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热点新闻

上海公布倒楼事故原因：堆土过高

infzm — Fri, 3 Jul 2009 11:31:13 +0400

据中新社报道，7月3日上午11点15分，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倒楼事件调查结果。

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房屋倾倒的主要原因是紧贴7号楼北侧在短期内堆土过高，最高处达10米左右。与此同时，紧临大楼南侧的地下车库基坑正在开挖，开挖深度达4.6米。大楼两侧的压力差使土体产生水平位移，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导致房屋倾倒。

查结果称，原勘测报告经现场补充勘测和复核，符合规范要求；原结构设计经复核符合规范要求。大楼所用PHC管柱经检测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调查结论未完成

6月27日5时30分左右，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的13层楼房倒塌，一名工人逃生不及被压死。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原因调查。

“莲花河畔景苑”的监理方——上海光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莲花河畔景苑”在2007年曾获上海建设部门颁发的“文明工地”称号，随后又通过了上海市安监部门的质量检测而获得预售资格，这说明在工程质量方面有一定的保证。“

工商资料显示，“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梅都房产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1200万元，当时上海莘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莘闵房地产）和闵行区梅龙镇人民政府征地事务所（下称征地所）分别持有20%和80%的股份。征地所相关负责人阙敬德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任公司董事长和经理。另有张志琴被征地所委派为公司董事。

2001年，梅都房产第二次改制之后，彻底变为私营企业，共有股东24人，股东来自征地所、梅龙镇土地管理所、迅豪置业以及莲花河畔建筑商上海众欣建筑有限公司等单位。其中，张志琴为第一大股东，持有64.375%的股份，阙敬德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5%。

有媒体发现，梅都房产的股东与政府工作人员同名。7月1日，闵行区新闻办表示，已确认梅都公司第二大股东阙敬德是梅陇镇镇长助理，但并非公务员。

在7月3日的发布会上，事故调查组称，所涉及的相关责任人员将被“严格追究责任”。

此外，虽然调查组已界定了“直接技术原因”，并否认了勘察、设计和PHC管桩质量有问题，但事故原因调查结论仍未完成。

上海市建交委主任黄融表示，事故调查组正在对前阶段搜集的证据、材料、笔录进行分析论证，以尽快形成调查结论，并及时公布。

黄融还表示，将继续组织专家组对房屋安全检测提出意见，并根据专家的意见，组织相关专业单位对其余在建的10幢楼房进行检测，结果出来后，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评估。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责成相关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如需对房屋进行加固，将责成相关单位抓紧实施，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标准。

全国在建住宅工程质量检查

上海倒楼事件也引起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重视，7月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房屋建设主管部门，对在建住宅工程质量进行检查。

涉及结构安全重大隐患的，要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消除前不得复工。

此次检查范围包括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等各类在建住宅工程。主要是检查工程实体质量情况，特别是工程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勘察、设计及施工质量。对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和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等有关单位及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都要进行检查。

吉林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涉黑被捕

infzm — Fri, 3 Jul 2009 09:30:57 +0400

据中国吉林网报道，近日，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赌博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等罪名，对该省通化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禹帆批准逮捕。

十宗罪

今年以来，全国打黑办、公安部、吉林省纪委相继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通化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禹帆涉嫌利用职权、徇私枉法、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等违法犯罪问题，引起全国打黑办、公安部和吉林省纪委重视。

5月13日，吉林省纪委对王禹帆采取了谈话等相关措施。同时公安机关展开立案调查，6月8日，犯罪嫌疑人王禹帆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经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王禹帆自1998年在担任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以来，依仗权势，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网罗二十余名社会闲散人员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团伙。王禹帆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亲自组织、指挥其团伙成员，在通化市及周边地区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不择手段，采取强取豪夺、寻衅滋事、强占矿产、强迫交易等一系列恶劣行为，以非法手段敛取了巨额财富。

目前，该涉黑犯罪团伙头目王禹帆、许淼、刘健辉及骨干成员于桂兰、范潇、邓建国、于昌海、姜作兵、马文成、刘中英、张秀文、刘英明、李建军、王新宾、马晨光共15人在辽源市看守所，被辽源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罪，寻衅滋事罪，伪造公文罪，贩卖毒品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赌博罪，徇私枉法罪，行贿罪10项罪名批准逮捕，正在接受办案组的进一步调查。

他保一方平安？

“1999年初，时任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禹帆授命兼任东昌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8年来，王禹帆局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尽职尽责保一方平安的诺言，使东昌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刑事案件明显下降，保证了辖区的政治稳定和治安安定。”

“2001年5月29日，新站街中胜委8组发生一起特大持枪入室抢劫案件，被害人包天仁在家中被两名男子抢劫现金100万元和3部手机。此案被确定为全省公案。侦查中，王禹帆与民警一起摸爬滚打，连续奋战3个月，成功破获了建国以来通化市发生的首例特大持枪入室抢劫案，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80万元。”

“2005年东昌区发生多起抢劫杀人案件。王禹帆亲自带领民警分析案情，串并案件，经过细致工作相继将犯罪嫌疑人徐炎、张金奎等４人抓获，一举破获系列抢劫杀人、抢劫强奸杀人案件７起及抢劫、抢夺、盗窃等案件24起。今年年初以来，又打掉恶势力团伙两个。”

这是2006年7月，北方法制报以《尽为民职责，保一方平安》为题，报道王禹帆的“光荣事迹”中的原文。

公开资料显示，王禹帆，男，1962年5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中共正式党员。

1979年12月应征入伍，1982年12月回地方，分配到公安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民警、省政法干部学院学员、经济侦查大队侦查员、副大队长、经济侦查支队队长等职务。1998年2月提升为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1999年初开始兼任东昌区公安分局局长。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公务员，1996年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至今，在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区分局的网页上，还挂着王禹帆的个人页面，上面写着，“王禹帆同志常说，我是人民的儿子，群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应该象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群众，这样才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警察的称号。”

北大、港大均表示不录取何川洋

infzm — Fri, 3 Jul 2009 07:32:04 +0400

因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民族成分作假，其所报考的北京大学已决定放弃录取他；香港大学也因为何川洋的英语水平未达录取标准，不予录取。

北大遵循教育部的规定

何川洋成为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后不久，就被发现为重庆市查处的更改民族成分的31名考生之一，被宣布取消20分加分，但随后重庆市教委等相关部门表示，按照重庆市2009年高考招生少数民族加分问题调查情况的通知，由于何川洋造假一事在考生加分资格公示期间已被查处，其行为尚未构成加分事实，因此取消其享受少数民族高考考生加分资格，并不意味其录取资格被取消。

此后，关于何川洋的录取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

据重庆晚报报道，7月2日，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介绍，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录取工作启动，教育部规定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考生和违规录取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其录取资格，已入校的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对违反招生规定的高校予以下一年度限制招生、暂停招生等“红黄牌”处理，并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刘明利表示，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北大作出了放弃录取何川洋的决定。

7月2日，港大中国事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香港大学也正式决定不予录取何川洋。港大拒录主因是何川洋英语水平未达录取标准，而并非其民族身份造假。

另外29人都是谁？

6月初，媒体曝出“重庆市巴蜀中学部分高考考生的少数民族成份造假”，随后成立的重庆市联合调查组表示，将对市直属7所重点中学具有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238名学生进行全面调查。

6月22日，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该市有31名考生为获得高考加分，更改民族成份，将户籍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不过，这31名学生的身份、学生家长是否任职于政府部门，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更改的民族成份，当时调查组并未透露。

这31名考生，目前被曝光的只有重庆石柱县副县长汤平之女，和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而另外造假的29人，身份依旧是谜。

31名造假考生究竟是哪些人？重庆市招办一位负责人至今仍表示，市招办将不公布这31名考生的名单。他说：“不对外公布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研究决定的。”

牵涉何川洋民族成分造假的巫山县三名官员已被免职或停职。然而，许多参与造假的官员仍然未被追究。新华社一篇题为《有什么理由不公布高考造假者名单》的评论称，不对外公布造假者名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揣测：没有被揭穿的造假考生，与汤平之女和何川洋相比，有没有更深的背景？其父母有没有更大的权力？这里面是否隐藏了更多的腐败现象和幕后交易？教育系统官员的子女是否也身在其中……

辽宁区长每月车补6300元得到纪委许可

infzm — Fri, 3 Jul 2009 07:32:04 +0400

继“杭州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后，近日，一则曝光辽阳市宏伟区车改后“书记、区长每年车补7.6万元”的消息再次点燃了网友对车补的质疑。一条名为《史上最牛的车改方案》的图文帖热传7月2日各大论坛，帖中辽阳市宏伟区车改的具体内容。对于这个网传的文件，宏伟区政府办公室证实，文件是真的，而且已经执行半年多了。

最牛车补：区长每月6333元

《新快报》报道，帖子以文件截图的方式，上传了一份《宏伟区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内容，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后，宏伟区按照五个等级发放车补，其中级别最高的书记、区长，每年补贴7.6万元，平均每月可领6333元，而且都是直接发现金。

帖子上传的图片是一份“中共辽阳市宏伟区委文件(辽宏委发‘2008’22号)”的正式文件，内容是“印发《宏伟区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上盖有醒目的“中国共产党辽阳市宏伟区委员会”和“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首页落款显示，文件的发放日期是“2008年12月8 日”。

文件显示，公务员用车改革的形式是取消公车，实行公务交通费包干，从改革实施之日起，享受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公务交通费补贴。具体标准：县级干部中，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7.6万元/年；区人大主任、区政协主席及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6.2万元/年；此级干部最少车补也有3.3万元/年。正科级干部分三类，车补每年从2.47万元到1.43万元不等。副科级分两类，每年车补为0.95万元和0.76万元。此外，非领导职务的主任科员每年2000 元，副主任科员每年1000元，普通科员每年也有车补5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车补都是免税的。

文件中称，若此方案得以实施，当年直接节约车辆费用177.92万元，综合经济效益可达286.92万元。

经查证，早在今年4月14日，网友“李白”就在“廉政维权网”上投诉“宏伟区政府车改腐败”。“李白”在投诉中指出，今年开始实施的宏伟区车辆改革，“算算它们每天多少车补费，把工作用车变成他们合理化收入了，就是车改背后的腐败”。

此帖引发网友一片惊呼，网友们戏称这是“史上最成功最值得推广的车改方案”。网友“风雪行者”直接怒斥：“这哪是车改，摆明就是分钱嘛！”网友shanfengdh 质疑：“什么都按级别来，真是特色，官越大，用车就越多吗？”网友还指出，一般单位真正出去办事的都是工作人员，领导哪里用天天跑长途，开会也有公务安排，根本没有必要领这么多钱。

每年为财政节约200多万

接到媒体电话采访后，宏伟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肯定地表示：“文件是真的，事情也是真的，都已经在实施了。”

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文件是去年12月开始执行在，“这个事情是真的，文件也是真的，事情也做了。现在都7月啦，已经执行半年多了。”

当被问及文件中的车补依据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解释不清楚”，并说：“你们也不要太较真。”

关于车补的标准，宏伟区政府办另一位工作人员柳先生透露他们是比照市里其他区的标准制定的。他直言，市里的其他区车补也是差不多这个水平的，他们并不是第一个。

柳先生解释说，宏伟的车改方案，是借鉴了辽阳其他区，特别是弓长岭区的成功经验，经过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的，还成立由纪检委牵头的车改领导小组。宏伟区的车改经验，得到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在辽阳的反腐倡廉大会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柳先生说：“从表面上看，可能每个月的车补是高了，但从整体上看，政府在财政上是节约了，同比往年，财政还可以省下200多万。”

据了解，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于2008年4月开始实施，曾被广为报道作为学习榜样。根据《人民日报》和《辽宁日报》的报道，该区的车补标准中，“科级分四档，分别是2.6万元，2万元，1.5万元，1万元”。弓长岭区启动车改7个月后，车改单位上交公车105台，上交率97%；直接经济效益达335万元，测算5年综合效益可达2500万元，平均年节支500万元，平均年节支率43%。

成都公交燃烧系蓄意纵火疑犯当场死亡

infzm — Fri, 3 Jul 2009 05:32:00 +0400

据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成都“６·５”公交车燃烧案已告破。警方查明，此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

6月5日8时许，成都市公交集团北星分公司一辆9路公交车（天回镇至火车北站），在三环路川陕立交桥下桥处发生燃烧事故，造成乘客中27人死亡、74人受伤。

事故车于2005年2月投入使用，目前运行26.8万公里，该车的报废标准是使用10年或行驶50万公里。

新华网报道，成都警方现已认定该事件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烧死在车内后部的张云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介绍，今年６２岁的张云良是江苏省苏州市人，案发前暂住成都市。他在江苏原籍嗜赌，长期不务正业。２００６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２００９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６月４日，其与女儿通话中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６月９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经调查，６月５日７时４０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９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有乘客证实当车辆由北朝南向城内方向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张云良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并点燃引起车辆燃烧。

据现场勘查显示，在张云良所坐位置的地板上有汽油向车头方向扩散型流淌痕迹，该区域燃烧程度最为严重，专家组认定为点火区域。通过现场勘验确认，车辆起火的中心区域只有张云良的尸体，在其尸体旁提取到一枚打火机防风罩。尸体倒地的姿势和朝向表明，着火后张没有主动逃生意愿。

目前，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事件后续处理工作。

青年“瓜瓜”说——薄瓜瓜北京大学做客记

infzm — Thu, 2 Jul 2009 11:31:20 +0400

在罕见地接受几家国内媒体的公开采访后，不到22岁的薄瓜瓜决定和“同龄人关起门来说说悄悄话”。

他将平生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地选择在了北大，这里是他父辈求学的地方，他将筹备事宜托付给了名为财经协会的学生社团，并且保持着一贯的谦虚语调，“他说他现在的成就还达不到演讲的程度，就是过来和同学聊聊天”，但活动组织者、北京大学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坚持说，“我们认为他是达到了”。

这是薄瓜瓜获得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头衔后的第二个月。这个由英国华人青年联合会颁发的奖项，尽管在英国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足够重视，但在遥远的中国，却成了媒体争相追逐的话题。

薄瓜瓜是英国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的学生。这样的身份本不足以引起关注，但他的名字后面总会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注脚：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而已逝的爷爷薄一波更是共和国的开国元老之一。

最终，2009年6月27日，北京大学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英杰交流中心门前早早挂起了横幅：热烈欢迎优秀学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

而作为这次“聊天”的场所，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亦声名显赫。仅今年以来，来这里做客的人就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台湾戏剧人赖声川、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藏传佛教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等。

不到22岁的青年薄瓜瓜可能是其中最年轻的演讲者。

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现场，薄瓜瓜说，在牛津，成龙来访问，也没这么好的环境。　图/网络博客“薄瓜瓜北大交流的相册”

【薄瓜瓜】
“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爱，但是同时我也得到很多的恨。”
“共产主义的精神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我完全是跟随着共产主义精神的。”
“毛主席说过，要有严肃的一面，也要有活泼的一面。”

“中南海保镖”？

“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6月27日下午5点，距离正式开场尚有两个小时，阳光大厅正门口已有四人矗立两列，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带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

保安工作是临时加强的，原计划是完全自由开放，由同学自己维持现场秩序。但前一日下午，李一白接到临时通知，入场者必须持学生证或者身份证，“最少要有一个身份，我们要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专业的“白衬衫”分布在阳光大厅的讲台前、座位通道两侧以及后方入口处等显要位置。

【北大学生】
“领导人的后代可以出现在公众场合，展现真实自我，这是进步。”
“对待富家子弟，不能以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
“好多地方都措辞不当，内容都是小学思想品德课上的，没什么新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周婷婷好奇地向周围打听演讲者的身份。当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时才恍然大悟。早到的同学纷纷猜测，“白衬衫”们是不是“中南海保镖”？

