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热点新闻

2月CPI逼近调控目标重返负利率时代

infzm — Fri, 12 Mar 2010 11:59:49 +0300

中国新一轮加息周期可能正风雨欲来。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经济数据显示，2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7%，比此前市场的普遍预期高出0.2个百分点，距离今年的通胀管理目标3%仅一步之遥。这也是18个月以来，我国的CPI首次超过一年期活期存款利率（2.25%）。

上一次CPI涨幅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在2008年的10月份，当月CPI涨幅为4%，而当时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6%。

CPI的涨幅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意味着实际利率为负，在银行存款所获得的利息将不足以支付物价上涨的部分，即货币购买力下降，出现贬值现象。

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0%。从同比数据来看，CPI涨幅扩大；从环比数据来看，物价的涨速也在加快。

食品和居住引领涨价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为温和的上涨，尤其是CPI的上涨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季节因素。

他分析，2月份的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来推动，食品类价格对CPI贡献了2.01个点，居住类价格对CPI贡献了0.45个点，这两项合计为CPI涨幅贡献了91%左右。

关于季节性因素，他解释说去年春节在1月份，相应的春节后去年2月份的价格基数偏低，而今年的春节在2月份，再加上恶劣严寒天气导致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造成了今年2月份CPI涨幅较高。

加息预期增加

面对高企的CPI，央行会否采取应对措施，出台加息政策，这再度引起市场猜测。消息公布之后，沪深两市当日均小幅下跌。

“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果断的紧缩政策来遏制经济出现过热情况。高盛在2月份CPI数据公布后指出，“迄今为止，温和的窗口指导和小幅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力度都不够……消费、投资和出口强劲增长将加剧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压力。”

自今年1月份以来，中国央行已先后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3%的通胀目标值，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将根据该目标来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此前，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中国2月份实现出口945.23亿美元，同比增长45.7%，增速创自2008年10月以来的17个月新高，并且远高于市场预期的38%；进口869.10亿美元，同比增长44.7%.强劲的出口增长和旺盛的内需推动了国内物价的加速上行。

【中国式议政】省部“寒暄”中央部委与地方省份“两会”互动观察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51:05 +0300

“两会”进行中，南方周末聚焦“中国式议政”，关注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下，代表、委员如何共商国是。

在这场富有中国特色的年度会议中，部委高官和地方代表如何互动？边疆省份代表团在讨论什么？山西和内蒙古两任“煤老大”冷暖交替的发展之路，本报都将予以关注。本报也专访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请他以西藏为例，谈边疆治理之道。

因为打黑，重庆代表团成为媒体焦点，而与重庆相反，香港代表团在新闻中如往年一样安静。最热闹和最安静的代表团，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告诉您。

本期还包括两篇关于“两会”本身的报道，一篇关注全国人大议案为何减少，另一篇为“两会”生平的“常识”报道，介绍两会何以形成今天的格局，以为读者参鉴。

每年“两会”，守职一方的地方大员们齐聚北京，中央部委高官亦集中亮相，部委态度和地方期待，都在此时被不断提出和重申。这是观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时机。

两会上的各位代表们。（CFP/图）

有高官从中央来

虽然并无特别规定，但是某个部长到某个省份的背景，也并非全无解读空间

按照规定，很多部长都要列席全国人代会各省代表团的审议，以便听取意见。但部委高官们去哪些代表团，去几次，南方周末记者并未采访到特定之规。不过，总体上看，资源大省或欠发达省份会受到较多的关注。

“两会”期间，有些“热门”部长们会跑好几个团。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的是，大多数部长们的行程，是在全国人代会正式开幕时就大致安排好的。“也会有变动，最确切的消息一般在头一天才会敲定下来。”西藏团一位工作人员说。部长们的行程，有时连负责与媒体联系的各团联络员也不太清楚，而是由各代表团随行的省办公厅工作人员掌握。

虽然并无特别规定，但是某个部长到某个省份的背景，也并非全无解读空间。

比如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3月5日下午和3月7日上午，“根据会议安排”分别参加了宁夏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的审议。

而此前，徐绍史在2009年都曾到上述两个省份去考察过。去宁夏是代表国土部和当地政府签订一个“共同促进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协议书，并参加了一个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项目启动仪式；在辽宁则考察了农村土地整治现场，《中国国土资源报》的报道说，辽宁坚守耕地红线的任务非常繁重，“两会”前的2月份，徐绍史刚刚会见了辽宁省省长陈政高。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则在3月5日下午参加了海南团的审议，此前一段时间，海南房地产的疯狂涨幅曾引发全国媒体瞩目。

在海南代表团会议召开前，姜伟新在现场被记者追问，谈及此次全国两会后全国房价走势时，姜伟新说：“不稳定怎么能行？不行也得行。”姜伟新同时表示，对一些楼市过热的城市和地区，将进行“点对点”的调控，并点到海南、北京、上海等地区。

当天下午的会场，房价成了海南代表团的中心话题之一，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省长罗保铭等地方高官，纷纷就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问题向姜伟新建言，不过姜伟新在会上并未发言。

而交通部长李盛霖去湖南团，则是对湖南最近两年的公路建设规划颇感兴趣，此外，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也曾担任过交通部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最近两年都去了重庆代表团，而重庆一直在推动自己成为西南金融中心。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今年去了贵州，《人民铁道报》的报道说，审议中10位发言代表个个提到铁路。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铁道部就和贵州签署了《关于加快推进贵州铁路建设的会议纪要》，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交通问题是关系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部委法则：只听取，慎表态

列席各个代表团审议的部长们面对地方的要求，大多谨慎对待：只听取，不表态；只记录，不许诺。

3月8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列席了重庆团会议。审议中，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说：重庆在内心，希望将建立不久的畜牧远期交易所发展成期货市场，“如果把生猪交易搞好，那么尚主席就会喜欢我们。”

崔坚话音刚落，黄奇帆马上插话：“发展到一年交易1亿头，就能决定全国10亿头猪的价格。你支持我们一把，就能够做成很好的猪市场。”“如果有时间的话，尚主席能否来看一看。”崔坚邀请说。

事实上，在那些有部长们列席的会议上，类似的场景就屡见不鲜。当天的议题会向该部的相关领域偏移——地方官员们不会怠慢每一次陈述愿望的机会。

3月7日上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来到西藏团。西藏团的发言显得更加紧凑和高效，一人言毕，马上就会有人接上。说话者多为市长和市级的行署专员们，所陈述的大多是尚需资金的发展计划。

面对各个地方的要求，部长们大多谨慎对待。只听取，不表态。只记录，不许诺。在西藏团，谢旭人只简短表示：“有些涉及其他部门的工作，我会转交。”

此前的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参加了云南代表团的审议，审议现场中有代表发言说，“希望能够推进云南与东盟国家一般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而一旁的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插话道，云南现在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希望能够尽快批准下来。当地媒体第二天的报道说：“无奈周小川未作现场发言和回应。”

这些去地方各团的部长们，会被记者围追堵截。两会上，部长们获得的关注远高于任职各地的地方大员。一位采访了3月8日重庆团审议的新华社记者说，她是来跟尚福林，而不是重庆团。

