥利维（Olivier Tregoat）毕业于波尔多葡萄酒学校，2000年为拉菲酒庄做过土壤研究，他对蓬莱拉菲酒庄所在土地的土壤分析显示，酒庄未来葡萄种植品种将以赤霞珠为主，搭配以梅洛和西拉，这一选择避开了蓬莱每年7、8月的葡萄收获季节雨水较多的弊端。9月来自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Domaines Barons de Rothschild）的技术总监埃里克·科勒（Eric Kohler）又来到蓬莱，复核分析结果，以确定具体地块的葡萄品种。年底蓬莱拉菲酒庄占地120亩的酒庄已经开工，葡萄园从丘山水库向西绵延，占地1200亩。因拉菲的进入，山东蓬莱显然已经成为法国人频繁造访的中国城市。
拉菲集团用“Grand Cru”这个意为“能酿出极佳好酒的葡萄园与酒庄”一词，来描述蓬莱酒庄的前景。从山西怡园退出加入拉菲蓬莱酒园项目的法国酿酒师高林（Gérard Colin）希望能在蓬莱酿出独特的葡萄酒，他说：“从2006年开始，我就在全中国寻找最适合的土地，包括宁夏、新疆等地。这个酒园是种挑战，我想至少要过15年，这里才能酿出Grand Cru的好酒。”高林负责酿制的2003年怡园珍藏梅洛及珍藏品丽珠在葡萄酒界获得过非常好的评价。然而来自其他酒庄的酿酒师却认为，拉菲在中国的开始是一张白纸，和他们站在同一起点上，理由是拉菲在波尔多擅长酿制浓郁型的红葡萄酒，而蓬莱的土地和气候更适合酿造酒体轻薄的红酒或者白酒，譬如薄若莱（Beaujolais）的加美葡萄(Gamay)、桃红酒（le vin rosé）及莎当妮（Chardonnay）。但不管怎样，拉菲将葡萄酒界对蓬莱的期待再度扩展。
在拉菲之前，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最先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Chateau Auzias酒庄，在2004年与华裔比利时籍人吴枫合资650万美元成立了法国瑞枫奥塞斯（烟台）葡萄酒庄园有限公司，建设了320亩的葡萄园及45亩的酒庄。蓬莱拉菲酒庄的北面便是2007年落成的中粮酒业的高端葡萄酒品牌君顶酒庄所在地——蓬莱南王山谷。君顶将蓬莱南王山谷与法国波尔多梅多克、意大利托斯卡那、美国加州纳帕山谷、智利卡萨布兰卡谷、澳大利亚布鲁萨山谷、南非开普敦并称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它和法国阿海威苗木公司合作成立国内首家生产优良脱毒嫁接苗木的公司，在400亩基地上引进优质酿造葡萄。目前蓬莱围绕丘山山谷、南王山谷和猎王谷，已经有君顶、华东百利、盛唐、瑞事林等十余个高端葡萄酒庄。
蓬莱产区对自身品牌的认知也在不断加强。近日蓬莱酿酒葡萄园艺师协会还发布了蓬莱产区2009年度收获的葡萄质量报告，认为2009年蓬莱总体气候适宜，葡萄经历了非常理想的成熟期，对香气的集中和花色素的积累特别有利，葡萄成熟度高；总体葡萄病害少，果面干净，口味浓郁，葡萄色泽达到了每个品种本身固有的成熟色泽；蓬莱产区红葡萄品种平均糖度20度，白葡萄品种平均糖度18度，品质上佳，大部分葡萄可以制作典型性较强的海岸葡萄酒。
事实上，现代葡萄酒事业的发端就在蓬莱。我国有关葡萄的最早记载是距今2000多年的《诗经》，中国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中亚塔什干地区）引入葡萄和葡萄酿造方法，至唐朝葡萄酒就已颇为盛行。然而近代以来，我国的葡萄酒事业发展非常缓慢，直到1892年有“南洋首富”之称的大清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投入300万两白银，在山东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葡萄酒酿酒公司，才开始了葡萄酒的工业化生产，这家企业就是张裕。张弼士用了数年时间，选育出全新的葡萄品种“蛇龙珠”，酿造出了全新口味的红葡萄酒，并在1931年命名为“解百纳”干红。相关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张裕的解百纳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7%，2009年解百纳占张裕葡萄酒主业销售收入和利润的一半以上。整个2009年张裕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3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利润13亿元，同比增长28%，为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葡萄酒厂商。
在清代蓬莱市就有农户零星栽植葡萄，民国时期面积和产量有所增加，主要栽植品种有玫瑰香、龙眼、红鸡心、水晶、金皇后等。上世纪50年代，全市年产量1万公斤；60年代产量达到58.5万公斤；1987年蓬莱的葡萄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总产达到2.2万吨。蓬莱很早就成为张裕等许多葡萄酒生产厂家的原料供应地，近年来先后又有中粮集团、天津王朝、大连万达在蓬莱建立了原料基地。蓬莱市现有葡萄种植面积5万亩，其中酿酒品种占2/3，鲜食品种占1/3。栽培的葡萄品种有50多个，其中红色酿造品种15个，白色酿造品种8个，鲜食品种20个，酿造兼生食品种8个。小型的葡萄酒厂通过市场锤炼，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现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现在整个蓬莱有注册葡萄酒企业35家，葡萄加工能力达4万吨。
酿制葡萄酒的风潮甚至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中。徐海燕2006年搬到了张裕烟台酒厂附近居住。在那年的10月，她看到满载着葡萄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入张裕酒厂，那攒得紧紧的葡萄串让她心里痒痒。她在网上搜到了酿制葡萄酒的方法，而后便跑到蓬莱，从张裕收购剩下的葡萄中选了300斤回家。家中并没有很大的空间，她就将葡萄搬到了父亲的工厂，在开阔的车间里摘粒。“全家都动员起来了，因为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葡萄摘下揉碎，并放入大桶里发酵。”徐海燕说，“其实很简陋，就是用家中普通的大桶来做发酵桶，也没有橡木桶什么的，等发酵完毕就分离，再装瓶。我们现在出去喝酒，酒可以不喝完，但瓶子一定要带回来。”现在徐海燕家中的阁楼里堆满了200多个瓶子，这都是2009年新酿的葡萄酒。“有时候我们也会举行自己的品酒会，一起酿酒的十几个人，带着自酿的酒，分享心得。我们也还是喝张裕葡萄酒，自己酿制的葡萄酒在口感上都无法和它相比，而且也不能储存太久，但这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不过，在其他酒庄纷纷走进来的时候，蓬莱的葡萄酒酿制大户张裕却在走出去。近年中国葡萄酒业以每年约15%的速度在增长，而张裕的增长幅度却接近30%。“好酒是从好葡萄开始的。”张裕公司总工程师李记明说。在蓬莱日渐成为高端酒庄酒的必争之地时，张裕还有产能上的迫切要求。据他介绍，截至2009年7月底，张裕已经在全国拥有葡萄基地20.15万亩，分别在山东烟台、陕西、宁夏、新疆、辽宁及北京。在烟台蓬莱产区，张裕有8万亩酿酒基地，陕西泾阳有1.5万亩葡萄基地，宁夏贺兰山东麓有5万亩葡萄基地，分布在黄羊滩农场和宁夏青铜峡，新疆石河子地区有5万亩葡萄基地，在辽宁桓仁县有5000亩张裕黄金冰谷冰酒酒庄的冰葡萄基地，北京密云则有张裕爱斐堡北京国际酒庄所拥有的1500亩葡萄基地。李记明表示：“我们已计划在宁夏新增3万亩葡萄基地，新疆新增2万亩。到2010年底，张裕公司在全国的葡萄基地将达到25.15万亩。”
从张裕基地的布局看，张裕未来的发展重心是在中高端产品，酒庄酒将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烟台的张裕卡斯特是2002年下半年推出的，仅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即达到了放量期，2009年前三季度销量达到了2400吨，同比增长25%以上。张裕卡斯特出厂价在每吨23万元左右。其需求旺盛，目前在国内酒庄酒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张裕爱斐堡是它目前的重头产品，年产能1000吨，于2008年下半年推出，2009年爱斐堡全年销量有望达到490吨，其系列产品的平均出厂价为每吨32万元，高出张裕卡斯特30%以上，因爱斐堡尚处于市场培育期，张裕认为可能需要5至6年的时间放量。
在拉菲蓬莱酒庄预计的15年后，张裕爱斐堡酒庄，与蓬莱产区里以拉菲蓬莱酒庄为代表的高端酒庄命运如何，只能拭目以待了。■

纳帕谷：加州葡萄酒的顶峰

Mon, 22 Feb 2010 13:00:45 +0300