事后，一名接近活动组织者的北大同学向记者证实：“白衬衫”是财经协会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埋单，“打了折的”。

组织者的匠心还包括，为了确保“悄悄话”的效果，特意往每个座位上发送一张“活动须知”的小纸条。第一条即是“如有媒体、报刊等要采访或对此活动及相关内容进行报道，请与活动组织者联系，并经同意方可报道”的宣传纪律。

此前，财经协会主席李一白也一再对本报记者强调，“这次特别要求宣传要适当”。

于是筹备活动的始终，没有在校园内张贴一张海报。只在网络论坛上发了宣传帖，“优秀才子薄瓜瓜做客北京大学畅谈他的海外传奇经历，与各位北大同学及各界朋友交流分享他的求学感悟与成功心得：实力、汗水……如何打造成为你梦想的航船。”

七点整，薄瓜瓜在七八名“白衬衫”的保护下进入阳光大厅，全场掌声雷动。

“没有绝对的平等”

“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

薄瓜瓜身穿一件中式立领的白衬衫，袖子微卷。坐下后，黑色皮鞋之上露出一双色彩鲜艳的条纹袜子。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就像是一个阳光大男孩”，主持人王好事后回忆说。

在红色幕布覆盖的讲台上，主持人王好对薄瓜瓜的开场介绍不乏溢美之辞：一个有着对人生的热爱、对未来的激情，以及对国家、民族深沉的责任和感情的人，一个身后的身份、荣誉、背景、光荣等等都不再重要，真实、精彩，与我们有着同样梦想，与北大学子同心相连的人。

薄瓜瓜的第一句回应则是：“同学们、同志们，谢谢主持人把我说得这么好，所以希望不要让你们失望。”

财经协会周全地请来了薄瓜瓜在中国的母校——北京景山学校的师生。薄瓜瓜从小学到初一一直在景山读书，11岁时前往英国哈罗公学就读，2006年进入牛津大学。景山学校是他在国内唯一的母校。

此外清华、人大和北师大等高校的学生代表，以及留学生代表也被邀请旁听，但并没有学校领导或其他较为年长的嘉宾出席。阳光大厅内放眼望去，尽是年轻的面孔。

这的确算不上一次正式演讲，薄瓜瓜致辞之简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数十秒的问好、致谢之后，他径直坐回了主持人身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最初的话题设计相当轻松，主持人甚至问到了网上流传的“夜店照”。薄瓜瓜笑着说：“你要是现在给咱俩照张照片，灯光调暗一点，那感觉也是‘夜店照’。……毛主席说过，要有严肃的一面，也要有活泼的一面。但好像晚上的活泼就被理解成夜店的东西了……”会场一阵笑声。

家世再度成为现场无法回避的话题。一位同学问：“虽然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像你可以从小到外国去深造，还可以在父亲的帮助下去部队锻炼，这些都是普通人不敢想象的。”

“从理论上来讲，没有绝对平等”，薄瓜瓜回应说：“我要是生下来就缺胳膊断腿，那也是不一样的，人和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机会，而且运气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人的得和失最终是平等的，万事都是平衡的。表面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爱，但是同时我也得到很多的恨。”

他还主动回忆家史：“在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饱受风霜，我爷爷一生坐了22年牢，我的父亲当时才17岁，也坐牢5年，我的妈妈当时才八九岁，一出街头就要被人辱骂。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因为在文革时候就被打死了。所以好多人只看到优越，看到好的，没有看到磨难……”

开场不久，当薄瓜瓜在谈论“时尚”话题时，大门外传来喧闹声，薄瓜瓜停下话茬嘱咐：“让人家进来吧。”但此时台下两名身形魁梧的保安人员已循声而去，台上的青年戏噱着说：“两个壮汉过去了。”不一会，门外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篇网络博客以“薄瓜瓜做客北大，场内瓜瓜叫，场外叫呱呱”为题，记述了门外警卫与带小孩妇女的争执。文中称当时有人议论，“有什么了不起？小布什来也不至于这样啊！”

这一不谐之音让组织者李一白很烦恼，他会后特地对记者强调，“这篇博客很不客观”。

南方周末将在7月9日推出“中国梦特刊”

infzm — Thu, 2 Jul 2009 11:31:20 +0400

“一些敢做梦的个人，一个能做梦的国家，一个正圆梦的时代”

由南方周末、东方卫视、SMG艺术人文频道联合主办的“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已于6月27日在上海上视剧场成功举行。此电视晚会旨在向那些体现了中国新魅力、中国新气质的人致敬，以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

“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是一台传递价值观的晚会，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这些人兼具家国情怀、公民意识，通过卓绝的努力，获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是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中国人民中的佼佼者，在中国的“敢做梦”、“能做梦”、“正圆梦”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示范性。

此次在盛典现场被致敬的中国梦践行者有：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平，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电影导演冯小刚，电影演员章子怡，企业家王石，投资学者胡祖六，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由副校长马青平代表出席）和学生代表王亮；上台向中国梦践行者授致敬杯的是胡德平、易中天、刘吉、秦怡、王慧、杨兴锋、黎瑞刚、胡瑞连等各界知名人士。

这场电视晚会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由东方卫视主持人袁鸣担任串场主持；由倪萍宣读对中国梦践行者的致敬词，由白岩松担任中国梦践行者的访谈嘉宾和评论嘉宾；古琴演奏家龚一，歌唱家廖昌永，歌手朱哲琴、老狼，新疆民间木卡姆艺人等表演了精彩节目。

当天上午，南方周末还主办了中国梦主题论坛，围绕“从经济复兴到文明复兴”这一论题，论坛嘉宾江平、胡祖六、王石、曾鸣、陈丹青、易中天先后发表了精辟的观点。

有关论坛和晚会的精彩内容，南方周末将在7月9日以“中国梦特刊”奉献给广大读者；电视晚会则将在东方卫视7月10日21:15-22:30、SMG艺术人文频道7月11日19:00-20:30播出。

迈克尔·杰克逊北京之旅流产内幕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MJ是一名黑人，却把自己变成白人；
MJ是一名音乐家，却创造了蔚为壮观的视觉奇迹；
MJ是美国英雄，却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他出现在普通中国家庭的收音机、录像机、LD里，出现在穿梭乡土、城镇的大巴上。
他没在中国正式登台，却让中国第一次感知了身体解放。
他唤起了震撼，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西方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一个一个样子，就组成了全部的样子。
震撼和神话很快成了过去时。我们也早就过了对西方目瞪口呆的年代，也渐渐有了评价和消费各种“神”的能力。
1987年MJ造访广东，好奇地站在田间，就像我们对他代表的世界的好奇一样。
MJ死了，再也没有人穿吊脚裤跳那么帅的舞了。

迈克尔·杰克逊、米高·积逊、麦可·杰克森，“他们”都是同一个人——Michael Jackson，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给他起了三个不同的中文译名，在各自区域使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中文名不同，但他是这三地共同的“流行之王”（King of Pop）。

1993年初，三地忽然同时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机会——“流行之王”要来了。

即便是16年后，三地已经对各种国际巨星习以为常的今天，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显得遥不可及——他的演出费在16年后，还是会让各路演出商大跌眼镜：2009年曾有演出商辗转与杰克逊的经纪公司联系演唱会事宜，得到的报价是仅其个人出场费就达500万美金，还不算昂贵的制作费用，以8万人场地的可售票比例计算，场地票及看台票的价格也将达到每张5000元和1000元。

那么，16年前呢？

4万人的体育馆，你有吗？

16年前，杰克逊在《危险》专辑热卖后，开始筹划其全球“危险之旅”的亚洲行程，香港、台北名列其中，与此同时，北京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另一个杰克逊计划。

香港是第一个出局的城市，出局原因有几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经过反复谈判，就在一切都已妥当时，忽然遭遇场地的困扰，香港“危险之旅”演唱会的地点定在大球场，附近居民以“噪音扰民”为由提出抗议，事情闹到港府，最终演唱会被迫取消；另一种说法则很简单，杰克逊是个性格多变的人，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他临时改了主意不来了。

事实上，三个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场地。

1993年的北京、香港、台北难道没有一个场地能让这位巨星唱唱歌、跳跳舞吗？

遗憾的是，答案确实是：真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当年三地都没有足够容量的大型体育场馆，而杰克逊的天价演出费需要足够多的观众人数，否则会血本无归。当年杰克逊经纪公司提出的基数是每场4万观众，三地只有香港大球场确实可以容纳4万人，但在体育场开演唱会需要视情况减掉至少10%的座位。

16年后，在杰克逊去世前，内地一直有演出商在锲而不舍地洽谈他来开演唱会的可行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直到今天，内地大城市兴建了不少的新场馆，但依然难以找到合适杰克逊的场馆。

1993年，想出办法克服场地困难并最终搞成了杰克逊“危险之旅”的是台北，主办方负责人叫余光，神奇的是，当时台北连万人规模的场馆都没有。

如今，杰克逊猝然离去，台湾因此也就成了这位巨星举办过演唱会的惟一华人地区。

余光被台湾媒体称作“将欧美流行音乐带进台湾的第一人”。1960年代末开始，他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自办音乐杂志，向台湾乐迷介绍欧美流行音乐资讯。1982年起，陆续将众多欧美大牌歌手及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引入台湾。

1993年，台湾“解严”第七年，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发展，政府对文化事业相关的各类审查逐渐放宽，这为杰克逊成功赴台提供了必要的软环境。

但此时的余光必须得解决一个大麻烦就是场地。他没有香港居民的抗议，但也没有4万人的场地。

多年以来积累的引进欧美艺人演唱会的经验让他想到了台北市体育场，那里本来是一个田径场，只有光秃秃的水泥看台和田径场跑道。此前，余光曾在这里做过“实验”，在这个不大适合搞演唱会的场地举办了提纳·特纳、托托等艺人的演唱会，但其规模连杰克逊“危险之旅”的一半还不到。

从1993年1月达成意向开始，杰克逊经纪公司分别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几拨人一致投了反对票——这里太不适合开大型演唱会了。但这实际上是余光惟一选择，他以过去曾在同一场地成功举办演唱会的经验为例，最终说服了经纪公司。

猫王被认为是“摇滚之王”（King Of Rock），杰克逊的梦想是做“流行之王”（King of The Pop）。台北“危险之旅”筹备期间，杰克逊特别叮嘱，一定要在所有海报上印上“King of The Pop” 　图/余光音乐杂志

1987年，迈克尔·杰克逊在广东中山跟当地小朋友合影，到中国内地来开演唱会是杰克逊一个很大的心愿，但他到死也没能实现　图/CFP

1500万美元，给得起吗？

余光用了9个月来谈台北“危险之旅”，那是余光将欧美演唱会引入台湾的第 11年，他促成了许多欧美大牌艺人赴台演出，但余光还是很清楚，杰克逊的“危险之旅”不同于其他任何演唱会，这不仅是制作成本高昂，毕竟还是一场声、光、色都达到顶级的演唱会；经纪公司对杰克逊的行程提出了事无巨细的要求，很多都超出了余光的想象范围。

余光没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年台北“危险之旅”的具体投资，但1993年北京曾有机构洽谈杰克逊北京行，包含出场费、制作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总投资不少于 1500万美金——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余光而言，1993年的台北“危险之旅”有点像豪赌。如果没有经纪公司带来的两个赞助商，他是没办法玩这场危险游戏的。

按照与经纪公司签订的演出合约规定，台北“危险之旅”共演出两场，分别在1993年9月3日、4日举行。可就在距离演出没几天而且票已经售出的情况下，一个突发消息传来了——杰克逊在其他城市演出几近晕倒，公司决定将台北“危险之旅”的日期推迟。

这又是余光多年主办欧美巨星演唱会从未遇到的情况，几经周折，双方最终商定将演出时间改为9月4日和9月6日。尽管日期的变更并未影响票房，但余光认为，这客观上对艺人的形象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1993年9月3日，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缓缓降落，余光终于松了一口气。杰克逊握住了余光的手，向他表达了感谢。

当时是台湾“解严”第七年，“报禁”已经解除，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同时也伴随着“白色恐怖”时期裹挟而来的“阵痛”——旧有的新闻理念被打破，全新的格局正在建立。

正是在这样的变革期之中，“流行之王”来了。

当时的台湾媒体使用了一个十分台湾化的词汇“大阵仗”来形容当时的盛况——杰克逊去世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回忆当年的情景，用的依然是这个词。当时台湾所有媒体倾巢出动，报纸娱乐版的编辑被告知其他新闻可以压一压，整版的杰克逊点燃了台湾乐迷的激情，那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的媒体狂欢。以前国民党所属的报纸的记者也参与到等待杰克逊的队伍中，大家24小时守候，期待抢到独家头条。

MJ死了，再也没有人穿吊脚裤跳那么帅的舞了。　图/R J. Matson

台北演唱会后，迈克尔·杰克逊给余光寄来一幅自己的画像，全球一共 30幅，每幅都有编号，给余光的这幅编号24　图/余光

不能让美国人欺负中国人

迈克尔·杰克逊台北“危险之旅”一行150余人，下榻当年台北最豪华的晶华酒店，杰克逊本人则住在总统套房内，客厅摆放了许多彩色气球。此外，酒店还特地为他准备了许多迪士尼卡通电影录影带。杰克逊一行在台北前后停留了五天，绝大多数时候他在酒店里躲避媒体的追逐。杰克逊没有进行走台，而是由工作人员替代他进行音效调试等准备工作。

当时台湾还没有《苹果日报》。

杰克逊惟一一次的外出是在9月4日下午，正是这次外出，引发了一场上升到“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

在杰克逊一行入住的晶华酒店旁，有一个美国“玩具反斗城”商店，杰克逊想到那里购物，随行人员事先与商店谈妥全面清空那里的顾客。躲在丽晶酒店外的各路记者闻风而动，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一位台湾记者在杰克逊的两名保镖拉下铁门前的一刹那钻了进去，立刻被杰克逊的两名保镖抓住，给了两拳，然后轰了出来。“这一下子可就炸了锅了！”余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6年后，媒体与明星之间的类似肢体冲突已经不时见诸媒体，但16年前，此类事件在“解严”进入第七年的台湾，成了一个巨大的导火索，短时间迅速升级成为一个带有抗议色彩的大事件。

台湾媒体联合起来提出抗议，他们通过行业协会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杰克逊的保镖就此事道歉，并对余光说，如果保镖不道歉，他们将会敦促政府出动警察取缔这次演出。

余光立即与经纪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转达了台湾媒体所提的要求。“当时，会议室的气氛十分紧张。”余光回忆说。

杰克逊经纪人的态度却十分强硬——绝不道歉，如媒体坚持要求道歉，则打道回府。杰克逊的经纪人表示，这位记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杰克逊隐私的侵犯，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是如此处理这类事件的，从来没有为此道过歉，这是国际惯例。

余光只好折回，希望媒体能让一步。媒体的反应更加激烈了，不道歉，就别想演，并扬言一定要让这次演出流产。有媒体还将此事上升到人格与国格的高度：“不能让美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

调停无效，余光只好返回杰克逊那里寻找突破口。

他绕开经纪人，直接找到了杰克逊的保镖总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对总管说：“两名保镖中比较柔和的一位出面，我来做中间人，把媒体召集在一起，你们的保镖不用直接说道歉，所有调和的话由我来说，只需要和记者握一下手，做个姿态，这样子可以了吧？”