事实上，代表部委的不仅仅是各个部长，在各个驻地的讨论现场，除了全国人大的简报组外，还另有一些特殊的部委旁听者。这些旁听者，都是部委的司级官员。一般情况下，每个会场两名，大多来自发改委和财政部。这些平时手握权力的各部司级官员们，现在客串了“记录员”——他们被要求记录会议中与其部门相关的建议，供两个部委内部参考。

在会上，他们是最沉默的人。尽管发言的代表们有时会突出强调说“发改、财政的领导在这儿，我多说一句……”但这些负责记录的官员们一般是客气地点头，表示已经听到，并不回应。不过代表团会对他们的尊敬之意会一直保持，在一场会议开始前，主持人往往会以向代表们介绍这些“记录员”的身份，作为开场白。

3月5日下午，新疆团全体会议开始前，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和代表一一握手，走到发改委旁听人员面前时，他笑着轻念：“哦，发改委的，发改委的”，以示欢迎和重视。

来自地方的拜会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都是被地方拜会的热门部委

除了到各地方代表团列席审议，听取意见，部长们也会安排时间接受地方高官们的拜访，新闻稿中一般用“会见”来描述。

一般情况下，全国“两会”间隙与部委沟通中最为重要的安排，是由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起前往拜访某位部长，相关厅局随同。地方官员们习惯将这些春节之后、又寄托着美好愿望的拜会行动，称之为“早春之旅”。

事实上，地方代表团与中央部委间的沟通，往往在会议正式开幕之前就已经启动。3月3日的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拜访了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隔日，他又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会谈。这两位部长都对内蒙古表示了支持之意，并说会认真研究和解决内蒙古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而甘肃省省长徐守盛也拜访了谢旭人，提出希望财政部继续加大对甘肃的扶持力度。谢旭人回应说，财政部将一如既往地关注甘肃发展。

事实上，西部和中部的欠发达省份会更积极地和部委以及央企拜会沟通，以便助力本地发展。

今年以宁夏为例，根据《宁夏日报》的报道，宁夏自治区党政一把手一起或分别拜会的有：3月3日会见了住建部部长姜伟新；5日会见了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8日会见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9日会见了水利部部长陈雷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

根据不同的发展需要，各个部委也会被省份所遴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都是热门部委。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几乎所有地方的发改委主任和财政厅局长会坦率地告诉约访的记者和客人，自己在两会期间都很忙。

不过对于那些市厅级官员来讲，见个部长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们往往会选择各部委中的司级官员。“因为在部委里，大部分的具体工作由司级负责，所以地方拜访部委的司级官员最为常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近几年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政策的灵活使用权。他们会问部委：某某事情，我这样变通一下，行不行。”

一些地方将会下与部委的拜会，叫作“汇报工作”。云南省大理州州委书记曾在全国“两会”期间，跑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国家宗教局等16个中央部委，完成了汇报。前一年全国“两会”，陕西由各相关厅局出面的活动就有20多个。

就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来看，仅地方市一级政府，在两会期间走访十几个中央部委的并不在少数。这样的活动，大多会以“汇报”开头，以得到部委领导的“肯定与支持”结束。

除了要资金和项目，部委的官员们有时候还会被地方“要人”。去年两会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赴京，约请有关部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提出希望中央选派优秀干部到重庆挂职。那些到重庆挂职的干部，来自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财政部等掌管着地方经济命脉的核心部门。

安徽、湖北媒体也都报道说，来自中央金融单位的干部，将在省内挂职担任副市长等职。而这些挂职的官员，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与中央部委间的联系之一种。

（本报记者苏永通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式议政】发令枪响，边疆起跑桂、滇、新、藏四省区“两会”观察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44:38 +0300

在今年“两会”上，那些来自边疆的官员们的希望都指向一处：除了惯常的更多的资金和项目，还希望有更好更灵活的政策和更清晰的发展道路。他们就像站在起跑线上的新选手，亢奋而紧张。而边疆的更加开放，几乎是共同要求。

边疆亢奋

这些来自新疆的官员们，像站上起跑线的新选手，兴奋又紧张

新疆代表团的代表们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新疆最稀缺的是企业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聂卫国说，他希望国家动员更多的企业前去开发。

今年的新疆团的“两会”讨论，给人最明显的感受是这个边疆省份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途径：将新疆的自然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这些来自新疆的官员们，像站上起跑线的新选手，兴奋又紧张。现在，他们在等待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对新疆而言，这个座谈会，就是起跑的发令枪。

而更为明晰的是，他们已然与各大资源型央企充分沟通，正在等待中央最后拍板。在3月6日，新疆小组审议的会场，摆放着华能集团赠送的大花篮：“祝新疆代表团各族代表身体健康”。“央企的项目成功与否，都有责任问题。而且新疆的勘探条件艰苦，成本较高，因此肯定需要国家级的长期规划。”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峡说，“不过，集团的总体要求是向西发展，现在就等国家层面敲定建设规模了。”不少像宝钢这样的大型央企，已经做好西行准备。

在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向巴平措说，想在拉萨投资，以后就找拉萨市长多吉次珠，他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非常高。

恰巧，就在当日上午的西藏团讨论会上，多吉次珠描述了拉萨的引资计划。

今年，将有一批豪华酒店在拉萨正式营业，或是开工。除了世界顶级酒店品牌瑞吉外，曾因“3·14事件”而耽搁的香格里拉酒店，也将在今年5月开工。九寨天堂的投资方还要在拉萨建一座“圣地天堂”——他将为此投资17个亿，仅酒店的大堂就有5000平米。在大堂里，将有一个西藏式的村落。

而广西，为这次“两会”做了最为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们特意带来了两本册子，《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看点》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在那本由广西人大办公厅编印的《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中，收集了42篇介绍性文章，以此全面推介广西。尤为特别的是，每篇文章末尾都注明着相关联系人的手机号。这使记者联系采访，或是企业洽谈业务，都变得相当方便。迫切之心，也由此可见。

“跨越式发展”背后的国家战略

与一些地方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述对照，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味自不待言

“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是去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大会上首次提出。不久之后，中央一支500人的调研组就复命赴疆——新疆官员用“空前的”来形容它的规模之大，提出“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政策和措施。

在新疆团的讨论会上，这几个时间点还在被反复提起。“前几年，新疆的发展靠的是领导热情努力来的。现在，终于在国家层面形成了战略性的政策。”一位新疆团代表发言说。

与新疆一样，西藏也正因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带来的利好消息而安心。今年的1月18日，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悉数出席，各相关部委和援藏的对口省（市）也派人与会。

这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虽然先开一步，但却有与新疆同等的规格和共同的主题：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与一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述对照而言，“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味自不待言。

在新疆官员的表述中，“7·5事件”加强了新疆加快步伐发展的决心。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发言，也解释了该表述的背后逻辑：只有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才能为民生持续改善奠定基础；只有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社会长治久安才有望实现。

换句话说，在新疆的官员们看来，经济发展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核心条件。

新疆官员眼中关于“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间的逻辑关系，在喀什地委副书记艾克拜尔的发言中再次得到印证。他说，喀什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比周边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向心力”。

艾克拜尔特意用一个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在“7·5事件”后不久，因一次买瓜争执，两个人打伤了七个工人。当问那七人为何不还手时，他们说：只要我们参加打砸抢活动，就会被企业单位开除，所以没敢动手。因此，艾克拜尔将这个故事总结为：就业对稳定的重要意义，要“千方百计解决就业”。“加快喀什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他说。去年11月，王乐泉在自治区2009年第十期爱国宗教人士培训班结业典礼上说：“广大爱国宗教人士要……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为促进当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广西也有好消息。今年年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国家全面支持广西发展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被广西称之为指导当前和未来广西发展的行动纲领。

