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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后各地四大班子负责人一览2009年三省政协主席“出事”落马

infzm — Mon, 8 Feb 2010 10:46:54 +0300

2月6日，宁夏自治区人代会闭幕，至此，2010年中国各地 “两会”都已落幕。据统计，共有16个省区市进行了人大、政府、政协三套班子的省级人事布局，产生14位省部级官员，此次调整还涉及到农业部和全国妇联。

中新网报道，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中国六省区选举产生了新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其中，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五省区新任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获任当地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上述五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孙政才、胡春华这两名“60后”官员广受关注。

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共产生了五位新任省级行政首长，其中，重庆、河北、吉林、青海四省市代市长、代省长都顺利通过正式任命。

另外，这次省级人事调整，主要是填补去年一批地方高官落马，以及年底五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调整而产生的职位空缺。去年，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五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调整，卢展工、孙春兰、王珉、孙政才和胡春华分别担任上述省区书记。

2009年，广东、山东、贵州三省的省政协主席“出事”落马，导致职位空缺，在今年的政协会上，该三省均选出了新任省政协主席。

2010年地方“两会”后各地四大班子负责人一览（前面带*者为新产生的官员）

      省(区市)



      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市)长自治区主席

      政协主席

      北　京

      刘淇

      杜德印

      郭金龙

      阳安江

      上　海

      俞正声

      刘云耕

      韩正

      冯国勤

      天　津

      张高丽

      刘胜玉

      黄兴国

      邢元敏

      重　庆

      薄熙来

      陈光国

      *黄奇帆

      邢元敏

      河　北

      张云川

      张云川

      *陈全国

      刘德旺

      山　西

      张宝顺

      张宝顺

      王君

      薛延忠

      内蒙古

      *胡春华

      *胡春华

      巴特尔

      陈光林

      辽　宁

      *王珉

      *王珉

      陈政高

      岳福洪

      吉　林

      *孙政才

      *孙政才

      *王儒林

      王国发

      黑龙江

      吉炳轩

      吉炳轩

      栗战书

      王巨禄

      江　苏

      梁保华

      梁保华

      罗志军

      张连珍

      浙　江

      赵洪祝

      赵洪祝

      吕祖善

      周国富

      安　徽

      王金山

      王金山

      王三运

      杨多良

      福　建

      *孙春兰

      *孙春兰

      黄小晶

      梁绮萍

      江　西

      苏荣

      苏荣

      吴新雄

      傅克诚

      山　东

      姜异康

      姜异康

      姜大明

      *刘伟

      河　南

      *卢展工

      *卢展工

      郭庚茂

      王全书

      湖　北

      罗清泉

      罗清泉

      李鸿忠

      宋育英

      湖　南

      张春贤

      张春贤

      周强

      胡彪

      广　东

      汪洋

      欧广源

      黄华华

      *黄龙云

      广　西

      郭声琨

      郭声琨

      马飚

      马铁山

      海　南

      卫留成

      卫留成

      罗保铭

      钟文

      四　川

      刘奇葆

      刘奇葆

      蒋巨峰

      陶武先

      贵　州

      石宗源

      石宗源

      林树森

      *王正福

      云　南

      白恩培

      白恩培

      秦光荣

      王学仁

      西　藏

      张庆黎

      *向巴平措

      *白玛赤林

      帕巴拉·格列朗杰

      陕　西

      赵乐际

      赵乐际

      袁纯清

      马中平

      甘　肃

      陆浩

      陆浩

      徐守盛

      陈学亨

      青　海

      强卫

      强卫

      *骆惠宁

      白玛

      宁　夏

      陈建国

      陈建国

      王正伟

      项宗西

      新　疆

      王乐泉

      艾力更·依明巴海

      努尔·白克力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

铁道部首次回应东莞站“爬窗事件”

infzm — Mon, 8 Feb 2010 10:21:38 +0300

2月7日，铁道部首次回应东莞站站长、书记被免职一事。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称，站长书记被免职是为旅客安全考虑，“但只是免去职务，并不是跟他们解除合同，还能为春运做出服务。”

近日，东莞东站站长和书记因站内工作人员帮助旅客爬窗上火车被免职。该事件在网上引发网民争议，有网民认为乘务员帮助乘客上车并无不妥。

7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北京南站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时，代表铁道部首次回应了“东莞站站长书记被免职”一事。

王勇平回应说，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的心情也很沉重。春运期间铁路员工非常辛劳，比常人付出得更多，但在处理该事件时，铁路部门也要硬下心肠，“因为我们没有选择”。

他说，在春运这个特殊时刻，铁路部门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他们绝对不允许为了使旅客走得了，而采取一些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方式，这样既破坏了运输秩序，也容易造成事故。当一个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的话，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承担春运领导、组织、秩序安全等方面的职务。

“只是免去职务，并不是跟他们解除合同，还能为春运做出服务。”王勇平说。此前据媒体报道，被免职的站长刘小平已被调至惠州客运段春运组工作。

网络扫黄，妈妈来了

infzm — Wed, 3 Feb 2010 23:05:33 +0300

打击网络色情和低俗信息风暴中，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在北京成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妈妈们，怀着母亲的焦灼，加入这场网络大扫除行动，期望为孩子创造一个干净、无污染的网络世界。

“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一位志愿者说。白天，怕单位的领导、同事发现；晚上，怕女儿看到——只能在她睡觉后用一小时来“除害”。不过好在，“老婆支持我”。

当北京市的全国劳模李素丽接到北京市宣传部门电话，邀请她加入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时，她马上就说：我去！

1月19日成立的“妈妈评审团”，由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起、来自各行业的家长组成，专门举报网络黄色信息。这个新生社团的网络工作平台还未建好，正式颁发的聘书也还不到20份。

不过，“妈妈”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肯定会认真履职。”李素丽说。她曾观摩过网站的运营后台如何删除不良信息，并相信这是一件好事儿。

这些被组织在官方背景的社团周围的“妈妈”们，大部分人对社团的理念表示由衷赞同，并自愿报名。而在她们的背后，还另有一批未正式加入的支持力量。

“孩子从小在一起玩的有十几个伙伴，他们的家长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支持。”成员之一、大学教师张蕊说，他们会给她提供线索。

尽管在网络上，对一年以来的“扫黄”运动还存在议论。但显然，政府已经通过类似于“妈妈评审团”之类的社团，寻找到了来自社会的支持者们。

这也是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一贯的工作思路。三年前，它还组织过一群“网络监督义务志愿者”——通过筛选的报名者，为协会提供网络不良信息的线索。对此，该协会曾总结说：“一套全国首创、行之有效的网络信息管理监控社会机制已经在本市初步形成。”

教育者的焦虑

“妈妈评审团”的提议者宗春山，并不是极端保守的卫道者。在他看来，屏蔽黄色信息只是目前分级制缺失的次优选择。

宗春山有很多头衔：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犯罪心理咨询与矫正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每个头衔都与未成年人的成长相关。他在各个场合表示，成人世界要遵守国际公约中的“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妈妈评审团’的灵感，来自于西方国家一些纯民间性质的‘妈妈’类团体。”宗春山说，她们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和需要出发，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而中国的孩子由于网络现实的原因，尤其需要“保护”。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尤其有这样的焦虑。

近些年来，张蕊感到黄色信息出现在身边各处，在学生带来的优盘里，以“医药健康”为主题的网站中，都会与它们不期而遇。她的儿子10岁了，她有时会发现他在浏览网页时，对她有所遮掩。

当她向儿子解释了何为“妈妈评审团”后，儿子马上提供了几条线索。

另一位“妈妈”成员魏琛琛，也正为将要面临的性教育问题感到无措。“当孩子问我‘我是怎么样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说。

这些妈妈感受到的，都是真实的焦虑。宗春山希望动员这些妈妈，利用家庭的身份加入政府扫黄工作。他知道，“类似的半政府行为，可能会降低组织的自主性色彩。”不过，他也很清楚和政府合作的好处：这是最便捷、最有影响力的方式。

宗春山在不少地方都提到过“妈妈评审团”的建议，不过都没什么下文。这次他和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一拍即合。“协会响应得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

协会成立5年以来，已建立了通知删除机制、曝光谴责机制，以及情况通报机制。在去年开展的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中心累计核查了各类网站8万多家，曝光谴责了115家存在低俗内容的网站。

在网络治黄问题上，妈妈们和政府达成了共识：要让网络运营商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与美国、欧盟以及台湾地区的网络运营商免责规定相比，这样的解决之道更具中国特色。

鉴别色情信息的烦恼

在删除不良信息的工作中，“妈妈”的称呼的出现带来了更多的温情色彩。尽管这容易产生“家长制”的政治联想，但母亲之爱的意象，也为这一工作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在现在和未来，‘妈妈’的角色可能会泛化到社会中更多的人身上。”宗春山说。这一名称，仅就宣传策略而言，就有着明显的优势。

1月29日，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给自愿报名的“妈妈”们上了一堂培训课。培训课上，协会提到：希望在将来，能把“妈妈评审团”做成一个品牌。

从培训课现场看，这个社团的规模还不算大，到场者不到四十位。“因为时间紧，报名的人少，我们给所有北京地区的报名者都发了邀请函。”该协会一位张姓的工作人员说。

培训课上，协会阐述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告诉大家色情信息的辨别标准——而这正是引起争议的最大之处。

协会引用了“清理整治网上低俗内容的13条标准”，从直接暴露和描写人体性部位的内容，表现或隐晦表现性行为、具有挑逗性或者侮辱性的内容，情色动漫，到恶意传播侵害他人隐私的内容等，都在“13条”之内。

不过，魏琛琛上过课后，还是对自己能否清楚地界定低俗信息没有信心。“低俗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涉黄，哪些算，哪些不算，我还不能界定出来。”她说。

当然，对于协会来讲，“妈妈”们能不能清楚区分并不是关键问题。毕竟，最终的裁量权还是握在协会的手中。

“妈妈评审团”的章程规定，“妈妈”们需要评审的内容包括：个人监看举报发现的部分，网站主动申请就其某一频道、栏目、板块或某一特定信息进行评审的部分，以及管理部门根据监管需要进行评审的内容等。

之后，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将会核实这些举报，并第一时间通过管理系统，自动通知那些服务器架设在北京的网站执行删除。如果服务器架设在北京之外的，系统也能自动通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处理。

群防群治

“妈妈评审团”成立的新闻刚一播出，就有网上评论称赞说：应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手机扫黄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每名家长。”宗春山也说，“最终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并长期进行下去。”

协会之前组织的“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队伍，也是这一逻辑下的具体行动。

2006年4月，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在网上招募为其提供“网络不良信息线索”的义务监督员。两日之内，5000多人回应。8月，首批被选中的200名志愿者正式上岗，其中有教师、中小学生家长和普通公司职员。

这份义务工作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一位志愿者说。白天，怕单位的领导、同事发现；晚上，怕女儿看到——只能在她睡觉后用一小时来“除害”。不过好在，“老婆支持我”。

“看到自己昨天举报的不良网页，今天就消失了，真的感觉挺自豪的。”他说。

为了保证效率，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还制定了末位淘汰机制：每人每月需举报50条有害信息，要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屏图像，经协会核实才算有效。每月举报排名末位的网监志愿者暂时“休岗”，名额从5000人储备库中其他申请者递补。

一年后，这个义务的网监团队共举报线索1.2万条。

在2009年的扫黄风暴中，组织网络举报志愿者的形式已在中国各地被普遍采用。

例如，酒泉市肃北县聘请了9名“五老”志愿者——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担任全县网络文化市场义务监督员，并为其培训电脑网络操作和相关法规，颁发聘任证书和义务监督证。

而在杭州，志愿者们被组织成“网络安全卫队”。

像“妈妈评审团”一样，这些志愿者所在机构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性质——尽管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更乐意将“妈妈评审团”称之为“民间公益组织”。他们的共同点是：由政府或官方社团将他们组织在一起，也遵照他们的指引而行动。

政府网站“排座次”

infzm — Wed, 3 Feb 2010 22:24:04 +0300

从历年排名看，部委中靠前的部分多为经济和民生部门，而处在后位的包括国家信访局和铁道部，电监会、银监会和央行的排名也多年较低。而“用户调查”这一指标，今年的结果仍是，“绝大多数用户不满意”。

有八年第一，也有多年“后进”

中国各级政府网站正在被进行标准化的严苛评比，一个最初由国务院信息化办发起的从部委到地方市县政府网站的综合“座次”排名今年进行到了第八次。

一些细节可见这个评比被重视的程度，在今年1月发布最新排名结果的现场，除了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法、最高检等权威部门和相关部委，以及全国28个省份、102个城市、66个区县的官员外，中央纪委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孙怀新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现场，并发布各级政府网站有关“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专门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评测网李伯根/制图

此前的一年，出现在这个场合的监察部官员，是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副主任李洋。而一些“绩优”部委则多有副部和司局级官员出席。

“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评比自2002年由当时的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办，2008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信息化办并入工信部）主办方变更为工业与信息化部。而“承办”前七届工作的现工信部事业单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简称“中评中心”），今年成为主办单位，官方宣告退出评估工作。

与此前七届类似，往年的“常胜军”，今年再次大获全胜：商务部网站第八次获得部委网站排名第一；北京和青岛，均是第四次分获省级和地市级组第一名，北京市大兴区摘得区县级第一。此外，评价机构首设“突出贡献网站”，授予八年来表现优异的商务部和北京、上海、青岛、广州、深圳五地。

“商务部以前一路遥遥领先，这两年差距稍有拉近。”“中评中心”主任助理王友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商务部网站几乎每年都进行改版，该网“网站管理”专页上写道：“我们的目标：全球网站200强，全球最受欢迎的政府网站。”商务部官员说，最简单的经验，就是“与世界接轨”。

而一些传统的“保密”部门也有突出表现，比如未被撤销并入工信部前的国防科工委，在2006年的排名中，是“信息公开”的第二名，在2007年度则是第一名。“国防科工委在公开政策的解读以及一些人事信息、财政信息等这些在很多部委里很难碰到的信息方面公布得非常好。”

公安部亦多年连续排名靠前，而去年8月开始试运行的国防部网站则未列入评估范围。

从历年排名看，部委中靠前的部门多为主要经济和民生部门，但也有个别重要部门止步不前。比如铁道部今年排名第56位，这已经是自2005年度以来的最佳成绩。另外经常处在后五名的还有国家信访局网站，而电监会、银监会和央行的排名也多年较低。

地方政府网站排名，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基本呈正比。经济最发达地区一般位居前列，末尾座次则总是毫无悬念地留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但综观这几年榜单，却也偶出冷门：由于未开通网站，山东省2005年度未上榜，2006年度居第17名，2007年度第21名，最近两年则均位于第26名，仅高于贵州、宁夏、甘肃和西藏四个欠发达省区，在“工程建设领域专项评估”中更居倒数第一。

也有“后进生”爆冷挤进前十行列：湖南省2004年度排第27名，2009年度挤到了第6名；四川省从2005年度的第26名，今年已升至第5名。两省更力压沿海群雄，并列“工程建设领域专项评估”第一。

仍是“绝大多数用户不满意”

各政府网站显然对此评比正在日益重视，以2009年为例，“中评中心”人员应邀赴各地所作的评估介绍有18场，在北京还给中央部委做了一场，“在2006年之前，一年有三五次就不错了。”“中评中心”副主任张少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各部委和地方也在积极反映意见，“有的部门认为它信息公开力度大，信息公开权重还应增加，有的部门认为它没法开展在线访谈，建议减少这个权重。”张少彤说。此前的2006年，“中评中心”也曾就评估问题专门征求了各方意见，其中有部委也建议“增加‘信箱类栏目’的权重，降低‘留言论坛类栏目’的权重”。

无论是针对部委，还是地方政府网站，评估指标中的三大一级指标均为：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三者总和可占到总分的60%-70%。尤其是在部委和市县政府网站中，网站的办事能力被列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政务公开方面，建有专门的栏目发布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得1分。如果分配比较合理，内容比较丰富全面，得7分，如果有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解读的得2分。“中评中心”介绍说，他们一方面是看网站主动公开信息情况，另一方面，工作人员给各部门和各政府网站发一封信息公开申请书，依受理情况打分。结果不出所料，“先不看回复质量，能回复就不错了。”

公众参与也是如此，比如说某一个城市政府网站实现了网上对话，有直播功能，资料也制成了专题，在渠道这块就得了10分。但是在访谈次数上，访谈数量少，只有两期，所以只能得2分。自2004年起的评估，已将质量纳入评价之中。比如，对于一个在线直播栏目，“要看主题，有些地方把领导对网站提出改版意见也放上去，但只有像出租车价格听证会这类信息才能算。”

地方上的一些创新和亮点，因过于“个例”，很难获得加分。比如广州率先公开各部门预算，其得分与地方只公开一份政府预算报告一样，但会在报告中作为突出表现被描述。

而自2007年起，日常监测也开始影响最终的评估结果，因为他们发现，“许多网站平时更新很慢，到年底了，就纷纷突击上传信息。”王友奎说。

而今年在部委、省级和地市级的评估指标中首设“网民评议”指标，2分——这在几十个指标中已属高分值。但是想得到这2分并不容易，“中评中心”解释说，“大部分是批评意见。”

而“用户调查”这一指标，今年的结果仍是“绝大多数用户不满意”，这一指标分值今年为6分，去年是5分。今年省级政府网站中湖南最高，指数为0.35，得2.1分，这已经远高于去年——去年最高分的北京市指数为0.13，绝大多数省份拿不到0.5分，不到满分的十分之一。

“进入领导视野”是关键问题

虽然早在2002年，中办和国办便下文，对全国电子政务建设提出指导意见。不过政府网站真正得到全面重视，则是在2006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总体规划》，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开通。

“很重要的是，评估工作要进入领导的视野。”王友奎说。比如四川省今年获省级网站第五名，便与分管副省长的直接“关注”密不可分。省政府办公厅信息技术处副处长张琳表示，2009年4月，常务副省长魏宏视察网站，提出加强时效性、增加常务会栏目、“热点关注”栏目和“网上新闻发布厅”等具体要求，5月份魏又亲自到网站检查相关任务是否落实。“他（魏宏）说公开是一种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

而此次获得“突出贡献奖”殊荣的深圳市亦是如此，2006年8月7日，深圳市作为首个“国家电子政务试点城市”揭牌，当时的国务院信息化办副主任陈大卫参加。“时任市委书记李鸿忠问常务副市长，我们深圳排第几，副市长说，第36名，李书记说，那可不行，起码要前5名。”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刘南安对本报记者说。

此时离评估采样时间11月仅有3个月时间。很快，政府门户网站从科技和信息局转由政府办公厅负责，政府副秘书长担任信息化办主任；办公厅四个处人员均被临时抽调，全力突击。刘南安介绍说，市政府下达了好几道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区县梳理信息，非设密文件全部上线，能在网上完成审批的事项全部上线。

这一年，深圳果然如愿获得第五名。刘透露，其背后的重要保障措施还有：各局领导被定为第一责任人，六个区信息办主任从原来的科级提为由副处级官员担任；而财政局在经费方面，更是一点也不含糊，“以前报预算，总要被砍一点。”

青岛市拿了一半（四届）的第一，“名次我们确实很看重，但不是高于一切。现在只能这么说，如果青岛在这些国家级的排名中很靠后，那领导一定会很重视，一定会说我们青岛作为城市的地位不应是这个名次。”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惠军对本报表示，全市电子政务每年支出大约一千多万。

山东省所属市县，在全国的排名都较靠前，省会济南今年列全国第七。而省政府排名则显得有些尴尬，“你看看他们的网站就知道。”“中评中心”工作人员说。本报记者打开该网站“信息公开”页面，“省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一栏仅显示16类信息目录及保障部门名称，无具体信息；“部门信息公开目录”仅显示部门名称，点击后均为空白。

张少彤所了解的情况是，近几年山东省主管此工作的领导频繁更替，导致相关工作滞后。而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以未能核实记者身份，婉拒采访。

“强力部门”参与和“制度约束”

与评估本身的目标要求相符合，所有的评估进度信息均通过网络发布。但评估结果不会专门通知各地政府和各个部门，“中评中心”电子政务发展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方伟说，有一些地方会来电咨询相关情况，评估部门发送改进报告供他们参考。

不过，从2008年，有些城市突然主动找上门来。

“有的城市问我们怎么评分，还有的直接问，分数能不能改了？”张少彤说。评估人员此时才发现，在当年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中，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被作为参选城市政务行为规范程度的重要依据，门槛是45分。“中央文明办事先没有告知我们。”

张少彤承认，“强力部门”的认可，对评估参与积极性的提振效果明显毋庸置疑，但这也是评估本身公信力的结果体现。上文中提到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参与就是一例，最近的第八届（2009年）评估结果中还包括“工程建设领域专项评估”榜单。

据了解，“工程建设领域指数”是在2009年11月临时加入的。去年7月，中办、国办发文要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其中要求利用政府网站建立专门平台，向社会公示项目建设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中评中心”在2009年9月接受中纪委监察部委托。“他们接受了我们‘以评促建’的建议。”王友奎说。而从专项报告看来，各省级政府的成绩看起来有点糟糕，比如，仅有7省市建立或链接工作专栏。