这个折中方案得到了杰克逊保镖总管和台湾媒体共同认可，一个小型记者会之后，台北“危险之旅”的最大危险解除了。

当晚，焰火在台北市体育场升起来了，随着一声巨响，迈克尔·杰克逊冲上舞台，全场沸腾了，余光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请问我可以见自己的儿子吗？

尽管伴随各种“危机”，但回想起来，余光对杰克逊的评价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演唱会期间，余光与杰克逊有过三次面对面交谈。第一次见面时，余光就注意到他的鼻子很像卡通人物彼得·潘。“简直一模一样。”

彼得·潘是苏格兰作家杰·姆·巴里笔下一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带领着一群孤儿在“梦幻岛”（Neverland）完成了一次次冒险经历。而杰克逊把自己的庄园命名为“梦幻岛”，他还曾说过，自己就是彼得·潘。“他本人很亲和，说话的声音很微弱、细小，还有些害羞，像个小男孩。”在余光看来，杰克逊是一个简单、童心未泯的人，台北之行，他特别提出希望可以见当地的一些孩子，余光找来了台北的一些小孩，走进了杰克逊的房间。面对小孩时，杰克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喜乐”。

在余光眼中，杰克逊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就是孤独。当年跟去台北的还有杰克逊的父亲和哥哥。余光曾经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天晚上，杰克逊的父亲过来跟余光打招呼，说想去看儿子，余光陪着他父亲和哥哥在另外一个房间等候，直到里面的保安通报说父亲可以进去，才可以进去。“可见他的保镖保护他到什么程度。”

余光相信那些繁琐的要求并不是杰克逊自己的要求，而是经纪公司主宰的。他还特意澄清了当时盛行于中文媒体的“矿泉水洗澡”传闻。当年，台湾媒体有关杰克逊的负面新闻非常多，其中一项是报道他在台北期间用某品牌的矿泉水洗澡。“这是完全没有的事。”余光说，其实是这个矿泉水品牌设法把他们的产品送到了杰克逊的浴室，“那个传闻其实是品牌公关的包装。”

不符合内地习俗

余光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促成杰克逊的北京之旅。

早在1993年台北之行期间，杰克逊就当面向余光提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大陆演出，并委托余光代为联络。从那以后，余光一直试图通过朋友辗转进行与大陆接洽。

事实上，1993年，大陆方面曾有公司与杰克逊经纪公司密切接触，甚至经纪公司派人到中国进行前期勘查，当时，业内曾经一度传出“杰克逊终于要来了”的消息：杰克逊提出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演出，几经磋商，最后确定在工人体育场。

业内人士回忆说，当时大陆有关主管部门也非常配合，甚至答应了经纪公司一些不可思议的条件。6月29日，当年参与策划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媒体撰文指出，其中一项是为杰克逊的私人飞机特别开辟一条“迈克尔·杰克逊北京航线”。

演唱会原定日期是1993年9月22日，也就是那一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前夜。

几近成行的杰克逊北京之旅最终流产，其中原因众说纷纭，协助杰克逊跟大陆接触的余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听到的一个版本是：当年他曾经将杰克逊的有关视频资料汇总寄给大陆有关方面，得到的回复是，其中杰克逊跳舞时，习惯性用右手捂住私处的动作，被认为“不符合大陆习俗”。

杰克逊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很想去北京演出。

1996年，杰克逊第二次到台湾演出，把余光约到酒店，再次提出希望代为联络到大陆演出的事，并跟他签了一份中国大陆演出无限期优先代理合约。

直到杰克逊伦敦演唱会的消息传出后，余光还在进行着努力，他对有此意向的大陆主办方建议，不必那么急，依照他的经验，伦敦演唱会结束后，看一看反响再谈，时间上也是来得及的。

没想到，杰克逊的猝然死去，让他的北京之行成了永远的遗憾。

楼市股市涨了，物价呢？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编者按：当世界笑称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也曾骄傲地宣布：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很健康。

不过短短几个月后，随着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上半年已经放出了史无前例的约7万亿的贷款，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未来的健康越来越担忧。

惠誉国际评级公司更是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在这如洪水泛滥的货币潮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佳宁发现，有大约一半的资金进入了股市和楼市，中国已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苗头。

这种苗头是否会继续扩大为通货膨胀？抑或在产能和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几乎注定是不可能的猜想？

再或许，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说，我们惟一需要恐慌的就是通货膨胀恐慌本身？

每一轮通货膨胀都是一次财富的重新洗牌：那些持有货币财富的人遭到了损失，而持有资产和实物财富的人则没有损失；货币发行方——政府——成为通吃的赢家。不过，这是以声誉的损失为代价的。而当人们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如何保值而不是生产时，整个社会就为通货膨胀付出了高额的成本。

人民银行法稳定物价十多年

1995年的人民银行法让央行真正独立了起来。从此，由政府部门逼着商业银行放贷款、央行发钞票这样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

在当今世界，如果想一夜之间成就亿万身家，最简单方式也许是去一趟非洲的津巴布韦。今年1月份，在这个失业率高达80%，人均寿命仅为39岁的国家里，发行了面值为100万亿的货币（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单位，全球的GDP也不过50万亿美元上下）。当然了，您别指望拿到了这100万亿津巴布韦币能干点什么，事实上，您最好立刻把它换成东西。今年2月初，这100万亿大约折合3.5元人民币，现在则一分钱都不值了。

2008年，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为惊人的百分之一亿；今年，据说这个纪录已经突破了百分之十亿。平均下来，大约每3秒钟，货币就要贬值一倍。在津巴布韦，人们买东西应该不会讨价还价，因为依照这个速度，你向售货员发出购买的要求，等到售货员把东西拿出来时，价格至少都应该翻一番了。

津巴布韦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高过15%，对经济都将是灾难性的，而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2008年，全球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5%，其中包括越南（24.5%）、蒙古（28%）、委内瑞拉（31%）和埃塞俄比亚（41%）。

每一轮通货膨胀都是一次财富的重新洗牌：那些持有货币财富的人遭到了损失，而持有资产和实物财富的人则没有损失；货币发行方——政府——成为通吃的赢家。不过，这是以声誉的损失为代价的。而当整个人们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如何保值而不是生产时，整个社会就为通货膨胀付出了高额的成本。

衡量通货膨胀有个很管用的指标，就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的CPI大约上涨了4倍（设1978年指数为100，则2007年为493.6），年化下来，平均涨幅大约为5.6%，其中有三年增速超过15%，分别是1988年（18.8%）、1994年（24.1%）和1995年（17.1%）。

1995年之后，中国的CPI涨幅基本上在2%至4%之间，其中有三年，物价甚至处于下跌状态（分别为1998年、1999年、2002年）。从1997年至2007年，整整十年时间，中国的CPI整体只上涨了11.8%，年化下来，平均每年上涨不到1.12%。

1995年发生了什么，让中国保持了十多年的物价稳定？那一年的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995年之前的几次物价大幅上涨，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粗略地说，都是各级政府部门给银行下指令，大量贷款，央行不得不过量发行钞票，最后导致通货膨胀。

人民银行法让央行真正独立了起来，并把货币币值的稳定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标之一。这样，由政府部门逼着商业银行放贷款、央行发钞票，这样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

卷土重来？

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的外汇制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央行要真正实现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币值稳定”，很可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又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依照统计年报的数据，2007年，CPI上涨了4.8%；2008年，则为5.9%（其中前三季度涨幅为7%，其所以全年比前三季度明显地低，主要应该归因于去年9月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4.8%、5.9%这样的数字虽则远比1995年前的几次物价大幅度上涨来得小，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物价的压力：小到猪肉、蔬菜，大到房价、学费和医疗费，在经历了十多年超级稳定的物价之后，伴随着物价的上涨，人们的财富似乎面临着一次重新洗牌，而财富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

为什么央行相对独立了，物价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这一回，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政府部门逼央行发钞票，而在于外汇制度。

依照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但凡外汇，不论是外贸结余还是外商直接投资，都可以换成人民币。也就是说，每进来一块钱的美元，人民银行都要以一定的价格（汇率）以人民币买进。本来，如果汇率是完全市场化的，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让中国的国际收支保持大致的平衡。

可是，基于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进出口价格波动等考虑，中国选择了相对固定的汇率，这最终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再加上中国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地之一，这让中国拥有了大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一块对应了大约15.5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4月的数据），而同期，人民币的总量（广义货币M2）为54万亿，外汇部分占了近三成。当然了，这15.5万亿元并没有完全放出来，其中有12.43万亿元人民币被央行以各种样式回笼，作为“储备货币”，最后放出来了大约3.71万亿元（这其中还有黄金储备以及“其他国外资产”的贡献，不过，外汇贡献了绝对的大头）。同期，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M0总量为3.4万亿；狭义货币M1（M0+企事单位活期存款)为17.8万亿。

2007年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1.1万亿，在短短的2年多一点时间，急速膨胀了近一倍，尽管央行做了很多工作，减少了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减轻了CPI上涨的幅度。但是，减少流动性并不能改变人民币供应远大于其对应的财富的事实。

粗略地说，人民币所对应的全部财富中，大约每3.5元里，就有1元钱是外国对中国的欠债（其中有近5毛钱的欠债是最近2年里形成的）。换言之，人民币对应的财富有近30%在海外，由于人民币只能在中国国内流通，于是，在中国国内，人民币的供应总量远大于其对应的财富，这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金融危机打断了通货膨胀的进程，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的外汇制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央行要真正实现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币值稳定”，很可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虽然人民币跟美元脱钩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更多地跟美元上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上月人民币随着美元贬值而对非美元货币贬值）。而由于美国超级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美元未来的贬值将不可避免，这为维持“货币币值稳定”增添了额外的难度。

民企抄底皮尔·卡丹，谁买谁烧钱？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对于中国民企收购皮尔·卡丹在华授权后的战略，两种声音平分秋色。一种声音即重新瞄准奢侈品市场。另一种声音是仍按照目前“规模制胜”的模式，重点盯住中国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市场潜力

一位法国老头儿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决定将旗下产业全部出售。

这是位不同寻常的老头，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2009年7月2日，他迎来自己87岁生日。

皮尔·卡丹极富“中国缘”。1979年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时装表演和模特走秀，给彼时“不动声色”的中国人带来了一股冲击波——以其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连同金发女模特的三角裤，不约而同刻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中；30年间，他来中国的次数超过30次。

亦不例外地，吃完87岁的生日蛋糕，他将从中国为起点拉开出售旗下业务的序幕——将“皮尔·卡丹”32种产品的品牌经营权出售给两家民营企业——广州健升公司和广州卡丹路公司，价格约为2亿欧元（约20亿人民币）。

“年龄不饶人。”皮尔·卡丹说。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我们会尽快签署合同，尽快。”

民企抄底皮尔·卡丹　图/CFP

争议四起

皮尔·卡丹“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为一地鸡毛；在华品牌经营权的潜在收购者刘健学与孙小飞浮出水面。

正如通用汽车将旗下的“悍马”售与中国民企腾中重工所引起的波澜一样，皮尔·卡丹高价甩卖32种产品的品牌经营权给两家中国民企，同样引发了坊间热议。

质疑者说，“皮尔·卡丹”早已是“没落的贵族”，没必要花这笔冤枉钱。

质疑者的论据是，“皮尔·卡丹”在全球的“海量授权”——如今在全球140个国家授权了900多个各种类型产品的许可（每天有超过20万人在全球600家工厂为皮尔·卡丹工作）——大大损伤了其品牌价值，“高雅平民化”的愿望成为一地鸡毛，“山寨版”反而风生水起。

支持者则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抄底”海外企业，未尝不可。最近几月，“抄底大哥”队伍中的国企身影有中国铝业、华菱钢铁、中石化等，而民企军团中则有吉利汽车、苏宁电器、腾中重工等。

有趣的是，自从6月26日“皮尔·卡丹”出售品牌在华经营权的消息传出，两家将参与交易的民营企业甚为低调，甚至玩起“字谜游戏”。

广州健升公司于6月29日发布了一纸声明，称自己“不具备2亿欧元整体收购皮尔·卡丹在华商标所有权的经济实力”。

而几个小时之后，皮尔·卡丹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确与广州健升公司在进行实质性接触。这与广州健升的声明并没有冲突——目前“皮尔·卡丹”在中国有近20家代理商，单一代理商不可能完成这笔巨额交易。

广州卡丹路公司态度相对明朗，称公司负责人正在欧洲与皮尔·卡丹洽谈收购事宜。

两位扑朔迷离的幕后人物逐渐浮出水面——刘建学与孙小飞。

刘建学是广州本地人，如今的头衔为广州健升贸易公司董事长、香港嘉迪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路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并（曾）任广州荔湾区政协常委、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鞋业协会理事长等职。1993年，27岁的刘建学开始做“皮尔·卡丹”鞋类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至今。

如今与皮尔·卡丹对接的广州健升贸易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务，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即为刘建学。6年后，他又出资3000万元成立广州健升实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扩大至生产和加工（鞋业与皮具）、企业投资策划等，代理的品牌除皮尔·卡丹，还有名仕及自有品牌路宝等。

孙小飞是浙江温州人，亦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纽扣行业攒下第一桶金，于2000年转战广州，两年后将此前所代理的意大利服装与皮具品牌“卡丹路 ”购入囊中并出任董事长。他是广东商界中的“温州活跃分子”，社会职务有广州永嘉商会会长、广州温州商会副会长等。孙小飞爱交朋友，喜欢“抱团作战”，去年更是与同乡组建成立广东浙商投资集团。

显而易见，与民企腾中重工从未有过汽车行业运营经验而收购“悍马”有所不同的是，广州健升与卡丹路浸淫纺织行业多年，前者深获皮尔·卡丹的信任，后者更是有收购国际品牌的经历。

“儿子未必合适，我要亲自选定品牌的最佳继承人。”皮尔·卡丹正将自己两年前的这句话变为现实。不过，对成为其在中国的继承人而付出2亿欧元的代价的看法，一百个人眼中似乎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广告业的好日子回来了？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受地方政府形象广告和快速消费品广告增长带动，中国广告业出现了一个小阳春，但即便形势好转，中国广告业依然在经受产业升级的阵痛

意外反弹

出乎所有人预料，中国广告业的好日子又回来了。

今年以来，国内报纸、杂志、广播和户外媒体的广告销售额纷纷下滑，至今年3月跌入最低谷。整个一季度，国内广告销售额同比增长仅2%，这也是10年来的最低点。

然而，进入第二季度，广告市场反转，并在5月到达顶点，增幅高达10％。虽然通常四五月是传统广告旺季，但广告订单增长势头之猛，依然让业界大跌眼镜。

有意思的是，支撑市场急速转暖的并不是传统广告大户——地产和汽车广告。这五个月里，这两个行业的广告投放费用同比降幅都在10%以上。

“汽车公司年初纷纷削减广告投放，但没想到实际销售情况竟然好转，现在都觉得年初太保守了。”CTR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田涛说。

如今支撑中国广告业发展的新军是政府形象和快速消费品广告，其中，饮料行业是今年的投放黑马，前五个月的广告同比增幅高达50%。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政经类杂志——《中国经济周刊》的上半年的广告销售增长超过40%。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旅游和招商广告。在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启动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通过媒体宣传以往提议的项目，力争获得中央政府的审批和拨款。

体制内媒体获得的这种“福利”，在中央电视台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比如，河南焦作政府借7月份北京－焦作动车组的开通机会，在央视投放了关于焦作云台山的旅游形象广告。

而一些与经济形势无关的因素也促使企业加大广告投放，迈势媒体中国事业总监徐岚将这种现象形容为“陀螺效应”，即被动投放。

在经历去年毒奶粉事件后，蒙牛和伊利的广告投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如今，它们在江苏和浙江两个省的电视广告战打得难解难分。