美国人的市场意识给闻香识酒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时尚化概念。纳帕谷看上去极为宁静与田园化，而它身后翻腾了150多年的酿酒历史，葡萄品种的改变，大小酒庄各易其主，社区居民抵抗城市化的运动，让我发现表面的宁静和规则，在这里是数次博弈与权衡后达成的一致，随着形势的变迁不断被推翻，又不断重建。
葡萄酒被几千年的欧洲文化演绎成了一个个精致婉约的细节，与现代美国粗放快餐式的特征其实是不容的。而纳帕人用自己的方式来演绎出加州的高端葡萄酒，几乎毫无约束，他们告诉我：“欧洲的好酒是用来藏着的，而我们的好酒是用来马上消费的，好酒就是给你喝的。”
对外通道与地理小环境
29号公路绝对容易成为外人认识纳帕谷的一道屏障。
初入纳帕谷，你会觉得29号公路是此处通往外界的最佳桥梁，它是贯穿整个纳帕谷唯一的一条大路。从旧金山往北进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东部边界雄伟的内华达山脉和西部海岸山岭，孕育了中央谷地广袤的腹地。纳帕谷距离旧金山不过100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人们经常用“每到周末，29号公路上便挤满了涌到纳帕去品尝美酒的豪华轿车”来形容纳帕的魅力。当我开始进入这条狭长的蔓延48公里的溪谷时，突然感觉大自然仿佛在身后“嘭”地关上了门，进入到一个与旧金山或伯克利迥异的世界。
可惜冬季是纳帕“最差的季节”，雨点时常光临，雾气远远近近地缠绕，有时到了下午也未完全散开，只有永远清澈的空气会随时让人为之一振。公路边大片大片光秃秃深色的葡萄树树干，半人高的模样，有些还残留着枯枝，有些刚被修剪过，极为整齐地依靠在一排排的木栏杆上。而一旦太阳出现，田野披上金衣，绿草和野花立即把人带入春天。视野毫无遮拦，东西两侧的山脉好似触手可及，纳帕谷的宽度不过在1.6到4.8公里。
现在纳帕谷的葡萄酒产量仅占整个加州葡萄酒产量的4%，产值却占据了1/3，是高档葡萄酒的代名词。纳帕葡萄酒商协会联络主管特里·霍尔告诉我，整个加州的酿酒葡萄平均价格是每吨2500美元，而纳帕酒的均价是每吨4000美元，赤霞珠更是达到每吨4780美元。成立于1944年的纳帕葡萄酒商协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葡萄酒行业协会之一，连接起这里的300多个酒庄。它从1981年开始组织的每年两次纳帕酒拍卖，已经无偿给当地社区捐助了8.5亿美元用来发展医疗、福利等。由于纳帕是美国葡萄法定产区（AVA，即“American Viticultural Area”），产区内每英亩的葡萄产量不能超过4吨，特里自豪地说：“附近中央谷地的产量能达到每英亩12～20吨，纳帕的小气候非常特殊，那里的最高日温差在6.6摄氏度，我们可以达到10摄氏度。我们有意控制产量，来保证质量。”
29号公路贯穿南北，它统领着两侧名扬天下的大小酒庄，一到天黑，只有建筑物外侧的灯光，将它们与淹没在黑暗中的大片农田分开。
至后来，我才意识到，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居住与这条统领的交通线，对于让好酒名扬天下有多么重要。纳帕距离旧金山、奥兰多、萨克拉门托的机场都只有一个多小时，纳帕县机场还提供包机服务，既紧邻大都市又像个天然大花园，纳帕非常符合加州富人的口味，这里的房子早已被抬高到动辄几百万美元，生活消费绝对是大城市水准。但是纳帕的传统保存得相当好，不少酒庄有建于19世纪的漂亮房屋，连路边的旅店也有19世纪留下来的欧洲宫廷风格的老屋子。
为什么纳帕能产出顶级葡萄酒？研究加州葡萄酒25年的专家拉里·沃克提醒道：“地理因素，在纳帕被反复强调，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90年代的纳帕，土地已经昂贵得使种植者不能犯任何错误，他们根据土壤结构、根茎、无形系选择以及计算机分析的微型气候条件来选择葡萄品种，包括那些曾经倨傲的酿酒师也开始走进葡萄园，‘听听土地在说什么，它们值得人们去倾听’。”
纳帕并不像一般的峡谷那样是海拔更高的东西走向，它由南向北，南部是旧金山海湾的一部分圣巴勃罗湾，北部进入了这个地区海拔最高的1323米的圣海伦山，从海湾到山脚只有72米的海拔变化。西部的马雅卡玛丝山将纳帕谷与海岸边的索诺玛峡谷分开来，东部的瓦卡山脉多岩石，将内陆的热空气隔开。这里的葡萄生长季节日照时间长，晚上温度下降较多，“让葡萄们可以放松下来，喘口气再慢慢长”。成熟期长的葡萄果汁更为丰厚。
加州的气候在之前相当长时间内，是人们解释产好酒的笼统原因。纳帕葡萄酒商协会联络主管特里·霍尔说：“全球只有2%的面积是地中海气候，我们有幸占据了天时的优势。”但是加州葡萄并不是每年都有好收成，纳帕为何会站到高峰，它微观的地理与气候就必须细加琢磨。
认识纳帕，首先得分清十几个不同的地理概念，纳帕谷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域，而是获得美国法定认可葡萄产区的概念。纳帕谷产区的面积只是法国波尔多的1/8，美国人却把它又细分成了15个不同的附属种植区。于是初到者很容易被十几个附属种植区的名字弄得晕头转向，很可能你往南或北走了几百米，就来到了另一个产区的地面上。
圣巴勃罗湾属于旧金山海湾的一部分，它好似安装在纳帕谷西南部的一个大空调，使得整个纳帕谷靠近南端的气候更凉爽，越往北走，温度反而越高。这样的特性也大大影响了它不同地块对葡萄品种的选择。
万千年来的地壳运动，使得纳帕谷的土壤种类，超过100种。哪怕只是沿着29号公路走，也能感觉到这里土壤的变化，有火山活动后留下的红土，有受到海洋活动影响的砂质褐色土壤。峡谷中部平坦地区的土壤更肥沃，农人们却说这里种出的葡萄没有山边的好。“它们太容易得到空气和养分了，不像山边经过奋斗的葡萄树，瘦瘦小小，根系不会钻土太深，精华都集中在了果实上，味道更为香浓。”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使得这里的葡萄更加香甜，口感丰富，果汁更多，而酿出的葡萄酒度数也更高。加州赤霞珠在1994～2004十年间的平均酒精度是13.5%，具体到纳帕，这些年葡萄酒的酒精度在不断提高，比如2002到2003年纳帕莎当妮酒的平均酒精度是14.6%，“这可只是个平均数，要记住好多酒的度数比这个还高”。
在纳帕这块狭小的产区，几乎每一片地块都因微气候和土壤而有不同的特质。如何种出好葡萄与如何酿出好酒，是将老天恩赐的自然特色融入精湛手艺的缓慢过程。探访这里特色各异的葡萄种植园和酒庄，也就成了试图揭开纳帕秘密的途径。
拉里的葡萄园
当65岁的拉里·海德开着他的宝马SUV，带我在他挚爱的179英亩葡萄园里逛了半天时，我突然被这个种了大半辈子葡萄的急脾气老农弄得有些感动。拉里留着浓密的八字胡，头发、胡子全白了，面目威严，显得比实际年纪要老，他的左手蜷成一团，一条腿也是残疾，穿着粗布牛仔的高大身躯必须依靠一根木拐杖，才能走路比较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葡萄树的间隙中快速地倒车、转弯。
其实说拉里是老农并不准确，但是在这个富裕的葡萄园主和酒商的身上，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直爽气质。拉里成长于加州一个叫做伍德赛德的小镇，上世纪70年代做律师的父亲在纳帕买下这块地，既种葡萄也有别的果园。拉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却无意成为一名律师，在他看来，律师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时间去解决别人的麻烦”，他于是辍学在纳帕为著名酒庄的葡萄园工作，后来又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接受教育。纳帕大多数的酿酒师和葡萄主都从戴维斯毕业，拉里从欧洲来的祖先1830年开始在加州发展种植业，现在家族已经有4000英亩的杨树林和100英亩的胡桃林。妻子贝塔评价面恶心善的拉里：“最不知道该怎么解雇人，所以他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解雇过任何人。”
1979年拉里的父亲最初买下100英亩土地的时候，只花了40万美元，1999年它每英亩的市值就超过3.5万美元，如今拉里的葡萄园已成为整个加州最好的葡萄园之一，拉里本人也被著名行业杂志《红酒观察家》评为“给纳帕谷南部葡萄确立种植标准的人”。他的葡萄园给顶级酿酒师提供原料，酿出的酒有30种之多。“橡木研究集团”的研究员大卫·罗达尔来自西班牙，曾是酿酒师，考察过世界各地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他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橡木桶，用火烤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酵母，现在发现这些都不是好酒的根本。其实从酿葡萄酒的手艺来说，现在新世界和欧洲没有多大区别，手艺和方法是可以跨国界流动的，“但是土地和气候你带不走，要说纳帕酒最特别的地方，还是得到土地里找到它的特殊性”。