而这份不太正面的报告，送到了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认为是真实客观的，跟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差不多。”张少彤认为，由于相关工作刚刚开展，成绩不理想可以理解。今年，相关指标将细化，评估范围也将拓展至各业务部门和省级以下政府。

南方周末记者同时注意到，作为政务公开推动和监督部门的监察部，或许是因为其本身工作特点所致，2009年在60个部委网站中，排名第57位。

就地方网站来说，湖南省在此次“工程建设领域”的榜单中，与四川并列第一。其专栏在全国第一个上线，“从决策到上线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徐正宪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中部省份的湖南，总体排名从此前的15名、10名，升至2009年度的第6名。“我们网站有三驾马车：领导重视、绩效评估、老百姓和企业需求。”曾在原信息产业部任职的徐正宪说。

而支撑其网站的最有力武器，是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要求决策机关在20天内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结果，“不对外发布就可以告你”。

2009年，湖南省对省直57个部门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办事服务项目进行梳理，至今已梳理出1101个项目，每个项目均建立指导手册。“我们分了两三个组，有的时候是我带队，上午一个厅局、下午一个厅局把它逐个梳理出来的。”徐正宪说，下一步（2010年）启动的是网上办事、电子监察，“这样就能对审批的全过程进行监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性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目前，其上位法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

早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一项法定义务。但显然，各级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总体情况距离合格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刚性的制度约束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有关政府网站尚需更加完善的现实，地方官员亦有清醒认识。“我们的网站得了第一之类的，不断有本地媒体要对我们的电子政务、网站做报道，大部分我们都拒绝了。我一再说，即使青岛的政府网站排名是第一，实际上服务功能离老百姓的需求也还比较远。”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惠军说。

至于评选本身，“至少在三年内，还有排名的必要。”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刘南安说，“这对官员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的部门排名靠后，见到领导如何交代？”

海地重建：亟待新思维

infzm — Wed, 3 Feb 2010 22:13:47 +0300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国家的救援队、国际救援组织已没有前来海地救援的强烈意愿，而海地局势仍在恶化。

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已对灾民集中居住区消毒喷洒，印制了“灾后卫生防疫十项注意”的法语材料。

各方对海地承诺的援助总额已达12亿美元。但关键是，国际社会能否继续兑现承诺，继续调动足够后备力量以确保海地重建所需要的长期援助。

各媒体都正考虑撤离海地。“人们会失去对这些报道的兴趣，他们将不再关注。”

1月30日，太子港一家孤儿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暂时无法确定海地地震造成孤儿的确切数字。　图/新华社记者吴晓凌

幸存者还在持续死亡

1月20日一大早，中国籍维和警官王立强被摇醒，迷迷糊糊起床。刚刚发生的6.1级余震，再次造成海地约300人丧生。

因机场指挥调度系统问题，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的一架运载12吨医疗设备的货机三次试图降落海地太子港机场，却都被拒绝，这架货机运载的物资包括药物、外科医疗物资和两部洗肾仪器。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国家的援助团或救援组织已没有前来海地救援的强烈意愿，而海地局势仍在恶化。

海地的粮食供应链在地震中遭摧毁。在太子港看到，写着“我们需要食物”的标语随处可见。骚乱时有发生，女性和儿童难以领到食物。

世界粮食计划署1月26日决定优先向女性分发食物。而世界最大的孤儿慈善组织“SOS儿童村”和“桑托斯家庭项目”护士Leonie说：“在SOS儿童社区中，在地震中幸存的大多数人已死亡。”

虽然越来越多的海地人离开太子港前往乡下，但仍有数十万人住在广场、运动场及其他空地上改建成的临时营地中。

国际红十字会驻海地的官员比阿特丽斯·卡罗特基1月22日对媒体说，地震发生后第10天，一些国际组织已在灾区发现腹泻、破伤风、流脑、呼吸道疾病等疾病，特别是儿童呼吸道疾病、流脑等。她说，目前在灾区出现这些疫情属于正常，关键是进行及时、有效的防疫工作，如接种疫苗等。

国际红十字会太子港分会发言人西蒙·朔尔诺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为居住在太子港三个难民营超过12000人提供净水，也帮助垃圾的回收。”

国际红十字会在太子港最贫穷的地方Bel-Air开设了两个急救站。一座为75岁以上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中心在地震中遭损毁，这些老人现在和无家可归者一起住在露天营地里。

中国医疗队全力防疫

各国纷纷在海地设立野外医院。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太子港已有150座卫生设施正在运营，但仍亟需手术后疗养设施。

不过，地震后，海地一直未能展开大面积消毒防疫。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分队正尽力在受灾现场和医疗点附近进行防疫消毒，并向灾民宣讲灾后防疫知识，发放防治传染病的药物。医疗队已对约3000平方米的灾民集中居住区进行了消毒喷洒，印制了“灾后卫生防疫十项注意”的法语材料。

中国医疗防疫救护队是在海地时间1月25日抵达海地救援。这支由40人组成的医疗防疫救护队，是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公室的要求，从解放军总部机关、南京军区总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和302医院等单位抽选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中青年技术骨干，90%掌握一门外语，70%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并有参加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救援经验。

南京军区总医院宣传部的高铭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海地发生地震后，南京军区总医院积极请缨救灾，1月22日，接到抽组任务后，一支由22人组成的医疗防疫救护队迅速成立，由医护、防疫、政工和保障人员等组成，涉及内科、外科、医学影像科、药品科、麻醉科、输血科等多个专业，硕士、博士高学历医务人员占30%。

中国政府26日再次通过联合国多边渠道向海地提供260万美元救灾捐款，支持联合国推动建立海地灾后重建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已经累计向海地提供48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救护援助，以及360万美元现汇援助。

在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的保护下，中国医疗队几天里已经救治了超过1800名病人。

新版“马歇尔计划”？

如何展开海地震后早期恢复工作？如何协调各界援助使重建更有效？海地救援仍面临棘手问题。

在有关海地灾后恢复与重建问题的国际会议预备会上，海地总统普雷瓦尔说，海地虽遭此劫难，但“海地国家不会亡，人民不会亡”。此间国际舆论认为，海地目前需要的是平等无私的国际援助、科学合理的援助机制，以及立即着手的实际行动。

在赈灾和救援过程中，美国出动航空母舰、向海地派出万名士兵。其接管海地机场、港口的做法引起欧洲和拉美一些国家不满。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纷纷表示，美国或将借救灾之机，将海地变成其在加勒比的又一军事基地。

为此，联合国与美国达成协议，确认联合国负责总体协调海地地震国际救援行动、海地政府负责领导救灾，同时授权美国发挥“配角”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1月20日号召国际社会加强对海地援助，并在海地实施当年二战后帮助欧洲重建复兴的“马歇尔计划”。

一个以现金支付工资的方案正在海地开始实施，当地灾民从事清理废墟、修复基础设施的工作，每天可得五美元，预计总共22万人将受雇用，100万人间接受益。为灾民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他们获得自力更生的尊严和满足感，弥合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

1月25日，美国、法国、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聚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旨在规划海地重建的初级阶段。海地在蒙特利尔会议上要求30亿美元。

此前，根据预备会议与会国达成的意向，在联合国主导下，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将在多米尼加成立海地重建协调委员会，募集并运筹使用各界捐款。

加拿大乐施会估计，海地外债总额达8.9亿美元。澳大利亚乐施会政策主任James　Ensor说：“我们要求今天的捐助者会议取消债务，以便海地政府取得用来兴建学校、医院、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资金。”

世界银行美洲分行的副总裁Pamela　Cox说：“海地与世界银行还存在3800万美元的债务，去年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免除了海地12亿美元债务，对于这3800万美元债务，我们将与双边捐助者共同寻找取消的方法。”

蒙特利尔会议开了一整天，14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讨论了援助任务的分配方案。据联合国统计，各方对海地承诺的援助总额已达12亿美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伊丽莎白·费里斯指出，海地重建的关键问题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后，国际社会能否继续兑现在能源、资金等方面做出的承诺，从而继续调动足够后备力量以确保海地重建所需要的长期援助。

海地不再是新闻焦点

在太子港驻扎多日的朔尔诺先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说，海地灾民也开始着手重建家园，重建生活尊严。虽然食物不多，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分享，并一起防范抢劫。

尽管经历了伤痛，太子港的街道和港口营地正恢复生机，邻里委员会已开始遍布全市，推土机在清除杂物和拆除损坏的建筑物，更多的食物可在街头市场买到，尽管价格比地震前高了两三倍。汇款机开始能取出钱了，银行也重新开放。医院门前排长龙的现象数天前已消失，但医院仍然人满为患，也缺乏药品。“每个人对未来都很迷茫。但星期天早晨，我看到一个家庭盛装出现：小女孩穿着白色礼服和闪亮的黑皮鞋，她们的父亲穿着整齐的夹克，带着领带，牵着她们的手朝左边的教堂走去。”朔尔诺先生说。

海地，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国际社会预计，重建工作可能长达十年，重建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金钱，也在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消除不安与猜疑，协调配合。

媒体迅速抵达海地，海地的灾难景象极大影响了公众，也给了各国政府巨大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反应。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0%的美国人紧密关注着海地的新闻。直到1月底，美国所有电视台都至少有两名工作人员留在海地。其他媒体留在海地的报道团队也依然强大：比如《纽约时报》就有10名工作人员。

但是，各个媒体都正考虑撤离海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尽快撤回报道人员，因为海地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他们也必须开始考虑费用问题。《泰晤士报》也将逐渐减少驻海地人员。“一两周后，我们都知道将发生什么。”美国有线新闻网主播库珀说，“人们会失去对这些报道的兴趣，他们将不再关注。”

（陈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前公安局长文强的“白加黑”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47:17 +0300

文强，这个叱咤重庆警界16年的风云人物，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被官方认为是“最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面临着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强奸罪四项指控。

他的崛起、倒下和中国大多数贪腐官员所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重庆的强势打黑背景下，文强的故事不再普通和简单。

2月2日上午9时30分，身穿黑衣、形容略显憔悴的文强被法警带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两百多个旁听席座无虚席。

这个叱咤重庆警界16年的风云人物，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被官方认为是“最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面临着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强奸罪四项指控。

此前，重庆政府官员曾向媒体表示，对于重庆此前糟糕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猖獗的黑恶势力，“作为分管刑侦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受审中的文强　图/新华社

其妻周晓亚也在同一天受审，被检方指控涉嫌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洗钱罪。

3名他提拔过的手下也在同天受审：重庆市公安局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仅仅是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和辩护人的交叉询问，就已勾勒出文强治下的警界：职务升迁需要用钱开道、和涉黑组织有纠缠不清的关系。

文强的崛起、倒下和中国大多数贪腐官员所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重庆的强势打黑背景下，文强的故事不再普通和简单。

2月2日，重庆公安局前副局长文强（左起第三）和妻子（左起第一）、以及三名部下受审。　图/CFP

善于抓住机会的草根

善于抓住机会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是草根出身的文强此后不断获得人生晋升的一大特点。

庭上的文强用一口略带巴南口音的重庆话为自己辩解。每一条辩解都清晰详尽，显然已深思熟虑了很久。庭上控辩双方偶尔会提到他出生的地方——巴南区曾家镇，在那里，至今还存留着已被警方查封的文强祖屋。

1955年，腊月十七日，文强出生在曾家镇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文明君是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母亲练传芳是商店职员。文家经济拮据，子女7人，文强排行老三，除了大姐，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后来与他接近的人都称他为“文二哥”。

在邻居杨明玉印象中，矮矮胖胖的文强，聪明，不苟言笑，不爱主动招呼人，倨傲而有些少年老成。

这也是文强留给初中班主任程明斗的印象。程明斗说，文强是曾家中学第一届初中生，成绩不错，很小就显示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号召力。当时班长选举，同学都选文强当班长。程明斗曾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文强，他手持赶鸭子的竹片，身后跟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少年，从街上呼啸而过，让程明斗再次感慨这个少年的“号召力”。

善于抓住机会在关键时刻表现自己，是草根出身的文强此后不断获得人生晋升的一大特点。

在文强插队当知青期间，附近军用机场发生了一次飞机意外失事。文强积极参与了对飞行员的抢救，事后他成为知青典型而受到表彰，后被村里推荐参加四川省警校考试，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1980年，文强从警校毕业，进入巴县公安局秘书股工作，从此晋升迅速。

在1983年的严打中，文强得到了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赏识。此后，张在多种场合夸奖文强“此人不错”。

在张文彬的一手提携下，1984年文强被破格提拔为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半年后又被任命为县政法委副书记。第二年8月，他又连跨两级，被增补为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其时离他30岁还差4个月。张文彬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他提拔文强一是因为“干部年轻化”，同时也是文强和同年龄段的干部比，年轻、聪明，工作肯钻研，是个有能力的人。

除了时运和“贵人相助”，文强确实也非无能之辈。在巴县，文强就显示了他在刑侦方面的能力，连破大案。据文强前同事李发树回忆，当时他的辖区曾发生一起绑架儿童案。文强亲自带队，动用无线电追踪等当时先进的技侦手段，三四天就把案子破了。

在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8个月后，张文彬调任重庆市财办主任。此后的6年多里，文强仕途“搁浅”，甚至一度兼任县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直到1991年4月，对文强欣赏有加的张文彬获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文强随即也被巴县县委“一致举荐”，拟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升迁的官场逻辑

文强的仕途起伏和张文彬的履历一直暗合。

在重庆大学老教授、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看来，这种官场人事变动具有重庆自身地缘政治的独特逻辑。

作为一个曾有九座城门九个帮派的码头文化传统的城市，重庆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始终呈现出一种“小城市大农村”分散的小型的地理格局；要实现治理，就需要依赖地方干部。于是，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成为当地官员流动的传统。来自不同地区的干部，普遍带有地域观念，同时为了开展工作，也要提拔和任用自己原地区的干部，长期便在重庆官场内部形成了区域划分的派系，“彼此都很不服气，都觉得自己最行”。

巴县作为重庆辖区内离主城区最近、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其上调官员，多出任重要岗位。张文彬升职后，文强得以提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据此前媒体报道，此时，年少得志的文强已露轻狂之相。酒后多次失态，与人发生口角甚至动粗，结果在晋升的干部考查中，被反映“素质不高，工作作风有问题”；重庆市公安局一度对是否接纳他进市公安局持保留态度。

但文强在关键时刻的积极表现为自己赢得了转机。适逢巴县一个小煤矿发生坍塌，县委副书记文强亲自下到小煤矿里指挥救援，令赶到现场的一位重庆市委常委十分感动。

1992年，37岁的文强终于顺利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此时，文强刚刚被授衔二级警督。据一位老警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众多年龄较大的副局长眼里，文强虽然排名靠后，但“后生可畏，而且管刑侦的也说得起话”。

此后，文强破获了多起大案，多次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如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等。

文强在刑侦工作上的能力和对本职工作的敬业，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据媒体报道，在一个案件现场，文强曾连续3天没有睡觉，眼睛熬得通红。“重庆这么大个城市，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他都侦破得比较漂亮，破案率在80％以上。”一位老警察说。

甚至重庆市现任公安局局长、打黑干将王立军也称：“文强这个人长处很多，是一个很熟悉业务的干部，而且这些年，做了很多贡献。”他认为评价文强，要着眼历史，尊重历史。

文强的仕途起伏和张文彬的履历一直暗合。1993年，张文彬因给父亲做寿挨批而调往政协工作，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重庆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而文强也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6年，除了级别有过两次提升外，职务没有任何变化。

一位熟悉文强的老警察称：“文强很年轻上任，但又当不了正职，仕途又得志，又不得志。”

卖官与涉黑

公诉人问文强妻子，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送这么多钱。答曰：还不是为了想升职。

2001年，因抓捕张君而表现出色的文强终于出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真正实现了大权在握。常务副局长实际上代行局长的职务。

包括文强自己，文强治下的警界最令人诟病的是和涉黑者瓜葛太深，以至于警风败坏。

权力经济是涉黑活动的土壤。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开始垄断市场，出现下膀子、放血等暴力犯罪。

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刺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此时，在重庆老城区渝中区出现了两位老大，即“二王”王平和王渝男。负责刑侦、长期和组织犯罪打交道的文强不讲法治规则，推崇江湖义气的作风暗合了黑帮的发展规律，他和“二王”的关系一直界限不清。1996年隧道枪案中放走王平，2001年白云湖枪杀警察案中包庇王渝男，在坊间多有传闻。直到2009年重庆打黑，这些信息才在媒体的报道中得以证实。

在汪力和多名政法人士的记忆里，重庆市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上任之前，警界风气非常坏。依靠权力，一些警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收取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方式，比如办案公然索要钱财，称“拿钱来就可以取保”，如果拒绝出钱，有时竟以判死刑相逼。在警界内部，职务升迁需要用钱开道，存在着买官卖官现象，以至于在打黑行动中，一些买官的警察也“遭了”。

熟悉文强的巴南人、西彭派出所的老所长李发树并不感到意外，“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有问题”。他的亲身经历就可以佐证这一点。1992年，他就遭遇过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被“放脱”的事。这名嫌疑人再次犯案，其家人放言“搞定了检察院和公安局”，结果市局刑警大队将人放走。李发树坚持将此案办成铁案，最终将这名累犯送上了刑场。

李发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嫌犯家人向他表示“愿出资十万以保不死”，而这样的诱惑，在重庆警界，一直存在。

2月2日的庭审出乎意料地与外界人士的“感觉”相吻合。重庆市检察院指控的文强受贿1625万余元，其中19项受贿情节中，有13项是文强收受财物，帮助他人职务调动或晋升的。据文强和重庆市公安局原刑警副总队长黄代强在庭上的讲述，两人的“要好”关系持续了8年，几乎每年春节期间，黄都要带着1万元左右的现金去拜年和为文强“过生”（文强的生日在春节期间）。黄代强因此得以从九龙坡刑警队队长升任高新区公安处副处长，直至市局刑警总副总队长。

文强和重庆市公安局原公交分局副局长赵利明、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垫江县原公安局长徐强的关系也非常类似。后面3人每年在春节期间也会向“文强拜年过生”，顺便送上红包。赵利明费尽心思弄到一幅张大千真迹青绿山水画送给文强，价值364万元。据周晓亚在庭上回忆，每年逢年过节收的礼金都在十几万。虽然文强表示在送钱时，他的属下们并没有向他提出请托事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人在试图升职时都请文强帮过。

据庭审披露，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局原副局长冉从俭是向文强“砸”钱最猛的一个，冉从俭为了保住官位曾将50万元现金装在麻袋里送给文强。

法庭上，公诉人和周晓亚的对答几乎成了一个模式：公诉人问：某某认识吗？周答认识。问收钱没有，答收了。问多少钱？答xx万。问告诉文强没有，答告诉了。问为什么每年都会送这么多钱。答“还不是想升职”。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文强的这些手下和他“交好”大都在2008年2月戛然而止。黄代强称，文于2008年7月调任司法局后，他们工作不打交道了，文春节过生的聚会就不叫他参加了。

庭审显示，无论是文强本人，还是黄、赵、陈3人，都和警方公布的涉黑组织瓜葛甚深。控方指控他庇护的6个团伙中，他承认与王小军、岳宁的关系较好。王小军是重庆警方公布的67名黑社会骨干成员之一，经营着豪城国际商务会所，检方认定该会所有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文强这样描述他和王小军组织的关系，他和公安机关的内部人员多次去那里唱歌，还和陈涛一起去过，王每年春节都会送他钱。起诉书指控的金额为32万余元。

文强承认，他与媒体所称的“娱乐大亨”岳宁的关系也不错。虽然，他从未接到过有人举报岳宁旗下的白宫夜总会组织卖淫，他不会组织警力去查处，但他确实收了岳宁3次钱共22万余元。

根据检方的指控，文的另一名手下陈涛，在担任治总副总队长时，有近20家娱乐场所多次向他送钱一千元至两千元不等，以求得免于治安检查。

然而，在文强落马之前，这一切都只是流传其中的官场谈资。重庆大学教授、市政府参事雷亨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关于社会治安的问题、文强的问题一直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论的热点，“没有一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谈社会治安的。”然后这些议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未形成过议案和提案。与会的公检机关代表也只是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已记录，回去反映，从此再无下文。

为什么是文强

时势造就了文强，但他也被时势所淹没。

对于文强的落马，曾经的部下李发树的评价是：时势造就了文强，但他也被时势所淹没。

这所谓的时势，即与2007年以来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个重庆建设有关。显然“平安重庆”得到媒体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因为重庆警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纠缠不清，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已是多年的旧账。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上如此表态：“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重庆的门户网站华龙网认为，打黑在重庆有足够民意基础。其“重庆掀起打黑风暴”专题大量采写了“黑老大现行记”、打黑斗士“等文章。

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看来，涉黑多年的文强终于落马，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打的一张民意牌。据《重庆日报》报道，薄熙来在今年1月的大学生座谈上曾问，“打黑除恶你们赞成不赞成？”全场三百多位同学齐声表示赞成。

在如此时势下，文强的倒下似乎是个必然。2009年8月7日文强被双规后，位于江北黄泥磅的重庆市公安局门口响起了鞭炮声。2月2日，文强受审当天，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口聚集了上百位访民。访民将“沉冤未雪”归咎于文强，多年对警界的积怨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就是一个恶霸，重庆的大毒蛇。”