“伊利和蒙牛是被媒体绑架了，不得不投。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不打广告，消费者就以为快死了。央视和百度等媒体，为了保持广告收入，也会用负面的消息来刺激企业，让你没法停止投放。”徐岚说。

一些企业还需要做广告投放来改善自己的负面形象，比如去年遭遇了水源门事件的康师傅。

而明年的广州亚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拉动了国内广告行业增长。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梁启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亚运赞助商，TCL的广告预算没法削减，只能增加。因为下半年必须启动亚运会的宣传投入。

广告主日益谨慎

尽管市场反弹，但广告主的进行广告投放时却越来越严谨。

福建旭通广告有限公司的主要客户是日系汽车制造销售公司。公司总经理坂忠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客户往往将中国市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确保在中国市场的广告预算。

不过，客户正变得越来越强调广告效果，注重以广告带动销售。

“聚焦投放是目前日系汽车厂商在华的主要策略，不单是对媒体慎重选择，还包含与销售部门紧密配合，设定重点投放区域。”坂忠文说。

华旗资讯副总裁张永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原因，扛着自主创新大旗的华旗，只能加大广告投放。但在决定投放平台时，更加倾向于有助于拉动终端销售的媒体。“软性的合作会越来越多，以前选名医院，现在是选择名医生。”徐岚认为，未来广告主将看重像上海文广集团主要集报纸、电视、杂志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媒体平台的投放价值。

天语手机副总经理肖朝君则将这种集中与选择解释成追求精准，即“从散打到点射”。

去年天语的广告投放近2亿元，今年将持平。但他还是砍掉了一些特征并不明显的媒体，例如指向不明的电视贴片广告和插播广告。而定位精准的《IT时代周刊》等媒体，会是一个投放的方向。

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庄淑芬向南方周末记者列出了广告主需求的五大变化。

首先是追求高性价比。其次是更加在意效果。第三是重新审视产品的组合是否合理。比如，国美实际上有国美、大中和永乐三个品牌。在投放上，它变成了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资源拉动某些品牌。第四是放弃多品牌的投放办法。例如，中国移动现在已经开始削减动感地带、全球通和神州行的宣传预算，主要建设3G移动品牌。宁可去试销，也不像过去那样盲目投放。最后是在客户营销策略上追求360度的宣传效果。

银行卡频发盗刷谁负责？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缺乏安全感的银行卡”专题

上个月，宁波有40个储户的银行卡被离奇盗取，有的被盗金额高达88万元，有的在异地被盗刷。银行卡用户一片惊惶。此类情况在全国各大城市频发，银行卡有没有致命缺陷？银行该担多大责任？目前国内有些法院判决银行担全责，有些法院则认为银行不用赔。司法争议莫衷一是，银行卡安全仍无以保障。

不曾出城、不曾刷卡消费，随身带着卡，卡里的钱却不翼而飞。5月8日到12日，宁波市连续发生银行卡怪案。

高达88万、低至数千元，宁波四十多个储户银行卡中的存款，在被人异地取款或刷卡消费后，全部瞬间蒸发。“我们初步怀疑是复制银行卡犯罪。”6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国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市长也专门做了批示。我们高度重视，正全力侦破。”

低廉的作案成本

“我是在5月17日想用钱时，才发现里面的钱少了。”损失了22400元的储户叶女士说，她所持有的只是普通的借记卡。

几天前，许多储户已接到银联中心的短信通知，提前知道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们匆匆赶到银行时，只剩下了手中“您的银行卡已成功完成交易”的短信——而大家存在宁波各银行的钱，早已被提取一空。

储户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出了什么差错。他们除了去ATM机上取过款，连网银都没用过。有一位张姓储户，几年来甚至从未用银行卡取过款。

在宁波市江东区公安分局江北派出所报了案后，储户们开始互通信息：“所有的银行加起来将近四十多个人，农行的最多，中信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都有。被盗的时间，则全集中在5月7日到10日间。”“被盗的时间、手法几乎相同。我们怀疑是同一个团伙干的。”储户们说。

“我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案子，以前从未遇到过。”6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国梁承认，侦破工作目前还无进展，“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虽然我们有推测怀疑，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江表示，究竟方法是什么，“我们没抓获过，只能参考其他城市的案例”。

在浙江省内，这样的案子并不罕见。2009年，台州临海市警方和杭州江干区警方都曾分别抓获过罪犯。“他们的犯罪手法其实很简单。”临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张敏介绍说，罪犯先是在门禁系统和柜员机上做手脚。“在入卡口安装读卡器，然后在密码区上方安装带摄像功能的MP4”。

公开的信息显示，读卡器长约18厘米，宽约8厘米，它被安装在ATM机插卡口上，颜色和插卡口类似，上端有白色胶水露在外面，迷惑性很强。“银行卡一进到入卡口，读卡器就会记录下银行卡信息，其后才是银行的ATM机阅读。”张敏说，由于读卡器的电池只能使用一个多小时，不法分子会掐准时间取回。他们得到卡号和密码后会通过电脑对信息进行处理，将事先准备好的空卡复制成银行卡。

不法分子作案成本的低廉，助长了此类犯罪的泛滥。

一台电脑、加上读卡器、用来摄像的MP4和写卡器，整套设备不过万元左右。“最近做的人多了，在瑞金就可以买到，价格只需要几千元。”张敏说，此类手法从港台传来后，最早出现于福建安溪，但最近几年查获的都是江西瑞金、余干籍人氏。

杭州江干区经侦大队主办此案的民警高峰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抓获的罪犯同样是江西余干籍，“都是老乡带老乡，已形成区域化的特点”。

高峰说，虽然罪犯都只有小学文化，但经过老乡“手把手地教，加之步骤比较简单，购买设备也很容易”，令此类犯罪近年来十分猖獗。

“他们在一个地方作完案，会跑到另一个城市继续。这个案子的许多嫌犯就是在宁波抓获的。”高峰说，由于流动性强，给侦破、取证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查案期间，他们曾先后去了广州、深圳等地方，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他表示，警方案发后做了大量的提醒工作，比如使用ATM机取款时注意用手遮挡输密码，注意有无异常装置；不要丢弃打印单据；吞卡时不要离开。

同时，他们也提出了改进自助银行设施的建议。案发后，接到反馈的杭州市公安局向银行系统立即发出警示，要求修改门禁系统，“整个杭州的银行门禁系统废弃了刷卡系统，改成按钮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的”。

“事实上，只要提高警惕，应该也能发现。在有些ATM机上安装MP4摄像头时，朝向密码区的银行监控会有短时间的黑屏。保安如果注意到，就能发现。”张敏说，“在台州黄岩区青年东路农行的营业点，银行内部就曾发现了安装情况，将之拆下。”

曾主办此类案件的民警高峰证实，在杭州，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过。“在杭州保俶路的一家银行，旁边的取款机上突然被贴了张不是银行出具的‘此机已坏’告示。保安发现了异常，随后在旁边的ATM机上发现了安装的设备。”

“案发后，我们也要求银行加强了防范措施。”张敏说，除了取消自助银行的门禁系统，他们还要求银行系统在所有取款机电脑显示屏中提示，“输入密码时注意遮挡，以防被复制”。

各地判决结果迥异

对于自己能否获赔，宁波的储户们信心并不充足。

除已损失了88万元的潘先生决定单独起诉外，其他人因为损失并不是特别巨大，目前都没有起诉。“我们主要考虑到举证的问题。银行掌握了所有的证据，我们取证非常困难，律师也说是有争议的安置，不是特别有把握。”复制银行卡诈骗案引发银行与储户间的民事责任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司法界争议之一。

举证责任的问题被法律人士指出。由于银行与用户的不对等关系，有人主张对银行与储户间的纠纷应特别对待，引入类似医疗事故纠纷中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

“储户只要能证明自己无过错，银行就应当赔偿。”

这样的判例在武汉业已出现。同样因犯罪嫌疑人通过复制卡系统、损失了25万元的胡女士，就曾因此一度被判获得赔偿。

胡女士一审时提出的观点是，没有证据证明她对存款被盗存在过错，而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有义务为存款人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应为她的损失承担责任，并支付其存款和利息。

2008年6月，一审法院的判决采纳了她的观点，法院判决，储户与银行之间构成合同关系，银行应继续履行储蓄合同，支付胡女士由此损失的存款。

在广州番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诉讼后，因被犯罪分子复制银行卡刷卡消费、银行提现后，盗取了近57万元的周先生，经过二审终审，银行被判负全责，赔偿了11万元（周此前被盗取的57万元已被追回51万元损失）。

同样的观点在个别银行似乎也被部分采纳。

高峰说，江干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破案后，因为已证明不是当事人的过错，有一家银行就曾主动向储户赔付了存款。

但江干区涉案其他银行的存款纠纷，迄今仍在处理中。而临海的案子，则在一审开庭后，迄今仍未宣判。

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储户们担心的另一种结局也在发生。

武汉胡女士的案子一审判决后，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就遭到了改判，武汉中院以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撤销原判，驳回了胡女士的请求。

所幸，经过申诉，今年3月，武汉中院签发了重审裁定。最新的消息是，此案6月30日重审，尚未作判决。

（文中未具全名系应当事人要求）

世界将以什么方式走出危机？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 估计这次危机会造成金融系统3万亿美元损失，现在核销的1.48万亿已经搞得世界鸡飞狗跳

■ 拉脱维亚发债1亿美金失败，给市场很大的信号，不能排除会有新的冲击

■ 美国居民储蓄占GDP比重将从-1.2%回升到9%，对世界来说将减少5000亿美元净需求

■ 这是一个结构变化，世界将再回不到从前

■ 还没有看到一个行业能够引导1万亿-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新能源的规模远远不够

■ 最大的困难就是下一步的政策还非常非常不明朗，可能是一个混合着通货膨胀与以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支出的方式

金融波动仍将延续

金融还在波动，而且这个波动会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看几组金融数字：

第一，估计这次危机会造成金融系统3万亿美元损失。现在已经核销的1.48万亿美元已经搞得世界鸡飞狗跳，可以想象，再核销一点会怎么样。

第二，今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至少承担4万亿美元的负债。有三个办法，提高税收，看来很难；发债，美国发债受到市场很大的阻力，同时全世界的政府迄今共持有美国国债1.86万亿美元，不可能要求他们翻番；最后一个办法是印钞，这是美国人的特权。因为有这4万亿美元负债的存在，未来美元贬值和通胀不可避免。

第三，曾经是世界第一大银行的花旗银行，曾经是2.2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现在已经减半，美国的银行在收紧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为什么到今天美国银行的贷款增长度仍然为零。银行不贷款，企业没有资金当然可能破产，造成经济衰退。

第四，经济开始弱复苏，估计美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可能恢复到零以上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是10%左右。所以复苏产生巨大困难，还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支持。但没人知道，宏观政策是继续扩张，是收缩还是停止。

这几条创造的宏观结果是，虽然直线下滑开始平稳，但是整个市场的波动还会延续。

金融业萎缩

危机过后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金融业在去杠杆中会调整结构和改变经营模式。

第一，金融业会大规模萎缩。2007年全世界1000家最大银行总资产74万亿美元，等于全世界GDP的1.3倍，全世界衍生产品的交易值590亿美元，是全世界GDP的12倍。这个泡沫破灭了，未来几年里全世界的银行业都会发生萎缩，银行的资产会下跌10%-15%，股市市值跌30%-40%，债券规模下跌10%，金融衍生产品规模下跌50%。在银行业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个银行的经营模式会更加谨慎，更加简单化。

这次危机也是对监管的挑战。现在受到巴塞尔协议监管，但巴塞尔是顺周期的，不能预测大的突发性的风险事件，而且巴塞尔协议的基础是整个市场行为是有效的，整个市场参与者的分布是正常的。现在可以证明市场不一定有效，不一定是分布正常的，巴塞尔协议怎么样有效监管？现在全球都在讲统一监管，这说易行难，下一步在监管上会产生很大的争议。

东欧货币危机

东欧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是典型的货币危机。波兰货币贬了46%，匈牙利货币贬了 13%，俄罗斯货币贬了35.4%。

资本大量撤逃，却没有贸易盈余来进行稳定。而东欧在过去十年里向全世界借了1.4万亿美元的负债，今年东欧面临的还债是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过去不可想象的数字。奥地利借给了东欧2460亿美元，相当于奥地利GDP的55%，只要有两家东欧的银行破产，奥地利就会破产。

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小但是很大的事情，拉脱维亚发债1亿美金失败，这给市场很大的信号，开始紧张，不能排除会有新的冲击。

货币体系震荡，汇率持续波动

全球货币体系会在震荡中重建。重建是一个长过程，震荡是一个短过程。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宣布了美元的危机。美元既是美国货币又是世界通货，这个体系不能再维持，美国靠发货币向全世界借钱维持消费这个模型不能支撑。

所有人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美元不能再成为世界惟一的货币，但是我们没有替代，因为美元今天仍然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64%，全球外汇交易的61%，最关键的是美元占全球贸易结算的68%，尽管美国的贸易只占全世界贸易的11%。这是美元真正的实力所在。

全球货币体系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期。在未来的中期之内我们很难建立一个新的替代型的全球货币体系，所以会有非常大的货币体系的波动，以及和美元相关和不相关的全球汇率体系的波动。

珠澳横琴岛：一国两制“新边界”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编者按：一国两制的边界，正在向内地有限推进，最新的界线，是澳门租用的珠海横琴岛、香港澳门合作开发的河套地区。

上世纪90年代初，澳门就建议主导横琴开发，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因为“一国两制的对接问题没有先例参考”。而在澳门回归10周年之际，横琴开发终于峰回路转，突破土地问题这个澳门经济发展的公认瓶颈，指日可待。

不过，如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如何平衡珠海与澳门、深圳与香港的利益，也依然存在争议。

远处是澳门林立的赌场，而珠海的横琴岛的废墟上，即将展现澳门“多元化的发展”。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珠海横琴，大陆最贴近澳门的岛屿。在其口岸南边堆满生蚝壳的石桥底下，李秀珍（音）正和3个工友打牌。他们背后，凌乱地散放着装蚝的竹筐、临时炉灶、锅碗瓢盆和湿衣服。

再远一点的地方，五六名工人在费力地拆卸废墟里的钢筋，砍下路边的景观灌木——前者可以卖钱，后者可以搭建生蚝排档新店铺的凉棚。总之，他们只有几天时间清走一切“值钱”的东西。

打完牌，李秀珍们继续收生蚝、去壳、送货，他们想留守到最后一刻。李在横琴打工卖生蚝十年。十年前这儿已经开始叫“经济开发区”，十年间，河对岸的澳门赌场越建越多，越修越豪华，而河这边，十年来，除了盛产生蚝，始终没半点“开发”迹象。

直到今年4月份，李秀珍的生活与横琴一同发生了急遽变化。这片毗邻澳门的1.0926平方公里的土地，新名字叫澳门大学。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澳门在此建新校区，并适用澳门法律，实行隔离管理。

所以，从李秀珍看到通知到实际开始搬迁，只隔了两个月。而在2049年12月9日该片土地使用期满前，新澳门大学的围墙，将是眼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边界”。

为什么火速上马

陈学文和他所在的蚝庄也在等搬迁，土地征地方案与搬迁通知早在去年就出来了——长隆集团将要在此建一大型熊猫游乐园，但眼下，率先启动横琴开发的项目是两个月前才出拆迁通知的澳门大学。

尽管陈学文的新店址恰好位于澳大旁边，但隔离式管理不会给他带来明显的好处。根据方案，师生们回澳门，只须穿过连接校园的隧道，不用办理过关手续；但若要到横琴，必须得从莲花桥口岸出关，再绕回来。