拉里葡萄园所在的卡内罗斯属于纳帕谷中最南的地段，凉爽，距海平面217米，最高温度很少超过27℃，葡萄主要品种是黑皮诺、梅洛、莎当妮。拉里将葡萄园细分为44个地块，“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它可能需要你用10年的时间去了解，而你在这里总结出来的经验又未必适用于下个地块”。他的葡萄园也因为杰出的多样性而闻名，十几种黑皮诺，6种莎当妮，他的赤霞珠能卖到每英亩1.9万美元的高价。爽快的拉里毫不避讳过去的失误：“1986年我将黑皮诺按东西方向种植，结果发现是个大错误。而南北方向种植的葡萄，我发现应该让它们接受更多的日照。旧的种植方式有不少失误，更密集的种植实际上有利于葡萄成熟。”
旧金山的圣巴勃罗湾离这里只有8英里。葡萄园面向东南方，这是拉里看好这块地最重要的原因。“这意味着白天低温的时候，早上的阳光能给葡萄最好的光照，这时果实的酯类物质最不容易挥发。中午和下午气温已经足够高，我的果园不需要阳光再给果实加热了。”拉里还挤着眼睛低声说，“我这里的土壤深度只有纳帕其他地方的一半不到，葡萄树的根系不会钻地太深，所以果实更好地集中了养分，香气和味道都很浓重。如果要说秘密，东南方清晨的阳光和特殊的土壤，就是我的秘密吧。”
一排排葡萄树的间隙种上了野花，沿着溪流种的树木给猫头鹰等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这样可以让它们来控制田间的啮齿类动物，而拉里种植的野花，又可以吸引昆虫来控制葡萄树的病虫害。葡萄树的根部都被固定在整齐低矮的木架子上，低矮，紧密，而树枝则向左右两边分开，被绑在水平的电线上，让果实能更充分地接触到阳光和空气。现在的果农追求的不是多产，而是尽量降低树的活力，保持温和的产量，这样葡萄的味道才会更浓烈。
拉里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葡萄种植的密度或者是种植方向，这些都是我自己摸索到的。”提到欧洲葡萄酒产区精细的传统和繁复的规定，拉里自豪地说：“我毫无约束，自由得像只鸟。”
或许正是这种无所顾忌，使得纳帕这样的新世界葡萄酒常带给人惊喜。在法国波尔多被禁止的人工灌溉，在纳帕早就全面普及，有仪器来精确控制水灌溉的数量和时间。坐落在圣劳伦小镇的葡萄栽培技术研究中心，用先进的卫星图像来研究葡萄园的地表情况，葡萄园主们对科技手段的应用心安理得。
原本以为纳帕的田园风光是城市化未曾到达的结果，但是拉里颇为骄傲地告诉我，他们曾在1968年有过一次著名的抵制城市化运动。上世纪60年代，加州迎来了大规划基建扩张期，一条四车道公路试图通过纳帕，却催生了当地著名的保住农田的条例。虽然现在有部分人开始质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葡萄园的扩张，算不算是对环境的一种新的污染。
纳帕曾是白葡萄酒的天下，上世纪70年代时每年超过5000吨，当时莎当妮酒是酒中皇后，比红酒赤霞珠多产1.5万吨。今天的纳帕已经是红酒的天下，4种波尔多红酒占据了近80%的产量。这期间，每吨赤霞珠的成本增加了3倍都不止。从1994年起，波尔多红葡萄品种开始在纳帕大面积流行开来，这并不是纳帕的单一现象，整个加州的波尔多红葡萄品种都比过去增加了167%
从研究者拉里·沃克的角度来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的两件事情，使得那些原本自命不凡的酿酒师走出酒庄，开始关心起葡萄园。一是当纳帕酒走向世界时，纳帕的酿酒师也开始品尝欧洲好酒，他们开始了解到葡萄本身质量是酿酒的一大关键。
第二件事情是根瘤蚜的再次来袭，葡萄园主被迫更替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种的葡萄树，那是加州大量引入机器化生产来提高产量的后果——每排葡萄树之间大约有2.4米的距离，为了使大型机器能够直接进入来采摘。重新种植给了纳帕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于是纳帕发现了‘terroir’，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土壤特征或产区的地块，它开始强调不同地块之间细微的差别，人们开始根据土壤和小气候的特征来种植不同的品种，它使得纳帕酒的质量往前走了一大步。”
酒庄的争奇斗艳
罗伯特·蒙达维酒庄（Robert Mondavi）在29号公路边的奥克维尔（Oakville），土黄色抽象的古堡风格。罗伯特·蒙达维是将加州写入世界葡萄酒历史的第一人，他的人生故事并非一帆风顺：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于1959年和弟弟彼得接手了父亲传下来的查理·克鲁格（Charles Krug）酒园。由于和弟弟以及家族其他成员在经营理念上的冲突，他被家族踢出后创建了自己的酒庄。他主推瓶装葡萄酒，采用橡木塞，在酒标上标明年份，使自家酒厂树立起精品酒的招牌。
现在初到纳帕的游客，通常会把罗伯特·蒙达维酒庄当作葡萄酒的启蒙之旅，罗伯特的理想是把葡萄酒以及美食的艺术，向公众普及。酒庄内部一个多小时的参观加上品尝4种美酒，向游人收费25美元。
酒庄的研究员钱宁·路德告诉我，酒庄在两个不同的附属种植区有葡萄园，奥克维尔更适合赤霞珠和白苏维翁酒。这里含有黏性的肥土、晨雾以及生长季节全天充足的太阳，种植出的赤霞珠含有黑醋栗、野浆果、甘草、香料的多层次味道。在鹿跃区的葡萄园因为靠近圣巴勃罗湾，早晚凉爽，沙砾保水性能不好，葡萄果实小但是香味浓，适合种植梅洛、赤霞珠等。
如今，蒙达维已被世界最大的星座葡萄酒集团（Constellation）收购。罗伯特的儿子蒂姆曾担任总酿酒师，现在的女性酿酒师姬丽维尔来自法国波尔多，她希望移植欧洲的传统技艺，这里所有的酒都至少在橡木桶中待上18个月。
在1976年巴黎的盲评比赛中，纳帕酒曾一举打败法国名酒，从此名扬天下。纳帕的鹿跃酒庄1973年的莎当妮酒打败了波尔多顶级酒庄罗斯柴尔德和奥比昂1970年的酒。加州葡萄酒的历史专家查理·沙利文和拉里·沃克都重访过这段历史，在向我回忆这段佳话时，两人都承认，其实波尔多当时的整体质量更高，由酒商斯蒂文·斯普瑞尔发起的比赛虽然评委全是法国人，但是一些规则实际上不利于法国酒。加州甜美多汁的葡萄很快就能表现出纯正的口味，而那时波尔多和勃艮第酒都需要慢慢陈酿，才能表现出最好的味道。
不过普通大众并不会深究这些细节，更何况1978年1月这样的比赛又被复制了一次，结局一样。一役成名后，纳帕谷连同整个加州，颠覆了新世界葡萄酒的形象，跻身世界名酒的“武林池”中。
鹿跃酒窖创始人曾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希腊史教授，后来到纳帕，先选择在蒙达维酒庄工作，后来自己尝试种葡萄酿酒。我品尝了鹿跃酒窖Fay和SLV这两个以红酒出名的酒园产的2004年份赤霞珠，品酒师提醒说，这两块地最大的区别在土质上，Fay酒园的泥土中混有细碎粉末状的沙砾，而SLV中的岩块较大。Fay的赤霞珠有明显黑樱桃和芦笋的香气，SLV的赤霞珠里混合了1%的梅洛，入口非常柔和。
我参观的海茨酒庄，因生产名为玛撒（Martha's）的5年赤霞珠闻名，在纳帕谷非常少见，他们坚持用大的橡木桶发酵，发酵时间也远长于其他酒庄。专家大卫·罗达尔告诉我：“我来自西班牙，那里可能要用5到8年才能把酒酿好。纳帕的酒却基本是收获季节的第二个年头就发售，它们不以陈酒和勾兑闻名，也不是为了让你收藏来增值。纳帕酒是让你马上消费的。”而美国人葡萄酒酒标的方式，避免了欧洲的复杂化，“他们直接以葡萄树的品种来命名，简单好记。很多美国消费者不喝欧洲的酒，因为没有复杂的产区知识，看不懂欧洲的酒标”。
纳帕还有一些被称为“Cult”的酒庄，是一些小生产者向大酒庄租房子和设备，自己请来好的酿酒师或是顾问，生产比较个人化的独特的葡萄酒，受到小众狂热追捧。意大利风味的V.Sattui被称为最传奇的加州小酒庄，不可思议地得到过106块金牌，它的酒只有在酒庄才能买到，别处不售。纳帕卖价最高的酒庄叫做“嚎叫的鹰”（Screaming Eagle），不接受任何参观访问，产量小，痴心的顾客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一瓶酒。
纳帕的酒庄现在仍然多是家族企业，特里·霍尔估计，在数量上高达90%。“从产业规模来说，外资公司大约在纳帕拥有6000英亩葡萄园，美资公司有3000英亩，各种大小不一的独立酒庄大约拥有58%的葡萄园。如今纳帕60%的酒庄年产量低于5000箱，还有10%的酒庄年产量在5000～1万箱，规模偏小。”
弗莱克家族酒庄的酿酒师托德·格拉夫告诉我：“在纳帕谷里，每个酒庄都在强调自己的风格，土地和酿酒师决定了每瓶酒的特殊性。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我们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一流酿酒师，我可以说，你在纳帕找不到不好的酒，只可能找到你不喜欢的酒。从一个更大的概念说，我们都代表纳帕，各个酒庄之间的细微差别又变得不重要了。”■

阿德莱德的阳光之下

Mon, 22 Feb 2010 13:00:43 +0300

“这里的人非常可爱，欢乐、外向、机敏、亲切。他们的城市依水而建，安全干净。他们的社会繁荣、秩序井然，人人平等。食物美味，啤酒冰冷，阳光灿烂。每一个街角都有咖啡店。默多克不在这里了。再没有比这里更美好的生活。”
——比尔·布莱森《澳洲烤焦了》
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故事是，英国人莱恩·埃文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乡村小旅馆里，跟老板要一杯白葡萄酒。