然而，文强落马后打黑的发展轨迹，也引发了各种不同声音。

重庆一位执业17年的老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朋友上了“黑老大”排行榜时，很震惊，第一个反应就是：“还没有审判，媒体已经给他定性，这跟游街示众有什么区别？”

另一位老政法人士持有相同论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媒体审判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他看来，某些自认为代表民意的媒体，出现了偏离法治精神的情况。

然而，在包括文强鱼池藏钱、别墅众多等大量吸引眼球的黑色新闻中，程序正义的呼吁显得相对微弱。直到刑法界泰斗赵长青对黎强的辩护才使得这一问题暴露出来，并在李庄案中引爆。有法律界人士甚至提出，在此之前的案件不少都有打黑扩大化、量刑过重的倾向。办案机关不尊重程序的做法，已经“撕裂了某些法律共识”。对一些明显证据不足的案件，一些办案人员保持暧昧态度，不下结论，不断请示上级，已经是坚守法律良知的表现。

在他看来，打黑如果缺乏程序正义的制约，就会伤害法治的根本。他认为，文强案不应是打黑的尾声，而应是一个关注程序正义的新起点。

面对这类不同声音，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晚报》上称，重庆去年打黑涉及的对象身上有一批命案，是在过去十几年间累积而来，这些都是在中国公安部挂号希望重庆警方破获的。

黄奇帆说，文强被抓之后，公安系统破案势如破竹，一年内破获五百多起命案。他还强调，在去年，打黑效果比往年好很多，并不是在“搞运动”，只是下决心打黑后出现的一种集聚效应。黄奇帆强调，打黑工作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秩序正常推进，不会搞扩大化，也不会有任何包庇纵容的行为。

而文强显然没有看清当时的“时势”，他在庭审前批露的《悔过书》中写道：“我到现在才明白，薄熙来书记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一席话的含义，但是现在都晚了……”

吉首非法集资案：被地产商裹挟的官员们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29:28 +0300

涉及168亿的湖南吉首特大非法集资案，曾因围堵政府等群体性事件震惊中外。随着此案的陆续开庭，地产商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的真相也渐次露出水面。

该集资案透露出的深层逻辑是：涉案地产商利用政府信用与权力集巨资、牟暴利，而涉案政府官员也借地产商获取巨额的土地财政、GDP政绩，以及个人私利。

潮退之后，裸泳者便显露出来。

作为地产开发商的“裸泳者”在湖南省吉首市区留下了一座座刺目的烂尾楼，以及高达200％－2000％的负债率。并且，这几乎是一场吉首市房产商们的“集体裸泳”，吉首差不多所有房地产商均在其中。

发生于2008年的这次“裸泳”，始于房地商的“社会融资”，进而成为牵涉吉首全城和整个官场的非法集资案：

涉及本金总额达168亿余元、集资人数34万人次、6.2万余集资群众。按当地政府统计，吉首全市人口一共才28.9万人。以案发的2008年计，168亿集资额接近湘西当年GDP的75％。

2008年9月，吉首集资者因担心血本无归，遂堵塞铁路。　图/资料图片

2008年9月23日，数千集资者担心血本无归，遂围堵湖南湘西州政府。　图/资料图片

两年后，吉首特大非法集资案终于进入诉讼。该案之一的荣昌公司案，于1月27日在湖南郴州中院开庭。

公诉指控称，湘西最大的这家房地产开发商所赖以支撑的却是37亿非法融资，涉及集资群众2万多人，至案发时止，仍有集资本金约2亿元无法归还。

该案还显露出与地产利益深度纠结的官场腐败。现已查实有15名处级以上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问题，其中厅级干部3人，包括湘西州政协原主席向邦礼，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州人民政府原副州长、巡视员黄秀兰。而最早被免职的是州长徐克勤，他在任湘西州长前曾长期主政吉首市，免职的理由是“对湘西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

随着一起起诉讼的逐渐展开，震惊世人的湘西非法集资案逐渐露出全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旭曦表示：“湘西‘10·2’非法集资系列专案涉及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企业之多、涉及金额之大、涉及人数之众、涉及引发的后果之严重，堪称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非法集资系列案件。”

“官员充当了非法集资活道具”

众多官员的参与，使非法集资成为湘西的全民狂欢。

整个湘西非法集资的路线图始于“张显政创业史”：

1990年代末，民营企业主张显政创造性使用民间集资来开发吉首雅溪民营小区，月利息从1.5％到3％不等，后来成为吉首市个私协会长，被称为“民间融资教父”。他是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也是吉首光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的经验得到效仿，“融资”成为潮流。而且有了各种花样：湘西荣昌集团（简称“荣昌公司”）推出“融资款抵购房款”的措施，集资人在购买该公司裕隆世纪山庄房子时，可将融资款部分抵转为购房款。而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三馆公司”）则一度考虑把部分融资额度转为股权。

案发后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背后都各有其后台。

根据现有案卷，三馆的老总曾成杰曾经入狱服刑3年，出狱后成立了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而且在公司成立前就取得了湘西州电力宾馆、州体育局的体育馆和州文化局的图书馆与群艺馆等约80亩地块的开发权，尽管曾的公司拥有的资本金也远远低于法律规定。坊间的传言是，曾在狱中“腿差不多都打断了，却没有招出别人”，80亩地块开发权的取得，被视为是一种回报。

及至吉首另一条民间融资巨鳄荣昌集团带着4000万元保证金和开发方案意欲参与投标，却被告知“如果想参与这个项目只能与三馆公司合伙做”。多家媒体报道，曾的后台是湘西州委的某些官员。

荣昌公司的后台则是由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上级机关在对滕万翠的处理意见上称：“滕万翠主要涉嫌参与吉首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湘西荣昌集团非法集资，并与这两家企业的关系非同一般。”

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后来刊文称，“非法集资企业还不断翻新欺骗群众的手段……他们邀请当地领导参加企业的奠基、庆典等活动，或邀请其前来视察、调研，让少数领导干部充当起非法集资的‘活道具’”。

不同的起诉书都表明：

湘西州政协前主席向邦礼，担任一非法集资公司“总顾问”，自己参与集资454万余元，介绍亲友集资307万元。

前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在任凤凰县委书记和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期间，在工程建设、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和旅游项目开发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201万元，带头参与非法集资200余万元。

湘西州人民政府前副州长、巡视员黄秀兰，涉嫌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40余万元；担任非法集资公司顾问，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非法集资3811万元，收取顾问费19万元、返点费和“业务费”215万余元。

该案的多份上级调查报告表明，另有多个要害部门的多名科、处级官员参与非法集资的运作。包括：湘西州地方海事局原局长、原凤凰县委办公室某副处级干部、州发改委社会发展科原科长、州政府办城乡建设科原科长、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某正科级干部、州经委政策法规科原科长、州经委原某正科级干部、州国安局原某正科级干部等。

众多官员的参与，使非法集资成为湘西的全民狂欢。

地方政府受到群体性事件冲击

《团结报》上说：当今时代，“稳定是品牌，稳定是资源，稳定是效益，稳定是第一环境”。

有了众多地方要员的支持，各地产开发商自然敢于大胆宣传和大肆运作。

从2004年开始，荣昌集团就制订了奖励措施，每万元集资款按存期不同给予奖励200元至1000元不等。

而三馆公司，2008年3月时，经营就已经非常糟糕。但为了蒙蔽公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该公司董事长曾成杰还带领一支人马赶赴地震灾区进行“救援”，通过媒体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给集资群众造成 “形势一片大好”的错觉。“虚假宣传”的背后，是集资利息的一路飙升。月利率3％，5％，8％，12％一路上扬。

进入2008年，这一数字背后更为现实的场景是：投入1万元，每个月便可以得到1200-1500元。很多农户的征地补偿款、市民的养老金，都被投了进去。

湘西的许多集资人转瞬间便迎来了“好日子”：茶楼、咖啡馆、洗浴按摩中心等休闲场所雨后春笋般出现。

没有人会想到崩盘在即。

2008年8月，中央调查组到湘西，要求处理问题。

2008年8月中旬，吉首市一副市长在民族影剧院大会上发言，表示吉首房地产商集资要“软着陆”降息。

看出端倪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家属迅速抽逃。其中之一就有原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等人。挤兑由是发生。

2008年9月3日，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简称“福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上访，并一度造成交通堵塞和火车延误。

此次事件在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徐宪平的先后处理下平息。

但是到9月22日－24日，又起波澜。因三馆集团无力偿还本金，数千人到湘西自治州政府门口抗议。此后一天出现围堵州政府大门、堵塞市内交通、掀翻车辆、冲击火车站，堵塞铁路等群体性行为。

集资者的抗议理由是，集资从来都是政府在鼓励和倡导的。公认的事实是，在融资危机爆发前，政府的态度一直是默许。融资规模最大的几家房地产企业，接纳融资与派发利息的办公室都是公开的。公司在各种公开场合，不断获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信得过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等称号。

在融资规模最大的荣昌集团，融资客户2004年起还持有一本盖有“湘西自治州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和“荣昌公司投资协会”两个印章的“投资协会会员证”，会员证还需年检方可续签。

2008年9月26日，“融资活动”被最终定性：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亦在公安和武警大规模介入下得以控制。

其时，地方政府的责任被撇清。公开的材料称，“这些企业除了艺苑文化娱乐公司外都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合法企业，政府及领导干部参与企业的活动并不能说明企业的非法集资就合法了。”

而集资户的责任被强调为“集资户不了解非法集资的特性，不知道集资存在巨大的风险，是说不过去的”。

不久，处理办法出台，清退方案出笼，一系列相应措施被采取。9月28日，公安部门称，共抓获60名涉嫌打砸抢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中仅有2人参与集资，其余58人均系社会闲散人员。南方周末记者所看到当时一份起诉书称：打着锣带头的唐永祥“患有中毒精神发育迟滞”。

一场“三无人员”大清查和“打黑除恶，缉枪治爆”集中行动也同时开展。整个自治州还开展了“万名干部下基层，排忧解难促发展”活动。

《团结报》上说：当今时代，“稳定是品牌，稳定是资源，稳定是效益，稳定是第一环境”。

被土地财政驱动的官员行为

当地政府提出，把房地产作为建设突破口，实行“单位出资购地，个人集资建房”的特许政策，要“黄土变黄金”。

事发后，上任十个月的州长徐克勤被免职。

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州政府和驻州各银行负责人召开的州银座谈会上称：过去，我州由于缺乏正确的金融知识，没有树立诚信的贷款担保意识，企业没有找到合适的融资方式，最终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然后，也有当地官员认为，整个集资案更像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共谋”。

知情官员解释了这一共谋逻辑：

湘西州一直是湖南最为贫穷的地区，被称为湖南的“西藏地区”。七县一市中，七个县均是国家级贫困县。

湘西州委州政府由是提出“弯道超越”的发展口号。

1999年7月，吉首提出将市委、市政府办公楼搬迁到7公里之外的乾州，用5到10年的时间“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

其时地方要员在去江浙地区取经之后，利用民营资本经营城市的理念得到确立。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的一份当时宣传稿称：“吉首市政府深味个中道理：城市经营，就是以人们对城市增值为预期，将城市要素当作商品出售，以此作为撬动民间资本的杠杆。”当地政府提出，把房地产作为乾州新区建设的突破口，实行“单位出资购地，个人集资建房”的特许政策，要“黄土变黄金”。

今年1月初开庭被起诉的湘西州经委政策法规科科长张宏辉，2006年8月就曾被原州长杜崇烟（已因受贿罪在去年被判十年）要求率团到沿海地区考察民间融资的经验。其中，支持民营企业融资，被视为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2001年—2003年，张宏辉因为工作突出，连续三年被湘西州委州政府评为“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个人”。

不过，起诉书称：张宏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融资的风险，政府部门其实完全清楚。甚至企业的经营状况，政府中人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时的领导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湘西州就那么几个大企业。”

2005年12月，湘西州委办公室以《湘西要情》向州委报告了当地非法融资猖獗的惊人状况。时任州委书记的童名谦批示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后来又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的整治非法融资领导小组，整合工商、银监会和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处理此项工作。

官员们研究的结果是不能贸然打击民间融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不止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内参等各种形式的渠道反映上去，有的还得到语气甚是严肃的批示，但结果无一例外“流于纸面”。

其间原因，除掉官商勾结的因素外，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是，“弯道超车”的需要。更何况，“只要不在其任内出问题，领导哪里会管那么多！”

况且，现实的利益正摆在面前。

吉首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初，在位于乾州新区的乾州经济开发区内，已经开工建设并部分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房地产项目超过50个，土地收益达3亿元。这对于年州财政不过20个亿的吉首市来说，是有相当诱惑力的。

房价也在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默契下不断飙升：在短短几年内，从800元／平米涨到2000元／平米，而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不到千元。

当地统计部计门资料显示，在非法集资最疯狂的5年，全州GDP年均以11.1％的速度递增。

而吉首也获得一系列荣誉：首次进入了第五届（2007年）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行榜”第20名；连续三年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中小城市”称号等。

但“辉煌”在2008年9月3日群体事件后戛然而止。吉首成了“棘手”，湘西州政府再无力来收拾残局，之前繁华的房地产成了负担。

2008年，救局的是中央和湖南省，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消息称：中央和省里共拿出50亿元，其中30亿用来清退本金。

这种负面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在2010年1月6日的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州委书记何泽中说：“2009年对于湘西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极为艰难的一年。非法集资带来集资群众的重大损失，经济受到冲击，创伤未愈……总的说来，经济发展处于低谷，社会稳定受到重大挑战，干部群众信心严重受挫。”

不过，民间的复苏活力还是给人以乐观。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吉首街市逐渐繁华，房价再度飙升，有的房价已升至2500元／平米。虽然那些烂尾楼依然矗立。

但也有消息称：在湘西治下的一些县，因为贷款困难，“融资”已经又开始。

带着体面与尊严回家，实名制远远不够火车票实名制元年广州春运观察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22:46 +0300

实名制购票上车，这一尝试也激起了我们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向往——能否让返乡民工这支全球仅有的年度迁徙大军开始带着体面与尊严回家。

买火车票前，湖南打工者王中仁和妻子石辉荣大吵了一架，他们谁也不记得一年多没用的身份证搁哪去了。翻箱倒柜了三小时，王中仁终于在一件衣服口袋里翻了出来。

好在买票空前顺利。在广州白云区——他们打工的鞋厂所在地——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王中仁排了两分钟不到的队，递过两张身份证，印有各自名字与身份证号码的火车票很快打印了出来。

得知自己赶上了中国首趟实名制列车，石辉荣兴奋地给儿子女儿打电话，让留心晚上的电视新闻，“可能会看到你爸妈”。坐在一旁的王中仁却不安地用手试图盖住裤子上遍布的鞋胶印，以免被镜头拍下。

这身工作服也是他来广州打工12年回家时的必备行头，以应付拥挤、脏乱与火车站广场上的露宿。彼时，王中仁第一次觉得，今年春节，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回家了。

这趟开往湖南邵阳的实名制列车启动于1月30日凌晨0点09分，旅客须提前4小时到琶洲会展中心候车，可29日下午3点，两口子就赶到了琶洲。

候车大厅已经坐下了一百多名同样早到七八个小时的乘客，数名手持摄像机或相机的记者穿梭其间。王中仁作为数十万返乡民工的代表，被摄入镜头。

2010年春运就此拉开大幕。广州与成都作为全国两个试点，实施实名制购票上车，以解决黄牛猖獗、一票难求的困境。这一尝试也激起了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向往——能否让这支全球仅有的一年一度的迁徙大军开始带着尊严回家。

广州火车站实名制验票闸口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没有身份证就没有火车票

这趟开往邵阳的实名制首发车，还是出了个小意外。四名乘客被禁止上车，他们均因本人身份证不在身边，借用亲友的身份证买的票，以至验票时票证信息不符被拒。

这一问题于次日1月30日实名制启动之后，在广州火车站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前不断上演。这个为实名制购票后遗失或损坏了身份证的乘客办理乘车手续的服务窗口，解释工作远多于售票业务。

在检票口被拒进站的乘客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票证不符；有的因没有身份证，要求购买非实名制车票；有的请求紧急办理临时身份证，却被告知，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回得去，还找他们干嘛？”咨询者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气呼呼地向媒体倾诉。

时不时的，一些情绪激动的乘客会激起周围人的同情与骚动，随即被遍布附近的武警与警察平息。为顺利实施实名制，广铁集团与广州市政府调动人力规模仅次于2008年冰灾下的春运。

在寻找身份证的大军中，王中仁夫妇是幸运者。对于这些外出打工者而言，这张认证作为公民的资格的证件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王中仁与妻子石辉荣同在一家鞋厂做技术工，工资按件计算，一双靴子16块，一双春秋单鞋4块5，无底薪。

在这座大城市打工12年，他们几乎没有用身份证的机会——从没与老板签过用工合同，自然也没有社保、医保；从没办过信用卡、会员卡；也从没住过宾馆、坐过飞机。仅有的一派得上用场的两次，一是在白云区一城中村租间月租160块的房子时，二是在建行开户往家里汇钱的时候。

在这座城市，他们频繁使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前些年是暂住证，现在则是居住证。

王中仁夫妇的五六个工友因身份证放在老家，或因遗失而迟迟未补办，不得不提前告假，赶在1月30日启动实名制之前回了家。许多在珠三角小工厂做计件工或打零工的农民工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据广铁集团统计资料显示，今年春运较往年有所提前，在30日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客流小高峰。

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前，关于身份证的风波还在继续——

一对在东莞打工的父子，只有大人买得了票，在警察的追问下，父亲才支支吾吾地说出，儿子还没成年，没办身份证，去年辍学和父亲一道到东莞做建筑工；

在顺德经营早餐店的一家六口，因其中两人没有身份证，一家人不得不兵分两路回家；

一个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司机，无暇订票，托朋友代买，到火车站后才发现上不了车；

……

“票证符合”的两难

在深圳宝安区打工的贵州人黄帮军可能是没有票却上了火车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回家当天，小偷从水管爬进他的家中，摸走了他裤袋里装着现金和火车票的钱包，只留下了身份证。

报案后，黄帮军急匆匆地从深圳赶到广州火车站，揣着报案回执与身份证请求警察帮忙补票。警察拒绝了他，因为目前的查验系统只能通过车票核查身份证信息，而不能倒查。

在开车前四十分钟，在公安干警刘靖（化名）的帮助下，黄帮军被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旁边的同事善意地提醒他，最近东莞一列车员因帮助乘客挤上火车，导致车站书记、站长都被撤职了，你要小心。刘靖犹豫了一下，还是在一个女乘客的票上盖了通行的戳，再三强调，“进站后，不许再出来”。这名来自湖北荆州的女子因身份证遗失，只能今年回家过年才补办，于是借用了另一个坐汽车回家的工友的身份证。

在连续几天超负荷工作中，刘靖经常陷入矛盾。一边是那些没有用自己身份证购票，苦苦哀求的农民工，另一边是要求严格执行的票证符合规定。

这同样是广铁集团的难题。实名制实施后，广铁集团接到许多关于身份证购票难的投诉，2月2日，客运处处长黄欣在做客广州一电台节目时，接到的热线，也多是抱怨类似问题。

眼下这一状况让广铁集团也颇为纠结。客运处处长黄欣坦言，订票、登机出示身份证，对乘机旅客从来不是个问题，没想用在春运购买火车票上，问题会这么大。

黄欣坦言，系统的刚性操作让一些乘客受了委屈，但是又不得不严格按规则执行，因为一旦网开一面，很难收住，实名制的初衷与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2月1日，一名旅客拿着五张残票到身份证临时办理点要求换票，乘车前一天，这五张放在衣袋里的火车票被他误洗，二维码区受损，验票机无法识别。在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办法后，这名中年人当场撕碎了票，愤怒地说，“老子坐高铁去！”

长途客运站就这样意外迎来了被身份证拱手“送”来的客流。据广铁客运处处长黄欣提供的数据，春运前三天，广东长途客运的客流量较去年增长了5%，增加的客源集中于工厂密集的广州、东莞与深圳。同一时段，铁路的客流量同比下降了8%。可资佐证的是，春运临近，往年常在工厂附近转悠兜售车票的黄牛竟然都不见了，多起来的是一些推销长途汽车票的代理商，他们说服农民工的理由很诱人：你没带身份证没关系，汽车不需要身份证；汽车还能把你直接送回老家县城甚至到乡。

这样的局面让广铁集团颇为尴尬。客运处处长黄欣说，铁道部为实施实名制前期投入的一亿元是不会通过提高票价的途径分摊到旅客头上，广铁只能通过自身的客货运输增量和节省开支来消化这笔投入。“眼下看来，想通过春运客运量增收的可能性不太大。”黄说，这项目标得寄希望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了。

黄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的难题与困境，在推行实名制的第一年，必然无法避免。如果将来，乘客尤其是农民工们对身份证的作用与用法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该补办的补办，该随身携带的随身携带，各种误会与麻烦会大大减少。“消减了这些磨合期困难之后，再来总结反思要不要继续推行实名制。”

带着尊严回家，实名制远远不够

2月3日凌晨，春节前10天，春运最紧张时段的车票开始预售。买票难，重又超过身份证的风头，成为火车站里等待回家的人们最关注的话题。

凌晨一点，流花展馆——广州最大的火车票售票点——繁忙如白昼。售票大厅前的广场被之字型栅栏隔成六列，排队买票的人群密实地填满其间，等待限量分批放行入内。

从排队到达窗口不到两百米的距离，李智（化名）挪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是他第三天前来排队买票。李智来自江西吉安，今年春节得带怀孕的妻子回家乡待产，此前通过电话预订，只能订到无座票，这对行动不便的妻子与尚未出世的孩子，无论如何不是个好消息。