这一文件显示，国家对广西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预算内投资，都将加大。也会有重大项目建设将上马。

边疆开放：向南、向西

他们都看中了边境另一端的市场和资源，在商业层面，扩展边界

在这次的全国人代会地方代表团讨论中，地处边疆的省和自治区，不约而同地反复提到两个词：开放和边境贸易。他们都看中了边境另一端的市场和资源，在商业层面，扩展边界。

在云南，今年被广为宣传的概念是：建设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是胡锦涛去年云南考察之时所提。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帮助把芒市机场提升为口岸机场，加大转口贸易力度，大力推进云南对外开放大通道中的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云南代表余麻约发言时建议：将“桥头堡”建设纳入国家级的发展规划——更多的重点项目和计划能被纳入“国家的盘子”，这几乎是每个地方的期待。

对于新疆来讲，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早已被称为“中国向西开放的试金石”。三年之前，“向西开放金融发展论坛”也在喀什召开。

艾克拜尔又提出新的希望：将喀什发展纳入国家的沿边开放战略，建立喀什经济特区。把喀什建设成为进军中亚、南亚和西亚的桥头堡，以对周边国家形成发展上的比较优势。

艾克拜尔将实施全方位的向西开放，称为“根本的出路”。

而西藏，因为与尼泊尔接壤，也已明确建立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这预示着实质性推动南亚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即将开始。

在3月7日上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列席西藏团会议之时，日喀则地委副书记阿旺积极发言，努力为吉隆口岸的建设争取更好的条件。在阿旺的陈述中，自治区商务厅也已就吉隆口岸开发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设想，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破土动工。

阿旺想进一步争取的是：加大对边境贸易的支持力度，比如因中尼贸易顺差过大，建议对从尼泊尔进口的商品实行零关税，以提振尼泊尔方面的积极性等。

而广西的对外开放则更是去年的热中之热。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范围内，广西处于核心位置。这已被写入那本《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看点》。因此，希望中央加大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各类支持，也成为广西团的热议话题。

发令枪响，边疆起跑桂、滇、新、藏四省区“两会”观察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44:38 +0300

【中国式议政】“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意义深远”专访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41:00 +0300

过去每个对口援藏的省（市）所支援的资金是自发的，中央只是鼓励，但现在明确规定各对口省（市）要按照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千分之一给西藏

在西藏主政四年有余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可算是“老边疆”，此前他也曾在甘肃和新疆为官多年，对边疆省份的治理和发展颇具经验。全国“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对张庆黎进行了专访，专访内容涉及到边疆省份的为官之道，西藏发展下一步和拉萨“3·14”事件影响等。以下是专访内容。

对十一世班禅印象良好

南方周末：今年十一世班禅成为了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张庆黎：在西藏从事佛事活动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接触他。他非常聪明、勤奋、谦和、刻苦，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

南方周末：作为地方大员，您了解西藏、中国和世界的信息来自哪些渠道？

张庆黎：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地方工作，但必须要了解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大家、小家、国家，都要装在自己的脑袋瓜里。现在是信息时代，各种媒体也多，信息渠道也多。像我们的信息渠道主要是来自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还有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的一些中央级媒体。还有就是通过网络。现在还有些小报纸，我们不是不看，但不拿主要时间看，不花精力研究，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不多。境外媒体也会看，我们叫黑的白的红的绿的，花花世界各种观点各种人物各种身份各种意图，我们都看一看。也从中分清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精华哪是糟粕，提高我们的辨别力。

南方周末：您曾经在山东、甘肃、新疆、西藏都工作过。山东是一个发达省份，甘肃、新疆、西藏都是民族地区，在这些不同的省份为官，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吗？

张庆黎：我们伟大祖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是由东到西，一路西进。总的感到我们国家东部和西部的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的速度还是质量，这些都是没法相提并论的。这不是哪一届领导班子的原因，而是历史、社会、经济、自然等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西部自然条件差，离中心市场远，基础设施跟不上，还有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要强调的是，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大缩小了中西部的差距，使西部发展已经找到了一条可行、很好的路子。深得西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西部各族人民盼发展、盼稳定、盼富裕的心情是很迫切的。他们对共产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我感到非常的真诚和坚定，令我感动。

生态建设是重要目标

南方周末：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利好消息？

张庆黎：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总结了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成绩、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西藏面临的形势，明确了今后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

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党全国性的会议来研究某一个地区的工作，可以说是不多的，这也说明西藏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至少有六个重要：一是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二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三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四是重要的高原农畜产品的生产基地；五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基地；还有就是世界旅游目的地。

所以，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的发展意义重大深远，我们把这次会议当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必将载入西藏发展的史册，给西藏带来活力和生机。

南方周末：您刚才说到的主要目标和重大措施具体是什么？

张庆黎：这次提出西藏到2015年农牧民的人均收入要和内地的差距明显缩小，到2020年，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20年之后，和全国一起实现小康的目标。这次会议确定了一些具体的重大措施。从项目安排到资金的投入，从干部的培训、提高、配备和援藏力度的加大等都有具体的内容。比如，过去每个对口援藏的省（市）所支援的资金是自发的，中央只是鼓励，但现在明确规定各对口省（市）要按照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千分之一给西藏。比如北京市，它去年的财政收入是2100亿，就会拿出两亿一千万。而且这是动态的，会随年增长。

“十五”确定了110个项目，“十一五”确定了180个项目。这次有句原则性的话，确定了对西藏的整个投入力度，投资在“十一五”的基础上，“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此外还有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电、路、讯、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一些项目。比如说2006年我们的青藏铁路通车了，但它像是一个直肠子，就这么一条直路，没有向周边地区延伸辐射，所以它的辐射作用发挥的不好。现在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拉日铁路（拉萨—日喀则）和拉林铁路（拉萨—林芝），在公路、民航方面，要建设多个支线机场，西藏还要建设直流联网。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把更多的资金向农牧民倾斜，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作为重中之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这次还要把生态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过去我们讲“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这次提出了“四个确保”。除了确保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又增加了确保生态良好。

如何消除拉萨“3·14”事件影响

南方周末：西藏通过哪些手段消除两年前的拉萨“3·14”事件为西藏带来的负面影响？

张庆黎：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起事件是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纵容达赖集团一手策划制造的。

拉萨“3·14”事件对西藏的发展、稳定和人们心理的创伤，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很快稳定了事态，日前西藏局势稳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一天也没消停，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通过这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较量，胜利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失败的是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因为他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老百姓在我们这里。

南方周末：西藏对以后处理类似的事件，有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应对思路和治理手段？

张庆黎：有。现在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记住一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坏人不做坏事儿就不叫坏人了。关键是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时知道，采取果断措施。

我们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本着高度重视、讲究策略、争取民心的原则，做好各种准备。一旦敌人胆敢挑战我们人民民主专政，胆敢破坏我们的发展稳定的好形势，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将高举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团结这“五个维护”的旗帜，坚决依法予以处置。

“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意义深远”专访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41:00 +0300

【预算百年】港“财爷”：我是“将自己绑在船桅上的船长”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31:10 +0300