老板瞅了他半天，道：“怎么恁的娘娘腔？”
那是60年前，澳大利亚男人不喝葡萄酒，他们喝啤酒、威士忌，或者波特酒、雪梨酒（在葡萄酒中加烈酒）。至于葡萄酒，那是给女人喝的，或者假模假式的上流社会。
今天，虽然比不上法国，但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爱葡萄酒的英语国家，人均每年消费26瓶葡萄酒。
在牧羊、牧牛、种小麦之前，澳大利亚人已经在种葡萄了。在小镇有干净的饮用水之前，人们已经在酿葡萄酒了。葡萄酒一直在澳大利亚人的血液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他们的第一棵葡萄藤是阿瑟·菲利普船长带来的。这位船长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剪了葡萄枝，保存在潮湿的沙子里，当时他的行李里还有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咖啡豆、香蕉、苹果、草莓、橘子、柠檬、番石榴、梨、竹子、温柏树、橡胶树……
那是1788年，阿瑟船长的“第一舰队”押解了满满一船的犯人。当时大英帝国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女王决定将一些小贼、妓女、皮条客们流放到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大陆。一个倒霉的家伙就因为偷了12根黄瓜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是错误的葡萄和气候，菲利普船长还是在距离悉尼20英里的Parramatta种下了3英亩的葡萄园。为此，英国政府特地释放了两个法国战俘，千里迢迢赶来帮他。英国人以为法国人天生懂得种葡萄，没想到，两个法国佬关于葡萄酒的知识不比爱斯基摩人多多少。他们酿出来的葡萄酒酒精味极重，两人没事就自饮自乐，喝得越多，越是种不出好葡萄来。这样折腾了12年后，这个葡萄园终于还是酿出了一点葡萄酒，虽然算不得好酒，至少是可以喝的。
同时，就在Parramatta河的北岸，一个德国人种了1英亩的葡萄园。没有人知道他的酒好不好，但他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个葡萄栽培学家。故事的关键在于这是个德国人，多年以后，正是德国人将巴罗萨山谷变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地之一。
现代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业是从那个差点被当做娘娘腔的埃文斯开始的。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葡萄酒专栏作家，编写了第一本澳大利亚葡萄酒百科全书，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这个五短身材、爱酒如命的英国人让澳大利亚人开始懂得如何欣赏自己的葡萄酒，也让外面的世界渐渐了解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好处。
3年前，他在悉尼去世，死时75岁。传言他有着黄金的舌头，伟大的味蕾，还有一个天才的肝脏。
本来，我们计划先去猎人谷——悉尼郊外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找他的学生詹姆斯·哈利戴（James Halliday）——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酒评家聊天，然后到悉尼的Bulletin Place餐厅喝杯酒。Bulletin Place是埃文斯在60年代开的一家餐厅。70年代，那里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圣地，周一午餐俱乐部，经常举行盲品酒会。
不巧的是，詹姆斯·哈利戴正在塔斯马尼亚当葡萄酒竞赛裁判，我们只好放弃悉尼的采访计划，从悉尼直飞阿德莱德——南澳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
1月9日，阿德莱德
葡萄产量最多的地方
我一直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葡萄藤有这样的情结，没人愿意看一件衣服变成衣服之前的棉花，也没人愿意看看鱼子酱是怎么做成的，但你给他一小截葡萄藤，他就以为自己到了天堂。
从悉尼到阿德莱德，已经是下午14点。一出机场大厅，立刻感觉到这里的热度非同寻常，阳光亮得刺眼，腿上隐隐有灼烧感。
阿德莱德是南澳的首府，建于1836年，是世上为数不多的、先规划后建设的城市。设计者叫威廉·莱特，原本是个军人，后来因为肺结核，转行做了艺术家。英国殖民政府委托他建设一个“美丽、有益健康”的城市，因为这里是澳大利亚唯一可以自由殖民的州府。受威廉·佩恩和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莱特所设计的城市呈棋盘状，建筑区之间有宽敞的大街和公共广场，城市周围有公园环绕。
《孤独的星球》上说，阿德莱德流淌着“追求享乐”的血液。的确，在白色的沙滩与如画的青山之间，可爱的建筑、教堂、街道和花园错落有致，郊外的葡萄园酿造澳大利亚最好的美酒。澳大利亚人的性格有点像美国人，开心、乐观、直爽，但不像美国人那么张扬，同时，他们行驶左车道，喝下午茶，玩板球，喜欢给建筑物加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很英国范儿。
“阿德莱德”就是以英王威廉四世的王后的名字命名的。我查了一下这位王后的生平，她是一个德国公主，出生于1792年，26岁时嫁给威廉四世，比国王小20多岁，婚姻幸福，但子女早夭。
也许是这个名字的缘故，阿德莱德给我一种很女性化的感觉。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是一座孤独的城市。北部和西部是数百万公顷的灼热沙漠，南面是大海，直通南极洲，只有它的东部是城市，但与墨尔本相距450英里，到悉尼也有两个多小时的飞机。
但它一直是澳大利亚最有趣的城市，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尤其在60年代，一些在澳大利亚被禁的书在这里都可以自由流通，允许裸泳，同性恋合法……
当然，我们是来看葡萄的——在澳大利亚的产酒区中，南澳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一度占据全国78%的产量，现在仍占一半以上。
阿德莱德是南澳最早种植葡萄藤的地方。1837年，就在南澳宣布为独立的州府不久，人们沿着阿德莱德山脉种下了雷司令、唯德和、歌海娜、马尔白克、Tokay，居然都长得极好。其中最著名的是奔富医生，这位有着“诗人的面孔和钢琴家的手指”的英国医生在阿德莱德山脚下的Magill庄园里种了一小块葡萄园，想着能治疗病人的贫血症，没想到他的名字后来成了澳大利亚最好的红葡萄酒品牌。
如今，阿德莱德城内已经看不到什么葡萄园，但它仍是整个南澳产区的心脏，每年举办各种葡萄美酒节、美食节，许多葡萄酒组织和协会都驻在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研究中心。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从市区开车，往东20分钟是阿德莱德丘陵，那里气候凉爽，擅长酿制长相思、莎当妮、赛美蓉；往北1小时左右，则可到著名的巴罗萨山谷，气候炎热，以西拉、雷司令风味最佳；往南40分钟是迈克拉伦谷，一个温暖的沿海产区，以甘美馥郁的西拉闻名；最南端则是库拉瓦拉，著名的红土地最适宜生长赤霞珠。
1月10日，阿德莱德丘陵
男人的梦想是一个葡萄园
睁开眼，一看表，已经11点15分了。我从床上跳起来，给约翰·爱德华打电话。昨天他说好11点来酒店接我们去他的酒庄。接到我火急火燎的电话时，约翰正在洗车，淋了一身的水，无奈地说：“冷静，你还在悉尼时间里吧？阿德莱德比悉尼晚半个小时呢。”
果然，15分钟后，约翰出现在我的门口。他穿一件极花哨的T恤，戴着墨镜，块头很大，尤其是肚子。这样的体形，居然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笑起来表情很夸张，一点不像快60岁的人，你忍不住喜欢这个家伙。
他是“小巷”（The Lane）酒庄的老板。一家很年轻的酒庄，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在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业闯出很好的名声，莎当妮、赛美蓉的评价尤其高，同时还经营一家很棒的餐厅。
今天的阳光比昨天更猛烈，加上又是正午，几乎能闻到柏油路融化的焦味，路边掉满了橡胶树的枯枝，叶子们太过饥渴，终于玉石俱焚。这种树是澳大利亚的标志，你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它，高大美丽，生存能力极强，无论多么严酷的气候，都能存活下来。
但愿山里能凉快点，我想着。