一小时，两百米，平均一分钟挪动3米，这对李智而言，已是不慢的速度。此前，在流花展馆，他曾经排了五小时队，眼睁睁看着疑似黄牛党夹在前面疯狂抢票，只能干着急。轮到他时，连站票都卖光了。来粤打工九年，李智都是从黄牛手中买高价票回的家。

尽管实名制以打击黄牛为初衷，但在铁路运力仍然不足，供大于求的现状下，黄牛不休，斗争不已。

多家媒体纷纷以暗访的形式披露了新一代黄牛党大同小异的囤票路数：从实地转至网络，联络更为隐秘；装备已迅速更新换代，代理订票成功后再付费，中介费为50～100元；数量骤减，小范围游击。

逾接近春运高峰，车票预订电话逾难以拨通，好不容易拨通了，却被告知开往湖南娄底的票已售完。在朋友的指点下，方小同（化名）找到广州南方医院一家电话吧，老板记下他的身份证号码与目的地，告诉他第二天来取票号，中介费30元。

方小同注意到，记录身份证的本子上起码记了上百条信息，第二天，他顺利拿到了票号。

这几天，公安干警刘靖见过最没底线的黄牛是假票贩子。三名在三水郊区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在工厂附近小贩处，每人花两百块钱买了三张开往重庆的火车票，上面只有二维码，到了车站验票口，得知是假票后，当即失声大哭。

凌晨两点一刻，李智终于挪到了售票窗口，运气却比前两天还要糟糕，连站票都卖光了。李智打算次日凌晨继续来排队。

像李智般无功而返的人不在少数，但聚集到流花展馆的人流只增不减，彼时，已是凌晨三点。等待买票的人群中，大多数此前都通过电话预订到了无座票，这是与往年相比最明显的变化。但是，他们希望有一段更舒适的回家之旅。“实名制不就是要让老百姓好买票，体体面面地回家过年么？”排队的人群中扩散着类似的疑惑。他们中的大多数这几天在报纸上，从身边的工友口中都得到同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今年黄牛没了，票好买了。

但加入进抢购最高峰车票的大军时，官岭才发现，票就那么多，一票仍然难求，不同的是以前售票处“求”不到，还可以“求”黄牛，今年连黄牛都难“求见”。这让李智甚至觉得，黄牛不应全部“赶尽杀绝”。

对此，广铁集团客运处处长黄欣认为，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实名制，而是提高运力。在实名制实施之后，买票仍然困难，在意料之中，也是铁路系统下一步将解决的问题。

未来十年，铁路主要靠高铁提升运力。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开通，亦开启了中国高铁新时代。这条将广州—武汉运行全程缩至3小时的高速铁路，为广州首个实名制春运分担了部分客流。

2月2日傍晚，发送武广高铁的广州火车南站广场放着电影《珍珠港》主题歌“有你相依”，来往旅客从容地从广场穿过，进入接近机场规格的大厅，等待候车。截至2月3日，武广高铁11日之前的票已全部售罄。

在南站工地做木工的杨力树希望高铁一条接一条修下去，“那些白领、学生哥就不再来跟我们挤火车了，大家都能体体面面地回家。”杨力树的工友中，不少来自湖南和武汉，但没有一个人选择自己参与建设的高铁回家。最低四百多的票价，是他们一星期的工钱。

杨力树已经买了回广西玉林的汽车票，“一年就回一次，还回得灰头土脸的，没劲。”他的老乡工友、来自广西柳州的林大方身份证放在老家，他干脆召集了几个老乡，一起开摩托车回家，全程约十小时，便宜又自在。

他打算在工地上一直干到大年三十再走，工资按天结算，每天90块。他不太关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话题，自从2008年冰灾之后，他对回家的恐惧至今仍存。他有自己的世界与人生理想——再在广州打几年工，攒够钱，在老家买辆车，自己跑运输。

“谁都不想离乡背井，不想每年站十几个小时回家，让列车员拿着扫把踩在我们肩膀上走来走去。谁都想要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他说。

湘西首富与狂热吉首：谁逼疯了谁？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15:00 +0300

吉首非法集资大案

涉案168亿的湖南吉首特大非法集资案陆续开庭，地产商与当地官员相互勾结的真相渐次露出水面，前者集巨资、牟暴利，后者获巨额财政、GDP与个人私利。

这场危险游戏的一个重要主角，是当地前首富金孟贤。帮助这个曾经的建筑工把整个城市带入集体癫狂的，是僻远贫困之地膨胀的欲望、落后的金融生态和无规则的市场

湘西荣昌集团大楼　图/资料图片

1月27日，湖南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4楼审判厅，庭审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

从上午9点起，“吉首非法集资第一案”在此开庭。

2008年，那场全城参与疯狂集资的大案曾震动朝野，涉及本金总额达168余亿元、集资群众6.2万余人——要知道，按当地政府网站的统计，即使连带乡镇一起算，吉首全市人口一共才28.9万人，以每户3人计，相当于90%的家庭都参与其中。

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旭曦表示：“该案涉及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涉及企业之多、金额之大、人数之众、引发的后果之严重，堪称1949年以来所罕见。”

目前，湖南全省多地法院都在审理吉首涉案公司的案子，此次郴州庭审的是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一家公司，湘西荣昌建设集团责任公司（下称“荣昌公司”）。8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公司集资金额高达37.79亿元。

“这里所有人都把钱投到荣昌去的。”南方周末记者随意走访的当地人如此描述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的关系。

荣昌如何开始集资，如何玩转这个游戏，并将整个城市带入癫狂？

庭审中的荣昌公司高管，前排右一为金孟贤　图/资料图片

“湘西首富”前传

这个偏居湖南湘西的民营企业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以矿业、生物高科、房地产开发为“纲”，酒店、建安、纸业、物贸、教育、旅游为“目”的新型产业结构

“我曾经是州市两级的人大常委。”当公诉人举证金孟贤曾经是“两级人大代表”的身份时，他主动更正说是“常委”。

以前，金孟贤头上的光环耀眼：案发时，他头顶着湖南省政协委员，以及“湖南省工商界百位诚信人物”、“湘西州优秀民营企业家”等荣誉；其创立的的荣昌公司更曾获得国家、省、州、市四级行政区划的多次表彰，荣誉称号有上百个。

而庭审当日的金孟贤，身穿囚衣，背后被贴上为“1”的编码——他在8名被告人中第1个出庭单独受审。

自始至终，48岁的金孟贤都以浓重的湖南邵阳方言作答。大部分时间里神情自若，语气稳重。当坐下来听审时，金孟贤一直晃动着双腿，偶尔回过头看一眼身后旁听席上的亲属。

20年前的1990年，农家子弟金孟贤从家乡湖南邵东来到了湘西吉首，干起了建筑业的老本行。1993年，金孟贤建成了在吉首第一个自己承包的工程项目——吉首大学凤凰楼。从此他与吉首大学结缘，逐渐承担了在多个校区大兴土木的吉大很多工程建设项目。

到了2000年6月，金孟贤出资500万元，与吉首大学注册成立荣昌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不过，吉首大学未实际出资，系挂名股东，不参与分红及公司管理，而是将学校工程交荣昌公司承包，然后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直到2006年9月，吉首大学才退出荣昌公司。

承接吉首大学的校园建设，让金孟贤完成了个人的资本原始积累。

到2000年前后，吉首市提出“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启动经济开发区建设。金孟贤遂找到了更大的舞台，投身于吉首房地产业开发，甚至走得更远。

荣昌的宣传资料是如此介绍的：从2002年起，荣昌集团确立了以矿业、生物高科、房地产开发为“纲”，酒店、建安、纸业、物贸、教育、旅游为“目”的新型产业结构。

于是，从2002年到2007年，荣昌有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经营运作：承建了吉首市政大楼、影视大厦、教师花园等分别价值数千万的工程；投资创办了物资贸易公司、纸业公司、生物肥料厂和一所实验学校，还收购了吉首旅行社；此外，“走出湘西”去湖北来凤开发商业广场，到贵州松桃投资矿业，并且在贵州铜仁创办中学……

2007年，这个民营集团已拥有8个子公司、2个分公司、2所学校、1个经济合作投资协会、1个艺术团。荣昌已成为吉首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其掌门人金孟贤也实现了从包工头，到地产大佬，再到明星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2007年，《长沙晚报》独家发布的由“湖南富豪网”排出的富豪榜上，金孟贤以6.5亿身家被排为湘西首富。

盖房子盖成股东

仅此三个工程，荣昌公司就被拖欠工程款超过5000万——吉首全市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75亿

但是，当金孟贤加入到开发吉首的热潮中时，却发现盛宴背后其实也有许多难言的辛酸。

2003年，荣昌公司中标建设吉首市政大楼工程，而在2004年完工后，3000万工程款（占总工程款的一半）“因故延付”，最后以乾州兔儿坡280余亩地抵扣工程款。

2003年—2004年，荣昌公司承建吉首标志性建筑之一影视大厦，尽管由湘西州广播电视局投资近亿元，但工程款又因故延期支付，最后双方协商以股份转让形式解决，建设单位荣昌公司盖房子盖成了股东。

2005年，吉首教育局规划建设“国际实验学校”，荣昌公司2000多万建设资金又被拖欠，依样画葫芦被“以股抵债”，成为了学校股东。

仅此三项，荣昌公司就被拖欠工程款超过5000万——吉首全市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75亿。

由于土地转让受限，变现困难，“以地抵债”并不能马上缓解荣昌的资金饥渴；而由于项目处于投入期，未能马上盈利，“以股抵债”同样让荣昌捉襟见肘。

找钱的路子

按道理，“明星公司”荣昌集团应该是银行争相放贷的宠儿，但是湘西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却告诉荣昌此路不通

这边厢要花钱扩张，那边厢不能马上拿到真金白银，这样一来，金孟贤就必须琢磨“找钱”的路子。

按道理，“明星公司”荣昌集团应该是银行争相放贷的宠儿，但是湘西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却告诉荣昌此路不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湘西州金融形势分析》，由于不良贷款居高不下，2002年以来，湘西州工行的公司业务一直遭遇停牌处罚，只收不贷；而且当地社会诚信意识较差，少数企业特别是少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恶意逃废银行债务。据统计，2008年末，全州机关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逾期贷款高达7.1亿元。

金融机构们于是纷纷将湘西地区列为高风险放贷区，将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同时，银行实行严格的问责制——截至2008年末，全州金融机构共有1244人受到问责处罚，导致信贷人员不敢放贷。

银行的门被堵上了，金孟贤转向求助老百姓和内部职工：

根据起诉书的记载，从2002年11月起，由于荣昌公司在承建工程中资金紧张，金孟贤未经有关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决定以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中高档住宅小区等项目的名义，以1％、2％不等的月息，采取与集资户签订项目投资入股（分红）协议并出具收款收据、借据凭证的形式面向社会公开集资。

除了集资，荣昌其实还希望搭上“借壳上市”的顺风车，去资本市场找钱。2003年10月，吉首大学收购控股上市公司ST吉轻工（000546）后，将荣昌旗下一个子公司湘西乾城当时的重要资产“教师花园”注入ST吉轻工。

由于ST吉轻工一直没有扭亏脱帽，再融资无法启动。而且，随着吉首大学在2004年底退出ST吉轻工，荣昌公司想从股市融资拯救乾城的梦想也就破灭。

也就在2004年12月，荣昌公司成立了专门负责集资工作的招商引资部，金孟贤亲自担任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将全部的希望押到了集资一途。

击鼓传花的资金游戏

飞涨的房价为荣昌向当地人付出高息提供支撑，而赚了钱的人又开始消费更多的房子，击鼓传花的游戏开始了，鼓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这时候，吉首的旧城改造运动如火如荼，房价持续攀升。

在财富诱惑之下，建设项目大量上马，资金的渴求日益迫切。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湘西的民间集资，2002年前后起在当地开始盛行，数十家公司都采取这种方式来缓解资金饥渴。

2005年，荣昌公司迎来了集资“全面开花”的一年。除了招商引资部，荣昌的财务部也以“开发松桃金源矿业”项目名义开始圈钱；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州影视中心因装修缺少资金，打着“影视大厦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旗号启动民间融资；湘西乾城保靖分公司则以“开发保靖建材工艺园区项目”的名义面向社会进行集资。

其实，有些项目并不像荣昌所说的那么赚钱，比如“教师花园”项目。

这一项目曾让金孟贤颇为头疼。据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该项目是荣昌公司与吉首市教育局合作开发，由后者买断整个516户住房中的500套，所以这个造价3000多万的非商品房项目利润注定单薄。

这一点被后来的财务数据所证明：由于教师花园是荣昌旗下子公司湘西乾城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资产，而根据2003年财报，资产规模近9000万的湘西乾城，净利润是121.88万元，一年后，乾城资产规模达到1.07亿，但净利润也仅为134万。可见这的确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

即使是在盈利前景如此不乐观的情况下，2003年4月，金孟贤在公司员工大会上宣布：采取向内部员工以月息1.2％、存期一年的方式进行集资。

与此同时，由于参与的公司越来越多，竞争激烈，整个吉首地区集资的月息利率持续上升。例如，2005年底，荣昌以开发“裕隆山庄”为名义向社会集资，月息从1.5％升至2％，再升到10％，每次的利息调整都是金孟贤参照吉首地区其他非法集资企业同期的利率来确定的。“开发松桃金源矿业”项目集资利率最高还达到月息20％——那意味着，投入1万元，每月就能赚2000元。

支撑这种不计代价的集资的是，房地产价格快速攀升，足以覆盖高息集资带来的成本压力。

据吉首市房产局统计数据，自2004年来，吉首市商业住宅均价平均每年上涨250元/平方米，平均涨幅在20％以上；到2008年，新建商业住宅均价接近1600元/平方米，为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的2倍。

而且，集资户获得高额利息收入后，会花钱买房子，刺激商品房的消费，形成需求和房价两旺的“循环”。

为了招揽到更多的集资，荣昌和其他公司都对能拉来资金的人给予了高额奖励：比如2005年1-2月，荣昌公司规定，若拉来资金存一年，每万元奖励200元，后来的时间中，这一奖励金额不断降低，一直到30元。

即使如此，仅仅奖励就是一批庞大得惊人的数目——湘西州党委机关报《团结报》援引公安侦查结果表明，仅此一项，荣昌一共支出1.88亿。

击鼓传花的游戏由此热火朝天，鼓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救火、暗号与挡不住的诱惑

当时吉首广泛流传着一副对联：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连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洞穿。横批：死路一条。可是，人们还是挡不住集资的诱惑

当民间集资利率的升幅超过房价，尤其超过企业的利润率时，集资就变成了“资金链条游戏”。

毕竟，企业年利润率120％，才能维持10％月息支出的平衡；240％的利润率才能维持20％的月息支出。而这样的利润率要求，对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天文数字。

尤其是随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节节攀升，各民营房地产企业更是经营困难，金融危机之后更是越来越走入一个死胡同——他们不得不不断抬高集资利息来吸纳资金，根本顾不上日常经营。

荣昌公司将收到的集资资金汇总，除了由招商引资部按期还本付息外，还设立了专门银行账户，由金孟贤统一管理调配，腾挪资金“救火”以保证链条不会断裂。

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荣昌不得不紧盯行情，随时调高利率。

他们发明了具有“荣昌特色”的集资“暗号”：在给集资户开具借条和投资回报卡时，金孟贤吩咐以符号的形式来载明利息，例如“＋”代表的是月息5％，“★”代表的是6％，“A”代表的则是7％，而“B”是8％，既可以增加集资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又能在一旦事发时可以减少证据追查。

当时，在吉首广泛流传着一副对联：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连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洞穿。横批：死路一条。

可是这时候吉首已经陷入了全城的集资疯狂。

为了让老百姓更为相信自己，许多企业不仅给出了高额回报的诱饵，还将政府与官员拉了进来。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后来刊文说，“他们邀请当地领导参加企业的奠基、庆典等活动，或邀请其前来视察、调研，让少数领导干部充当起非法集资的‘活道具’”。

大量的官员也有意地参与了这场游戏。现已查实有15名处级以上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问题，其中厅级干部3人。

参与集资的民众更是多达34万，远超过吉首全市的总人口数目。

对他们来说，集资是个挡不住的诱惑：当集资到期了，企业足额还本付息，但同时又说，下一期的利息会更高。于是，集资户们就又把钱投了进去。

“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集资户反正不取钱回来，企业就集新资还旧资，甚至新资旧资继续滚动。”一位湖南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

以2008年5月为例，荣昌公司共集资1.5亿，其中5000多万用于支付当月集资群众的利息，余下的2/3也不能用于经营活动，因为面临着下一个月更巨额的还本付息。又例如，同被查处的新世纪锰业公司，在2006年底到2008年8月，涉嫌集资诈骗的5.5亿多元中，仅有6000多万用于经营活动，而且几乎没有实现盈利，其余大部分用于“拆东补西”还本付息。

到了2008年8月份，荣昌公司的资金流转已经非常困难。金孟贤在庭审时承认，“此时，我的心里非常清楚，公司自爆就在眼前，但这时已经没有退路了，能多撑一天算一天。”

尾声

1月27日，审判厅内，旁听席座位稀稀拉拉的坐了不满1/4，而且大部分是被告人的亲属

当年8月底，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无法按期兑现付息，引发全城震荡。荣昌公司资金链断裂，金孟贤于当年10月3日被抓获归案。

2010年1月，吉首非法集资案爆发的15个月后，由湖南省公检法、纪检监察机关组织18个专案组，完成了这起系列集资案清理、追缴、清偿清退和侦查工作，将90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

至案发时，荣昌仍有集资本金18.77亿元无法归还。公司集资款除用于偿还集资本金19.02亿、支付利息及奖励12.02亿外，余下6.75亿元用于荣昌公司注册分、子公司及项目投资，另尚有1866.4万元集资款去向不明。

当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荣昌公司位于吉首大学外墙的旧址时，已看不出任何荣昌的痕迹，三个铁闸门都没拉紧关好，分别留下参差不齐的缝，似乎关门的人走得很匆忙。

而裕隆世纪山庄至今停工未启。那是金孟贤2005年雄心勃勃要盖的“湘西州最好的楼盘”，并请来湘西籍著名书画家黄永玉为之题词。

非法集资留给这个城市的记忆，只有多处可见的烂尾楼。而人们已经对金孟贤的命运和荣昌的判决结果丝毫不感兴趣：

1月27日，审判厅内，旁听席座位稀稀拉拉的坐了不满1/4，而且大部分是被告人的亲属。

一位当地人告诉记者，“其实不怪荣昌，只怪金融危机。”

晚上11点，庭审结束，没有宣判。

垃圾焚烧争端日趋白热烧与不烧岂是问题全部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12:38 +0300

■编者按：毫无意外地，上个月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垃圾焚烧问题成为人大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焦点，依旧各执一词，难成共识。这样的争议或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演。

此间，1月29日，被公认为反烧派代表人物的中国环科院赵章元研究员，再度公开发文《问责市政管委》，矛头直指北京的垃圾处理积弊，呼吁“立案调查”，而此前一周，被民意一度归为主烧派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徐海云也公开回应争论，以“月亮上有只猴子”为喻指责之前的不实言论，坚称焚烧是“科学而无奈的选择”。

这大半年，诸如江苏吴江、广东番禺等地的反垃圾焚烧的具体风波，大多以政府的妥协，焚烧设施或下马或搁置而告终，但所谓的主烧派和反烧派的争论却没有走向停息，相反愈显白热化，愈从技术争议走向对各自利益、学识、立场的全面论战。而现实中，“地方在观望，等着中央表态”。

数月胶着之后，关于垃圾焚烧的战端再起于冬日——隔空喊话的情势被打破，正面PK之势似无可避免，这亦会使讨论和思考有望被引向深入。

本报一直关注垃圾焚烧问题，相关报道详见2009年11月4日“垃圾战争”专题报道、2009年12月2日《垃圾主烧派，你为谁做主？》。

赵章元：拷问市政管委六宗“罪”

“我对问责一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论据负责，我对所写的全部文字负责到底。”本周二，赵章元坚定地对南方周末记者重申，到底谁在撒谎，谁在误导老百姓，就让历史来见证。

1月29日，赵章元在其博客上发表了《问责市政管委》一文，直指北京垃圾处理工作的多年积弊，并问责北京市垃圾主管部门，尤其针对个别负责人，“除去那些不可推脱的客观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市政内部的主观原因？为了改进工作，总结教训，少走弯路，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工作上的漏洞，并对主要负责人问问责？”

他的态度一如近一年来在反对垃圾焚烧上的决绝，在问责一文的最后，甚至呼吁“立案调查”。

他在电话中说，这些关键的问题他早在一年前就已写好，一直期待相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所改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以此方式公开，希望能引起各方重视。

这篇近五千字的长文中，分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不乏触目惊心的图片和一些足可对号入座的具体事例，明眼人均可猜测文章目标所指。