■编者按：回顾中国预算的百年历史，我们竟会发现，中国最民主的预算体制竟然是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而把视角拉回到当下，香港则为我们提供了预算民主的样板。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各国几乎都是以预算改革作为突破口,即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分享并制衡公权力的财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应该也不例外。

■香港财政司司长在向立法会正式发表财政预算案前3到4个月，便须向社会公众展开咨询。

■ 通过漫画故事吸引年青一代关注预算案。

■预算案中每一项预算项目都细化到了具体人工和资金数量，因此很容易审核。而且每个项目都有对应的具体的问责官员。

预算咨询：忙得没空吃饭

时逢岁末，香港市民不时会在商场里看到一位微胖的中年男人坐在一群人中间，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什么，时而安静地倾听某位路过的市民插上几句话。

如果是一位初到香港的游客，还会吃惊地发现这位既不是歌星也不是影帝的男人，除了出没在商场和校园之外，还频频出现在香港电视和电台的广告甚至新闻节目之中。每逢此时，香港本地市民便会抱着一丝亲切和骄傲告诉外来者，“胡须曾又出来讲预算了……”

这位被称作“胡须曾”的中年男子，正是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而他所做的，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每一任财政司司长必做的“功课”之一：在正式提交下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前，向香港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的咨询。

按照香港的财政预算制订规则，财政司司长在向立法会正式发表财政预算案前3到4个月，便须向社会公众展开咨询：其间政府部门通过开设热线电话、宣传网站及民意调查等方式搜集市民对香港经济的看法；同时包括财政司司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也要通过对商户、企业和社团的走访，亲身感受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

由于香港特区财政年度为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因此关于预算案的咨询和宣传活动早在前一年年底便已全面展开。

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就任新一届财政司司长的曾俊华，在2008年3月提交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后，在个人博客里记录下了自己过去数月的咨询“足迹”：“屈指一算，我会见了近三十个政党和团体、出席了五场地区和电视谘询会，作了多次区访。此外，我既要与一众局长商讨他们的财政需要，又要与库务科的同事讨论公共财政情况，还要与经济师分析经济前景……我最后不得不下令：要预留一点点时间给我吃饭！三文治也可以！”

而他上任后提交的第一份预算案，在网上公布后的首日浏览量便达到了120万，亦可见香港社会和市民对预算案内容的关注程度。

预算宣传：漫画化

“日仔会有什么经历？”“他会不会继续读书？会不会拍拖？会不会继续时光旅行？……”

这一连串的提问，不是一群漫画迷在作者网站上的留言，而是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被许多市民们追问的问题。

这位叫作“日仔”的小男孩“诞生”于2009年，是香港财政司为了吸引青少年关注本年度的政府预算案，而邀请著名漫画家所画的一部名为《明日，今天的未来》漫画故事的主角。

故事巧妙地将政府预算与家庭开支进行类比，既提醒香港市民在金融危机期间要学会“量入为出”，同时将政府本年度的预算理念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曾俊华在一次青年对话讨论会后的博客里写道：年青人绝对是应该关心预算案的，因为今天的政策和建议，很多都关乎香港日后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年青人是未来的主人翁，今日政府的每一个决定、每一项建议，都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受惠于今日的政策，日后也需要为延续这些政策而接棒“付钞”（交税）！

实际上以漫画方式进行咨询宣传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年轻人的范畴，据香港政府新闻处统计，在推出漫画故事后，2009年财政预算案宣读当天，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便接到了6750份有关预算案的建议书，比2008年整整多出6倍。

在这一成功尝试的鼓励下，其他的政府部门也开始采用漫画形式展开各类政策咨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则在2010年财政预算案咨询期间，推出了“日仔”故事的续集：《今日工程明日繁荣》。

在这部续集里，上了大学的日仔与一班同学参加学生会竞选，面对着一个急需整顿的学生会部门，无从着手的日仔又穿梭时空回到了三国时代，与诸葛亮讨论社会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终在诸葛亮的谆谆诱导下，日仔和他的同学们发现，一个审慎及居安思危的策略才可为未来发展奠定稳固基础。由此阐述了香港政府2010年度经济危机未过之时，更应“审慎理财、居安思危”的预算理念。

预算审核：部门首长问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赢得各方好评的漫画咨询方案，并未因此而在预算案审议过程中得到“网开一面”的照顾。在2009年3月18日的立法局预算案审核过程中，便有议员尖锐地批评漫画“劣评如潮”，并质疑财政司印制该漫画的成本效益。

身为该方案问责官员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女士，则以详实的数据说明该漫画共印制了30000本，主要在中学派发，包括设计、绘图、印刷等程序在内的全部制作费用仅为337000港元。同时介绍了漫画发布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接获去年六倍以上意见书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漫画宣传方案的成本效益。

而这正是香港预算审核制度中的另一大特点：由于每一项预算项目都细化到了具体人工和资金数量，因此审核方能够很容易地从绩效角度判断预算内容的投资收益；而每个项目都对应着具体的问责官员，因此在提交部门预算时，各部门都必须万分审慎，否则其部门首长就将面临着被公众质疑的尴尬处境。

预算制订：平衡与“独断”

香港特区政府并非从诞生伊始就有着完备的形式，据曾俊华回忆，他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政府时，制订财政预算案还是一件“闭门进行”的事情，“以往的财政司可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房门内，草拟预算案。为隆重其事，门外更有警员驻守，外人不可越雷池半步。”

而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社会各阶层对财政预算案的关注与参与日益加深，财政预算案的制订也从过去财政司的“乾纲独断”而日渐变为社会各方利益的综合与平衡。

尽管从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而言，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依然是为了配合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而作出资源调配。但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利益方也会以不同方式对预算案的制订发挥影响。

曾俊华在参加一次公众咨询论坛时坦率地表示，在制定财政预算案时，“不时会有人用不同的方式要求我们抛弃这些行之有效的原则，他们或者诱之以利、甚至胁之以威吓。作为负责任的公职人员，我们是要坚守这些理财原则。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有时会感觉自己是希腊神话中，将自己绑在船桅上的船长，以免受到海妖的歌声迷惑。”

【预算百年】港“财爷”：我是“将自己绑在船桅上的船长”——香港政府怎样做预算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31:10 +0300

从2元到12元，一盒药的价格历程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19:13 +0300

■编者按:新推出的公立医院试点改革方案引起两会热议。该方案拟取消医院的15%药品加成，窟窿改由财政补贴和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来补。

可是，这个窟窿究竟有多大，如何填得满，却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医院相关人员所能获得的个人灰色收益外，药品的15%加成暗藏玄机——药品的实际采购价跟医保目录的招标价并非一个价格，其间还蕴藏着另一块监管之外的利润空间。

在医院的三大块收入来源中，财政投入普遍只占5%-10%，医疗服务收费与药品贡献的利润依据各医院情况不同而占据不同比例，但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药品依然是医院最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现有的医疗服务所能产生的利润并不高，而且还是建立在严重压低医生正常劳动收入的基础之上。

随着医生的价格将渐渐回归到能体现其市场价值，随着药品加成取消之后的窟窿亟待弥补，医疗服务收费的提高自在逻辑之中。

剩下的问题是，对老百姓来说，尽管药便宜了，但医疗服务却贵了，那么最后看病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从2元到12元，其中医院获得的不仅是15%的药品加成，还有实际采购价与招标价之间的利润差价；医药公司付出的不仅是药品的生产和物流成本，还有打点招标办、医院高层与医生的成本