如今，陈寄希望于脚下这块被征用的土地。熊猫游乐园所吸引的人流量将会让陈学文和横琴岛上另外三百多家生蚝排档受益。“毕竟这里以后还是大陆。”陈说。

熊猫游乐园是横琴首个敲定的经济开发项目，其时正值澳门威尼斯人赌场资金链断裂，后期工程停工，澳门人失业率上升，呼吁了四五年的“扭转一赌独大格局，发展多元化经济”又成为热点话题。

所以，参与开发横琴，对澳门而言，迫切且必须——29.2平方公里的澳门太小了，而8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又大又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澳门就建议将氹仔、路环与横琴、湾仔合作，由澳门主导开发，但直到回归，横琴开发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1998-2003年担任横琴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的张作胜回忆，广东省委研究室就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问题，在横琴岛上开过两次研讨会，还邀请了澳门人士参加。但“研讨结论很虚”，大家都说横琴只有加强与澳门的合作才能发展，但谁也没有指出怎么合作，“说了也没有用，最后还得中央拍板”。

张作胜在任期间，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曾在珠海市领导的陪同下来过横琴两次，双方均未表态，因为“对于一国两制的对接问题，很敏感，也没先例参考”。

尽管政策不明朗，主动登门的资本家还是陆续来了三十多个，最阔气的是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他们计划投资130亿美元，在横琴建国际度假村，但没有下文。

2002年，澳门大学也开始寻求扩张。“澳大实在是太小了。”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告诉本报记者，许多学生只能在宿舍做试验，各个系办公室，已塞不下多余的板凳。

据校董会主席谢志伟介绍，当时澳门大学考虑，要么填海造地，要么在原校址附近征地，“迁横琴是不敢想的”。

2004年，广东省提出将横琴岛创建为“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这意味着，横琴开发今后得听广东省的意见。

次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横琴，赞叹其“是一块宝地”，要求“先谋而后动，慎重开发”。至此，横琴开发进一步进入中央决策的层面。

为什么是澳门大学

横琴开发进入中央决策层面，澳门的优势，终于开始凸显。

回归近10年，澳门迅速扭转了回归前警员贪腐、街头枪战的混乱，治安好到深夜一辆电动自行车自燃都能上澳视晚间新闻头条，只有2006年底的欧文龙案才掀起些许波澜。

澳门也很为“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创造增光添彩。2007年，澳门反超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以36357美元的人均GDP居亚洲第一，人均GDP连续三年超过香港。“在澳门回国十周年之际，中央给澳门送这份大礼，并不出人意料，”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澳门大学前校长高级顾问杨允中说，“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就去做，不要封顶、淡化定性。”

去年伊始，澳门赌业渐陷困境，而建筑业、房地产、就业率像多米诺骨牌般遭受连坐打击，加之珠海抢滩横琴开发，澳门清楚，它的未来仍然离不开北京。

1月10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赴澳门考察访问。一位澳门当地官员坦陈，大家都期待中央的利好消息，“再拉澳门一把”。

访澳期间，习近平明确指示，要开发横琴岛，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同研究开发，开发要配合澳门的多元化发展。

不久，澳门大学校董会主席谢志伟就得知，中央已经同意在横琴发展规划中，预留土地给澳门大学。

澳大随即火线筹备迁居横琴的法定申请程序——赶制办学建议、规划方案，组织考察横琴，举办咨询会。今年4月的澳门立法会会议上，澳门大学一再重申，坚持办“澳门人的大学”。回忆这段“从不敢想到得到预留土地做规划”的戏剧性过程，谢志伟说，“当时既喜又惊”。

澳大联姻横琴，在澳门大学前校长高级顾问杨允中看来，不仅是中央送给澳门的生日礼物，还为了兑现“承诺”。

杨注意到，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而今年是该规划第四年，对澳门而言，获得土地，就终于获得了突破经济发展的公认瓶颈的重要机遇。

他们在争论什么

澳大横琴新校区“适用澳门法律”，是这份生日礼物的最大亮点。6月27日最终方案公布以前，根据澳大咨询会笔录，澳门大学一些老师提出了制度对接上的疑虑，网络、学术、言论，是否还能完全保持原貌？如果发生劳资纠纷，甚或刑事案件，是用澳门的法，还是内地的？

杨允中就提出，澳门不适用死刑，且一般刑事犯罪量刑在25年以下，而同样的犯罪在大陆可能会判无期。

就法律适用问题激烈讨论的，其实还包括广东学界。

4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特区立法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珠海横琴开发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广东省内十几所大学的法学教授和著名律师出席会议。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澳大横琴校区理应适用内地法律、属地管理。

“我们理解中央为支持澳门发展高等教育所采取的这项措施，但是，放到珠海的角度来看，澳门提出的这种方式不是互利双赢。珠海人可能并不高兴。”该所所长于风政教授说。

研讨会后，于风政与学者们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主张由全国人大授权在珠海设立“高等教育改革特别试验区”，用特区法律保证各高校包括澳大完全自治、独立，保持澳门大学的特色。而现在这种模式，只能是一个特例，是中央政府和广东、珠海人民对澳门的特别支持，不能成为珠澳合作引为先例的一种模式。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要珠海付出太多来支持澳门，而澳门对珠海没有对等的付出，不利于珠澳合作。

于风政注意到，6月27日全国人大的决议一公布，澳门方面一片欢呼，珠海方面则鸦雀无声。香港有人提出香港的大学可以依澳大模式，租地办在深圳，无须与深圳合作。澳门有人提出，横琴岛上五平方公里的澳粤合作开发区，可以整体上依澳大横琴校区模式办理。更有人提出，不妨把整个横琴都由澳门租过来。

“香港、澳门都以土地资源有限为理由，租赁内地的土地办学或办其他事业，甚至商业开发，都实行港澳法律、隔离管理，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合作双赢的平衡何在？”于说。

而杨允中则认为，这一观点多虑了。

“就算再拨10平方公里，澳门能弄出什么乱子来？”杨主张这一新模式应该推广，澳门还要继续争取把高科技、文化创意产业迁移至横琴，加速经济多元化发展。当然，完全有悖内地现行法律的赌场，是绝不能迁过去的，“这是底线”。

杨允中觉得，根据澳门政府主动提出的“先缓后急，先易后难”原则，一所大学是最好的对接项目，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不多也不棘手；此外，发展澳门本土大学，培养更多的高端人才，也契合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中长期需求。

澳大校长赵伟对学生容量一下升至1.5万人且完全按照澳门法律与澳门大学意志独立治校的新校园很期待，“希望20年以后澳门特首都是澳门大学的毕业生”。

此时，在横琴岛，做比说来得更实在。澳大横琴新校园，将在澳门回归十周年前动工。

卖生蚝的李秀珍，指了指数百米外的对岸，“以前，澳门在那儿，”接着她收回手臂，指指身前的土地，“三年后，澳门就要到这儿了”。

寻找“绿坝”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绿什么软件？不知道啊……”北京中关村海龙电子城的销售员张家泉一脸诧异，“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以下简称“绿坝”软件），他并没有听说。

这是7月1日的中关村，中国IT产品的核心地带。张所在的店铺是一个大代理商，几乎一线品牌电脑都有代理。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在5月19日的通知中说：2009年7月1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而就在此规定时间的前一天，6月30日的夜里，工信部宣布可以推迟预装“绿坝”。

“就是那款过滤黄色网站的软件吧。”张家泉终于想起了，不久前自己手机报上收到过这样的消息。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中关村e世界”电脑商厦内，一位李姓销售商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满脸布满了问号，“绿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是买电脑，我可以给你装个双防火墙，比这个什么过滤软件好多了。”

事实上，7月1日的海龙电子城，在记者一上午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绿坝”的身影。

6月30日晚上9时许，新华网发布了工信部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里面提到，“一些企业提出工作量大、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推迟预装。”

这种相关部委在公众下班后的夜晚发布重要决定的举动，此前已经有多次，此前的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就是在晚上10点左右发布，而最著名的例子是前年的5月30日，财政部在半夜宣布上调股票印花税。

是否是因为工信部可以推迟预装的政策使得很多厂商不再安装“绿坝”了？在此前的6月30日，本报记者也曾在中关村的海龙电子城和科贸大厦等知名的电脑城走访，发现大多销售商都不知道第二天电脑要安装“绿坝”软件一事。而此时，工信部关于可以“推迟预装”的答记者问还未出现。

在海龙大厦，负责销售联想电脑的店员在6月30日断定当时整个市场的电脑上都没有这一软件，“在国内市场上，任何国家统一要求预装的软件只可能是最先出现在联想和IBM的电脑上。”该店员说。

本报记者随后到IBM电脑销售商处咨询，他们在一楼柜台的店员对“绿坝”软件一无所知。该店员随后带记者到他们在海龙大厦位于11楼的专柜。最终，专柜技术人员说现在还没有装这个软件，“七一”之后进的货有没有他也不清楚。

事实上，在7月1日的采访中，很多电脑经销商也根本不知道工信部前一天晚上声明推迟了“绿坝”软件的预装，很多专卖店连工信部之前下发的通知都不知道。

7月1日，在海龙电子城，听完本报记者关于绿坝软件的解释后，大部分销售员给出的答案是，今后电脑可能会预装，不过那批货得至少等到7月中旬才会流入销售市场。

“今天早上刚进了一台三星的NC200，应该装了绿坝。”天正在线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销售员张野说。他前一天六点下班前，接受了从三星厂家下来的培训，他听培训人员提到了一句“绿坝”软件。

但是在反复搜寻后，张野却并没有在那台珍珠白色的12英寸笔记本系统里找到“绿坝”的踪迹。“好像有些学生问到过这个软件，不过现在销售的机器都没有预装。”张的同事说。

本报另一路记者整个上午也在另外的一家著名电脑城“中关村e世界”四处寻觅着“绿坝”，但所询问到的各大电脑品牌，如戴尔、惠普、三星、东芝、华硕、宏碁、苹果等，没有一个安装了此软件。

在戴尔专卖柜台，一位销售经理说，关于“绿坝”他有所了解，“但不可能规定今天安装就要今天安装。”他说，“如果有客户一定要，我们也可以给你装。”

不过这位销售经理目前显然还无法履行他的承诺，经过本报记者的一再追问，他承认说，现在没有“绿坝”软件的安装盘，他也没有接到通知说要给客户安装此软件。

在寻找“绿坝”的过程中，“苹果机”显得比较特殊。有资料显示，目前“绿坝－花季护航”只支持Windows系统，还无法支持苹果、Linux等其他操作系统。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苹果机销售商解释说，“客户可以在购买之后，选择安装‘双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在苹果MAC系统的基础上再选择安装一个‘Windows’系统，但是我们现在出售的电脑，不会选择主动安装‘绿坝’。”

本报记者在7月1日亦致电工信部办公厅新闻处，面对“延期安装是否有具体时间表”的提问，新闻处的官员说，一切以工信部6月30日晚发布的答记者问为准。不过在上述答记者问中，并未说明推迟预装可以到何时。

而作为“绿坝”软件开发者的“郑州金惠”和“北京大正”，在7月1日当天都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7月1日，和本报记者一样在寻找“绿坝”的，还有一位在宏碁专卖店里碰到的杨姓女士。杨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杨的孩子刚上高中，作为母亲，她觉得有个过滤软件听起来更让人放心，她知道工信部此前发出的通知，并在今天这个既定的日子来寻找安装了“绿坝”的电脑。

但杨对于寻找“绿坝”的结果很失望。“我转遍了整个电脑城，也没有发现一家安装了‘绿坝’的电脑，我都怀疑工信部的通知是不是真的。”杨说。本报记者提示工信部昨日刚发布了企业可以推迟安装“绿坝”的消息后，杨摇头离去。

户外广告牌，到底是谁的？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一场地方政府借行政权从广告市场获利的“户外广告新政”，正在不少国内城市蔓延。

某些地方政府把城市的全部户外广告强行收回，然后进行拍卖，多数地方政府规定从中抽取四成利润，有的城市抽成高达70％。

有城市的中小广告企业已因此消亡，有城市的中小广告企业正濒临破产，只剩政府背景的广告公司还在垄断或筹划垄断市场。

这一政府行为已引来广泛争议。其核心是物权法之争：附着在建筑物上的广告牌物权，到底是公有的，还是建筑物主人的私有物权？对此的判断，最终意味着这项政府行为是于法有据，还是与民争利……

近几个月来，成都一些繁华路段的街头，广告牌不再是各种炫目的商业广告，而变成了统一的巨幅公益广告：一起创造，共同分享。

“这其实是政府强行收归户外广告牌的结果。”一位成都广告商解释。他称，近几个月来，政府强行拆除和收归户外广告牌。在没有重新拍卖之前，就用公益广告覆盖之。

不少成都的户外广告公司负责人声称，由于“政府之手”如此深度介入市场竞争，甚至“与民争利”，成都多数没有政府背景的户外广告公司将濒临破产，而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可能借此垄断户外广告。

他们的担忧和成都市政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两个月前连续下发的两个文件相关（《关于规范治理中心城区户外广告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管理中心城区户外广告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宣布，对成都中心五城区及辖区高速路的户外广告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按照“非法的一律拆除，到期和新设的一律拍卖”的原则，在今年10月1日之前，将成都市区内所有户外广告（100余块广告牌）的三年经营权进行市场化公开拍卖。其拍卖收益的40％归政府所有。

此非成都首创。今年年初，类似举措已经先后在广州、成都、武汉、佛山、扬州、郑州等城市实施，所到之处，均引发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法理质疑——是“于法有据，还是与民争利”？

一块广告牌，政府就可坐收上千万元

在成都，针对户外广告的整治开始于5月6日。

受访的户外广告商王强（化名）称，他的公司名下的4块广告牌由于有合法手续，没有被拆除，但是被覆盖上了政府统一的公益广告，随后也将被强制公开拍卖。正在履行的合同被迫中断，王强称，此前的投入因此全部“打了水漂”，“我的直接损失，就在300万以上”。

其他多数非政府背景的成都户外广告公司遭际相似。据记者了解，成都最大的民营户外广告公司“大禹伟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三千多万，如果算上预期收益和可能支付的违约赔偿，损失甚至可能上亿。

针对这一“户外广告新政”，成都广告商也展开了联合维权行动。5月15日，成都市户外广告公司联合抵制了成都市政府举办的今年首场户外广告拍卖会，导致15块被拍广告牌仅有4块成交。

5月20日和25日，成都数十家广告公司又联合向四川省政府呼吁立即停止对户外广告的强拆行动，并召开听证会，“听取利益相关各方的诉求，以免造成成都广告行业的混乱和动荡”。

但成都的整治行动没有因此停止。5月31日晚，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盐市口，为了“保卫”大禹伟业公司的两块巨幅广告牌，成都数百名户外广告从业者与政府执法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身在现场的王强称，目睹广告牌被公益广告强行覆盖，自己和许多广告人都“难掩泪水”，感到“已经被政府抛弃”。现在，经过盐市口，依然能看到已被覆盖了公益广告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一起创造，共同分享。

类似的“户外广告新政”亦在今年初发生于广州。1月23日，广州市政府决定对所有户外广告停止审批，收回全部户外广告，进行公开拍卖，政府同样收取40％的拍卖收益。所不同的是，对于收取40％的理由，广州的解释是“空间视觉权”，而成都则称之为“空间资源占用补偿”。而在随后实施这项“户外新政”的扬州，政府抽成的比例达到了70％。