在赵章元看来，北京的垃圾工作长期处于一种盲目管理状态，已经到了该总结工作漏洞，该痛下改进决心之时。

他在文中回顾说，8年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对北京四周三座垃圾填埋场进行渗漏污染检测后发现地下水被污染，当时的有关负责人知情后表示要继续深入工作，尽快研究解决办法，但哪知两年后，北京有些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优质地下水被污染了12平方公里，赵在文中指责，“就这样致使首都的地下渗漏污染错过了最佳防范和治理时机，污染日趋严重！”

赵还提及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选址问题，主管部门把下属管委上报的“方圆2公里无人烟”报告作为选址的理由，上报审批，以至于造成了后来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错误选址，影响至今。

而对于一直以来的六里屯垃圾焚烧的反建风波，赵指出原国家环保总局曾要求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缓建，然而北京主管部门迟至今日尚未进行“进一步专家论证”，却不时地在媒体上发布欲开工建设消息，引发民众的反弹情绪，直至2009年3月，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司再次重申强调了上述意见。

公众对垃圾填埋场说不，对垃圾焚烧更是反感，然而，相关专家为什么说垃圾焚烧不会产生二恶英，成熟技术可控？赵章元在文中指责，这些专家和“幸运群众代表”能免费出国考察，而专家背后更是利益悬疑。

他在文中甚至举例，一位相关责任人在视察某垃圾综合处理企业后竟私下提出了苛刻的个人利益为推广条件，因为无法满足私利，回京后便将这一重大发现长时间隐藏起来，避而不谈，遂致力于“垃圾焚烧大业”。

而垃圾处理政策，赵批评有关部门多年来思路摇摆，转圈误事，早前是政府统管包揽，之后改为产业化管理，由企业具体操作，政府部门监督管理，可近期遇到垃圾困境后又提出要“收回政府管”、走公益事业的办法。

文章发表数日来，赵称还未看到被指责部门及相关对象的正式回应，他表示这是意料之中，“他们始终都拿制度缺失说事，把责任推到政府层面，其实就是戏弄老百姓。”

按照赵章元的设想，他希望通过“问责”一文，把这方面问题客观呈现出来，并能在今年“两会”前形成议案、提案，引起高层重视。目前，赵称已把“问责”稿发到相关人士手中。

图/梁伟驰

王维平：“如果有利益勾结，可去举报”

面对记者带来的“问责”打印稿，北京市政管委副总工王维平说之前未曾见过，现在也不想看，在他看来，与其说赵章元是垃圾处理方面的外行，不如说是伪专家。“我鄙视自己不懂就到处乱讲的人。”

“媒体报道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而不是炒作。”本周二下午，王维平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他几次坦言，北京市政管委在垃圾处理方面确有不足之处，急需改进，并称之所以造成公众强烈反对垃圾焚烧，与该领域缺少相关规范制度有关。

他不同意媒体一直以来人为地将专家分为所谓的主烧派和反烧派，他称业内专家没有反对焚烧的。对于垃圾焚烧的争议，他推荐自己最近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文章，“我的观点都在上面了”。

这篇题为《“垃圾围城”，如何突围》的文章中，王主动提及垃圾焚烧，“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

受访过程中，他激动得几次站起身来，厉声喝道：我实在不想跟他较量。一个人想出名有很多办法，除了网上炒作，光着屁股上街跳舞，照样也能出名。”

垃圾焚烧的争议在持续的发酵中，不可避免地从技术和环境危害的科学争论深入到对背后的利益的质疑中。

对此，王维平很坚定地反驳，如果赵章元真发现我们在其间涉及个人利益问题，可以去检察院、去反贪局告，“如果没有证据，就是污蔑。”“垃圾焚烧技术早已成熟，在国际上是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王维平说，尤其日本、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其垃圾焚烧占垃圾处理中很大比例。“不能因为现实中垃圾焚烧有污染，就反对这项技术。中央多部委支持垃圾多元化处理，不能把舆论引到与政府决策的对立面上。”他说，垃圾焚烧之所以产生了污染，源于国内这方面缺少监督管理处罚制度，还没有垃圾焚烧这一专门领域的操作、运行规范，市政管委对违反者处罚也无法可依。

王认为，正是因为制度缺失，才让一些负责垃圾焚烧的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减少工序，偷工减料，最后造成超标污染，又无处罚依据。

王维平开玩笑说，“我的鼻子就是检测仪，每次一去垃圾填埋场，一闻就知道是什么气体超标，所以，我非常同情周边的老百姓。我们作为环境工作者，没有管好垃圾场，惭愧。如果我们还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我们会更惭愧。”

他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广州、深圳等七大城市正在提请建设部等部委尽快出台健全垃圾管理方面的法规，而北京，也已把垃圾焚烧列为今年人大立法调研计划，希望能尽快出台管理办法。

另外，他还透露，自2009年11月起，环保部已启动全国范围垃圾处理厂污染情况的筛查工作，预计，今年上半年就有具体检查结果。

对于此前媒体的种种说法，王维平显得不满意，他尤其对最近流传的北京垃圾围城的说法进行了批驳。

近日有媒体说，北京已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最早发现这条垃圾带的，是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拍成了《垃圾围城》组照。他怀疑照片用了ps技术，夸大其词，“如果发现一个垃圾堆，照一张照片，在地图上标一个点，那么地图的比例尺越小，点的密集度也就越高。”

据王维平介绍，1983年前后通过三次航拍发现，绕四环路有4700个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形成了垃圾围城现象。之后，北京先后建了25个垃圾处理设施，垃圾围城目前已经解围。“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们搞这个工作的不知道？我们不至于晕昏到这个地步！”“北京现在根本不存在垃圾围城！”王维平最后肯定地说，“不过，我们担心四年后现有垃圾场填满，可能会重演垃圾围城。”

王维平向记者透露最新消息，北京市政府已决定不再推进建设建设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新址选在门头沟与海淀交界的深山处。之所以这样作，源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百姓不同意，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本身存在污水臭气未处理好等问题。

徐海云：你们当市长，同样要发展垃圾焚烧

对于这场日趋白热化的激辩甚至互相指责，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表示：并不意外。尽管他自己亦被裹挟其中，且被当成主烧派的代表人物，不久前，还被广州番禺居民点名参加对关于垃圾焚烧的公开辩论。“这个矛盾迟早要发生。”他的理由是：中国垃圾处理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已经长期存在。

他甚至表示：“这是好事”，表明“矛盾要破题了”，他相信番禺事件会加速矛盾的解决，使政府相关部门、大众更快认识到垃圾应该怎么处理，否则长期停留在轻视问题、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者虚幻的理想状态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胶着状态没关系，说明社会还能承受，我们还不至于被垃圾憋死。”徐海云说：“对此番争论中“政府有关行为不是很能理解”——“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有错误就改正，让公众监督就是了，要掩盖只会越描越黑。”

作为中国固废和市政行业的资深人士，徐对中国垃圾问题的总体现状发表了以下看法：

中国垃圾处理厂的二次污染是比较普遍的，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宣传口吻一直宣称“无污染”、“无害化”之类的说法，等于失信于民，垃圾危机首先是信任危机。

徐表示，“我们的宣传总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可操作性。”垃圾焚烧争论的一个后果是各地对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呼声日盛，徐称，事实上中国因为存在一支拾荒大军，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问题不是回收利用不足的问题，而是政府应该重视回收利用的清洁化和规范管理问题，“到大城市周围去看看那些回收利用的小作坊，不用多少知识，就可以判断出对环境和周围人的健康影响有多恶劣。”

徐海云并不认可“主烧派”的标签：“我在内蒙古给他们全自治区讲，就说以他们的情况，要选择填埋处理。”他认为在具体项目上应具体分析、全面分析。

在徐海云看来，在人口稠密、土地紧张的地区，解决垃圾问题的现实途径，只有焚烧。他认为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只可能在一定限度内，预言未来生活垃圾焚烧将继续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而反对焚烧者，大多提出源头减量、分类处理的目标和方式。这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

现实的困窘在于，一旦焚烧厂趋于下马，没有了外力的推动，居民的分类意愿和热情便明显下降。反焚烧的力量正在试图借此机会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现实样本，而以源头减量为目标的生活方式倡导，任重道远。

对于焚烧发电厂周边癌症高发现象的指责，徐海云的反应是：“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说焚烧厂确实引起了癌症，那就不能发展，这没有商量余地。但很多焚烧场，在更近的地方运行，运行时间也差不多，并没听说这种状况。二者之间并没有确凿的关联证据。即使国际上反焚烧联盟组织的报告，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他的公开信中说，“我深知当前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存在很多问题，公众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我坚信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内在要求，是节能减排的，是大势所趋，不是某个人或‘利益集团’能够左右的；就广州而言，你们来当市长，同样要发展垃圾焚烧处理。”

公开信发出一周后，一封署名为“北京市民丙”的八千字回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作者针对徐信内容分别反驳之外，还发出讽刺和指责：“您应该没忘记您是某个以垃圾焚烧为主业的私营公司特聘顾问吧。……您的言行一直与该公司的战略战术高度统一，您完全对得起这个‘特聘顾问’的称号！”

徐海云表示：对不具真名的信件，他不予回应。

被简单化的垃圾现实

烧，还是不烧？这并不是垃圾问题的全部。

截至目前，进入垃圾总量测算的，只有整个中国版图中的600多个城市，涉及的人口约为5亿，其中有些以主城区范围计入，有些以规划边界计入，口径不一。也就是说：一多半中国人产生的垃圾，还没有进入垃圾统计测算的范围之内。遍布在中国的数千县城，其垃圾状况进入统计，不过是2006年的事情。

很多地区的垃圾量是估算出来的，不是称重得出的。“拿数字望文生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至于农村，连基本的收运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农村垃圾以粪便、有机物为主，可以直接进入降解循环，现在随着消费市场深入农村，各种塑料、包装物在农村垃圾中日益增多。而农民采取的通常处理办法，是自行露天焚烧。

“这样产生的二恶英很严重的，但在我们的计算体系中，被视作零。”徐海云说。

徐海云预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焚烧与填埋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他认为中国的垃圾现状，存在着几个“脱节”——回收利用与处理脱节；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脱节；运营管理和环保监管脱节。

回收体系散落民间，没有有效的规范管理，得不出回收利用率的数据；投资建设和运行管理不是一拨人、不是一个部门；日常运行管理和环保监督又是两套人马，没有有机联系。全社会都希望实现一个较高的标准，经常讲欧盟的标准，越发凸显中国管理机制上的明显矛盾。

现实挑战远不仅限于此。我国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极少，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人民币。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曾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然后要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于是，虽然国家制订了相应标准，但由于种种限制，对所有垃圾电厂进行全面有效监测是不太可能的。

徐海云还在《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状况综述》中提到：“目前我国运行的依靠加煤混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90％以上属于‘小火电’类型的发电厂。目前在建和规划在建的这类垃圾电厂还有几十座。它们中90％以上都不符合《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却都获得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认定，享受了补贴，这其中难免有国家利益向个人利益输送。”

在长期低投入的现实、和社会事业市场化的大潮中，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日渐成为垃圾处理项目建设的主导模式。一方面，它在现实中面临诟病，普遍认为25年期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年即可收回成本，22年处于净赚状态，由此产生的巨额利益引发争议。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BOT实践，顺利运营的屈指可数。

1998年，世界银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王守清博士就曾在研究中指出：中方合作者的信用程度、政府法律条文的变更、项目审批的人为耽搁以至取消、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等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这一切最终导致投资方的收益无法按约定兑现，因而被称为“BOT陷阱”。

显然，除了数量的增长，在技术、管理机制上，垃圾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A股“2”了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08:33 +0300

一边是基金集体温和减仓，股市悄悄失血；一边是高价新股密集发行，资金渐渐分流。

在货币政策这个中国股市风向标开始摇晃之时，A股“1月份行情”意外落空，并将迎来一个指数“维稳”但个股跌宕的时期。

几乎一夜之间，市场的风向变了，机构情绪从极度看好到极度看跌。

2010年开年之始，A股便开始了“温水煮青蛙”式的阴跌。不到一个月，上证指数下跌8%之多，更重要的是，跌破了3000点大关。

1月26日，A股呈现百余点的振幅，盘中触及到3001.96点，尾盘回升却留下了一条大阴线。随着各种传闻不断更新版本，27日终于击破3000点——在经过101天后，A股重回“2时代”。

随后几天，A股在3000点附近努力挣扎、来回震荡。

沪指失守3000点大关　图/CFP

4500还是2500？

这种阴跌并不寻常。

记忆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A股有一些公开的秘密，“春节前普涨”应该算上一条，这一规律跟国内银行业的放贷节奏有关。

按照惯例，每年年初都是各家银行的放贷高峰，因为年初放贷的话银行可以收取1年的利息。业内放贷规律是“4、3、2、1”即一季度会放掉全年贷款额度的40%，二季度则为30%，越往年尾放贷规模将逐步递减，三、四季度则只占全年信贷的20%和10%，去年这个规律更是变成了5、3、1、1，2009年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新增贷款4.6万亿。

银行放水，市场钱多，A股自然水涨船高，一季度行情通常被普遍看好。尤其是去年，上证综指从年初的1820.81点上涨到3月底的2373.21点，涨幅30%。

因此，今年的一季度行情也毫不例外地被看好。去年年末，券商基金为代表的机构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发表乐观看法，1月份行情更是重中之重，有些人甚至抛出了4500点的预测。

但从乐观到悲观只在转瞬之间。到了2月初，机构的预测变成了极度悲观，有人开始抛出了“2500点”的预测。

“看不清时就清空”

1月12日，央行决定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基金经理郑潜（化名）向记者描述当时的震动。

央行出其不意提高准备金，预期立即发生180度的调整，整个市场开始猜疑，紧缩周期开始了？央行提前启动退出政策了？这些都成为晨会时或收市后基金经理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从第二周开始，坏消息更是接踵而至。

伴随商业银行和监管层上演“放贷超速”和“监管围剿”的大戏，市场的信心也逐步土崩瓦解。

1月份，央行和银监会释放信贷收紧信号，全年计划新增贷款7.5万亿，增速下降，央票利率走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采取区别化实施，定向控制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一系列信号引发了投资者恐慌，1月20日之后，市场上更是广为流传周末央行要加息的传闻。

“看不清形势的时候就清空股票”。郑潜回忆，在1月份的最后一周，基金经理不再争论什么时候抛股票，而是比谁跑得更快。

“目前基金的仓位已经下降到80%左右，至少在元旦后两周基金是在不断减仓的。”信达证券基金行业分析师李琛表示。

全景数据决策终端显示，截至1月27日的最近7个交易日，可以统计到的机构资金连续卖出总额就已经接近400亿元。

基金在不断减仓，新股却仍然连续发行，这导致本就不充裕的流动性更加捉襟见肘。据统计，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共有72只新股上市，平均一个交易日上市的新股超过1只。“问题是不仅仅发新股，而且是高价发新股，将整个A股的泡沫给吹大了。”中信建投分析师刘杨说。

更糟糕的是，由于发行频率加快，发行价格较高，导致新股不断出现破发。包括招商证券（600999）、中国中冶（601618）、中国化学（601117）等一批大盘次新股已经破发。另外，不少中小盘个股和创业板个股也濒临破发，这严重打击了整个A股的人气。

于是，部分国内顶级券商在内的研究机构已经陆续改变了2010年前高后低的主流判断，转而认为会前低后高，中长期向好。“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是，A股的底在哪里？会不会跌到2500点之下？ ”郑潜说。

调整何时结束？

“2010年将是非常难做的一年。”去年年底，私募圈里的最火人物重阳投资的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向记者预测道。

2月1日下午，这位有着11年公募基金经验，先后在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与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投资总监的市场高手开始嘲笑这次机构又集体看错了。“跌的速度比我想象快一些，其他没什么。”他笃定地说。“实际上这样的情景，A股市场在去年8月就已经体验过。”民族证券策略分析师陈伟告诉记者，当时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开始对信贷增长进行窗口指导，政府新增投资项目也开始有放缓迹象，从而引发市场对于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以及流动性增速将放缓的担忧，由此酿成了8月大跌21％。“比较这两次大跌的背景，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经济在初步复苏后，政府逐步退出原有的短期经济刺激手段而给市场乐观预期带来的冲击。”

问题是，这次调整的力度会不会超过上次呢？

陈伟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前次市场调整前，市场对于政策转向几乎没有预期，这就使得管理层的任何政策微调都可能引起市场的轩然大波，而此次调整前，市场已经对于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政策有所预期和消化，只是没有预料到政府的紧缩动作加快了，因此市场调整的激烈程度应该弱于上次。

其次，两次调整时经济背景还是有较大差异，去年8月经济虽然初步复苏，但是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尤其是出口－20％左右的增速还严重拖累经济，因此当时政策的微调容易引起市场对于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而目前出口增长恢复已经明确，经济增长恢复趋势更确定，因此政策调整导致投资人对于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担忧实际上并没有上次大，企业业绩增长预期也因此更加明确。

因此，从政策退出给市场造成冲击角度考虑，此次市场调整仍是去年8月市场调整以来周期的一部分，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其幅度应该在20％之内。

而就调整的时间来看，陈伟说，只有政府的调控政策更加明确或放缓后，市场才能喘口气迎来力度较大的反弹，它们包括：政府近期对加息与否做出更加明确的表态；政府的调控没有导致投资增速的过快下滑；贷款增速回归正常，政府不再加强银行的贷款控制等。而这可能要等待春节后的相关数据验证。“今年还会是平衡市，在3000点左右徘徊，但个股的差别会很大。”李旭利预言。

（新闻助理阮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唐骏：我是为自己打工的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02:38 +0300

“我会一辈子做职业经理人，我给很多职业经理人提供了一种价值实现的可能，也就是扭转了老板文化，给上亿的白领提供了一盏灯，那就是为自己打工。”

1月25日和28日，新华都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宴会厅召开了两次大型新闻发布会。首先是新华都控股的港澳资讯，以价值2500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4家IT类公司。这些股票里面，有不少是唐骏本人直接持有的新华都股份；然后是新华都宣布以3200万美元，取得奔腾集团专攻剃须刀等小家电产品的子公司奔腾电工19.9%股份。

对于唐骏和陈发树来说，这两起收购分别有着特殊的意义。

港澳资讯是2008年4月唐骏以10亿元天价从盛大网络转会新华都后两个月就出手的投资项目，唐骏亲自担任港澳资讯董事长，这在当时被业界看成是唐骏答应来新华都的一个条件之一，即拥有一个自己具备相当话语权的平台和根据地。

投入新华都两年来，唐骏给了陈发树想要的很多东西。这包括，让新华都从家族企业向一家现代治理结构完善的上市公司脱变，从一家寂寂无名的地方企业向高知名度的明星公司的转变，以及让陈发树从一个富豪变成了慈善家和投资家，变成大众眼里的中国巴菲特。

直到3个月前，唐骏开始有时间来琢磨自己的职业规划了。他想到的是回归IT。用唐骏的话说，为了回归IT而通过港澳资讯发起的4起收购，没有也不需要去说服陈发树了。

一开始，唐骏想把港澳资讯打造成中国的彭博社，涉足媒体投资。但最终将目标改成现在的“金融界里的IBM公司”，即做一家金融信息行业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而对陈发树来说，投资奔腾项目，则意味着唐骏给他制定的所谓“老二并购投资模式”，即将进入大规模的实施阶段。该模式的特点是，在并购和投资中，不谋求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而是做第二大甚至是第三大股东。

只不过，从目前新华都的几项投资来看，表面上是唐骏的“总裁项目”，但其实都是陈发树的“董事长项目”。

无论是青啤董事长金志国，还是云南白药负责人，以及此次奔腾电器的董事长刘建国，无一例外都是陈发树的长江商学院同学。陈入主青岛啤酒担任第三大股东，为的是解青啤董事长金志国遇到的股权危机的困局，金志国和陈发树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奔腾董事长刘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合作的缘由很简单，就是他和陈发树一起去云南考察老同学的云南白药时，在酒桌上敲定的合作。

过去的一年，这起陈发树在幕后操纵、唐骏在前台唱戏的“双簧戏”效果很不错。据唐骏透露，2009年新华都的几项投资，从现有的股价来计算的话，已经赚了35亿元，而企业非投资领域的利润只有区区2亿元。

战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唐骏的光环和执行力，尽管有人说唐骏是华而不实，且至今依然有不少声音质疑唐骏的职业生涯里的众多亮点，但一个能对华尔街投行的人说出“你要是信比尔·盖茨的话，那就请相信我，因为比尔·盖茨相信我”这类句子的职业经理人，还真不那么好找，这也是唐骏能够相比其他职业经理人硬气得多的原因。

宣布投资奔腾的发布会召开前一天，唐骏给陈发树打电话，问他来不来参加第二天的发布会。陈发树说，“我在北京，不来了吧，有点儿感冒。”唐骏说，“那你就别来了。”

“我打电话给陈发树是尊重他，不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唐骏曾经当着陈发树的面说：我不是来给你打工的，你只不过是我最重要的客户而已，我是为自己打工的。

虽然唐骏不是个商人，但有时表现得很商人。陈发树虽然是个商人，但有时候表现得很不商人。

唐骏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办公室里，有很多自己写的和写自己的书，还有很多媒体颁发的各种奖杯，以及一张用来午休的豪华沙发床。在离唐骏办公室最远的对角，是陈发树的办公室，唯一的陈设是陈发树和巴菲特的几张合影。陈发树仍然常年在福建办公。