阿德莱德丘陵是环绕城市东部边缘的一组山脉，海拔不到1000米，从市区过去就20分钟的车程。
“这里光线的强度，你在欧洲是看不到的。西班牙也许有，但法国没有。”约翰一边一开车，一边说话。
估计是。即使隔着车窗，我都能感觉到脸上、手臂上，到处都有小火苗在灼烧。突然想起一个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朋友说的：“那里的生活很美好，如果你不软弱的话。”
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来说，这样的气候是上天的恩赐。在欧洲的收成季节，葡萄种植人要紧张地研究天象、飞禽，每天焦虑着阳光能不能给他的葡萄足够的糖分。如果收成季节再延长下去，他的果实很可能被一阵突然的暴雨、冰雹或者浓雾给毁掉。
但在这里，没人需要焦虑这些事情。阿德莱德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白天总是阳光充足，夜晚则凉爽带露。因为海拔的关系，阿德莱德丘陵的气候比城区要凉爽许多，日夜温差尤其大。像今天，白天的温度大概41摄氏度，到晚上估计能降到18摄氏度。这样，葡萄在白天获取的糖分，到了夜间可以得到充分调整，从而产生更加精致的果香和较高的天然酸度。
“换句话说，这里有法国的‘风土’和澳大利亚的阳光。”约翰非常得意，“酿出来的葡萄，既浓郁，又优雅。”
10分钟后，车逐渐离开市区，盘旋山路而上，沿路的风景愈发美丽。一个个空茫茫的牧场从眼前一闪而过，草都枯成了金黄色——这边的野草一到干旱季节就枯萎下去，保护自己。偶见几匹马、两三头牛在吃草，或者几个干草堆卷成的圆桶，晒在日光下，静静地像一幅油画。越往前，则绿意越浓，果园、葡萄园、小树林交错而过。
天空没有一片云，又高又蓝，蓝得好像不正常。
约翰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像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在经营酒庄之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满世界飞来飞去。终于，一次飞行后，他的肺出了毛病，住院两个多星期，医生修好了肺，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坐飞机了。
出院以后，他带着妻子开车到了阿德莱德丘陵，看中了一块地。第二天，他们拿出全部积蓄买下了那块地，从此种上葡萄，酿起了酒。
那是1993年，刚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发展得最为红火的时候，拥有一个葡萄园成了很多澳大利亚男人的梦想，就像中国女人总想开一家咖啡厅、面包房什么的。但即使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真去实现这个梦，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首先，你得有很多很多钱；然后，你得有极好的眼光和运气，遇上一块潜力巨大，却还没被别人发现的土地；接下去的10年，你得非常勤劳，非常好学，非常幸运，天公作美，才有可能从这块土地里得到一点回报——今天葡萄酒业的竞争之激烈，超出你的想象。
在澳大利亚，很多酒庄都是子承父业，这样事情就会简单很多。但约翰的父亲是开卡车的，爷爷是木匠，他们一辈子没跟葡萄酒发生过什么关系，因为根本喝不起。
“只有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才开始学着喝一点葡萄酒，我母亲喜欢喝我酿的长相思。”
车子开始进入哈恩多夫——一个藏在深山中的小镇。镇上居民都是德国人的后裔，从1838年开始，他们就世代居住在这里，靠牧羊、种菜、酿酒为生。约翰指着路边的一家巧克力店说，这是当年德国人在这里建的第一座房子。再往前一点的一家花店，是第一对在哈恩多夫结婚的夫妻的新房，当时没有教堂，他们的婚礼是在一棵橡胶树下举行的。现在，哈恩多夫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小镇，到处是酒庄、咖啡店、餐厅。这里比葡萄酒更出名的是德国熏猪蹄，每天都有无数人千山万水地跑到这里来吃猪蹄。
约翰的酒庄就在一条叫Ravens-wood的乡间小路上，他的酒庄一开始就以这条小路命名，后来干脆直接改名叫“小路”。
这是一个二层楼的小别墅，楼上是餐厅，楼下是酒窖。装修很简约，黑色钢结构，四壁都是落地玻璃窗。视野极佳，从任何一个角落望出去，都是大片的牧场和葡萄园，一黄一绿，一动一静。
约翰先带我们参观酒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很舍得下血本，除了巨大的压榨机，几乎所有的酿酒设备都是从法国、瑞士进口的，比澳大利亚的设备要贵上好几倍。一个从法国进口的不锈钢酒桶要50万美元，他有6个，尺寸都不一样，说这样能酿出6种不一样的酒来。他亲昵地拍拍这些酒桶，管它们叫“美人”。
“酿酒就像做实验。”约翰说，“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变量，比如不同的采摘时间，不同的发酵温度，用不同的速度提取颜色与单宁，用不同的方法搅拌酒桶里的酒，保存在不同尺寸的酒桶里……”
“发酵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每天都要测量果汁的温度、酵母的活跃程度、糖分降低的速度……如果太快了，就冷却一点；如果太慢了，就加点热。”
在尝过几种不锈钢酒桶中存着的“超市酒”后，约翰带我们走到一排橡木桶前面，从第一桶中汲了一杯白葡萄酒出来。莎当妮，一尝，酸味很冲。
然后他走到第二桶，又汲了一杯出来，还是莎当妮，但清亮绵密，只觉得唇齿间余味缠绵。
“你感觉到第一桶的力道了？”他看着我，似乎急于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点点头，他说：“第一桶和第二桶唯一的区别是，第一桶的葡萄早采了7天。我们管它叫‘上帝的信使’，像不像一个士兵很紧张地立正敬礼？”
“第二桶就很性感。”他端起酒杯又尝了一口，“很软，很柔滑，很性感……”
“第一桶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只要再等7天，你就能得到第二桶那样的味道了。第一桶是法国酒的味道，因为在法国，葡萄只能到这种成熟度了，但在澳大利亚，我们可以让它更成熟。所以，我说，法国酒的结构，澳大利亚的阳光和土壤，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尝一下这些酒桶里的酒味道怎么样。那种香味极其迷人，就像清晨4点走进面包房，新鲜的面包刚刚出炉……”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见到了约翰的妻子海伦。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温柔可亲，一点不像女强人。她年轻时一定很美。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所谓优雅地老去，大概就是她这样的女人。
她在阿德莱德附近的一个小渔港长大。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带她和姐姐到阿德莱德玩，父亲总是愿意开车带她们在丘陵一带转转。从那时候起，她就想，以后要能生活在这里，该多好。
大学毕业后，她离开家，在大城市工作了很多年。她的事业很成功，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还是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的校董会成员。但是，随着约翰的酒庄生意越做越大，她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专心帮他打理餐厅的生意。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牵着狗在葡萄园里散步，约翰在旁边骑车，然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酒庄，他酿酒，我管理餐厅。”海伦说。
这里还让她迷上了摄影，怎么拍也拍不够，“这里的光线很特别。早晨总是蒙着一层薄雾，到了黄昏，光线是金色的”。
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海军，一个设计师，也辞掉原来的工作，加入了他们的家族生意。
“4个孙子，将来一个种葡萄，一个酿酒，一个当律师，一个做会计，唯一的小孙女最聪明，将来做酒庄老板。”约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午餐非常丰盛。开胃菜是炸虾、橄榄、甜菜根，新鲜面包，至于主菜，我和海伦吃的是烤肺鱼，鲜美多汁，两位男士点的是猪肉，猪皮烤得又焦又脆，吱吱作响。
席间换了3瓶酒，一瓶长相思与赛美蓉的混调酒，一瓶莎当妮，还有一瓶西拉。