2月18日，号称是亚洲最大户外广告屏幕的广州正佳广场LED广告位被广州第一个拿上拍卖台，以5000万元广告价成交。广州市政府随即分得了2000万元收入。

对此，众多法律专家认为，广州市政府以“空间视觉权”为名对非公共广告载体进行拍卖收费“没有法律依据”，而广州市户外广告协会则认为政府“与民争利”。

在舆论一边倒的压力下，广州市城管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16日，广州市城管局召开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政策发布会，局长李廷贵澄清：“只要是曾经拿到工商许可证的合法广告，一不会被强制拍卖，二不会被强制拆除。”

而在成都，市政府委托成都市政协成立了户外广告调研组，并于6月22日与成都广告商代表举行了座谈。在听取意见后，政协负责人表示，除了调研报告，还将专门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一份建议提案。

有背景的公司，已在谋划垄断

成都的这次“户外广告新政”尽管在广告业界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一些大型广告公司认为该政策也有合理的部分。他们认为，目前户外广告业太乱了，需要一定的整治。

去年，中国户外广告投放总量已达345亿，成都的份额已逾十亿。据了解，在成都，仅市区就有大小广告公司上千家。而现行的广告管理体制是以行政审批为主，市、区两级管理，横跨多个部门。“层层审批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寻租机会，导致管理混乱，非法广告屡禁不止，任何人只要能够拿得到媒体资源就可以发财致富。”一位户外广告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这次被治理的高速路边的广告，广告公司只要向高速路公司或者土地所有权的村委甚至农民交钱签个合同就可以立广告柱，确实很乱。”

对此，成都市政府一份研究城市管理工作的“会议纪要”也称，成都此次出台“户外广告新政”是希望“解决管理缺位、失之于软”的问题，并期望通过“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拍卖”来“统一监管标准”，实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

一位参与维权的成都广告公司老总表示，他也赞成政府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整顿，但是政府出台新政，应该给企业留出缓冲期，对于还在行政许可期限符合规划的合法广告牌，应该允许经营到期。现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显得朝令夕改。王强也说：“感觉就像昨天还说你是它儿子，今天突然就不认你了。”

而通过对非公共载体的拍卖，政府收益40％的做法除了在法律上引起争议外，其动机也遭舆论质疑。很多广告公司认为，政府可能在拍卖中设置高额的保证金，抬高户外广告行业的从业门槛，直接将中小公司驱逐出市场，让一两家“有官方背景”的大广告公司“一统江湖”。

事实上，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成都一家国有控股的大型广告公司正积极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大规模获取稀缺性的优质户外广告资源，实现从‘机场、机场收费站、高速路，到市区黄金商业地段的战略布局，形成区域资源垄断和网络覆盖优势，进而在成都地区获取户外广告定价权。”

这家公司估计，经过拍卖，一百多块户外广告牌的流拍率可能达到40％，最终留存市场的仅有六十多块，其广告资源的稀缺性将极大程度地推动成都市内户外广告价格的提升。

但这种状况必然造成户外广告的运营成本大幅提升，中小广告公司将难以为继。“政府对非公共载体进行拍卖的最终后果，就是形成垄断和成都整个户外广告行业的凋敝。”一位成都广告人士如此形容眼前的危机。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大连已经发生。

死的是中小企业，活的是垄断公司

早在2006年，大连就率先实施了这一“户外广告新政”。2006年8月27日大连市城建局在3个月内，对大连全市的户外广告全部进行清拆拍卖。当时因为众多还在许可期限的合法广告也遭到强拆，数十家广告公司集体委托辽宁金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刚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但大连市中院和辽宁省高院都没有受理，在向最高法院申诉时，政府提出可和谈。”三年后，刘刚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大连市政府随后制订了一个补偿方案，绝大多数广告公司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选择了与政府和解”。

大连东帝广告公司的刘东君成为了惟一的例外。在大连市政府的整治行动中，刘东君的7块广告牌被强拆，直接损失达到三百多万，但大连市政府按评估价只给予他14万的补偿。刘东君不服转而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身为美籍华人和大连市政协委员的他找到辽宁省委，在一位省级领导的过问下，大连两级法院受理了刘东君的行政诉讼案。

然而三年过去，七块广告牌历经多次诉讼，刘东君一审、二审均告败诉。“法院判决承认政府行为程序上有瑕疵，但仍然判我败诉。”刘东君很无奈。

三年中，大连市城建局对所有广告位进行了拍卖，但只成交了18块，其中80％的收益收归政府所有，“我估算有六千多万。”刘东君曾以政协委员名义对资金去向进行查询，却始终“下落不明”。“城建局说已经把钱上交给了财政局，而财政局说从来没收到过这笔钱。”为此，刘东君已经向上级部门举报。

三年过去，大连的户外广告市场已经被一两家公司垄断，98％的户外广告公司已经消失。当年委托刘刚打官司的数十家广告公司，现今“健在的”三五家也是勉力维持。“由于拍卖取得的广告价格太高，客户都不愿再交给广告公司运营，有的不做广告了，有的干脆就自己拍来做。”刘东君说，“这个行业已经被挤死了。”东帝公司原有的39名员工也都下岗失业，另寻出路；而他们都曾是刘东君从大学广告专业挑选出来的专业人才。

2008年，大连的户外广告投放总量骤减至1.4亿，而在2004年，这个数字曾达到4.3亿。

【国外共产党生存现状调查】活在资本主义心脏里的美国共产党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编者按：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88个生日。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7倍。88年来，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且让世人瞩目的道路。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历经风雨起伏，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处境。本专题就当下国外共产党，特别是非执政的共产党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探究，希冀发人思考、与时俱进。

那群“心怀理想”的人

纽约曼哈顿区23街有一个普通的八层楼。和对面那栋在文艺界大名鼎鼎的切尔西旅馆相比，它显得毫不起眼，访问者甚至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入口。在这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它是一个心怀“异志”之地——美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美共的办公室位于八楼，从外表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能和红色政党联系在一起，除了两面红色墙——办公室没有马恩的巨幅画像，只有墙上的几幅普通工人的黑白照片，显示出这个办公室所代表的阶级及其政治纲领。

办公室在去年重新装修，采用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几百平方米的空间采用开放式布局，分成一个个的格子间。天花板上爬满密密麻麻的各种管线，地毯、板材等全部是循环使用或可降解的无毒材料。办公室正中，用玻璃隔出一个会议室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办公室。其中一个，正是现任党主席山姆·韦伯（Sam Webb）的办公室。

美共总部刚经历了一个繁忙的周末：25位来自全美各地的骨干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纽约总部办公室，进行了两天的党校学习。

更重要的事情是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纽约当地时间6月29日下午，美共派出代表前往联合国和洪都拉斯领事馆抗议。而谴责政变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声明，更是一大早就在网站上挂出来了。声明措词严厉，要求军方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工人、社区和学生领袖，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承认军方政权。

90年历史，17名全职工作人员，10名全职志愿者，2000名骨干党员，这是今天美国共产党的概貌。周一下午，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员工都去抗议洪都拉斯政变了，办公室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志愿者。一位老太太在办公室颤悠悠地忙碌，一问年龄，已经92岁了，也许是现在美国最年长的党员。

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相比，美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自不待言。一条奇特的规定是：所有员工，从党的主席到普通工作人员，无论年龄、党龄、学历和职务，全部领同样的薪水，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周150美元，涨到现在的每周500美元，外加健康保险，没有加班费、职务津贴、出差津贴等任何补贴，并且自2001年以来没有涨过工资。

没有官职，缺乏收入，不确定的未来。即使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他们是一群奇特的存在——在象征资本主义最高成就的纽约，这群月收入两千多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心怀理想，每天经营着一个看似遥远的红色梦想：要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美国共产党主席山姆·韦伯

守卫者

美共主席山姆·韦伯中等身材，花白的头发，上唇留着短髭，看起来和街上的普通美国人无异。他走进房间，和记者握手、打招呼，然后就坐在一边，笑眯眯地听同事介绍情况，并不插话。轮到他回答问题时，两位部下倒是时不时插嘴，甚至反对他的说法，完全没有要在外人面前给领导面子的意思。他也不生气，始终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话。

山姆今年64岁，是一名有着37年党龄的老党员，全职为美共工作也有32年。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纽约布朗克斯区拥有一套合作公寓（即公寓楼内所有单元用户集体拥有楼房产权，每位住户只拥有股权，而没有产权，售价相对产权式公寓要便宜很多）。作为美共的高级干部，他没有专车乘坐，每天坐地铁上下班。

“和我那些大学同学相比，我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韦伯笑着说，“但是我很满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身为党的主席，他没有任何特权，出差常常是住汽车旅馆，和其他员工一样待遇。

山姆说：“这也是体现党内民主的一个方式。我们为党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对党的忠诚和奉献更为重要。”

和很多当年的美国人一样，山姆在上世纪60年代投身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从民权到反战，一直是各类活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进行激进的变革，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激进呢？”从23岁起，山姆几乎每天把闹钟设到凌晨两点，醒来后读两三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然后睡上几个小时，再起来上班或者上学。

他坚持了九年，读完了所有的马克思著作和大量马列主义的相关书籍，然后顺理成章加入共产党，从康涅狄克州的普通党员，到密歇根州党委书记，最后被选为美国共产党的全国主席。

他继承的是美国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19世纪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总部，曾经迁移到美国。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际，6000人在纽约隆重集会纪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悼念活动——那时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屈指可数。

1891年，美国在劳工运动中诞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美国社会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号召下，美国社会党的左派——相当一部分是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国移民——于1919年正式成立了美国共产党。

从最初的建立地下组织，为劳工争取权利和反对种族歧视，到后来组织人民战线，美共在经济大萧条年代迅速成长，在二战前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党员最多时达到7.5万人。

但内部的分裂，加上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在美国盛行，美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美共和苏联的密切联系，亦令一些反共人士高度恐惧。当时的工人到钢铁公司去应聘，甚至要签署一份文件，申明自己在雇佣期间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反共人士渲染共产党已渗入到政府和舆论界内部，许多著名人士如演员查理·卓别林和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被指控为向苏联透露机密和为苏联充当间谍。这些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陌生且沉重的故事，折射出美国共产党生存的艰辛。

对美共最大的打击是在1990年前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一夜倾覆，美共内部出现分裂，党员人数锐减为几千人。

美共的90年曲折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黑暗。老一代中国人，或许还记得当年的美共主席福斯特，以及美国劳工运动的传奇英雄、歌曲作家乔·希尔。希尔在被犹他州行刑队枪决前，在最后的电报中留下那句后来被反复传播的“不要浪费时间哀悼我——组织起来！”

而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守卫者，山姆在他40年的经历中，也见证了美国共产党的规模逐步缩小，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社会、政治影响力，过去几年都进入了历史低谷；但即便如此，即使面对美国厚重的反共氛围，山姆这群人仍然在守卫着他们的信仰。

山姆说：“马列主义的很多先驱就预言过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现在看来，这个过程要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漫长和复杂许多。短期内，美国不可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从长远看，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得以实现。”

烈士陵园之劫——先烈是家人的还是政府的？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烈士陵园被开挖施工，先烈遗骨遭搬动损毁，是“常规整修”，或是为了改造“红色旅游项目”，还是强迁陵园，以利周边商业楼盘销售？

进入6月，整个南龛烈士陵园的坟体几乎都不见了，空留墓穴。举目望去整个陵园已成工地，到处是伐倒的树木、推车、砖石。

南龛烈士陵园建在四川巴中南龛山北侧，85座烈士及老红军土墓从低到高分成四排错落有致。参加过长征和解放南京的老红军何天儒葬在第三排，碑铭记载他衣锦还乡前原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何天儒的后人们震惊中发现先人坟茔被掘后泣不成声，而官方则始终强调对陵园的修缮是“依法施工”。双方之争背后微妙的问题是，先烈究竟是家人的还是国家的？

只剩半截的烈士墓碑和被挖开的坟茔　图/朝格图

悄然消失的坟墓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晨，50岁的何家银醒来嚷嚷说父亲何天儒托梦给他，“有人把我们被子掀了，快来看看”。随后这个不祥的梦，在巴中老红军后代中间传播开来。

不祥之梦应验了。

按照当地风俗，今年闰五月不宜动土，清明节挂青（当地一种祭祀仪式，在墓地挂白色纸花）时家人们为了避讳，没像往年一样往土坟上添几抔新土。

当时陵园已经施工了一段时间，大门和陈列室已建得差不多了，一些老红军的后人们担心施工扩充到墓地进而动土，特意找到民政局留了电话，官员说你们别担心，“只换碑，不动土”。

从5月开始，王明兰发现，包括父亲之墓在内的最低一排三十座坟墓，一座座一米高、两米长的土墓全部被掘开了，坟土全部被挖走，只有破旧的白色塑料布，勉强盖住装着骨灰盒的小小墓穴。

类似祖坟消失的场面不断出现。进入6月，整个陵园的坟体几乎都不见了，空留墓穴。

园中未火化的棺木安葬者有两个，赵查良之墓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赵玉川起初还不相信，但透过遮盖的塑料布，他看到了漆黑的棺材顶。

目击者回顾，当时墓地随意堆放着墓碑，一些墓碑断成了几片，连名字都是残缺的。施工者在每一座坟墓后用小白木片标示死者身份，但一些小木片上名字也风化模糊了，“我找不到母亲原来在哪儿。”老红军之后杨续仁（音）说。

举目望去整个陵园已成工地，到处是伐倒的树木、推车、砖石。为了方便挖取第三排的坟土，施工者直接在第二排墓地上上搭起脚手架，硕大的土堆就矗立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

眼前发生一切让人震惊，亲属们竟然全不知情。现场工人说自己奉命干活祈求亲属们原谅，他们说施工时把一座坟扒开之后一套军装还挺好的，很多工人都不敢动。一些悲痛的家属们哭喊着“挖坟掘墓，伤天害理”，收缴了工人的器具，到民政局讨说法。

6月初有家人提出保护之后，随后几场大雨中，覆盖墓穴的只有破塑料布。他们质问陵园管理所：为什么不及时搭雨棚？答案是：经费紧张。

地产商强拆陵园？

陵园大门写有“弘扬红军文化”的横幅，被“施工重地，谢绝参观”的字样取代，崭新的公告贴上了，黑色大理石墓碑运了进来。

掘墓事件发生后，巴中南龛烈士陵园改造仍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起初网络盛传，地产商因烈士陵园有碍观瞻不利于楼盘销售，“强拆陵园”，暗指地产商搞定民政系统，从而挖去了坟体。

本报记者获悉网络上的说法来自巴中民间，最初源于陵园周边住户。现场走访不难发现，南龛陵园距巴中江南闹市区仅百米之遥，周边有不少商品楼，大多已入住。

紧逼北向陵园的在售商品楼分别是7层的“文渊阁”和8层的“绿茗”。前者有100多套，后者共4栋，均在今年完工。

本报调查得知，“文渊阁”的开发商并无左右民政局决策的能量，千夫所指主要集中于“绿茗”的开发商——卢刚明。

质疑更多指向这个中年男人的多重身份：除了开发商，卢还是经年来民政局派的守陵人，以及此次陵园施工方的负责人。但包括民政局和周边另一些居民在内，否认陵园之变与楼盘销售有关。

据周边熟悉房产行情的人士透露，卢所开发的“绿茗”从拆迁至今已6年左右，多为大户型，“掘坟前已基本售完”。

政府与家属的舆论战

6月7日，一篇《黑手伸向烈士陵园红军尸骨惨遭破坏》的帖文出现在巴中论坛，网民“燕南大巴山”辞揭露南龛陵园变故，“烈士墓毁之殆尽，部分骨灰盒朽烂，骨灰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