一盒最为普通的药，经历了怎样的价格之旅？

以一种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为例，西南某医药公司总经理杨建国（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价格玄机。

这盒（0.1g×12片）的左氧氟沙星片，出厂价2元，医药公司的批发价2.5元，药店零售价八九元，医院售价12元左右。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是怎样由 2元变成 12元的呢？

从2元到10元，省医保目录玄机

每个省的医保目录中，可有15%的品种自行调整。那些没能挤进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厂重新获得了机会，大量的钱撒在这个环节

200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医保目录）制定，允许每个省可有15%的品种自行调整增设，各省可能又会给下辖的各地市相同的比例制定自己地方目录的权力。

通用名不在国家医保目录上的药厂重新获得了翻盘的机会。

各省卫生厅招标办负责所在省的医保目录招标，招标办主任成为了药厂们最重要的公关目标。

“各地医保名单有两个，一个是只有药品的通用名的，另一个则是商品名加厂商名的最终目录。”某知名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马先生说。他所在的药厂曾为了一款药进医保目录，给了某省招标办主任5万元。

挤进了第一个目录并不意味着中标，因为生产同一种药品的厂家有许许多多。药厂接着要努力争取挤进第二个目录，努力将自己敲定为这种药的生产厂家。

为了中标，药厂八仙过海，甚至会出现将价格调低到低于出厂价的极端情况。这也使得各地的招标价并不一致。

以盐酸左氧氟沙星片为例，广西2010年1月21日发布的中标价为11元，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山东泰安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这一价格为9.75元，广东罗浮山制药有限公司中标。陕西2009年5月15日发布的为5.5元，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中标。

从2007年起实行“阳光采购”式招标的广东，情况更为特别。这种每年一次的采购中，在确定医保目录后，生产目录药品的药厂皆可报名，互相PK，药价的竞争因而更为激烈。

以盐酸左氧氟沙星为例，2009年广东省最终中标了不同规格和剂型的55家。其中0.1g×12片的有16家，价格从2.88元（涿州东乐制药有限公司）到14.2元（山东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居中）。而价格最高的则为一种名叫可乐必妥，由研发出盐酸左氧氟沙星的日本第一制药株式会社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生产，0.1g×10片，43.3元。

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钱被撒在了这个环节，能看到的只是经此操作之后，生产成本价为2元左右的盐酸左氧氟沙星片（0.1g×12片），招标价已经普遍达到10元左右，即使是在号称因“阳光采购”而使得药价降低的广东，招标价也大多在4-7元之间。中标还只是药品秘密的第一步，杨建国说，“没有中标，医院谈都不跟你谈，首先得进门槛。”

不只是15%，医院的药品采购秘密

除了个人收益之外，有些“有公心”的院长还会要求药厂低于招标价供药，通常是“70扣”，也就是“医院的销售价=招标价+15%=供货价+30%”——这就相当于医院又多了15%的利润

挤进医保目录之后，医院便转而成为最重要的公关目标。

按照规定，医院出售的医保目录药品，价格应为招标价加上15%——2006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药品加成由2004年的34.66%降为15%。

这名义上的15%实际上却包含了许多奥秘，既有医院相关人员的个人利益，也有医院的集体利益。

虽然规定说医院必须采购医保目录中标药品，但实际上医院拥有自行采购权，药厂中标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杨建国就曾当过一回“打榜烈士”。他们好不容易让一种重症胰腺炎用药进入上海的医保目录，结果上海的医院愣是不用。照理可以向上海市卫生局投诉，但他们没敢吭声，因为他们也曾经抢走过别的中标药厂的生意。

通常来说，医院不能直接从药厂进药，得通过医药公司。中小药厂往往把药卖给医药公司了事，后面的工作由医药公司去做。而大药厂有自己的医药公司，则派自己的医药代表去打通关节。或者，有人在医院有“路子”，中标的药厂就按出厂价把药“倒”给那个人，由其以其他价格销售给医院。

这里面的潜规则是，要让医院采购，首先要给院长“进门费”。杨建国的一个朋友把抗生素送进一家三级乙等医院，一个品种给院长2万块，10个品种就是20万。在医院用药中，抗生素居于第一位，“没有硬的关系根本插不进去”。某家医院院长的小舅子，无业，却开着宝马，因为包揽下了抗生素的生意。除此之外，还要和院长“维持感情”：逢年过节送红包，经常请吃饭，随时处理院长电话交待的事。

然后，再“公关”药剂科主任和科室主任。由科室主任向药剂科提用药计划，药剂科主任再转给院长后，药品就可进医院了。

杨建国称，现在一个药品在三甲医院的“开发费用”，大概8000元左右，二级甲等3000至5000元不等，县人民医院基本3000元。两个品种可能花费更多。“给药剂科科长随便送两瓶茅台就一两千元，院长红包通常要5000元。”

除了个人收益之外，有些“有公心”的院长还会要求药厂低于招标价供药，通常是“70扣”，也就是“医院的销售价=招标价+15%=供货价+30%”——这就相当于医院又多了15%的利润。

激励医院开药

他举出了一个“客户”的例子：一个二甲医院的医生，80%都开马先生的药，每个月能拿到1.5万-2万

经由这种种努力，药品终于进了医院。但进了医院之后，还得再“激励”医院多开这种药。

通常的做法是，医药代表或医药公司的人会在药剂科找个人，让他每个月统计医生的开药量，据此给医生回扣。

杨建国提供的数字是，用量比较大的抗生素大致在30%-40%，专科用药在20%-25%，中成药大概25%。

“通常是零售价的30%-40%，如果低于这个价，医生便不愿意开你这个药。但是有很多药品都超过这个比例，最多的能达80%、90%，这种是小医院的医生最爱开的。”马先生给出的数字更高。

他举出了一个“客户”的例子：一个二甲医院的医生，80%都开马先生的药，每个月能拿到1.5万-2万。

本报记者亲身体验了医院在激励制度下的开药“热情”：在广州某三甲医院，记者要求医生开一盒盐酸左氧氟沙星片，医生推荐的正是最贵的那种——可乐必妥，四十多元。当记者以觉得贵为理由拒绝时，医生说：“有1块多的，你敢用吗？”

“我现在只做批发了，盐酸左氧氟沙星片，批发2.5元。”自称因“良心未泯”的杨建国告诉记者，一些医院也在他这进货，因进货量不同价格会稍有调整，“但他们怎么做账，我就不清楚了”。

【民生热点·医改】从2元到12元，一盒药的价格历程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19:13 +0300

【民生热点·教育】教育改革三大看点专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2:06:26 +0300

我觉得关键不是农民工子弟在哪里读书，关键是他们在哪里都能享受跟城市同样质量的教育。这就主要靠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来解决，即靠教育公平来解决。

教育改革的方向还是分权，教育部要事实上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再下放给学校。中国太大，各地差异太大，任何一个政策全国统一执行肯定是不行的。

朱永新（CFP/图）

看点之一：为教育公平设立国家标准

南方周末：教育公平是此轮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那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公平问题，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

朱永新：我觉得关键不是他们在哪里读书，关键是他们在哪里都能享受跟城市同样质量的教育。这就主要靠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来解决，即靠教育公平来解决。