那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第一顿午餐。十几天后，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回想那顿午餐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基本上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当时那种愉快的感觉很容易就能从大脑里再次调出来。一个陌生的国家，舒适的餐厅，冷气开到十足，每个人都喝了五六杯葡萄酒，没醉，但醺醺然，很满足。
还有约翰说的一句话：“如果有人说，食物和酒搭配是废话，我说他妈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尝过一份体面的午餐，配上一杯合适的美酒，他不懂得什么是上天的恩赐。”
吃完饭，我们想看看他们的葡萄园，海伦陪着我们走，约翰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出来。因为胖，他怕热，就以摩托车代步。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两只苏格兰牧羊犬，一黑一黄，欢天喜地地跳进摩托车后面的拖车里。约翰笑逐颜开，用力拍了拍它们的身体，叫道：“好女孩，好女孩。”原来是他们的狗，两姐妹，一只叫麦克斯，一只叫芬尼。
从酒庄的高地下去，不到3分钟，就走到他们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独立的单层小别墅，门口种了蓝色的素馨花，屋前是一片小树林，屋后就是他们的葡萄园了。站在高处看，一排排葡萄藤像绿色的波浪一样，从四面八方向远处绵延起伏而去，相当壮观。
“这里的海拔大概有400多米，因为是波状地形，土壤的类型、土地的朝向、阳光的方向都不一样，可以种许多不同类型的葡萄。比如火山土壤种出来的葡萄颗粒饱满，但结构和味道不佳；砂砾土壤虽然贫瘠，但含有许多微量元素，种出来的葡萄矿物质丰富，可以用来酿高品质的酒。光线的区别也很大，有的葡萄喜欢整天晒太阳，有的喜欢待在阴影里，有的只喜欢早晨的光，不喜欢下午的光……”
他在每瓶葡萄酒上都标注了经纬度，把那一行数字输入到“Google地球”，你就能得到用来酿这瓶酒的葡萄准确的产地位置。
“我如此相信脚下这块土地的潜力。”约翰说，“假以时日，一定会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我这辈子也许看不到，但我的孩子们会看到。”
他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小屋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西红柿地，酒庄那个地方是一个牛棚，用来搁干草堆的。
“野草长得这么高。”约翰指了指自己的膝盖说，“从那里往下看，你看不到一棵葡萄藤。”
“但是，当我们从野草间走过，那些美丽的树、美丽的牛，我就想，这么美丽的地方，没理由酿不出美丽的葡萄酒。”
而海伦一直相信，是她父亲把他们指引到这块土地面前的。她的父亲去世已有多年，但是第一次站在这块土地上，她耳边真的能听见父亲对她说：“这里很好。”
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相信父亲在天堂，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欣慰。
在书房外的墙壁上，我看到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一个英俊的空军军官，他参加过“二战”，在新几内亚作战。
“他们那一代人牺牲很多，就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海伦轻轻地说。
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那段历史，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还有一点有趣的关联。
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后，英国撤回远东的军队，将澳大利亚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丘吉尔要求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兵——让澳大利亚军人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耀放弃自己的家人。结果，他们没有听从丘吉尔的命令，转而在新几内亚作战，从而牵制了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进攻。
正是“二战”中对英国希望的幻灭，使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大海无法阻隔敌人，如果他们不利用那些空旷的土地，总会有人来觊觎。从50年代开始，他们开放移民政策，人口从700万一下子增加到1800万。欧洲人不断涌入这个地方，尤其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从此，这个国家突然多了许多热爱咖啡、橄榄、芝士、葡萄酒的人。
1月13日，巴罗萨山谷
Seppeltsfield庄园
时间的河
在Seppeltsfield庄园的一个酒窖里，我喝了一杯130年前酿的加度葡萄酒。
酿那桶酒的人叫波诺·塞佩尔特，Seppeltsfield的第二代主人。1878年，为了庆祝酒窖的建成，他精心挑选了500升最好的波特酒，保存在一个橡木桶里，计划在100年以后再打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思，让他决心做一件他自己永远也不会看到的事情，如今已经不可考，但这件事情就像仪式一样一年一年地延续了下去。酒的名字也是他取的——“百年帕拉”。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突然有点明白人们对年份的执著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比酒更富诗意地抓住了时间的流动。
酒窖很大，阳光从天窗内射进来，微微有热气蒸腾的感觉，几乎能感觉到橡木桶的呼吸。波特酒在陈年的过程中会慢慢挥发，100年后，通常只剩下20%。
1878年的那个酒桶还在，但其实已经空了，感觉像一个梦的结束。
剩下的130个酒桶整齐地排列着，从1879年到2009年，130年，一年不差，像一条时间的河。
对葡萄酒而言，100年已是古董。如果运气好，也许你会碰到一瓶美妙绝伦的百年拉菲，但更多时候，因为橡木塞的问题，那些古董酒其实早已不能喝了。但加度葡萄酒不同，它是以陈年为目的的——当葡萄汁发酵到一定程度，加入烈酒，终止发酵，然后就留在橡木桶中陈年，越陈越好。波诺知道他的酒足够好，可以保存100年。但没有人知道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也许200年？
“你还想喝哪一年的？”酒庄主人内森·沃克举着一个小小的茅台杯问我。
1978年，我出生那年；1953年，我母亲出生那年……
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位酒评人都给“百年帕拉”打了100分。关于它的味道，有一种说法很美，叫“杯子里的交响乐”。但对我来说，年份的事实也许比味道更重要，在一种美妙的酒精刺激下，好像时间可以倒流，我可以回到那些早已不复记忆的岁月。
内森·沃克看上去更像一个欧洲人，他身上有一种很精致的气质，好像不属于澳大利亚。
他是一名专业的大提琴手，14岁开始专业演出，曾任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去年，他刚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我也可以一直演奏下去，再演奏20年，但我快60岁了，不可能再像年轻时那么准确，还是急流勇退比较好。”
3年前，他和两个朋友从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集团福斯特手中买下了这个有着150多年历史的酒庄。
约瑟夫·塞佩尔特本来是德国西里西亚的烟草商人。1849年，因为害怕陷入宗教纠纷或者政治暴乱，他决定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他带着妻子乔安娜、儿子波诺与胡戈、女儿奥荻丽，以及13户邻居和烟草工厂里的年轻人一起走。在长达8个多月的航行中，他们的船上有30多人死于痢疾和腹泻。
1851年，他们在阿德莱德定居下来，不久又用一匹马的代价在巴罗萨山谷买了地，建起了Seppetlsfield庄园。
一开始，约瑟夫还想继续种烟草，却以失败告终。当时巴罗萨很多农夫都在酿酒，他们很穷，除了一头牛和一小亩葡萄园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经验和技术，也没钱把酒保存起来，所以，他们的酒常常在刚酿出来，酒精味还很冲的时候就被拉到小酒馆或者沿路叫卖。
约瑟夫·塞佩尔特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很清楚这样的酒没有前途。他在日记里写道：“巴罗萨山谷是酿酒的好地方，但必须有资本和技术，才能酿出好酒来。”