次日，自认受到伤害的巴州区烈士陵园管理所即在巴中论坛发帖回应。出人意料，管理所称上述报料帖为“不实言论”，但又承认“施工中或有不当之处”。

同日巴州区民政局强势回帖反击，声明爆料帖严重失实。跟管理所一样，帖子回避了墓土一节，强调对陵园的“依法施工”。

此后几日不断有媒体针对陵园进行报道，墓土一事成为焦点。《巴中广播电视报》援引陵园管理所所长白胜的说法“把每座坟墓上的泥土移开”，“在安放骨灰盒的石坑四周砌上统一规格、统一风格的天然大理石板，使每座坟墓更加美化”。

而在广为转载的《重庆商报》报道中，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说法截然不同，“民政局并未对烈士陵墓进行挖掘，只是刨除了陵墓的一点土”，“改造过程并未涉及烈士陵墓的主体部分”。

更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墓穴主体论”。

6月10日巴州区新闻办就此事做出的书面表态中，“陵墓的主体”被定义为狭义的墓穴：“将烈士墓体（内安放骨灰盒）实行原地保存，烈士墓主体不动，并对墓体原貌进行密封保护。”

掘取坟土，则被巴州区解释为“对墓地前后左右需要进行绿化的空地进行石料土石方的清理”。

报料帖贴出的一张骨灰盒朽烂外露、内中露出湿红绸和骨头的照片触目惊心，成为网民指控的焦点。

所有这一切，让本报记者接触的十多位先烈家人们更为伤心。在他们的常识中，包括覆盖每座烈士墓的两方墓土和墓穴在内，整座墓都是主体，“不承认到别人坟上动土，还狡辩没动主体，太荒谬了”。

很多家属试图在巴中论坛上发表不同的信息，但帖子总发不上去，很多记者来采访，但总看不到后来的报道。加之政府部门的强势出击，舆论开始向着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外界开始相信烈士坟不但没有被挖开，而且得到了良好的修缮。

曝光后巴州区民政局和区政府多次公开表态，强调陵园内施工的合法性。

巴州民政局解释说，此番的维修从去年年底开始，方案经专家论证、层层审批，已完成的一期工程包括陵园大门、陈列室和接待室。

跟掘墓有关，陵园内的施工是二期工程，于今年5月动工。针对陵园的改造与当地红色旅游有关。对主政者而言，修缮好的南龛陵园将与咫尺之遥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组连为一体，成为集悼念观光于一身的新陵园。

作为“四川省政府批准的维修改造方案”，在陵园内动土被说成是“专业保护性施工”。陵园现场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掘开坟墓主要是为了完成民政局的施工方案，即把骨灰埋入地下，上面种植草坪更趋美观。

保护还是破坏？巴州区政府网站上挂出一篇叫做《烈士墓不是损毁是维修》的长篇新闻后，人们渐渐相信问题不在于楼盘开发，一切都是政府行为。

现今修缮仍在进行，四川省民政厅的调查结论仍未公开。

妥协后的“集体大坟”

直到6月12日上午召开遗属座谈会，烈属们第一次拿到了征求意见书和一份两页的规划图，那些未被外界知晓的秘密才在巴州区民政局会议室被揭开。

水果、茶水，甚至每个遗属发了一盒20多元的云烟，官员们一字排开坐在对面笑容可掬。但长达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哭声、骂声、质问声此起彼伏。

官员们依然坚持官方解释，春节前在电视上和报纸上都告知了，事先电话打不通告知不到家属本人，才动了土。

至少10位家属向本报记者证实，动土开坟前他们并未接到任何有关陵园修缮通知。

一位老人在自由发言时间声泪俱下，诉说1983年南龛陵园修缮时烈士陵墓的悲惨遭遇：赵查良的棺材直接被起出抬到了树下，冯高山的骨骸洒在地上，最后用蛇皮口袋装好放在砖头砌成的墓穴中。“25年后还有人挖坟，怎么就不吸取教训？”

可能是怕引起更大的愤怒，座谈会上官员没有再提“墓穴主体论”。家属提出马上填土进行保护，民政官员马上执行。就在座谈会过后，军方和四川省民政厅调查的这几天，墓穴上覆盖了大条防雨的彩条布，紧急填土。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新填上的土是50元一方买来的，整个陵园一共用去了200多方。

座谈会后一两天，老红军们的坟墓又回来了，但不是原来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碑高尾低的样子。主管者很快放弃了原初墓穴深埋的方案，仓促中在一排排墓地上面填上了一尺多高的黄土，看上去像一个长十多米的大炕，一个集体大坟。

“同样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老红军的后人们又被伤害了一次。像当初挖坟一样，填坟同样是民间丧葬大事，家属们没能在场见证，磕个头烧炷香。

直到大坟修好了，才得知一切变故的烈属薛永平，甚至没能看到父亲坟墓被挖开的样子。

她举出刑法第302条，瞪圆哭红的眼睛，几度厉声质问在她看来一错再错的主管者，“生前枪林弹雨，死后供人参观。烈士是家人的，还是政府的？因为是革命先烈，政府就不用遵照民风民俗，避开家属随意处置？”

“子孙们能找到他在哪儿吗？”

面对山坡上的陵园，站在李先念题字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6月21日，官员和先烈后人们三鞠躬后默哀一分钟。

一系列的风波之后，祭奠烈士的道歉仪式在闰月开始前一天的上午九点开始。

没有横幅，没有话筒。仪式不是民政局主动安排，而是家属们努力反复争取下来的。家属们提出了三个要求：掘墓者诚恳道歉、祭奠受惊的先烈，且必须有区政府的人参加。

区政府的官员来了，家属却没来几个。王青梅本来以为民政局会通知，没想到只来了五六个烈士的二十多个后人。

官方认为应该承担责任的陵园施工方负责人卢刚明首先发言。在场者回顾，除了结束时鞠了一躬，通篇没提掘土挖坟伤害先烈的因由，后半部分用很多篇幅介绍陵园得以修缮如何不易领导工作如何辛苦。

随后，卢口中的领导，专门负责处理此次陵园事件的巴州区民政局副局长曹勇出场，手上拿着早起赶写的一页发言稿，充满感情地回顾了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

仪式很快结束，放鞭炮焚香火，官员们很快消失了。为什么一定要背着家人挖坟？祭祀仪式上，副局长同样没有解答悬在人们心中的巨大问号。

王青梅跟其他先烈的后人们不仅在自己父亲墓前，也为那些家人未到场先烈们半完成的墓前，各插了三炷香，祈祷着并安慰着。

道歉的仪式有了，但道歉者缺乏敬畏之心，王青梅因此觉得既成功又失败。但似乎只能这样了，对陵园修缮的不满也只能自己哭一场，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82岁陈彩凤仍觉得不妥，她时常去陵园工地去墓前看看巴中籍红军老伴。6月末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她老泪纵横诅咒着那个“大坟”。在她朴素的观念中，死者必须占有一块独立的空间，他的丈夫必须拥有一个独立的墓体。一代人又一代人故去新换的大理石碑铭再次风化不清：“子孙们能找到他在哪儿吗？”

政府那边没人去安慰老人那颗受伤的心。在轰鸣的工地上，施工者告诉她，眼下的执行方案不能再动，“只能这样了，建军节前要完工呢”。

“犯错越来越低级”！上海倒楼调查组专家痛斥大楼施工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深坑，堆土，河道，构成了由北向南的致命三点一线，直接改变了地基的受压结构，发生不均匀沉降和土体水平滑移，这三点一线的合力，终于扯断了大楼赖以稳定的桩基。

调查组专家感叹：从湖南凤凰大桥垮塌，杭州地铁工地塌陷，到最近的西宁商业巷工地坍塌和株洲高架桥倒塌，再到此次上海在建楼事故，“我们犯错误的层次越来越低级”，“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2009年6月27日5点35分，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楼盘中，一幢13层居民楼从根部断开，直挺挺地整体倾覆在地，楼身却几近完好。正在调查此事的专家组中一位建筑专家对记者感叹：这一“蹊跷”的倒塌必将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遗憾的是，这一天给中国建筑业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

“闻所未闻”是接受采访的众多国内顶级土木工程专家的一致感叹。之所以视之为“耻辱”，专家们认为，造成这一闻所未闻的倒塌的原因，仅仅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错误：施工方在大楼一侧无防护性开挖地下车库，又在相对一侧堆积9米堆土。大楼地基土体在合力的作用下整体平移，如剪刀一般剪断了楼房的基桩。

在2008年10月1日由建设部批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中，有如先验般提到了这一建筑施工的常识——基坑开挖对桩基的影响，以及不规范操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位参与事故调查的专家组成员坦言：近年来的施工事故，往往是在常识性问题上出错，“犯错越来越低级”！

　
地基土体整体平移，如剪刀一般剪断了大楼的基桩　图/CFP

致命的三点一线

6月27日凌晨5点35分，这通常是市民们熟睡的时刻。伴随着一声巨大的闷响，莲花河畔景苑的工地上烟尘滚起，在建的7号楼已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针对事故，上海市成立了由13位地质、水利、结构等方面的在沪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组长由国家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现代设计集团总工程师江欢成担任。

事故调查报告尚在最终的撰写之中，正在北京参加院士大会的江欢成向本报表示：“最快本周五就将有调查结果，但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

本报多方调查得知，对于事故原因，专家组基本达成共识：倒塌是由于施工的工艺问题。对于之前有舆论“为什么钢筋那么小”的质疑，专家组的意见是：钢筋基本符合规定，即便是有一些小的瑕疵，也不至于引起大楼的整体倒塌，“PHC管桩空心是可以的”。

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组成员给出了通俗易懂的解释：一头挖空、一头堆积，受力不均匀，最终导致了倒塌。

从现场位置来看，倒塌的7号楼南面是近5米深的地下车库，北面是9米高的堆土，堆土的北面则是浦淀河。

据粗略计算，9米高的土方，将对地面产生每平方米16吨左右的重量。而冲积平原、地质较软的上海素有“老八吨”的说法，即上海的地表一般每平方米最高承受8吨重量，而该堆土的重量已经超过标准1倍以上。

在专家组已经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位土木工程方面的专业人士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分析——由于深挖的地下车库在挖掘过程中并没有打“护坡桩”，大楼南面地基松动；北面9米高近17吨重的土堆本已对地面造成过大压力，在下雨后吸收了水分重量进一步增加；加之连日暴雨浦淀河河道水位上涨，也可能对河岸土体造成压力。

深坑，堆土，河道，构成了由北向南的致命三点一线，直接改变了地基的受压结构，发生不均匀沉降和土体水平滑移，这三点一线的合力，终于扯断了大楼赖以稳定的桩基。

来自同济大学的专家推测，除了深坑和堆土这两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可能存在着其他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如地基下面有暗浜，或者有断裂带。所谓暗浜，简单来说就是原来这个地方是河道，有淤泥沉积，后来被土填没了，但是沉积的淤泥仍在。而断裂带就是岩石当中有部分碎裂和空洞形成的断层。“如果事先对于地质情况勘测不够准确，或者施工单位经验不足，把桩打到了暗浜或者断裂带上，就好比是把筷子插进豆腐里，再加上基坑和堆土的不均匀受力，大楼才会在一瞬间倾倒。”

尽管被形容为“突如其来”，但事故发生并非毫无征兆。事故发生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淀浦河畔，从26日中午起，这个水景楼盘就已经险象环生，邻近的淀浦河防汛墙出现了七十余米的塌方险情，水务部门正连夜抢修。闵行区政府新闻办主任陈志强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大楼倒塌和防汛墙塌方之间的必然联系，“防汛墙距离倒塌大楼80米远，而距离更近的其他楼盘则安然无恙。”

事实上，堆土、防汛墙塌方、大楼倾塌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是被忽略了。据上海本地媒体的报道，正是由于一排高达9米的土堆才造成了河岸边的防汛墙出现塌方事故。

接受采访的专家称：大量的堆土压迫地基，导致地下土层移位、沉降，并且这种移位沉降有可能从地下“剪”断楼房的地桩。而先前发生的防汛墙破裂也可能是由于堆土造成，地基受重后向外挤压，引起防汛墙变形。

“犯错越来越低级”

事实上，先建大楼、后建地下车库，并不是一个技术上难以逾越的难题。

相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往建筑主要做法是先建地下后建地上，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的技术也可以达到在楼房周围挖坑建设的能力。“但是建设时要考虑楼房和基坑的因素。”该专家表示，具体是否可以操作，需看施工方能力及现场情况而定。这本是工程施工方面的常识性问题。

造楼，挖坑，堆土，这一系列建筑施工行为并不需要施工方盲人摸象，而是有现成的规范性的行业标准可以参照执行。

在2008年10月1日由建设部批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下简称《技术规范》）中，有如先验般地写入了这一施工常识——基坑开挖对桩基的影响以及不规范操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技术规范》3.4节“关于软土地基桩基的设计原则”中明确提及，“在软土地区，……由于基坑开挖的不均衡，形成‘坑中坑’，导致土体蠕变滑移将基桩推歪推断，有的水平位移达1米多，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这类事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南到北屡见不鲜。”

该规范明确规定，“软土场地已成桩条件下开挖基坑，必须严格实行均衡开挖，高差不应超过1米，不得在坑边弃土，以确保已成基桩不因土体滑移而发生水平位移和折断。”

将弃土堆在基坑旁引起土体滑移，并造成桩基水平位移和折断的情况原来早已有前车之鉴，业内专家也将此总结归纳为规范性文件并在行业内强制推广。

事故发生时，7号楼北侧的堆积土堆已高达9米。

接受采访的专家组成员不无遗憾地感叹：施工方在常识性问题上都出错了，那还得了？他坦言：这对中国建筑业是一个灾难。

从湖南凤凰大桥倒塌，杭州地铁工地塌陷，到最近的西宁商业巷施工现场坍塌和株洲高架桥垮塌，再到此次上海的大楼倒塌事故，“我们犯错误的层次越来越低级”。

在梳理这几起事故的原因时，专家组成员对中国建筑业的现状忧心忡忡：我们的工程在施工问题上，正出现越来越不负责任和掉以轻心的危险趋势。

伴随着上海莲花河畔景苑7号楼顷刻倒塌的还有公众的信心。

尽管相关部门每半个小时将提供一次对事故现场其他大楼的勘测结果，目前来看结果都很正常，但这也并不能完全重塑公众们的信心。

事故发生后的四天内，闵行区政府设立的现场接待点共接待了总计382户购房者，超过了该小区已经出售房屋489套的3/4，其中的绝大多数购房者都对房屋质量表示了担忧。

鉴于此次事故的“突如其来”，一次更大范围的安全排查行动正在上海全面展开，事故发生后，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发出紧急通知：即日起对全市各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安全普查。

据一名浦东的房地产商介绍，他所开发的楼盘最近遭到了有关部门的突击检查，“现在上海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建筑工地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董经纬对媒体表示：这给全市的住宅建设质量都敲响了警钟。他接受采访时说：上海对于建筑质量的管理有一整套很完整的体系，“关键是相关方面对这些规定的执行力度如何，是否执行到位。”

同样在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的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吕志涛教授通过南方周末向公众表达两个观点：第一，不要因为这幢楼倒掉，老百姓都不敢住高楼了；第二，只要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施工，是绝对可以保障安全的。

但接受采访的专家组成员同时表示：让公众重拾对建筑业的信心是需要时间的。

房产公司背景渐现

尽管专家组的事故调查报告、购房者相关的赔偿方案尚未出炉，但对于该工程项目的民间调查早已逐步展开，随着调查的深入，公众对于该工程项目的信心逐步丧失，一个险象环生的项目工程正逐步铺陈在公众面前。

上海市房管局网站及网上房地产信息显示，莲花河畔景苑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其资质等级有效期至2009年12月31日，但据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该公司资质发证日为2000年10月1日，有效期至2004年12月31日，网上所显示的公司联系电话也为空号。