在这个办公室里，陈发树和唐骏发生过一次争执。当时新华都正跟英博就接手青啤股权进行价格谈判。陈发树专程飞到上海办事处，在自己办公室里对唐骏说，“这个合同今天我要签”。唐骏劝陈发树再等一等，哪怕是明天再签，他也有信心把接手的价格再降低一点，算下来也是几千万元的差价。但陈发树摇摇头说，“不，今天签订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几千万元，买一个好梦，值”。

唐骏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心里很苦，老是误读老板，他自己在微软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老掉头发，后来才想通了。

“我会一辈子做职业经理人，我给很多职业经理人提供了一种价值实现的可能，也就是扭转了老板文化，给上亿的白领提供了一盏灯，那就是为自己打工。”唐骏说，他选择了回归IT，但未来5-10年都不会离开港澳资讯和新华都。

年货环保黑名单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00:48 +0300

■非官方报告

选年货不仅要看产品质量是否安全，还得看这些年货的生产过程是否环保

2010年春节临近，中国34家民间环境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年货黑名单，指出众多耳熟能详的日用品牌所涉生产厂商存在环境违规记录。

其中，双汇、康师傅、蒙牛、旺旺、小洋人、多美滋、飞利浦、TCL（电池）、日立、摩托罗拉等位列其中，所涉产品从食品到家电、轮胎、汽车、通讯器材。

在农历新年这个年货消费旺季，这样一份环境行为黑名单向消费者宣示：我们习惯购买的这些名牌产品背后，存在着有据可查的环境违规记录。在本次行动的发起机构看来，越是超标违规事实清晰的、超标违规发生在近期的、有多次超标违规记录的、经过沟通却一直未作出说明的、以及品牌知名度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厂商，越应该入选。

比如双汇，2007年该品牌旗下多家企业被环保组织提示，但没有任何反馈；重庆佳通轮胎有限公司2008年因十次环境违法行为被罚款十万元。

此次联合发起“绿色选择”行动的计有34家环境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全球环境研究所、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会、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野性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据介绍，在一周之内，环保组织给上述企业发出了通知，希望其能提供资料说明违规情况以及整改意见，但是到本周三为止，在所涉及的20个品牌之中，只有三家企业致电沟通。其中一家提供了详细的整改计划。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他们希望可以借助这样的合作，推出一个长效的民间平台，不管企业的营销策略如何，从消费者的角度，把企业污染的行为和产品挂起钩来。

每一件产品的背后是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图/CFP

这样一种合作被誉为“绿色选择”。“绿色选择”最初的倡议源于2007年3月22日。在民间环境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水污染地图基础上，一个涵盖数万家企业环境行为记录信息的搜索引擎逐渐建立起来，其中收录的信息，都来自于环保部门公开发布的记录。

企业一旦被列入其中，如果希望澄清自己的环境声誉，则需提供政府部门的后续检测报告，定期公示排放数据，加强对公众的公示和说明。在必要时，应通过第三方审核向公众证明其整改情况。

目前，可提供第三方审核的有5家机构——URS、ERM、AECOM、GOLDER、INTERTEK——是联合行动的参与NGO共同筛选、认可的。大部分是国际有名的环境咨询或认证机构，它们的审核工作同时接受环保组织的监督。

上述独立审核机构之一高达公司的代表柳自立表示，现阶段他们的企业更多的是靠政府监管，缺乏第三方的独立监督。“我们也十分希望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做这样的第三方监督工作。”

然而，在联合行动之前，分散的企业环境监督工作，常常面临压力和困境。民间环境机构“绿色龙江”就其监督的一家位于黑龙江的外资企业工厂严重排污情况给其英国总部方面写信，回复却十分模糊，称已整改，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该组织负责人张亚东说：“我们希望的是给企业以压力，迫使他们进行整改。而我们本身的压力更大。因为我们要给企业写信，必须特别谨慎，需要做充分的调研，我们的一个不小心，极有可能被企业的律师抓住把柄。毕竟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每一个陈述都要仔细考证。”

目前，初始时的21家参与环境机构已扩大至34家，涉及甘肃、天津、重庆、新疆、河北、云南、浙江、上海、陕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区。目标企业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所列企业违规记录以中国水污染地图www.ipe.org.cn及中国空气污染地图air.ipe.org.cn数据为准　图表来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李伯根/制表

据了解，2007年发布首批绿色选择倡议时，有关水和空气的监管记录共计涉及5000条，现在已经超过了57000条记录——十倍于三年前。此外，环保组织开始从过去收集、整理、发布相关数据，到和各地环保组织区结合、对社区影响进行实地调研。

面对民间环保组织监督的目光，先后计有186家企业作出了反馈和说明。最初100家多数是跨国公司，后来港台、韩国、大陆企业所占比例逐渐多起来。后面七八十家的反馈主要是作为其采购商的客户企业推动的。

据南方周末了解，绝大部分企业存在的情况是认识不太到位。另外，品牌对以往存在的问题根本不了解，一贯认为自己的供应商或旗下工厂记录良好。

松下集团新任的环境推进部部长，2007年上任之初便得知旗下工厂被列入了这样一份中国环境“黑名单”，他花了几个月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核澄清了不良记录的整改情况。接到审核通过的反馈时，他甚至流下了眼泪。

鲁花公司的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企业曾经遇到以环境为名诈取钱财的先例，所以接到信函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来要钱的。经过沟通，排除了这一嫌疑。虽然身为被列入名单的企业代表，沙先生还是对“绿色选择”的行动表示赞赏。

过去是“剩女” 现在是“红人”搭上新能源便车的太阳雨

infzm — Wed, 3 Feb 2010 21:00:25 +0300

“家电下乡”、“发展新能源”，一波波政策潮流改变了农村市场的商业生态。原来从草根生长的太阳能热水器行业，也顺应潮流，加快扩张。在这现象背后，隐喻的是这个中国新兴产业的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

1月25日这天，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招标会在北京召开，前来投标的企业与上一年相比成倍增长。瘦瘦高高的徐新建就夹在其中。这个来自江苏的中年人是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太阳雨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行业过去一度活得很尴尬。它的名称中贴着“新能源”的标签，但却差点成为一个“剩女”，直到2009年5月才得到政府的下乡补贴。农村人的洗澡问题，对许多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在政策的助推下，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随即拉开了资本之战。徐新建正是这场战役中的指挥官之一。

“我们投了上限——50个型号的产品，对全部入围很有把握。”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太阳雨集团董事长徐新建在去年11月甩出逾亿元中标央视广告。一家卖热水器的企业如何出手阔绰，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图/CFP

像推销保健品一样推销热水器

去年11月18日，45岁的徐新建在这一天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甩出逾亿元（打折后近7000万元），中标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的黄金广告时段。他高兴得像获得了某种荣誉，对继续在农村大规模作战信心十足。

一家卖热水器的企业如此花钱，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在两年前，他们仍活在一种前景不明的焦虑之中。风险投资商们也是一边入股，一边心存忐忑。

大多数企业家在成为行业领头羊式的人物时，都会讲段子，以荒诞或戏谑的口吻一示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时的机缘巧合或步履蹒跚。热水器行业里的黄鸣（皇明集团董事长）便是代表性人物。徐新建尽管比黄鸣要低调一些，但他常禁不住对人讲1999年一次到朋友家做客被太阳能热水器“烫了一下腰”的经历和启蒙——随即成立太阳雨公司，借道连云港东辛农场（江苏省一家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开始了创业之旅。

徐最初就是东辛农场的员工，后因企业效益差而自砸饭碗，下海经商，最后进入太阳能行业。创办太阳雨时，他的创业资金只有20万元，其中一半还是从银行贷款的。此后，他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1999年注册太阳雨商标时才发现已被西安一公司注册，从纠纷、上法庭到共用，直到2006年此商标才为徐新建买断，他花去了200多万元。

让他十年中脱胎换骨的一个基本因素无疑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8.2万亿元变成了33.5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规模增长达到了前3年的总和，行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元。这种加速度就像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农村市场显然是黄鸣和徐新建们最为青睐的市场。在太阳雨的盘子中，城市和农村（县城及以下）的市场份额比例是3∶7。这一选择自然是因为农村的建筑更适合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而在城市发展则存在着种种障碍。

不少生于196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农村包围城市”于是在许多商业领域被复制。太阳能热水器如今在农村的铺货通路，与十几年前以三株口服液为代表的保健品最为红火的年代里用的方法几无二致。除了因为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单价较高而不必采用人海战术外，广招代理商、广告轰炸、口碑营销均是通用的法宝，其中30个人规模的乡镇活动和人缘好或德高望重者的现场说法最为奏效。

四季沐歌（徐新建创的另一个品牌）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高峰将农村的消费归纳为“三性”——爆发性、盲目性、推动性。他在河南农村曾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位家庭收入中等的老太太选购了高档的太阳能热水器，原因是“颜色是绿色的才比较可靠”。

徐新建亦时常碰到此等“怪事”。2008年冬，徐新建在安徽农村看到一位老汉买了两台均价3500元左右的太阳能热水器，颇感好奇，便问原因，老汉的回答是另一台买给女儿，而之所以买大型机的原因是“冬天可同时用来洗菜洗碗、洗衣服、给猪拌食”。“农民们富裕起来后，攀比心理窜得更高，‘精打细算’这个词已经不太是他们的专用词汇了。”徐新建说。

靠市场还是靠政策？

太阳能热水器获得下乡资格并不顺畅，它是晚于储水式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并曾“意外落选”。“在二次冲关过程中，行业协会以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新建说，他的另两个头衔是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说太阳能热水器“搭了家电下乡的便车”似乎并不合适。与电视机等产品不同，热水器的主市场原本就是农村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一些富裕的农村，热水器的平均推广率达到70%。

这也正是黄鸣对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心存疑虑的原因，他担心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建议“太阳能下乡”取消“两限”（编者注：最高限价和规格限制）》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据理力陈。

太阳能热水器貌似搭的是新能源的便车。如今在“绿色政治”“低碳政治”的潮流中，地方政府几乎可以随性地“画饼”，而不去考虑泡沫大小——譬如在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规划中，2009年的销售收入是1800亿元，2011年就要达到4500亿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00亿元和4500亿元当中，均不包括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这令徐新建多少有些沮丧：“我们这个行当现在的产值还是太小了”，他彼时用“我们靠市场化生存”来自我安慰。

直到去年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太阳能热水器的贡献。在随后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全球第一。

这一信号被行业无限放大。徐新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三次提及，难掩兴奋。他先前的自我安慰和如今的兴奋，隐喻的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一种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他为太阳雨制定了一个“533100计划”，意思是用5年时间使员工达到3万人，并带动30万人就业，最终将太阳雨打造成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里首个超百亿的企业。

向上索要政策，向下攻占市场。太阳能热水器龙头企业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徐新建与黄鸣相互了解，但算不上熟识。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行当不注重横向合作。由于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安装繁琐，不像电视一样回家就能看，售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一年前徐新建一口气订了1万台长安面包车，这是长安汽车有史以来最大一笔企业采购订单，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对此颇感诧异。加上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补贴细则即将出台的刺激，2009年2月中旬，长安汽车的股票逆势拉出5个涨停。

“我当时给他留了一笔账，中国有4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行政村，一个村购一台也不算多，何况1万台。”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听后恍然大悟，随即加大了对大客户部的重视力度。我现在去长安，他们视我为座上宾，老板亲自端茶倒水，还真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政策驱动下的扩张潮

总理为行业当“司机”和“导航”，这使得各地重新审视对太阳能热水器的重视程度。《南方日报》曾发表一则题为《广东太阳能丰富但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率仅2%》的报道，探寻热水器在广东“叫好不叫座”，和一些城市居民到现在还需“偷装”的原因。

而黄鸣的老家山东德州则通过盘点“百万屋顶”“千村浴室”等计划来展示当地太阳能热水器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份额的能量和肚量——德州市建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台市场售价3000元的热水器，当地农民只需花10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安装管件免费。

舆论渲染的效果之一，是使得这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愈发重视话语权的猎取，和上游资源的捕捉与勾兑。譬如黄鸣正在谋划如何在自家门前举办的2010“世界太阳城大会”上有不俗表现，而江苏华扬、太阳宝等企业分别声称参与了与不同机构合作的“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徐新建的做法之一是，2009年11月底办了一个“百万台热水器下线暨十周年”的仪式，为自己庆生，打的是行业的噱头——“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年产量突破百万的企业”，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等人也前来捧场，真可谓一箭双雕。

在层层的补贴潮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加上逐鹿的众企业参差不齐，以及海尔等家电巨头企业也来分羹，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当下的重头戏应当是渠道的深入变革——盘活存货，产品细分与功能诉求——譬如专门针对女性或是“会唱歌”（带MP3功能）的热水器。但在现实世界里的商战中，企业们反而更愿意比拼谁的“腰板”更硬。

“直观上来看，这可以称作品牌之争，或言‘大鱼吃小鱼’的行业整合拉开帷幕，问题是这种整合不尽理性，因为龙头企业也未必敢说自己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江苏另一家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负责人称。

印证他的判断并非难事。许多太阳能热水器企业过去几年发展飞快（如今行业企业超过3000家），一味求规模，结果埋下了一些隐患。徐新建也常对此反思，浙江、黑龙江、山东、湖北等个别县市的太阳雨经销商不久前不约而同在网上发出声音，对自己遭遇“一山两虎”的窘境公布于众，“我们希望与太阳雨一起发财，但现实总是太无奈，太阳雨的摊子大了，管理的步调慢了一拍。”太阳雨浙江松阳县总代理何金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太阳雨的隐痛映射的其实是大企业病、行业通病——前脚迈进了新天地，后脚还留在旧社会。有人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急速扩张，应当从十多年前本土快餐品牌“红高粱”的宿命中吸取教训，红高粱当年“挑战洋快餐”声势浩大，但却落得关门的宿命，后来几度东山再起，却总是苟延残喘。

尴尬在于，对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多数龙头企业来说，他们并不怕烧钱，也不害怕赌输，只担心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扩张时机——徐新建称太阳雨集团2009年的营收为20亿，而他的目标是5年后100亿。

这也是包括太阳雨、皇明、桑乐等眼前多数具备规模的热水器企业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发端。

2009年7月，一些猎头招聘网站发出太阳雨诚招投融资主管的信息，今年1月，又添“上市主任”的职位，“工作描述”中这样写道：“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战略选择，上市前管理费用改制法律实务操作……”

而在2010年1月25日和26日的新一轮家电下乡招标会上，与彩电、冰箱等招标现场人气冷清不同，太阳能热水器招标分外火爆，近280家企业投标，创下家电下乡单品投标企业数的新纪录。

iPad给谁带来惊喜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54:13 +0300

iPod时代，苹果推出iTunes音乐商店，为音乐下载解决了收费问题；iPhone时代，苹果 App Store为程序员们的代码解决了收费问题；这一次，iPad将帮助纸媒完成从原子到比特的转型，迎来付费阅读时代

坊间猜测了很久，苹果公司终于推出的这款名为iPad的机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一个有着9.7英寸触摸屏，集上网、阅读、电影、音乐功能于一身的便携式移动装置。

不知巧合还是故意，iPad此前是一款女性用品的名称，它还是日本富士公司2002年推出的一款掌上多媒体设备的名称——供零售商店员工来记录存货数据、扫描条形码和管理业务的。

尽管几乎整合了苹果这些年所有产品的功能于一身，iPad仍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不支持Flash，意味着无法正常浏览那些使用了Flash技术的网站。不支持多任务，意味着无法同时在iPad上做两件事情。而且，没有摄像头。

一个放大了、不能打电话的iPhone，并没有预想中的革命性，投资者的失望不言而喻。1月27日上午10点，旧金山艺术剧院iPad的发布会召开时，苹果的股价为205.71美元，随着iPad细节的披露，苹果股价一路下跌，下午1点25分跌至当天最低点200.32美元，不过在这之后开始攀升，最后以207.88美元收盘。接下来的两天，股价继续下跌，29日收盘时已跌至193美元左右。

另外一拨人却在iPad身上看到了希望。

关于iPad的传闻不断，第一位具名披露其消息的，却是美国出版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董事长泰利·麦格劳（Terry McGraw），他们将和苹果进行内容合作，推出教科书，打开高等教育和专业人士市场。

这不得不提到此次iPad平台惟一一名新成员，iBook。通过它，用户可购买阅读各种书籍和出版物。乔布斯在发布会上表示，6大出版公司中的5家已经和iPad在提供电子书内容方面达成协议，他们是企鹅（Penguin）、哈勃·柯林斯（HarperColins）、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马克米兰（Macmilan）、阿歇特图书集团（Hachette Book Group）。世界最大经贸类书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也表示，希望与苹果做进一步的沟通。纽约时报集团、新闻集团、康德纳斯特集团等传媒也与之多有合作。

类似的事情，亚马逊推出的电子阅读器Kindle以及其他电子书制造商早已经在做，但iPad发布前一天，《纽约时报》报道说，苹果将为媒体业带来一台时间机器——之前纸媒没能及时抓住互联网发展契机，它们修正错误的机会来了。纸媒尝试过网上收费阅读，结果多数是用户流失。iBook凭什么帮助纸媒完成从原子到比特的转型，迎来付费阅读时代？

比目前市面上所能见到的阅读器，甚至报纸杂志书本本身呈现效果更好，或许并不是用户买账的充要理由。但至少，iPad到来，让出版商重拾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更大的利润空间。此前亚马逊推出电子阅读器Kindle，没有出版商太多说话的余地。默多克就曾公开抱怨亚马逊给出版商的分成太少——出版商三，亚马逊七。这些抱怨并没能撼动亚马逊的定价权，可就在iPad发布前一周，亚马逊调整了分成策略，与苹果给出的条件平齐——七三开。另外，苹果给上架书本的定价为12.99-14.99美元，高于亚马逊的9.99美元。

iPod时代，苹果推出iTunes音乐商店，为音乐下载解决了收费问题，用户们乖乖掏钱，苹果公司在帮助数字音乐赚钱的同时，自己也收益不少。iPhone时代，苹果App　Store为程序员们的代码解决了收费问题，其实也是让更多的程序员为苹果赚钱。更重要的是，苹果打通了移动互联网盈利的路径，从一名硬件设备供应商的角色跳转到了移动互联网平台，通过维系用户和应用商店之间的通道，多出一条源源不断的财路。

苹果公司的App Store于2008年7月4日正式上线，向iPhone用户提供第三方应用软件服务，在手机行业泡了多年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紧接着黑莓推出App World，诺基亚推出 Ovi Store，微软推出 Market place，Acer、沃达丰、Orange、三星、LG、索尼爱立信、中国移动等也都开始跟风。美国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手机应用销售额高达42亿美元，在这一年iPhone用户通过苹果应用商店下载的应用达25亿次，在全球手机应用市场的份额约为99.4%。移动广告服务商AdMob的报告则称，苹果从App Store中每月平均收益近2亿美元。

如果说前面的唱片公司和程序员都属于小众范畴，这次iPad要调动的是大众传媒的合力。iTunes+App Store+iBook，苹果撒开腿往移动互联网的道路上跑，直接把苹果用户带到互联网内容面前，而且是随时随地。如果说此前苹果产品还从之者众，这一回，手机制造商、电子阅读器制造商和电脑制造商们，都只能望尘莫及！

和苹果差不多同步起家的微软，一直坚持硬件和软件分离的原则，一度占据大部分电脑桌面，苹果却一直坚持硬件和软件齐步走培养自己的小众市场，并看到了移动设备终端在互联网时代的绝对优势。

一如对自家产品的苛刻，苹果一直坚持自己的标准并向其靠拢。iPad坚持不支持Flash，乔布斯批评Adobe太懒惰，Flash太不稳定，而力推HTML5——这个正在完善中的下一代Web开发标准，在页面上准备了用于播放视频和音频的标签，并追加了本地数据库等Web应用的功能。

批评者指出，App Store不允许和苹果自有应用功能重合的产品上架，太过封闭。但一切都打上苹果标记，走苹果自己的路，这就是苹果的鲜明姿态。在人人都打出兼容并包旗号的时候，苹果这般小气地坚持自我标杆，反而更让人称道其个性和魅力，“苹果教”大行其道，苹果迷愿意为之支付更多，甚至就此扭转传媒行业的游戏规则，也都不足为奇。

谁绑架了科学？ IPCC遭遇史上最强信任危机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48:47 +0300

为何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还不到三个月，国际社会就出现对IPCC的从技术到道德层面的精确打击？

从 “曲棍球门”、“气候门”、“冰川门”到如今的“亚马逊门”，隐含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IPCC报告日益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角逐对象。

公众对于IPCC这个组织及其评估报告声誉和权威性产生疑惑，这也为气候谈判政客们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谈判余地。

IPCC连遭信任危机

IPCC再陷“亚马逊门”。

上周六，继“冰川门”之后，英国媒体《星期日电讯报》披露：在IPCC第四次报告中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将威胁到40％的亚马逊雨林”，此结论再次援引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原报告作者声称他们的依据来自《自然》杂志。但很快人们发现，原文指出这一威胁来自砍伐，并非来自气候变暖。“又是‘灰色文献’惹的祸。”国内一位参加了多次IPCC工作报告撰写的专家感叹道。灰色文献指那些非公开发表的会议文集、论文、报告、档案等文献。WWF的报告，正是所谓的“灰色文献”。