过去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上如此，教育上也不例外，公平只兼顾一下就行了。现在这个观念正在改变，教育公平放到了第一位。教育公平首先就是城乡关系角度的公平。以后教育资源要更多向农村倾斜，把农村教育搞好。

第一是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韩国普及义务教育就不是在城市开始做的，它首先把大量精力用在农村，农村先免费，城里先不免费，你到城里来你就要交钱。第二，我把好的教师往农村带。这可以参照大学生村官制度，现在大规模选拔最优秀的大学生做村官。一旦去了，你的工资待遇就都有保障，出路也有保障。其实不单农村教师，农村医生也可以参照这个办法。

南方周末：但问题是，城市化势不可挡。教育公共资源主要向农村倾斜，跟这个趋势吻合吗？就算你用这个办法把农民工子弟吸引回去读书了，但他们父亲母亲可能都在城市，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也是社会问题吧。

朱永新：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城市化，而是农村太差了。如果把农村教育搞好了，农民的待遇提高了，可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现在农民的收入太低，所以国家反复强调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通过政府保护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家门口的教育解决了，家门口的医疗解决了，他们就可以就地城市化，而不是非去大城市不可。所以这跟城市化的趋势并不冲突。发达国家的居民也不是都跑到大城市里面去，他们的小城镇也可能更美，在小城镇的生活可能更舒适更惬意。

南方周末：这就有国情的区别。我国小城镇往往是行政末梢，公共资源最少，各方面福利和机会就少。指望农民工及其子弟主要定居小城镇，这未必现实。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也是按行政级别分配的，所以要做到农村教育资源跟城市均等，难度恐怕太大了。

朱永新：城乡要绝对均等，现在确实做不到。但农民工及其子弟本来也没有要求这么理想化的公平。比如，要求乡镇中学的资源分配跟北京四中一样，农民工及其子弟自己都知道这不现实。但应该有起码水准的公平。比如可以设立教育公平方面的国家标准，你的软硬件，最低配置必须达到一个什么门槛，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做到这点，教育公平就有了一个起点，以后就可以一点点地推进。

看点之二：政府购买民办非盈利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

朱永新：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样化程度非常差，这也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导致的一个问题。而要解决多样化的问题，就需要发展民办教育。

南方周末：我曾跟某个教育局长谈到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把民办学校的门槛放低点？他说我们公办学校都生源不足，自己能做的事，有何必要让给民办学校做？

朱永新：这种认识当然不对。实际上民办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补充，它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跟公办教育竞争，这种竞争是对体制机制的必要完善。如果只有公办教育，单一模式就没有竞争了。民办教育要壮大，就要让社会资源充分涌入。

南方周末：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让社会资源充分涌入民办教育的整套机制。这是不是跟教育官员对民办教育的歧视有关？在很多教育官员眼里，中国的民办教育基本上是捞一把就走。我凭什么对你开放呢？

朱永新：中国民办教育的逐利性是一个现实存在，但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刚开始可能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教育的境界也会提升。如果政府加强引导，就会提升得快一些。

那么政府怎样引导呢？我觉得在法律层面还是有待完善的，比如说允许民办学校有合理回报，这个规定就太笼统。民办学校盈利和非盈利应该分开，盈利型的可适当参照企业的办法，比如说收税等等。非盈利的民办教育就不能要回报，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产品，一律补贴。另外，国外很多名校的经费都来自民间捐赠。你可以把自己收入中的百分之几捐给学校，捐了就抵税。

南方周末：这也是考验政府的胸怀，是否愿意让部分税收用这种方式进入民办教育而不是进入政府财政。

朱永新：我觉得考验的不是胸怀，而是眼光，因为说老实话，如果你不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资金流入教育，政府还要从自己的另一个口袋掏钱去投入教育，因为教育如果从民间拿不到钱，最终还得找政府要。无非就是从哪个口袋掏给教育而已。但无论从哪个口袋掏，反正做得好都是你政府的光荣，做不好都是你政府的问题，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南方周末：政府确实应该给民间的爱心和热心多一些通道。不能好事都自己做完，也要给民间做好事的机会。

朱永新：对。社会资金不能充分涌入，对民办学校很致命。本来民办学校靠高收入吸引好老师。但后来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教师待遇不断提高，民办学校却越来越贫寒，老师高收入这个传统优势无法维持，好老师越来越流失，生源也就越来越流失，很多民办学校不得不关门。仅仅是高中层面，就大概每年关掉一百多所民办学校。而它们本来可以免死的。

南方周末：谈到这里我谈个敏感的话题，比如说一个不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非盈利学校，但是我靠社会多方面的公益资金生存，这些公益资金可能部分来自教会，但是它们对我没有附加要求，它们只是给我提供资助，这个可不可以？

朱永新：这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政府应该鼓励。怎样对待宗教固然还需要讨论，但胡锦涛总书记讲过，要鼓励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我想鼓励宗教服务社会，就包括了服务教育吧。

看点之三：政学分离，切断行政权力瓜分学术资源的通道

南方周末：谈到教育改革，你在很多场合都会使用一个概念，就是解放教育。我的理解是，解放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教育从过度的行政化里面解放出来。

朱永新：不能说解放教育就是去行政化，而是淡化行政色彩。为什么要淡化呢？因为行政色彩或者说政府力量过于强大。

一个好的教育体系，应该理顺政府、学校、市场的关系，让它变得有序，有活力，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强调某个方面的力量。世界上的教育体系有三种模式，一是欧洲模式，它的学术权力强大；一是美国模式，它的市场权力强大；再就是我们的模式，行政权力特别强大，三种模式各有利弊。这就是说，即便是行政主导，也未必只有弊而没有利。

南方周末：利在哪呢？

朱永新：比如说免费义务教育，政府说做就做了。要在发达国家，讨论一个预算也要讨论半天，对不对？所以，这三种模式不是对立关系，可让它们彼此兼容，优势互补。

南方周末：就中国教育的现实而言，行政主导模式肯定弊大于利，即学术权力成了行政权力的附庸。这也是淡化行政色彩的一个重要原因。你认为应该如何淡化呢？

朱永新：淡化不是退出，政府的力量还要起作用，但不能太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的确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控制过于强大。行政资源不仅仅控制着学术资源，而且它是在瓜分学术资源，学术的自由、学术的规律，这些都不起作用了。

所以我提出，必须斩断行政权力跟学术权力联姻的纽带。

南方周末：道理都懂，但是怎么操作呢？

朱永新：这个操作不难。比如大学的院长、系主任不归上级任命，而是从教授中选举产生，由教授委员会来任命，这样选出来的院长或系主任就往往会是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上任之后，可以高薪养贤，就是给他高工资，但是不许任职期间申请科研项目。就是任职期间只做大家的公务员，学术资源就不要去操心了。这么一来他就要权衡了，他要学术还是要官位，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凭借权力去瓜分学术资源。

南方周末：这个办法好，还有别的办法吗？

朱永新：再比如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法人治理中的作用，大学的学术问题必须教授说了算。要评哪些教授，要分什么专业，这些事，校长可以起作用，但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委员起作用，他不是主导，主导者是全体教授。不仅要教授说了算，学生代表也该包括进去，这样学术权力才会强大，学术跟行政权力之间才会有一个可靠的隔离带。