那本日记至今还躺在他的小实验室里，已经发了黄，字迹很娟秀，简直像女人写的。我翻了翻，不少是德文，看不懂，但有一则日记是用英文写的，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每年女王生日的时候，墨里河沿岸的原住民都会到Seppeltsfield来讨酒喝。酒精的刺激让他们变得暴戾，这让老约瑟夫很担心，于是把酒换成了醋，Seppeltsfield在原住民中的声誉顿时降到冰点，从此再也没来光顾。
这个小实验室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小小的石头阁楼不足6平方米，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瓶和试剂，一盏蜡烛油灯仍然摆在案头，落满了灰尘，简直像巫师的房间。
老约瑟夫常常一个人关在阁楼里，为自己的酒琢磨各种新的配方。他什么酒都试过，白兰地、威士忌、雪利酒、杜松子酒、药酒，唯独没有啤酒。从这个小实验室里传出来的香味据说曾让很多人流连不去。
买下Seppeltsfield以后，内森没事就喜欢到这个小阁楼来，思考一些事情，看看这些古老的瓶瓶罐罐，感觉老约瑟夫的眼睛还隔着相框看着他。
他一直是个爱酒之人，但不是酿酒师。
“我有音乐家的耳朵，但没有酿酒师的鼻子和嘴巴。酿酒就像作曲，也是一种特殊的才华，不是谁都能做的。”
老约瑟夫的儿子波诺却是一个双料天才。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酿酒师，还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手，据说他无论走到哪里，手上不是拿着一把小提琴，就是一把雨伞。他是德国后裔，却向往英国做派。
虽然个性有点古怪，但波诺非常聪明，酒庄里的很多设备都是他发明的，比如重力流输水系统、发酵桶的自动冷却系统，他还自己设计衣服穿。
1868年夏天，老约瑟夫感染风寒突然去世，波诺21岁就接手了Seppeltsfield庄园，他比父亲更成功。到了20世纪初，Seppeltsfield每年产量达到200万升，已经是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酿酒厂。
波诺个性强硬，有9个儿子、4个女儿，个个管教得服服帖帖，谁不听话就鞭笞一顿。
在巴罗萨山谷，塞佩尔特家族一直备受尊敬。从高速公路往Seppeltsfield庄园走的路上，有一排高大的棕榈树，整整绵延了3公里。棕榈树并不是巴罗萨的本地植物，那是Seppeltsfield庄园的工人们在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种下的。那时候，尽管庄园的经营也很艰难，但塞佩尔特家族还是继续保留工人们的工作。出于感激，也出于无事可做，他们种下了这些棕榈树。
作为酿酒厂，Seppeltsfield已经随着加度葡萄酒的衰落而衰落。从80年代开始，塞佩尔特家族失去了对庄园的控制权，它被辗转卖给不同的大公司。
福斯特集团接管Seppeltsfield时，看了一下账单，发现没赚任何钱，很快就转手卖给了内森·沃克。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音乐家，为什么要去经营一个酒庄？
“葡萄酒与音乐很像。”内森说，“都是既能给你瞬间的喜悦，又能让你体味更多，一旦了解，就会越陷越深的东西。”
“两年来，我一直试图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来复兴这个庄园。”内森说，“很多古老的东西，要看你怎么去利用。”
比如他正在改造一个被废弃了30多年的手工酿酒坊，把80多个混凝土发酵桶改造成现代化的不锈钢桶，用来酿Seppeltsfield最好的加度葡萄酒。
至于“百年帕拉”，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瓶，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到它的美。
1月15日，巴罗萨山谷
杰卡斯酒庄
喝葡萄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杯酒人生》唯一值得肯定之处，是它描述了两种最典型的喝酒人：一种是葡萄酒的势利眼，自以为很懂酒，其实知之甚少；另外一种是葡萄酒白痴，不关心什么品种，能喝就行。在他看来，白痴比势利眼好，至少他们是自由的。
昨天在Seppeltsfield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墨尔本的一次葡萄酒聚会，席间有米克·塞佩尔特，身材高大，声如洪钟，坐他对面的是一个酒评家，身材瘦小，收拾得很整洁。
很快，一瓶干红上来了。酒评家抬了抬眼镜，瞥了一眼酒的颜色，优雅地闻了闻味道，微抿一小口，目视天花板，对米克·塞佩尔特说：“恩，还算友好，但还不够亲密。”
米克·塞佩尔特大吼一声：“你指望它做什么？跳出杯子来跟你亲热吗？”
这个笑话让我想到关于葡萄酒的许多迷思，比如年份、醒酒、橡木塞、喝酒的姿势、每种酒要用不同形状的酒杯……在杰卡斯酒庄的品酒室里，首席酿酒师菲利普·拉法为我们一一拆解迷思。菲利普今年70岁，精神矍铄，低调温和，他身上有一种长者的慈祥，让人觉得十分亲近。
他说，葡萄酒最重要的是快乐。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葡萄酒便毫无意义。因此，喝酒没有对错，只有喜欢与否。
“你喜欢它的颜色，闻闻，喝一口，在味蕾上品一会儿，然后吞下去，就这么简单。”
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走了许多酒庄，喝了许多酒，但真正感兴趣的是人——谁种出了葡萄，谁又把葡萄变成了美酒？对于葡萄酒，却仍是一窍不通。当然，一瓶好酒与一瓶坏酒的区别还是知道的，但那些用来形容葡萄酒风味的所谓巧克力味、醋栗味、红浆果味、矿物味，听着只觉得一阵云山雾罩，更别提什么产地。
经常有酒庄主人问我们：“你们中国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葡萄酒？”
我们无言以对，只好糊弄说，中国人挺喜欢喝茅台。
菲利普听了大笑：“两年前，澳大利亚葡萄酒工业花了大把的钱，研究中国人的味觉，他们的结论是，中国人喜欢喝甜一点、软一点的酒。”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初饮者进来，你给他一杯干红，比如赤霞珠，至少一年内他不会想再碰葡萄酒。但如果你给他甜一点、软一点的，就很容易，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喝饮料，很容易适应过来。”
“这是一杯玛斯卡特桃红起泡酒。”菲利普眯着眼睛端详眼前的一杯葡萄酒，水红色，煞是清纯可爱——忘了介绍，现在我们眼前已经摆好了两排白葡萄酒、两排红葡萄酒，红白各4种酒。每种酒各两杯，一杯来自普通葡萄酿造，另一杯来自好葡萄酿造。
玛斯卡特是意大利的一种葡萄品种，有浓烈麝香味，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塔彭温泉也以出产这种葡萄闻名。
“对新人来说，玛斯卡特是很好的入门酒。有点甜，又不至于太甜，酒精度低，容易入口。这种酒在澳大利亚已经流行了75年，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酒，才慢慢爱上葡萄酒的。”
“这种酒能带走你所有的迷思，简单，直接，欢快。年份，谁关心？橡木塞、螺旋塞，谁在乎？”
我们照着尝了一口，果然十分可口。在他面前，对葡萄酒的敬畏感有点像嘴里的泡泡，咕嘟咕嘟消失了。
“应该喝什么酒，最重要的是看你吃的是什么食物。”菲利普说，“印度人吃饭的时候一般不喝葡萄酒，因为他们的食物太辣，但中国菜、日本菜、越南菜、马来西亚菜都跟葡萄酒很相配，因为食材很新鲜。所以，关键不是要理解中国人的味觉，而是理解中国人的食物。比如川菜的辣很适合西拉的强劲，或者雷司令的香气，但莎当妮就不行；广东菜以海鲜为主，很适合白葡萄酒，或者赤霞珠也很好。”
他端起桌上的第二杯酒，这是用莎当妮和黑皮诺酿成的起泡酒。似乎怕我们误会，他解释说：“我们没有试图拷贝香槟。香槟是香槟，法国人的酒味更多来自发酵的过程，我们的起泡酒用的酵母本身不会产生味道，更擅长的是提取果实的味道。”
“主要的果味是莎当妮，加入一点黑皮诺，可以消除过于饱满的感觉，混合出一种热带水果的可爱味道。闻闻看，有点桃子味？甜瓜味？”他将鼻子探进酒杯，深吸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刚入口的感觉很丰富，但很快就消失了，没有酒的味道残留下来，留下的是一种干净清冽的味道，很清新，很舒服，可能会让你感觉有点饿。这是最好的餐前酒，单喝也很好。”
第三杯是莎当妮。“莎当妮是很好的配菜酒，但最好配清淡的菜式，鸡肉、羊肉、猪肉、牛肉都好，但鸭肉不行，因为太肥腻。鸭肉最好配雷司令、长相思、赛美蓉。参差的对照会让食物味道更好。”
最后一杯白葡萄酒是雷司令。在巴罗萨山谷，雷司令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的果农和酿酒师大都是德国人的后裔，1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宗教迫害来到这个新世界，而德国人最拿手的葡萄酒就是雷司令。