细数目前针对IPCC报告的质疑，问题几乎都出在了“灰色文献”上。

就在“亚马逊门”发生的十天前，IPCC就喜马拉雅冰川融化时间的错误正式公开道歉：承认其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关于“喜马拉雅冰川融化速度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如果地球继续暖化，它们可能在2035年消失”这一结论，所依据的科学数据来源可疑。

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众多质疑中，IPCC惟一承认的错误。

关于冰川融化的结论也是来自WWF的2005年年度报告，而这一结论又来自1999年《新科学家》杂志对印度冰川学家赛义德·哈斯奈英进行采访的报道，后者已经坦言，《新科学家》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他的意思。

引用了未经“同行评议”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这一问题与“亚马逊门”如出一辙。所谓“同行评议”是指一位作者的学术著作或计划被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评审。

目前针对IPCC报告的质疑，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由第二工作小组撰写的关于“影响和适应”报告中，而这一部分，相比较而言，也是引用“灰色文献”最多的部分。

IPCC报告由三个小组负责编撰。其中，第一工作组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第二工作组评估社会经济体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正负两方面的后果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选择方案；第三工作组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方案。“对于某些领域，如果一定要求‘同行评议’的论文，研究成果可能会非常少。另外除了英语论文，还有一些以其他语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希望能够被IPCC报告所引用。”

第四次IPCC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解释说。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IPCC鼓励作者参考和引用“灰色文献”和非英语文献。

然而，在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一章的撰写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坦言，不仅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做支撑，执笔作者也没有冰川研究的背景，这些原因都导致了该章的作者引用WWF这一缺乏根据的报告时，未能仔细甄别。

“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导致了这一错误。”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不无惋惜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接受某英国媒体采访时，范伊佩尔塞勒曾表示在报告撰写完成之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冰川学者的邮件指出了这一错误，但可惜的是，这封邮件最终没有给到“正确的人”手中。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人，似乎顷刻间，IPCC这一长期处于神坛之上的组织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其公信和权威性受到巨大挑战。

IPCC主席帕乔里一夜之间就从防止气候变暖的英雄变成操纵气候科学的阴谋家　图/梁伟驰

围绕气候变暖的科学争论从未停止，如今愈演愈烈，甚至牵连到IPCC主席帕乔里的个人品德　图/CFP

名词解释

IPCC是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简称，中文译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在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合作成立，专责研究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迁。

IPCC本身并不进行研究工作，也不会对气候或其相关现象进行监察。其主要工作是发表与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专题报告。而这些报告是各国气候谈判工作的基础。

“反IPCC”运动汹涌而来

回顾过去三个月的风波，日本科学家Taka Hiraishi至今仍然无法理解。“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发表两年之久了，为什么这么多的质疑声集中在现在？”Taka Hiraishi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自从IPCC诞生之时起，围绕IPCC及其评估报告的争议就一直未曾间断过。

从1989年全球气候同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的成立，到乔治·马歇尔学院和如今的反IPCC主要阵地——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和气候监测网（Climate Audit），过去20年间，这些组织的质疑声一直伴随着IPCC。

第一次众所周知的“地震”，来自“气候监测网”的创始人斯蒂芬·麦金太尔。2001年，在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完成之后，这个被IPCC科学家们斥为“根本不具备科学家资质”的美国人，质疑了报告中所引用的来自美国科学家曼（Mann）的一条近千年的北半球平均温度曲线的正确性。而这条描述了1000至1900年间近似于直线变化的温度曲线，在2006年被证实确实存在数据误差。

这也是一系列“门事件”的开始——这次事件被称为“曲棍球门”。麦金太尔和他的“气候监测网”如今成为了IPCC专门的“纠错员”，指出了IPCC报告中的很多数据漏洞。

去年12月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所爆发的“气候门”事件——黑客进入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获取大量的邮件，从中发现了修改气候数据的丑闻——可谓曲棍球门之后的又一个反IPCC的高潮。

与此同时，NIPCC和美国哈特兰德研究所分别出版的报告，则干脆对IPCC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主要反对“现代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一主流思想。

事实上，即使是NIPCC，也未曾否认过气候变暖以及人为的因素，两边的科学家们更多地是在争论：变暖的速度有多快，人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有意思的是，在纷繁的科学争论背后，对于“利益冲突”的指责也开始调换了对象。

20年前，IPCC指责“全球气候同盟”这样的组织充斥着代表石油公司利益的声音；20年后，矛头调转了方向，气候变暖否定论者和IPCC的反对者们开始怀疑IPCC从一开始就存在人为操控，并怀疑IPCC现任主席帕乔里存在利用冰川数据中饱私囊。

对此，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亲自去欧盟核实，帕乔里所在能源机构是否存在通过错误的冰川融化数字申请拨款，“我被告知根本没有这回事”。

IPCC工作流程图　图/梁伟驰

走向国际谈判舞台

为何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还不到三个月，国际社会就出现对IPCC的从技术到道德层面的精确打击？

面对过去三个月里的集中质疑，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这就如同20年前，烟草公司试图质疑烟草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一样。

“气候变化谈判越来越重要，IPCC传递的信息对某些人很不利，因此才要想方设法泼污水。”范伊佩尔塞勒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说道。

事实上，从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开始，就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定，自此也揭开了IPCC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密切相关的历程。

伴随着气候谈判议题的变热，IPCC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逐渐也被更多的人了解。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过去50年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这一结论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直接促成了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为“巴厘路线图”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评估报告为减排目标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巴厘路线图”中发达国家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目标范围的表述，就源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而且，自2007年以来，欧盟、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新主张和国内政策，皆依赖于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基本结论。

发生于哥本哈根大会前夕的“气候门”事件，显然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冰川门”事件后，美国《时代》杂志意味深长地说，“虽然不存在人为操纵的确凿证据，但是对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这也许并不重要。”

IPCC报告背后的角力

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前方的大屏幕，屏幕上显示的一行行字，正在讨论的一句话、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符号，都被标示为黄色。与会的代表手中都有一个牌子，发表意见时举牌示意，“这句话不妥，应该删除”，有代表立刻举牌发言，“不，应该保留。”

这并不是已经结束的哥本哈根谈判现场。事实上，这是两年前，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一次评审大会的一幕。屏幕上的文件是经过高度浓缩，由一千多页简化成最后十几页的《决策者摘要》。台下坐着的有科学家，也有各国政府代表。

对IPCC评估报告的审议，奉行“协调一致”的原则，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说不同意，那就没法通过。往往就一个字或者一个说法产生了争议。罗勇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18页的摘要一共花了4天的时间讨论，最后拖至凌晨。

“会场上大家谈的都是科学问题，但实际上一听就知道背后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参加过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撰写的罗勇深有体会。

以第四次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中这样一句话为例：“20世纪中以后的大多数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非常可能源于观测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现在看到这种表述是与会的各国专家和政府代表数次修改和妥协的结果。

这句话正是第四次评估报告最核心和最关键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诉求不同，自然反映在对文本的表述上：欧洲国家比较倾向于表述写得很强烈；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强调不确定性的一面。

在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中给出平衡的表述，正是IPCC秉承地理平衡、政治平衡以及协调一致原则的目的。正因为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IPCC评估报告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气候变化情景分析一直是IPCC屡遭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诟病”和抨击的重点对象。考虑到各种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和途径，情景分析直接关系到各个国家的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情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的利益团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的针对IPCC报告的科学争议大多集中在情景、2度阈值（即2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等热点问题上。

事实上，无论是“气候门”、“冰川门”还是“亚马逊门”，都无法从根本上撼动IPCC的整体结论。以最严重的“气候门”为例，即使忽略有篡改数据嫌疑的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的全球温度序列，仍然有来自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和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数据在有利地支撑着“近百年全球地表温度具有升高趋势”这一结论。

受到影响的，只是公众对于IPCC这个组织及其报告声誉和权威性产生疑惑，这也为气候谈判政客们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谈判余地。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地产盛宴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40:08 +0300

湖北利川，一个财政曾经穷得要向邻居借钱的国家级贫困县级市，这几年是如何靠卖地生财，屡创财政收入新高的？在这一轮地价推动的房产盛宴中，谁是赢家，谁又是输家？

地价狂飙

李旺再怎么猜，也猜不到那片地的价格。

现在那圈起来的10亩地，曾经是李旺所在的利川教场村3队的养猪场。“顶多卖到300万吧……”他铆足了想象力试探地说。

李旺原来有1.2亩承包地，就在围墙外边，2007年被政府征走，补偿款是4.1万。

2009年年底，利川市政府对这杂草丛生的10亩地举行了拍卖会，当地所有知名开发商都来了。王迁也在。当时大家的估价是1800万元左右，“即便到了2000万，我们也可以拿下。”开发商王迁说。

结果，价格叫到了2100万，没人跟了。可当时，拍卖师的槌子愣是没敲，眼睁睁地流标。“后来我们去打听，政府要卖的价格竟然是2400万！”王说。

2400万，这意味着，从政府购入时的近四十万到预计出售价2400万，这十亩地两年涨了60倍，政府的毛利润高达2000万。“这块土地的容积率四点多，算下来能造出3500多平方米的房子。”王迁拿着手机计算器算到，2400万元意味着每平米的土地成本在800多元，房子至少要卖到每平米2500元之上才能有利润。

利川的房价从2007年的均价1300元左右涨到了今天的2200元，即使在2008年全国普降的时候也是稳中有升。“利川房价高应为政府的地价太高。”王愤愤地说。

■新闻链接

去年土地出让金飙至1.59万亿

据《新京报》报道，本周二，国土资源部公布官方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面积20.9万公顷，同比增加38.3%。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其中，房地产用地出让价款接近1.34万亿元，占出让总价款的84.2%。

2009年土地出让金款项的飙升，让“土地财政”再次受到关注。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大盘点》中，给地方土地收入排名，其中杭州以1200亿元荣登榜首，其次是上海达1043亿元，紧接着是北京和天津。而有报道称，上海的土地出让金甚至占到财政收入的四成。

多位专家预测，今年地方土地出让金额将很难超越2009年。土改带来“土地财政”

利川县级市位于湖北省西部与重庆市接壤的部分，属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州内除恩施外的第二大城市。

利川是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历年都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市之一。

通常而言，人均年纯收入低于700元，少数民族地区低于1500元，是国家级贫困县（旗、市）的一个评选标准。中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

幸运的是，这里盛产烟叶，于是财政就成了“烟财政”。长期以来，烟草行业的税收收入占到了利川财政收入的55%左右，高的时候超过了80%。

然而，2005年10月8日，武烟集团与利川清江卷烟厂在武汉正式签订联合重组协议，卷烟厂被上划，利川的支柱工业被夺走。那段时间，利川经历着当地媒体所称的“阵痛”，工业经济各项指标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财政最困难的时候，“市领导不得不亲自跑到重庆万州区政府处借钱，听说喝酒都喝到医院里去了。”利川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某开发商说。

穷途末路中，政府打起了土地的算盘，那是地方预算外收入最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切实履行政府作为土地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土地无论买、卖都必须和政府交易。在土地市场上，政府是惟一的买家，也是惟一的卖家。

这种思路转变的成果就是2008年6月成立的土地储备管理委员会，由利川市市长任主任。该委员会明确了“政策一个口子定”，即所有土地的收购、储备、出让工作由储备委员会把关，未通过土地储备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不得办理；“业务一个口子办”，即所有土地的收购、储备、出让工作由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办理，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不得越权代办；“资金一个口子管”，即土地收购资金由市财政局直接支付，土地出让金由市财政局直接征收，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政府的改革，也改变了这座小城的房地产游戏规则。“以前我们都是自己找拥有土地的单位谈，从那些单位手里买土地，政府只从中收取土地交易税，”利川一李姓开发商说，“而现在，则是统一由政府组织拍卖，开发商只能从拍卖会上拿土地，政府不仅收土地交易税，土地拍卖的钱也归政府。”

据当地媒体报道，2009年，利川市共举行三次土地拍卖会，供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35.7亩，整幅土地出让单价均超过了100万元/亩，总收益突破了亿元大关。其中12月2日举行的最后那场拍卖会，楼面地价创下了每平米超过2000元的历史新高。

不过，根据王迁的记忆，2009年利川总共拍卖了7块地，总额应超过2亿。

土地收益也明显拉动了利川的财政收入。据市财政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09年利川的财政总收入超过7亿，再创新高，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突破3亿，而在一般预算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土地收益。如果按照房地产商的估计，这个比例则高达三分之二。

谁在买房？

利川房价仅次于毗邻重庆的万州及该自治州首府恩施，比周边其它县市都要高。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级市，房价再怎么涨，也有人买。

2007年，利川房屋预售516套，2008年780套，2009年的数字在1000套左右，而根据利川房管局的规划，从2010年到2012年，每年都将新建900套左右的住房。目前，这个小城里所有建好的楼房，基本被抢购一空，甚至连城市边缘一栋100万的别墅也卖了出去。

根据当地媒体的调查，利川商品房的购买群体主要来自各个乡镇的公务员、教师、商人、务工人员及武汉、浙江等地的外来移民。

2009年，利川工资最高的电力、燃气等行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2.2万，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人员年工资为7832元。因此，对利川的不少人来说，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首付6万左右就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这是一个可以够得着的梦想。

“除了房地产，还有什么能让你手里的200万在两三年内变成400万呢？”80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开发商边开着豪华车，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他将几百万的资金通过关系投给了更大的地产商，然后就在这个小城里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房价肯定还会涨的，”他说，“利川附近的县城乡镇上也有卫生所、学校、电力等有钱的单位和员工，他们都得到利川城市里来买房，而利川城里还有这么多人呢……”

更重要的是，交通不便的利川又有重大利好的消息：万宜铁路（重庆万州—湖北宜昌）和沪蓉高速公路（上海—成都）将要竣工，这两条路的修建，将使利川成为三峡库区的交通枢纽。

这个山里的闭塞小城，原来只能依赖一条弯弯曲曲攀沿在崇山峻岭上的318国道与外界联系，到最近的位于恩施的机场需要2个小时的山路颠簸。如果没有高速公路，到武汉则需要至少1天。而2009年底，沪蓉西高速公路终于开通，把从利川到恩施的行车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而2010年底，沪蓉铁路即将开通，利川是其中一站。

这更加激发起了小城人们对于交通干线上地产升值的遐想。

谁是输家？

然而，手持14万现金的李旺，却没敢买房。

他原来所在的位于利川城边的教场村3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2007年，政府把3队的农地和宅基地都征走了，“要建公路”，他们对李旺说。

之后，在补偿款还没到位的时候，李旺自建的250平方米房子就被推平。最终，政府给他自建房的补偿款是9.8万元，1.2亩承包地的补偿为4.1万元。

而在本来说要建公路的地方，却盖起了利川的新地标——25层的电视台大楼及其演播大厅，顶层还设立了一个旋转餐厅。“项目造价应该在1亿元以上。”利川一李姓开发商说。

这个新地标位于2009年刚通车的沪蓉高速路西段的利川出口处不远，高速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

而李旺和同队的十几户人家，则全部搬到了隔壁的2队。“是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2队堵住了路，经常给搬进来的3队人找麻烦。”李旺说。他没买房，选择了继续打工。

（应当事人要求，李旺和王迁是化名）

风向哪吹——“一号文件”的风向标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34:48 +0300

某种程度上，今年这份不以猛料取胜的“一号文件”，是希望通过一系列“一号文件”传递一个强烈信号，即“三农”仍是“重中之重”，要防止农村向好趋势下可能出现的对“三农”工作的松懈。

信号胜于内容

1月的最后一天，新华社受权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至此，这份已在民间传说了整整一月的中央“一号文件”始见真颜。发布的时间依然循惯例，选择在春节前后，向农民送上大礼包。

不过，此前数天，一个山寨版本的“一号文件全文”已在网上流传——事实上，山寨版本的乱真程度令人惊讶，除了将“青稞”写成“青棵”、“以工代赈”写成“以工代娠”外，几乎一模一样。

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七次关注“三农”。

前六次“一号文件”出台的政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概括是，不说“石破天惊”，也是“出乎预料”：免除“皇粮国税”，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

和之前六次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显得相对平和。陈锡文亦表示，今年的大部分政策属于进一步加强。

多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智囊机构的学者，在被记者要求圈点今年“一号文件”的亮点时，更愿意这样表述：“中央连续七年出台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而资本市场总结的几大新看点是：城镇化，鼓励农民变居民；建材下乡，村镇要兴土木；学界褒贬不一的转基因要产业化。

普通民众则似乎较多地关注着“新生代民工”——这些拉着拉杆箱进城的农民，与他们扛着蛇皮袋的父辈之间的不同，已有不少讨论，但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则仍属第一次。

这份看起来似乎缺乏“猛料”的“一号文件”，某种程度上，除了实质性惠农之外，可能较多地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

警惕惠农政策松懈

过去的一年，陈锡文在2月1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结，虽然全球深陷经济危机，中国的“三农”却有数个意外之喜，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民工恢复就业均好于预期。

2009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第六年丰收，达到5308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亦首次突破了5000元，实现了连续六年较高速度增长。

“农业农村形势好的时候，恰恰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连续6年增产增收后，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陈锡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居安思危。

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中并非没有这样的教训。

十一年前的1998年，有如今天一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欣欣向荣，连续第四年丰收，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一年也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分水岭。此后，“卖粮难”接踵而来，中国粮食生产能力连年走低，并在2003年出现14年来的最低值。

站在与11年前相似的高度，虽有欣喜，却不免担忧。陈锡文说，这几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这样的好局面，最根本的是政策好，是强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是一旦放松，就很难说。

尤其在今年，稳定农业生产尚有特别的意义：管理通胀，很重要的一条即为保持农产品供给的稳定和价格的合理水平。

而农业生产的规律是，一旦出现闪失或者滑坡，恢复起来难度非常之大。

或正因为此，陈锡文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特意提到，“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除了众人理解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包括对于如何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的基本认识、贯彻统筹城乡的基本方针、稳定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科技基本支撑等等。

事实上，多位学者告诉记者，过去能够出台那些“卓有成效”但“不无争议”的政策，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

解决农村的问题，在农村之外。未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不大可能一直聚集“三农”。某种程度上，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并不以猛料取胜的“一号文件”，要夯实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基础，更是希望通过一系列“一号文件”，来夯实地方政府对“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基本认识。

陈年“毒奶”何以混迹江湖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32:25 +0300

在最近的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视频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最近发生的几起毒奶事件均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原料。会议要求彻查并坚决销毁2008年问题奶粉。但在这些公开信息背后，仍存在一些没有得到解释的疑问——问题奶粉在被政府查处后为何未被销毁？我们的质检手段能否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不知名的有毒添加物？

1月30日，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召开2010年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视频会议时要求，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主动出击，彻底清查食品安全突出隐患。

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主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指出，当前，在整顿高压态势下，仍有个别企业和个人置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利欲熏心、顶风作案。2009年以来，一些地方查处了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园棒冰”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生产乳制品，性质非常恶劣。

为此，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当务之急是要突出重点，全面彻查食品安全隐患。各地要狠抓彻查任务落实，不留死角；加大追查力度，严肃追究责任，彻查并坚决销毁2008年问题奶粉。

在这些公开信息背后，仍存在一些没有得到解释的疑问——问题奶粉在被政府查处后为何未被销毁，却又流出市场？我们的质检手段能否应付三聚氰胺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不知名的有毒添加物吗？

“你很可能为此而坐牢”

1月19日，贵州省卫生厅发布了三聚氰胺超标食品“黑名单”，确定四个批次的食品存在三聚氰胺超标问题。

而在2009年12月份，陕西的金桥乳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也先后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其中，上海熊猫早在2008年三鹿事件和2009年4月份的检测中，两次上过三聚氰胺的黑名单。

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尚未公布，但已经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这几起案件的一个共同点是，检测结果早就显示三聚氰胺超标，为何信息披露迟到近一年？

目前只有上海市政府出来解释，称不存在瞒报，推迟公布是由于案件涉及跨省办案,案件调查持续时间较长。“这说明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对于一大批流通在市场上的问题产品的监控仍存在空白。”素有“乳业大炮”之称的奶业专家王丁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去年6月，曾有一饲料商向他咨询，如果从一奶粉经销商手中购买了六七万吨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奶粉用作饲料的话，有没有问题，王丁棉的回答是——“你很可能为此而坐牢”。

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有一个众人关注的疑问——回收的近万吨三鹿奶粉如何销毁及销毁途径是什么？三鹿之外的涉嫌添加三聚氰胺的乳品企业，为何听到的是召回信息，却惟独没有销毁公告？

在王丁棉看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一批当时处于生产与终端之间的中间领域的问题奶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监管，包括问题产品从企业售出后，卖给了谁，并没有真正跟进落实下去。而这一空白，也直接导致了毒奶再度在市场频频出现的后果。

问题奶源从何而来？

作为工信部组织的三鹿事件督导组成员，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教授陈渝在督导过程中发现，三鹿事件发生后，很多涉毒的保质期短的液态奶被压路机碾压销毁，但大量的涉毒奶粉已经通过经销商流转到了全国各地，回收处理的难度很大。他当时试图去找经销商了解情况，但经销商们纷纷跑去政府上访，要求政府替三鹿承担涉毒奶粉下架和封存带来的损失，但大都未能如愿。