根据上海本地媒体的调查，这是一家有着政府背景的企业，梅都地产公司第二大股东、董事阙敬德，“与梅陇镇镇长助理同名同姓”。

阙敬德曾兼任闵行区梅陇镇资产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梅陇镇征地服务所占大股份的上海迅豪置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兼董事长，阙敬德此前还担任过梅陇镇征地服务所所长。2007年2月，阙敬德还曾以该镇征地服务所所长的身份，兼任有关沪杭磁浮工程动拆迁工作的闵行指挥部梅陇镇办公室工作组组长。

来自工商登记的资料显示，阙敬德曾担任过梅都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但在该公司2001年改制后，只占有梅都公司15%的股份，目前股本为270万元。

而梅都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任董事长张志琴占股约65%，他曾担任过迅豪置业公司副董事长，2008年6月还出现在迅豪公司党总支部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当地媒体报道，张志琴有着更为复杂的政府背景，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证实。

工商资料还显示，梅陇镇征地所现任所长张锦樑也是梅都地产公司的股东。此外，莲花河畔景苑建筑商、上海众欣建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耀杰也是梅都地产公司的股东。

自2000年开始，梅都公司在梅陇镇已经开发了包括绿梅别墅、绿梅公寓、罗锦苑、罗锦新苑等多处楼盘。

事实上，梅都公司的政府背景已经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2003年，梅都公司以邀请招标的方式获得了梅陇镇26号地块，也就是事故发生地莲花河畔景苑的所属地块，楼板价格不到每平方米604元，而同期出让的另一幅闵行地块，编号为“闵字（2003）198号”的马桥镇66号土地，地块以公开招标形式出让，这幅5121平方米的地块中标价格为1383万元，楼板价格达到了1929元/平方米。换句话说，该楼盘的地价尚不到同期类似地块的1/3。

甚至有公众对开发商是否修改过建筑设计提出了质疑，由于包括设计图纸在内的工程资料都被专家组调走查阅，其真相尚不得而知。

但是，这逐渐显现的调查结果让公众重拾对建筑工程的信心面临尴尬。

闵行区政府新闻办主任陈志强通过当天的新闻发布向公众承诺：对于梅都房产公司多名股东系政府工作人员等问题，闵行区领导高度重视，责成有关部门依法调查核实，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媒体公布。

事实上，这些调查并不是市、区两级工作组近期的主要工作内容。

据陈志强介绍，由上海市建交委牵头的市级工作组，目前的工作重心是抢险、排险、监测、检测，围绕的是事故调查，而由闵行区委、区政府组成的区级工作组则围绕处理事故的善后问题。

损失不大，恐慌不小：强余震再袭绵竹重灾区

infzm — Thu, 2 Jul 2009 07:31:46 +0400

漫长一年后，人们艰难建立起来的安全感被瞬间击破。24小时内，强余震对震后一年的震区应急系统进行了一次考试，同时经受考验的还有刚松口气的震区灾民，其惶恐和空悬之心有待抚缓。

阔别一年后，那可怕的感觉再度袭来。

凌晨两点钟，从睡梦中被摇醒的居民们夺路而出。房子晃得厉害，差不多有10秒钟。“那是相当大的震感！”市民们惊恐未定，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人想起去年。

整个城市在深夜被惊醒，人们在街头交头议论不敢回家。深夜的大街上却全是人，让人“感觉进了趟城中心”。

一个小时后，3点9分，中国地震局在其网站上挂上消息：绵竹发生5.6级余震。

这是时隔5个半月，今年1月15日汶川5.1级余震后，四川灾区发生的又一次较大余震。绵竹人则在更长时间内未遭遇如此强烈的震感。接下来的白天，又有多次较强余震发生。

强余震后，居民返回板房区　图/丁补之

2:03　紧绷的弦

绵竹市清平乡，这里后来被确定为受灾最重的地方。乡民们又一次历经有惊无险的逃生。被晃醒的人们跑到大街上，看到互相都只穿着裤衩。平稳后他们才敢回屋取出衣服，在路上枯坐到天亮。中间下了一点小雨，有人躲在了屋檐下，有人宁可露天淋雨。

人们开着玩笑。“睡觉时可别脱鞋。也不要穿拖鞋，穿运动鞋跑得快。”

6月30日，凌晨2:03，德阳市防震减灾局震害防御科科长何东在剧烈摇晃的第一瞬间惊醒过来。这位地震工作者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敏感：“5·12”大地震后每次5级以上余震他都第一时间感知。“上次后，我们的弦一直绷着，神经高度紧张。”他说。

在此之前，该局已经监测到了一些异常情况的发生：余震区3级左右地震频繁。何东和他的同事24小时全天候保持着开机。地震发生5分钟后，何收到值班人员发来的初报信息：震级5级左右，地点在什邡、绵竹交界。这个信息同时被上报给了四川省地震局。

5.0级意味着破坏性地震的发生，全体人员须立即到位。何东赶到办公室楼下时，2:17分，手机里收到四川省地震局监测台网发来的初报5.6级的短信。

这条短信同样发到了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李广俊的手机上。“我们有完备的应对预案。”李广俊说，大于2.5级的地震信息会在之后10分钟发到手机。按照预案，开车，开仓库，备好物资……各司其责。“5·12”之后，预案更加细致完备，大预案中有小预案，具体到每个人。而涉及到的个人平时都有一套行李放在单位。李的常备品中，还包括了刮胡刀。

3分钟后，何东收到短信，“初报”变成“正式报”，这意味着这个震级已被国家地震局确认。何东有些担心，因为1999年绵竹清平乡就发生过一次5.0级的地震，当时死过人。

与何东一样，地震发生20分钟内，德阳市防震减灾局的29名工作人员全部赶回了位于德阳市政府大楼顶层14楼的局办公室。已经退休的前任局长申群太也主动赶了过来。局长黄声德宣布按照《德阳市地震应急预案》里的震级分类，启动了Ⅲ级应急响应。

2:40，黄声德和申群太各带三个人成立现场工作组分赴绵竹和什邡连夜察看灾情。“主要是从面上了解破坏情况，向市上、省上汇报，同时看是否需要国家地震局的支援。”黄声德说。与此同时，德阳市市长陈新有赶赴绵竹市，听取绵竹市委的汇报。

2:55，成都。在四川省地震局局长吴耀强带领下，一支十人队伍乘一台地震应急指挥车出发前往震中绵竹。这台造价高达上百万元的车中含有各种设备：卫星电话、视频系统乃至互联网通信，勿需借助外力，就可独立实现一系列功能，甚至包括与北京视频对话，以应对地震现场可能出现的通讯、电力中断的情况。调查获得的信息，十分钟内即可通过这辆车反馈给国家地震局、该省委省政府以及应急办。

4:30　震情会商

清平乡唯一的死亡发生在圆包村六组：一片摔下的砖墙打倒了鸡圈，四只鸡避之不及。

一台短波电话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由于失去电力，通讯中断。通过这台电话，清平乡的灾情被汇报给市里：多户房屋受损，部分山体滑坡，但无一起人员伤亡事件。

地震发生当晚，绵竹市人民医院急诊外伤科共收治了8名因震伤员。“不过都是地震时躲避造成的摔伤或擦伤。最严重的一个也只是摔倒时手触地造成的骨折。”值班医生陈传刚说。

绵竹市委市政府忙碌起来。“大家给各个乡镇打电话了解情况。”该市应急办主任徐军说。市委书记兰开驰和市长任钊在地震后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启动震灾应急预案，并发出四道急令：一、县、镇、村三级领导迅速到岗，履行职责，察看上报灾情；二、市级领导带队分赴各乡镇核查灾情、安抚群众；三、武装、公安、卫生、广电、民政、防震减灾等系统，迅速调集全部力量，做好抢险准备；四、立刻向省市报告情况，并组织宣传力量，发布灾情，消除恐慌。

赶赴绵竹的路上，黄声德收到新信息表明震中被初步确定为绵竹遵道镇与九龙镇交界附近红岩村一带。到达绵竹后，他们决定顺沿山公路前往遵道、九龙一线，并计划经红岩前往清平。“这条线正好在龙门山断裂带的主断裂带上。”何东说。

越野车在黑夜中摸索前行，3点半左右，他们到达了红岩村。“沿途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基本没有房屋垮塌，也没碰到人员伤亡。”何东说，“但老百姓还是有些惊慌，有的把锅碗瓢盆都搬出来了。他们主要是觉得太突然了。一年没发生这么强烈的地震了，很担心后面还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

同时，剧烈摇晃后的清平乡失去了电力，通讯亦随之中断。时值该乡的“应急期”：由于地处地震带，又不时发生泥石流，加上散布的堰塞湖，每年的5月至10月底是该乡的应急期，乡政府保证每晚上有8个人值班。而由于通讯电力时有中断，今年三月起，上级专门给乡里配备了一台短波电话。

该乡副书记刘如松介绍，地震发生后，八位值班人员便分成四组前往邻近的四个村察看灾情，还有一个村由于太远且路段飞石，只能在天亮后统计。凌晨三点多，通过这台短波电话，该乡的受损情况得以及时汇报到绵竹市。

凌晨4时30分，现场工作组在返回绵竹市后发出了第一份《绵竹5.6级强余震情况报告》。由于道路、通讯、电力中断，清平乡被确定为这次强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随后，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三级地震专家举行了震情会商，认定此次地震为8.0级汶川地震后的一次晚期强余震，属于衰减过程中的一次起伏，并作出趋势判断，未来仍有发生5.0级左右余震的可能。

“这是地应力积累半年后的释放调整所致。”德阳防震减灾局监测预报科科长刘万全说。

当天上午，清平乡所有的五个村都有乡干部了解灾情，安抚完毕。有充足的粮食、汽油等物质储备，最重要的是，及时和外界取得了联系，“地震晃得这么凶，但比起上次大家稳定得多”。

16:00　回到板房

中午的余震后，绵竹出租车司机齐强发现自己的生意突然好了起来。一路上都是人在招手。他连续拉了两拨客人到汽车站。“都是拖家带口，一个说去成都，一个说去德阳，躲地震。”不过齐强对此不以为然，“都经过这么多次余震了，有啥嘛。”

近郊的板房区则突然热闹起来。小卖部店主叶蓉芳发现，门前车来车往，还有一辆8路公交车拉了一车人。以前这地儿安静得很。斯维文具店老板说。“轿车、电瓶车、自行车、三轮车甚至婴儿车，交通工具能用上的都看得到。”

他们回板房来了。

所有人都已一夜未眠。八点，已回到德阳的何东继续工作，用QQ向考察灾情的省市工作组了解汇总信息。何东的QQ上，挂着一个“四川省防震减灾联络群”，来自全省地震系统的同行们向何东了解地震的情况。这个去年地震后建立的联络群已经成为该系统一个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平台。“这里面没有领导、群众之分，大家自由交流，信息传递很快捷。”

在其科室门口，还挂着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根据应急预案，如果发生了大地震，这里就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市领导都会过来。不过这次只是一般性的地震灾害，所以我们自己在负责。”何东说。

下午四点，在又一次较强的余震之后，张生决定全家回板房住。他雇车将两张床运回了早清空了的板房，板房区崇川园一栋一单元3号。大地震后，去年8月交付使用的此处，因为有2万多间房而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板房区”，容纳了绵竹市众多因房屋损毁无处容身的居民。一年多过去，随着市区房屋加固逐渐完成，人们又逐渐搬离，很多区块已经搬空。

凌晨的地震令人心有余悸。当夜被摇醒，和人群在楼下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又回家睡觉的他三点多迷迷糊糊又被摇醒，这次他再也不敢回家，一家人在车里凑合了一夜。

今年五月底，房子加固后，张家才从板房搬回市区，结果才一个月，又震了。经历过去年大地震，过往一幕幕惨剧让张生后怕，“还是回板房稳当些”。

“板房生活苦点，前段时间大家能回的尽量回家了，暂时不能回的等着回家，实在不能回的盼着回家，现在一地震，很多人回来了。”上文提及的斯维文具店主说。

许多曾经漆黑沉默的门窗此夜重又点亮。重回板房的人们对未来没有计划。“先待一个星期再说，等不摇了再搬回去。”张生说。麻烦倒没什么，晚上住这里，白天去远处的城区工作营生。

下午四点半，在实地走访了震源辐射的七个重点乡镇后，身着SCEER字样（四川地震应急）黄色短袖衫的李广俊终于可以喘口气：震后灾区伤损相对轻微，应对措施同样及时。

由于地震并未造成严重损失，只有极少数人受伤和部分在建以及加固房屋受损，他们勿需启用指挥车中的先进设备，汇报“用手机就可以了”。

23:15　悬着的心

供销社宿舍楼下，小蒙和几个同事选择了露宿马路。他们属于绵阳一家建筑公司，来绵竹加固市区房屋，平时住在要加固的楼里。房屋评定中供销社房屋是D级，凌晨的地震让他们无处可去。房屋损坏程度从A到D，A、B级基本问题不大，C、D级就要危险得多。因为余震，白天他们已停工一天。

“没有人知道会不会还有地震。”小蒙说，这种情形人们简直没有办法。虽然直接伤损较轻，但人们好像又有了一年前的担心。他和同事们决定过几天没余震后再说，他还有三十来个同事在公园凉亭里露宿。两边不同的是，“这边比较吵一点，但那边蚊子更多”。

在绵竹防震减灾局副局长宁乾文看来，经过去年大地震，此次各方面的反应比第一次要快得多。但一些市民依然迷惘。

市民们对信息的渴望空前强烈。在绵竹广场，一位露宿的市民问，为什么绵竹电视台没有看到地震的信息？但事实上，该台当天曾播出两段新闻，同时电台也进行了广播。

绵竹电视台正午12点一条长约3分钟的新闻中，介绍了该市的应对工作和地震造成的伤损情况；而当晚7时30分的新闻《我市遭遇5.6级地震，全市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中，记者采访了两户房屋受损的居民，提及绵竹市民的心理状况，并在最后说：“昨晚的5.6级地震发生在绵竹境内，专家称其为汶川余震，不过专家也表示，类似这样5.0级左右的地震还有可能发生。”

低密度的播出让很多市民忽略了这些新闻。他们目前又希望获知更多的信息，以期平复空悬无着的心。

不回板房的市民也有去处。人民公园的露天茶园里，深夜里依然人声喧哗。“平时一个人都没有。”茶座老板说。一位茶客谈到，既担心，又无奈，能避一会是一会，坐到后半夜还要回家睡觉。

23:15，绵竹广场上，家在三星社区的65岁的陈大爷决定露宿。“板房还是不方便。”他说，那里在好几公里外，不方便去，又太热，多蚊子。今晨地震后老两口在家楼下一直没睡，今晚上带着铺盖决定一起露宿。和他们一个社区的邻居则开来了厢车，晚上一家人就住在车里。

6月30日，绵竹此夜无眠。有人在板房，有人露天，有人枯坐，有人饮茶，还有人去周围的德阳、绵阳或者成都，亦有居民留在这绵竹城。

宁乾文说，绵竹很少见一天发生这么多余震，市民们的反应在预料之中。和很多搬回板房甚至露宿的市民不同，他留在绵竹市区的家中居住，这也是一种态度；徐军也说，自己和家人住在市区。老市政府大楼的一位保安则想着在晚上回到板房。

由于直接的伤损不大，目前绵竹城内市井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一些微妙的东西在人们内心产生，他们虽恐不慌，但还是失去了这漫长一年内艰难建立起来的安全感。

“心刚平静下来，又地震了，又虚了。这悬着的心，不知道多久才能放得下。”露宿广场的陈大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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