南方周末：这其实都是讲的分权。分权就是分利益，而印象中教育改革主要是教育部在抓，这不是一个矛盾么？教育部门怎么可能自己削自己的权？

朱永新：现在的教育改革，尤其是起草教育中长期规划，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包括发改委，很多部门都参加了，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而且从教育部长最近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清醒的，知道教育改革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的事，很多东西肯定要从教育部门切割出来。我觉得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他都涉及到了，理念是有了，方向是有了，关键是落实操作的问题。

南方周末：但是仅仅有部门参与，外部压力可能还是不够。关键是人大，我不知道人大介入到什么程度，人大的作用在哪里。

朱永新：当时也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去讨论，去研究，也可以说是征求人大的意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南方周末：教育投入占比GDP4%，我想既然政府承诺以2012年为期，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到时政府肯定能做到，不会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教育怎样从过度行政化中解放出来，这个怎么说到做到。

朱永新：方向还是分权，教育部门要事实上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再下放给学校。中国太大，各地差异太大，任何一个政策全国统一执行肯定是不行的。

南方周末：打个比方，可以尝试教育角度的某种联邦体制，各地有权制定符合自己特殊情况的教育政策。

朱永新：用联邦体制这个比喻不合适，但的确教育部门不必管那么多，管那么死，很多政策应该分类指导。现在连学校几点钟放学、几点钟开学、上什么课、考什么试，都要听教育部的，完全一刀切。比如说周日就是不准到学校，这很没道理，学生周日为什么不可以到学校？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在周日开展公益活动、兴趣小组活动？我认为要把真正的权力交给校长，你教育部只做原则性的规定就行了。

分权还应该包括给社会分权。比如可以组织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社会贤达可以一起来选校长。学校用什么教材，开什么课程，都可以让社区教育委员会来决定。

【中国式议政】全国人大议案为什么减少了？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6:38 +0300

议案是全国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而其数量近年来正在减少。为什么议案数减少了？那些未提议案的代表们，都有怎样的考虑？

近年全国人大议案数统计（李伯根王芳军/制图/图）

议案数的十年起伏

从第七届到第十届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罗益锋回忆说，八届时的议案还很少，但是九届就开始多起来了。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达到1194件。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更是达到1374件。

当时媒体两会报道的关键词就包括“议案大王”、“一号议案”。前者表明代表的敬业与责任，而后者曾被解读为显示议案的重要性。

各代表团之间一度甚至在议案数量上也形成某种较劲。有研究者统计，浙江、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在其间尤为突出。

议案之多，以至于相关汇报材料都不忘提及“经过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

不过，对全国人大代表们所提交的议案的质量的重视，逐渐超过了数量。

2005年，全国人大议案组将议案的确认工作前移，对代表提出的议案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严格规范。时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徐晓东曾说“出现了一些议案被退回重写的现象，而个别无法重写的议案转成了书面建议”。

事实上，尽管从2001年到2004年，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议案连续4年突破千件，然而最终被作为议案处理的比例并不高。统计显示，2001年，最终作为议案处理仅占总提交议案数的约26％，2002年这一比例为24％，2003年为 32.2％，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46.7％。

有两条规范屡被提及：议案不得干预法院案件的受理和审判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要是全国性的议题，而不是属于省市人大应该审议的内容。

此外议案还规定了提请审议内容、说明（缘由、目的、意义、形成过程等）和要求等固定格式，如果是立法，要列出大致的草案框架。

这些新规定很大程度上使议案数开始下降，到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降为796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进一步降为462件。

踊跃议案与不提交议案的代表

根据统计，一部分人大代表实际并没有提出议案，连书面建议都很少。

这部分被归因于代表不认真履行职责。鉴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缺会情况，之前有地方甚至规定，两次不参会将被免去代表、委员资格。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现任和前任全国人大代表中，罗益锋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赵林中是某纺织集团董事长，袁敬华担任山东省一所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洪可柱是博士生导师，迟夙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往往成为主导所在代表团议案数量的关键人物。

譬如迟夙生，2006年，在黑龙江省代表团102个代表中，她所提出的议案占全团提出议案数量的1/8，今年更占1/5。而北京代表团的罗益锋，在20年的人大代表期间，曾经提出76件议案。

上述研究者告诉本报记者，全国人大代表基本都提出了书面建议。严格意义上，议案需要三十个人联署，而书面建议，顾名思义，就是个人意见而已，“一天就能做十几个”，议案比建议要重要得多。

事实上，部分人大代表不提议案，也有复杂的原因。

没有能力提议案是一个最为明显的理由。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阳新县王英镇希望小学教师王月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做一个好的议案“太难了，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当时，为了准备一个议案，她曾找来法律书“硬啃”，还曾专门请教法律专家。

而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迟夙生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为提交对刑法“组织卖淫嫖娼”条款的修改议案，她曾经专门去国外的红灯区调研。为了提高自己的法律理论水平，她曾专门到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班。

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学者也并没有提议案，包括多名法学家。一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学者为自己辩解说，“每个人关注的领域和兴趣点不同”。

议案从哪里来？

议案和书面建议，在实际操作中的地位基本等同，客观上使代表们更愿意提建议而不是议案。

一位代表即提醒本报记者注意，那些活跃的面对媒体的代表，尽管看法很多、观点也引人注目，有些实际上却并没有议案或者书面建议。“可能通过媒体传播反而会发生更大的影响，由此也导致，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于吸引大众关注的目的，不惜抛出一些雷人的建议或者议案。”

曾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对本报记者说，历史上全国人大由代表们议案直接促成通过的立法只有两次，一为1993年修改宪法，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条款解释的出台，“因为当时形势迫切”。

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每届全国人大会议一次会议前后，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就会出来。代表们的立法建议或者纳入其中，或者作为下一届规划的参考。

一些代表告诉本报记者，就是自己所做的议案，中间也面临着许多变数。

曾经就银行存款利息税一事，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内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家财政有困难，征收利息税有助于解决财政上的某些不足，另一派反对征收利息税，理由是90%以上的银行存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且当时的利息已经很低了，再征收利息税就没有多少了。最后的结果是两种意见都作为议案提交了。

还有一些被视为超前的议案，要么在代表团就被退回，要么到全国人大议案审查委员会被退回。

迟夙生曾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于对性从业者给予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争取了3年，终于游说了30多个代表签名支持这个议案后，先被省代表团退回，在力争之后被提交到全国人大，最后仍然被退回来了。后来，这一议案转为书面建议。

不过，就是那些踊跃提交议案的代表也向本报记者坦承，很多议案并非出自他们之手。方式多种多样：

有如赵林中，由他所在的诸暨市人大转发各街道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市级机关各部门，市直属事业单位，征集议案和建议。同时，他也通过电视网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般情况下，他们有着自己的专门团队。

还有的则属于民众的主动托转。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法学博士许志永说，那主要是一些有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想法，又懂相关法律，做完了议案或者建议草稿，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上去。

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代表团，往往也会根据本地区发展的需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或者建议。

全国人大议案为什么减少了？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6:38 +0300

“两会”房价讨论侧记“第一话题”史无前例，公共讨论外热内冷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5:08 +0300