陈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按照当时的标准，凡是查出含三聚氰胺的，都要下架封存，后来大家才意识到应该有一个被允许存在的限量值，但在国家出台限量值标准之前，很多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地方奶业利益考虑，将不少含有三聚氰胺的奶产品定义为疑似，最后这部分疑似产品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这也就给今天三聚氰胺重现留下了隐患和争议。

“之所以最近三聚氰胺事件频发，一是大家觉得风声过去了，二是奶粉两年的保质期快到了，有人就开始铤而走险了。”陈渝说。

广东燕塘乳业有限公司方培生副总经理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可能是原奶的问题，因为现在是高压政策，谁都不敢在原奶环节造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认为，三聚氰胺再现，跟三鹿事件之后国内奶粉市场的变局有关。三聚氰胺事件后的中国乳业，不但很快复苏，而且奶粉业成为了当前行业里最大的增长点，受到资本市场的热烈追捧。

三聚氰胺有多毒？

在三鹿毒奶事件爆发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8年第25号）》于2008年10月8日发布。

该公告规定，在各种液态奶、奶粉等奶制品中的三聚氰胺的含量不得高于2.5mg/kg，而特别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1mg/kg。

当时业界对于设立的这个微量的三聚氰胺检测标准争议很大。反对者认为，目前国际国内都没有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究竟多少含量的三聚氰胺对于人体才是安全的，因此主张全面禁止奶类产品中检测出三聚氰胺。

王丁棉是国内反对允许添加一定含量三聚氰胺观点的主要代表人。按照他的说法，三聚氰胺要么是人为添加的，要么是间接饲料的污染。例如鸡蛋里能够查出三聚氰胺，就是因为饲料里含有三聚氰胺。在他看来，允许被检测出一定含量的三聚氰胺，是给了不法企业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对净化奶业很不利。

王丁棉对记者抱怨说，美国的三聚氰胺指标是风险评估指标，而不是安全指标，中国是断章取义将概念挪用而来。

而陈渝曾发现，三聚氰胺在众多食品中均存在，连矿泉水和白开水也不例外。他得出的结论是，三聚氰胺是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完全纯净的食品反而不健康，完全禁止食品中存有三聚氰胺的做法不现实。之所以出现婴儿因三聚氰胺患病，是因为三聚氰胺被过量超标滥用。

他曾经作为工信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督导组成员，前往河北、山西和内蒙等地全面盘查过食品行业三聚氰胺的情况。基于调查结论，陈渝给出了自己的督导建议：三聚氰胺是微毒的，但不属于危险品，设立一个微量的限量值是科学和合理的。

“这就跟火柴只能是在飞机上被限制使用一样，全面禁止没法弄。”陈渝宣称，他亲自做过试验，牛吃了含有三聚氰胺的饲料后，产的奶里的三聚氰胺含量非常之少。

政府最终采纳了陈渝一派的观点，即允许微量三聚氰胺的存在。

检验检疫现状仍需改善

根据陈渝在三鹿事件后的调查，很多省都没有一台检测三聚氰胺的仪器，只有几所大学有少量几台设备。

当时全国对于牛奶中蛋白含量的检测方法是“凯式定氮检测法”，该检测方法只能检测出牛奶中有没有蛋白以及含有多少蛋白，但对于蛋白的来源不能作出更具体的细分表述，也就是说检测不出这种蛋白是否是通过添加三聚氰胺以及尿素等产生。

据陈渝介绍，国外奶业相对自律，行业里不存在将三聚氰胺这种添加物兑入原奶虚增蛋白含量的现象，所以没有对三聚氰胺的检测要求。直到后来三鹿事件发生，中国牛奶业的表面繁荣背后的极其混乱和羸弱之态才得以暴露，国外也才开始对中国出口的奶类产品增加了三聚氰胺的检测环节。

当时陈渝到河北一个农村调查，就惊讶地发现，这个没有养一头奶牛的村庄，通过买来奶粉，添加三聚氰胺和水“制造原奶”的办法，变成了交奶大村。

由于三聚氰胺每吨的价格高达1.6万元左右，很多村民都是用价格几千元一吨的三聚氰胺废渣来人工制造原奶。

虽然现在各地质检机构都有了针对三聚氰胺的检测手段，但在陈渝看来，中国目前对奶业检验检疫的低水平现状仍需改善。

陈渝曾经做过一次实验，他从新疆找来骆驼奶，委托给国内所有的食品和制药行业进行检测，但跟国外有强大的检测技术不同，国内只能测一些普通的成分。“目前很多牛奶里的所谓神奇因子我们国内都测不出来具体的成分，要知道，三聚氰胺之前叫做蛋白精，蛋白精之前就是被叫做神奇因子。”陈渝说。

另一个“本质”问题是国内奶业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手足失措。三鹿事件发生之前，国际奶价高涨，很多国内的中小奶粉加工企业死灰复燃，纷纷抢奶源来加工以便出口赚外快，造成国内抢奶现象严重。大企业对原奶的需求巨大，也就默认了奶农造假卖奶的行为。三鹿事件之后，国内奶粉需求直降，囤积了30万吨，最近奶业复苏才得以消化掉。

应该在终端产品上和国际接轨

在王丁棉看来，熊猫和金桥要判死刑，当地检测部门要判无期徒刑。但陈渝却认为，事情被当地质监部门揭露出来，正好说明中国对奶业的监管有了很大的改善。

三鹿事件之前，对原奶的监管主要是两个环节，一是收奶环节，二是奶站里查。但两个环节都失控了。据陈渝介绍，奶农最开始是通过加含有蛋白的牛尿来虚增蛋白含量，但牛尿不能满足大规模的随时添加需要，最后就购买廉价的三聚氰胺废渣。而有些奶站负责人，为了节省成本，不愿意购买冷罐，而是通过添加石灰的方法来延长原奶的保质期。

而企业也一直默认奶农和奶贩子以及奶站虚增蛋白的做法，这是多年来的行业潜规则。用陈渝的话说，添加了微溶于水的三聚氰胺后的原奶，到企业后在加热环节会让牛奶变红，但大家都不知道能吃死人，所以这种造假行为有时候演变了企业行为。

三鹿事件后，企业被要求派专人到奶站驻站检查，并增加了原奶送到企业后的检测环节。一年多以来，国内很多小奶站被关闭了。以农业部为主的多个部委，下发了多个文件来规范奶源和奶站。很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自的奶源管理文件，通过对辖区的几大奶企划分奶源的势力范围，希望防止抢奶引发造假乱象，并且要求企业加大自建奶源和牧场的力度。同时，改变了以前检测员在奶站有股份的漏洞，从制度上防止了收不合格的人情奶。

过去，政府对原奶的监管，是通过欧盟援助的各省牛奶办公室来进行的。自1983年以来，中国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欧盟 (EU过去称欧共体EEC)的无偿援助，由欧盟将自己过剩的牛奶制成还原奶或者奶粉，用来帮助中国培育牛奶消费市场。农业部和众多项目省份都成立了奶类项目办来进行对接。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奶业开始爆发式增长，项目结束，奶办一时没有了资金支持，还得依靠企业支援经费过日子，自然谈不上监管。

三鹿事件后，政府将农业部奶业办公室的级别从一个科室提升到司局级的行政级别，下拨大量资金到各地奶办，并对奶办的监管职责进行定期考核、要求所有奶类产品的添加物都标注化学通用名，否则将遭到工商部门的严厉查处。

在奶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上也有了变化。陈渝参加过三鹿事件后的几次行业讨论会，都是先找一批专家出具意见，然后再找一批来评价上述专家的意见，但是隐去专家名字，让大家畅所欲言。

不过，漏洞并没有完全被堵死。

在陈渝看来，现在最应该在终端的产品上逐步和国际接轨，比如严格执行无抗检测标准。如果在终端上把关不严，那么奶源环节的检测可能前功尽弃。

白天是水电工，晚上是富豪非暴力拆迁的深圳样本

infzm — Wed, 3 Feb 2010 20:20:01 +0300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被拆迁的城中村村民非但没有遭遇暴力，反而拆成了亿万富豪。这一与外地迥然不同的非暴力拆迁现象，既与过去十年飞涨房价有关，也与深圳各个城中村居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和开发商在造城模式上的探索有关。

在最近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深圳岗厦与大冲两个城中村，因旧城改造拆迁而造就数十名“亿万富豪”的传奇，不仅占据了众多的媒体版面，而且使得伴随着深圳特区成长数十年的“城中村现象”再度引起了公众关注。

1月23日，深圳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改造面积达68.4万平方米的大冲旧改村民物业签约仪式正式举行，这标志着由华润置地投资超过60亿元的“造城项目”进入实质启动阶段。大冲村东南北三面都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区，与其一路之隔的是甲骨文、TCL、中兴通迅等知名大企业，出租业是大冲871户2000多本地村民集体和个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

深圳CBD内唯一城中村：岗厦村拆除工地　图/CFP

等待拆迁的大冲村一角　图/CFP

在深圳最近这两个城中村旧改的补偿中，村民们不仅按规定获得了四百多平方米合法面积、每平米一两万元的充分补偿。还包括相当部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违章建筑也得到相应的补偿，“如果只按每户四百多平方米宅基地计算，怎么可能补出那么多亿万富翁？”大冲旧改负责人说。

在谈到内地的暴力拆迁事件时，岗厦和大冲旧改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上海潘蓉事件中拆迁补偿的“不合理”，大冲旧改负责人替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潘蓉家480平方米的住宅，政府仅补了86万，算下来一平方米只有1000多元的补偿金额，在原区“买个小户型都买不起”，人家怎么会不抗议？

据岗厦村旧改负责人介绍，除了可观的补偿金额或回迁物业的升值外，深圳城中村改造“不可能出现唐福珍或潘蓉那样的暴力场景”的原因还在于，深圳城中村村民在过去20年的经营后，“都是有身家的人”。岗厦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也有700万身家，改造回迁后获益更大。

大冲村旧改负责人也有同感。他说，大冲改造后，村民们不是“由穷变富”，而是从富变得更富。他提起不久前村里人结婚，简直就像一场豪华轿车大游行，“奥迪什么的靠边站，最后一辆贴了花的大奔还找不到人开”。

虽然不会出现暴力场面，但涉及数千人利益的城中村改造也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按岗厦旧改负责人的话说，“打官司是免不了的”，现在就有十几宗仲裁在法院进行中。

实际上，深圳城中村改造能够实现非暴力拆迁，还涉及到两个独特的重要因素，一是类似于大冲股份公司这样的“城市居民自治组织”，在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如华润这样的开发商找到了创新的开发模式，使得开发商在有利可图的预期下，将补偿标准提高到合理的市场水平。

为村民说话的“超级公司”

城中村村民兼具 “股东”的双重身份，使得股份公司在领导层选举程序中，呈现出某种奇特的“直接民主”形态：身为“股东”的村民们，按照自己的村民身份，一人一票选出新任董事长和管理层。

在1月23日这个造就数以十计“亿万家族”的签约仪式上，最为动情的发言者既不是政府代表，也不是华润的负责人，而是大冲股份公司董事长阮洪坤。大冲股份公司是由大冲村集体经济的领导层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村民们也是该公司的股东。

他坦言旧改推进过程“异常艰难”，但大冲旧改项目的补偿协议“是特区内迄今为止总体上表述最完整、补偿最优惠、保障措施最健全的旧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大冲旧改项目指挥部的政府发言人程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赞同，并承认，“阮董事长的压力比我们和华润都要大得多”。

据程效介绍，在大冲旧改项目的拆迁补偿谈判中，大冲股份公司董事长不仅是村里的集体物业的法定代表人，而且股份公司管理层作为村民自有物业的代表，几乎具备“全权代表”的资质。

而在谈判完成后，董事会又将与政府和开发商代表一起，向每一户村民进行解释和宣传，发动村民就自有物业部分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

在深圳，类似大冲股份公司这样的城中村股份公司就有六十多家。

在1992年的特区农村城市化改造中，政府的规划是将原有农村集体资产交由股份公司经营，同时将原村委所属的行政、社会管理职能交由新成立的居委会和街道办管理，实现“政企分开”。

然而在随后的实践中，由于政府无力兼顾“城中村”的公共投资与管理，也无法为缺乏技能的村民们安排工作，因此由原村集体经济的领导层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自然承担起了各村的经济、行政和公共管理等各项职能，政府下设的居委会也因运作资金馈乏而受控于股份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份公司的影响力和独立性日益体现：首先作为原集体经济的转型物，股份公司脱离于传统国资管理体系之外；其次，作为事实上的公共管理组织，股份公司在行政隶属上没有任何上级行政部门，反而对原本具行政管理职能的居委会等部门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力；最后在经济来源上，有着物业出租等独立经济来源的股份公司无需申请政府拨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解决城中村的村民福利和公共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中村股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政府原本设定的“企业经营”模式，而形成了某种集行政、经济、社会职能于一体的“城市居民自治组织”。

从组织内部而言，城中村村民兼具“股东”的双重身份，使得股份公司在领导层选举程序中，呈现出某种奇特的“直接民主”形态：身为“股东”的村民们，按照自己的村民身份，一人一票选出新任董事长和管理层。

而新任的董事长和管理层心中也深知，他们要带给村民的，不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包括城中村的公共管理、村民的福利保障和不同村民间的利益平衡。

正因为如此，股份公司管理层必须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及时注意社区中的种种“社情民意”，并及时予以反馈：否则自感利益受损的村民们就会在下一次股份公司改选时，毫不犹豫地投出反对票——而这一投票权利并不随财富多少而转移。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大冲股份董事长要在村民签约会上，反复强调自己和股份公司的管理团队为争取村民利益“付出了艰苦努力”的原因。

另一方面，作为原集体经济管理者的股份公司，在城中村旧改的“财富升级”过程中，也将获益巨大。这也使得股份公司管理层在面临重重阻力时，依然有动力继续推进旧改进程。

前述旧改项目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现在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城中村改造中暴富的村民，“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赢家”：随着城中村旧改的完成，许多现在已经是千万或亿元级的城中村股份公司，将迅速膨胀到十亿甚至数十亿元级的“超级公司”。

这位企业负责人笑称，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中，许多号称蓝筹的上市公司，其资产规模和赢利能力都远远不如这些看似土气的“农村股份公司”。

华润的造城模式

万象城这一总投资额高达60亿港元，开发周期长达8年，集住宅、商业、娱乐等内容于一身的庞大“造城项目”，在起步之初就被当时的业界各方认为是一场命悬一线的“豪赌”。就连管理层内部，对该项目的成败也心存疑虑。

就在岗厦和大冲旧改项目成功签约的同时，一个被忽略的背景是：这场看似各得其所的“造富运动”，实际上比政府的规划已经整整推迟了十年。

早在1998年，大冲就被列入了深圳市的旧改规划，2002年更被列为旧改试点村之一。但直到2005年引入华润集团时，大冲才正式确立“推倒重来、整体开发”的旧改模式。

与此相似的是，造就了数十个“亿万家族”的岗厦村旧改，光规划就整整做了十年，其间反复修改近10稿。

一位曾经参与规划设计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城中村改造规划之所以如此艰难，关键原因之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岗厦村，与十多年前最初规划时相比，土地和房租价格都上涨了数倍，“政府规划中的补偿都赶不上这些年地价的上涨”。这使得无论是补偿标准还是利益分配，都难以令许多村民满意，旧改进程也因此陷入僵局。

转机的出现，一方面来自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土地升值”逐渐被“功能升值”所取代：原有地价和房租的上涨趋势渐停，更大的升值空间只能来自城中村整体规划和功能的“升级”；另一方面，则来自引入开发企业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如华润在大冲“再造万象城”的规划，规模化开发带来的巨大增值效应，不仅有效地满足了村民们的补偿要求，而且对其周边社区的功能完善和价值提升发挥着重要的“辐射效应”。

但最初，无论是华润内部，还是地产业界，对这一开发周期长、投资巨大的开发模式都感觉前景莫测。

2001年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的改造，标志着特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开始以合作创新的“多赢模式”取代过去单纯的“查堵违建”思路。尽管由于经验和制度的不足，这一改造方案今天看来仍有缺憾，但其“合作开发”和“集约化发展”的思路，至今仍具划时代的意义。

而就在此后不久，华润集团在距渔民村不远处的地王大厦对面，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坑”：今天被视为“都市综合体”典范的万象城项目，悄悄拉开了序幕。

万象城这一总投资额高达60亿港元，开发周期长达8年，集住宅、商业、娱乐等内容于一身的庞大“造城项目”，在起步之初就被当时的业界各方认为是一场命悬一线的“豪赌”。就连管理层内部，对该项目的成败也心存疑虑。

但结果却是，不仅由华润持有的商铺吸引了LV、GUCCI等著名品牌入驻，万象城陆续推出的住宅开盘价也超出了业内估计的每平方米两万元的一倍以上，且被一抢而空。

华润集团现任董事长宋林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坦承：在万象城之前，集团已经投资的几个大型物业都“举步维艰”，华润置地团队能在“这么难的环境下和这么差的基础上，把万象城做起来”，让他感到超乎想象。

到了2005年前后，深圳市的高速城市化进程终于遇到了资源瓶颈：特区内土地资源因多年的高速开发而消耗殆尽，在难以通过城市扩张从外部“开源”的状况下，内部资源的“挖潜”成为必然的选择。

以2004年出台《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为标志，深圳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更新”运动。

与此同时，启动了“再造华润”计划、雄心勃勃地从千亿集团向两千亿门槛迈进的华润集团，也在新的地产战略中，将已经日渐成形的“万象城模式”纳入集团的战略核心，并开始在全国一线城市进行复制。

从2005年到2008年，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华润置地凭借“万象城模式”及其相关战略，综合营业额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高速成长，市值从二十多亿元剧增至八百多亿元。当然，万象城模式的成功也得益于中国地产业整体兴旺的背景。

华润的“8年筑城”之举，不仅造就了一个赢利丰厚的上市企业，而且赢得了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的认同。在2009年底华润中心君悦酒店开业仪式上，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现场表示，华润中心项目（即万象城）代表了未来深圳乃至全国城市再生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引入华润置地参与深圳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可谓顺理成章之举。

白天是水电工，晚上是富豪

这是一群拿着城市居民身份证的“都市农民”，昔日养猪种菜的土地，今天以“种房子”的方式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弟却迷失在变幻莫测的都市尘嚣中，只能以曾经的身份来维系着彼此的认同：城中村村民。

对于年近四十的陈峰而言，大冲旧改这些“造富神话”都只是旧闻。作为较早经历过第一轮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他的家族财富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从百万级到千万级别的跃迁。此刻，他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财富大潮，却不无疑惑地向南方周末记者问道：“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20年前，高中毕业的陈峰（化名）曾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成员之一，也曾像今天的年轻人一般满怀热情，找工作、搞投资、办企业。然而20年后他却发现，自己曾经努力争取的职位，被更加勤奋而野心勃勃的外地大学生占据；家族投资和企业经营也因为缺乏经验而屡屡亏损，甚至“不如麻将桌上赚的钱”；最终他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已经再度退回村内。

今天的陈峰，按照收入顺序其职业头衔分别为：房东、股东和水电工。家族的物业出租收入是他收入来源的主要部分，其后便是村股份公司每年数万元的分红，以及作为股份公司水电工每月一两千元的“茶水费”。

晚上开着豪华轿车出入深圳各大酒店和高级会所一掷千金的“陈总”，白天却是身背电工包，在村里敲敲水管、修修电线的“峰哥”。对于这一强烈的角色反差，陈峰笑着说：“村里人习惯了，很多人都这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日渐缩小，大多只与一些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城中村子弟来往。“跟外人聊不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

当人们在羡慕着“城中村”村民们的“意外之财”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滚滚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失去了土地和维生技能的村民们，除了偷偷“种”下的房子之外，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人、乡邻和财富。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立，到1992年第一次城市化改造前，深圳特区内有68个农村行政村、176个自然村，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这些“农民”们依照政府的规划，让出了城市中的大部分土地，退守到政策划定的“保留区”内，依靠集体企业的物业出租和经营收入为生。

在1992年的城市化改造中，深圳市政府一次性将特区内全体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并在原村集体企业和村委的基础上组建了66家股份公司，以解决“农转非”后的村民工作和收入来源问题。

然而城市化的进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就在特区政府全力经营村民们退让出来的“增量土地”时，“留守区”内的村民们却发现，政府原本保留下来的宅基地和供村民从事种菜或养殖的小片土地，其实可以“种”些更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出租屋。在早期的小心尝试之后，汹涌而来的打工人群立刻证实了这一想法。

于是，早期政府理想中的以村民住宅、集体经济和新农业模式组成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农村”蓝图，迅速被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握手楼”和“一线天”为标志的城市廉租区场景所取代。

然而这些有着更高收入和更宽裕生活的村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都市日新月异的生存技能要求和变幻莫测的生活节奏，都不是大部分村民们所能适应的。这种不安与不适感反过来加剧了他们往昔身份的认同与怀念。

一位城中村改造企业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这个意义而言，城中村改造对村民们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升级，更意味着传统村民们“从组织管理，到生存方式，再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升级”。在他看来，后者的升级与转型，远比财富的升级来得艰难。

（本文参考了王如渊著作《深圳特区城中村研究》部分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