“是不是有一点柠檬、酸橙的香气？最适合海鲜、牡蛎，或者生鱼片，就像在鱼肉上挤了一点柠檬汁。”
“你注意到没有，雷司令的颜色往往比莎当妮更纯粹、更亮，因为它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莎当妮通常会经过橡木桶，增加它的复杂味道，但雷司令从来不进橡木桶，只在不锈钢酒桶发酵，直接装瓶，以保留雷司令的味道。所以，就酿酒而言，雷司令是最简单，也是最难酿的一种，一点点小错误都会在酒中反映出来。”
巴罗萨山谷的第一棵葡萄藤就是雷司令，而种下那棵树的人正是奥兰多酒厂（杰卡斯品牌的拥有者）最早的创始人——约翰·格兰普（Johnna Gramp）。他是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农夫的儿子。1837年，他离开家乡，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坐船从汉堡穿越大西洋，到里约热内卢，又转回好望角，最终来到南澳。
一开始，他以烤面包为生。1847年，他突发奇想，在巴罗萨山谷的杰卡斯小溪边种下了第一批葡萄藤。3年后，他用自己酿的第一桶白葡萄酒庆祝儿子的诞生。1877年，他的儿子古斯塔把葡萄园拓展到罗兰平地，并在那里建立了奥兰多酒厂。160多年后，奥兰多旗下的杰卡斯成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葡萄酒品牌之一，每年出口800万箱葡萄酒。
当然，现在的奥兰多酒厂属于一家法国大公司，再也没有格兰普家族的影子。但杰卡斯小溪还是老样子，从巴罗萨山脚出发，蜿蜒几公里，与北帕拉河交汇。不过，我们去看的时候，小溪已经完全干涸，因为夏天太过干旱。菲利普说，到了冬天，它会再流动起来。
“这杯酒的葡萄来自Steingarten葡萄园，是我们最好的雷司令。”菲利普说。我们刚刚去过那个葡萄园，很小的一片园子，土壤粗粝，叶子被阳光照得蔫蔫的，葡萄也是一副稀疏惨淡的样子，想不到竟是最好的雷司令。据说最好的雷司令长在山顶，Steingarten倒的确是整个巴罗萨山谷的最高点，一道山坡恰好隔开伊登山谷与巴罗萨山谷，视野绝佳。
Steingarten是约翰·格兰普的曾孙科林·格兰普种下的，因为这里的气候和土壤让他想起他的家乡——德国小镇摩泽尔。80年代，澳大利亚流行喝莎当妮，巴罗萨的很多葡萄果农不得不挖出雷司令，转种莎当妮，但Steingarten仍然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48年。
“酒的味道很奇妙。一样的温度，有些酒暖，有些酒冷。莎当妮总是给你温暖的感觉，雷司令总是给你凉爽的感觉。红葡萄酒也一样，赤霞珠冷，西拉暖。所以配菜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种原则。夏天在外面吃饭最好选雷司令，而不是莎当妮；冬夜和朋友聚餐，则最好选莎当妮。”
白酒饮毕，红葡萄酒登场。第一杯是梅洛。
在《杯酒人生》里，因为主角的一句话，梅洛在美国的销量一年内骤降20%。在南澳采访的这几天，我发现很多酿酒师都不喜欢这部电影。
在McGuigan酒庄采访的时候，酿酒师James Evers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杯酒人生》唯一值得肯定之处，是它描述了两种最典型的喝酒人：一种是葡萄酒的势利眼，自以为很懂酒，其实知之甚少；另外一种是葡萄酒白痴，不关心什么品种，能喝就行。在他看来，白痴比势利眼好，至少他们是自由的。
在澳大利亚，梅洛是最重要的红葡萄品种之一，仅次于西拉与赤霞珠。它通常和赤霞珠混调，如果选用100%的梅洛，则酿出来的酒会非常柔软丰满，并且早熟。
“人们说，梅洛让人想起玫瑰花瓣的味道。”菲利普说，“品酒的时候，你得动用一些想象力，并非真的有玫瑰香，只是有一点相似而已。”
“喜欢莎当妮的人，往往也会喜欢梅洛，这种酒会在你的鼻子里留下一种非常柔软的香味。中国人聚餐时，一顿饭会吃很多菜，难免有妥协，一般我会推荐莎当妮，但如果是红葡萄酒，则可以选梅洛。”
第二杯红酒颜色极深，近乎黑色，名叫添普兰尼洛。有点拗口，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西班牙的一种红葡萄，在西班牙被称为“野兔的眼睛”。15年前才引进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
“澳大利亚的葡萄品种一般都是从法国来的，水果味重，但添普兰尼洛的特点是咸、涩，有香料的味道，与地中海式食物很配，比如意大利菜、葡萄牙菜，他们的食物咸、干，用很多橄榄油，很好的对照。”
三杯，赤霞珠。“很特别的味道，就像你用手搓叶子，手心会留下新鲜的青草味。这种酒不易单独喝，口感很涩，因为单宁含量很高，但与食物在一起，却是风味极佳。食物中的蛋白质与酒中的单宁相作用，你的嘴里能立刻感觉到食物结构的变化和酒的柔滑。如果你想单独品红葡萄酒，可以选梅洛、黑皮诺或者西拉。”
最后一杯，西拉。这是我们这几天喝得最多的一种酒，几乎每一家酒庄都有压箱底的西拉。很多酿酒师都说，西拉是能反映澳大利亚人性格的一种酒，慷慨、浓烈、直率……
澳大利亚的第一株西拉是一个叫詹姆斯·巴斯比的人在猎人谷种下的，他同时被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尊称为“葡萄酒种植之父”。19世纪20年代，他随着父亲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在猎人谷种下了第一株葡萄。10年后，他回欧洲旅行，从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带回了365种葡萄枝，囊括了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葡萄名种，有西拉、黑皮诺、马尔白克、雷司令……其中不少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波斯古藤的后代。
这些葡萄中，有一些因为不适应澳大利亚的气候与土壤逐渐被淘汰，但绝大部分存活了下来，并从猎人谷逐渐扩散到澳大利亚的各个角落，就像几千年前，它们逐渐适应了欧洲的气候与土壤一样。西拉是其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一种葡萄，它几乎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地方都能生长，衍生出300多种不同的品种，风味各异。巴罗萨的西拉以饱满、浓郁和柔滑的口感著称，而东南部凉爽地区的西拉更加收敛、辛辣。云咸、奔富等酒庄都以西拉葡萄酒闻名于世。
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葡萄和人之间有如此相似的命运牵连。就像菲利普，他的祖先是法国人，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从法国迁移到英国、美国，又辗转在澳大利亚定居。他的曾曾祖父刚来的时候，在阿德莱德种下了葡萄园，现在已经消失在城市的建筑里。他15岁立志做酿酒师，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巴罗萨走到猎人谷，从猎人谷到库拉瓦拉，又重新回到巴罗萨。
他的儿子不爱酒，但10岁的小孙子却已经显示出对味觉和气味的天赋，喜欢陪他一起逛海鲜市场，对食物充满了实验精神。
告别菲利普之后，我们返回Steingarten，想在那里补拍一张夕阳的照片。
一开始，光线非常硬，刺得人眼睛生疼。风很大，人几乎站不住。放眼望去，一片片连绵翻转的山坡，除了褐色的枯草，几乎一无所有。远处牧场里寥寥的几只羊在吃草。
我想起菲利普说的：“在我眼里，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红色、褐色、平坦，没有什么东西在生长。”就像他曾经钟爱的库拉瓦拉，一片隔绝的、平坦的、覆盖在石灰石上的红土，除了葡萄藤，没有任何绿色植物，但澳大利亚最好的赤霞珠就长在那里。相比之下，巴罗萨是一个太过美丽的地方。
太阳西斜，阳光渐渐柔和起来，风里也开始有了凉意，葡萄园里传来淡淡的香气。詹姆斯·巴斯比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应该种一棵葡萄藤。”那时他才20岁出头，在猎人谷附近的一家孤儿院教书，一个人在那里种了一个葡萄园。
有一天，被澳大利亚的阳光所惑，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葡萄藤下，浓荫蔽地，妻儿环绕，成熟的果实触手可及，在这样的阳光里，如果还感觉不到最高层次的愉悦，则此人缺乏幸福的能力，或者根本不知幸福为何物。”
仿佛就在一瞬间，太阳迅速地落下去了，山顶被阴冷的暮色笼罩。
我们驾着车往山下走，没几分钟，太阳又出现了。这时，太阳一反刚才在山顶的决绝，变得缠绵起来，时隐时现，如影随形。越往下，阳光越柔和，橡树、牧场、荒草，渐渐都笼罩在夕阳温柔的余辉里，西边的晚霞则烧得越来越雄壮，仿佛有人在天空放了一把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