与史无前例的高关注度相对比，“两会”上的房价讨论却显得相当随意。讨论多属随机发生，少数的话题引领者们则各有利益诉求。“两会”议程过半，房价当属第一话题，公共讨论却未如人意。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教育组分组讨论，房价却意外成为教育组委员们讨论的焦点。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锡华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庭说：“我们是房地产二级开发商，知道过程中所有细节。今年赶快买吧，北京住房的均价，未来两年要涨到4万元／平方米。”

有人问：“那老百姓怎么办呢？”

张杰庭大声回答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全场鸦雀无声。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小天鹅集团董事长何永智探访“蚁族”落泪（CFP/图）

与张杰庭的发言类似，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在广东代表团分组会议上的发言亦语惊四座：“房价不是我们开发商决定，是由市场来定的。现在说房价高，但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为什么还要到广州、深圳买？”

张杰庭和陈华伟的发言在网络被广为传播，网民视之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又一次典型的傲慢发声。在此之前，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则被来自重庆的政协委员何永智吸引，这位身家十亿的重庆小天鹅集团董事长造访北京唐家岭“蚁族”。

再之前的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们在线交流时说，“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拉近了与亿万蜗居者的心理距离，他承诺严控房价又给了蜗居者们无限的想象。

两会大幕初启，房价问题已有成“第一话题”之势。

据媒体报道，两会尚未开幕，截至3月2日15时，大会已收到委员提案428件，立案345件。其中，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房价问题先于两会的召开而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为期十天的两会则为代表和委员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高房价问题的公共论政空间。

与史无前例的高关注度相对比，两会上的房价讨论却显得相当随意。记者观察发现，讨论多属随机发生，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代表委员在分组讨论之前甚至没有意识到将会就房价问题展开“辩论”；如何永智等少数的话题引领者们，则各自有所利益诉求。

两会议程过半，房价当属第一话题，公共讨论却未如人意。

明星委员的投资冲动

何永智去“蚁族”村考察，也在为她所提的一份与住房相关的提案做准备。

在政协开会之前，她去美发厅做了个头发。这几天，她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个摄像机和录音笔对着她，她需要一个端庄的形象。

保卫森严的铁道大厦是全国政协委员妇联界别的驻地，何永智属于全国政协妇联界别委员。记者来访，她要么从会场回到房间，等待门卫室的电话确认，要么自己跑到门卫室去接。

二十多年前，她和丈夫挤在娘家几平方米的厨房里，“三张桌子三口锅”，开始创业。现在，她是重庆市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的董事长，产业涉足餐饮、酒店、房地产等。她住上了别墅，拥有十几亿资产，并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她对着南方周末记者侃侃而谈，要采访她的记者们还在一边等待。她给远在重庆的助手打电话，“因为我去了唐家岭，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你把我的提案和调研材料准备好，发给这些记者们……”

3月1日晚上7点，何永智抵达了北京，住进了铁道大厦。第二天一早，她和另外两名政协委员一同，与扛着摄像机、背着相机的记者们一起去了北京西北郊区的唐家岭。

唐家岭被称为京郊最大“蚁族”聚集地，有将近5万人。这里的房租相对京城的其他地方，低到不可想象，一间10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只需要200多元。她们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两个来自外地的歌手白万龙和李立国，兄弟俩编写了一首叫《蚁族》的歌曲。何永智去这里之前，这首歌正成为网络热点。

两人见到3名政协委员和扛着摄像机、背着照相机的记者们时显得有些紧张，“头回见到这阵势。”他们坐在床上为委员们演唱了那首自己编写的歌。何永智听着歌声，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艰苦岁月，感动得流泪，镜头记录了全过程，“政协委员落泪访蚁族”的新闻在网上广为传播。

何永智盯住的是保障性住房投资，中央财政2010拟安排的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她希望政府开放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也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在一封给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信中，她写道，“我所领导的重庆小天鹅集团愿意协同重庆市有志之士及其企业，勇敢地参与到为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建设与管理好廉租住房安置区的公益事业中去。”何永智还专门去美国进行调研，住到了美国的廉租房里。她希望自己能投资建设重庆市餐饮业农民工之家，让2万多名处于“夹心层”的员工看到希望。同样来自重庆市餐饮行业的政协委员严琦直截了当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希望政府能划拨土地给他们建造保障性住房。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自诩为参加了去年的两会后，“听了总理的话后，回去就把房子拆了。”他将自己800平米的别墅拆了，盖起了1596套面积不超过90平米的商品房。按他自己的说法叫“限价房”，他并不愿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做法的成本和收益，而是说，“每平米只赚了500元，比周边的房价低1000多元。”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他反复强调这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比尔·盖茨都把家产捐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他说，今后他卖的房都是限价房，可以“和全国所有的房地产老板PK”。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会长黄文仔对于“是否会涉足保障性住房领域”的问题回答很谨慎，“这个目前我没法回答你。”

他认为判断房地产市场有无泡沫主要看供求关系，“摆在面前，需求这么旺盛。我的判断是没有泡沫，但不是说不要警惕泡沫。”他觉得要缓解供需关系紧张，除了建设廉租房外，还应当扩大一级土地市场的供应量，“中央应该检讨土地供应的方式，一级土地开发，政府能力有限，应当让社会力量参与，这部分的利润政府应当与地产商分成。”

对于争论激烈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他的观点和理由是，“我说是要做，现在是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反对者则认为，主张继续搞经济适用房是因为这些地产商可以拿到经济适用房的项目，“经济适用房对地产商来说是有固定利润，却没有风险的项目”。

对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黄文仔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但这次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他却没有提交任何相关提案。

从“没有手段”到“不行也得行”

3月7日上午，在北京会议中心的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地方政府和国土部门遭到以商界大佬为主的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的“炮轰”。

新华联集团总裁傅军说：“现在说要压房地产，最不愿意的是地方政府。80％的城市都实行土地财政政策。有些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只有三四个亿，土地收入能搞到七八十个亿。”

听到这，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插话说：“现在地方政府会找托儿了，找两个企业，来举牌，把价钱抬上去。”

傅军接着“抢麦”，斩钉截铁地说：“房价不可能下跌！怎么下跌啊？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下跌，政府把已经高价拍出去的土地金退回来，那才可能下跌。政府的钱会退给你吗？打死也不会退给你……”

房地产商们的这些意见显然会成为主导今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则被推到了调控他们的风口浪尖上。

当天上午，另一个会场——铁道大厦三楼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会议室里，政协委员们也正在讨论房价问题，与北京会议中心的火药味相比，这里要平和得多，各政协委员依次发言，少数委员的发言没有涉及房地产问题。

上午11点左右，各政协委员发言完毕后，已听了一上午讲话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郭允冲开始发言，他的第一句是“我讲不出更多东西出来”。他的发言非常谨慎，到了第16分钟时，他委婉地谈到了住建部的困难：“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部里边，调控市场的手段，说好听点手段很少，说直白点，几乎没有，土地在国土部门，税收在税收部门，金融政策在金融政策部门，当然，这里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理所当然地加强这方面研究，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供合理化的建议。此前一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海南代表团分组审议后被询问到未来房价是否稳定时，他说：“能稳定，总理都说了，不稳定怎么行，肯定行！不行也得行！”

3月8日下午3时30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等人就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侃侃而谈。

在回答澳亚卫视记者的提问时，姜伟新首先表态“我相信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稳发展的状况”。结束这个问题的回答时，他话锋一转：“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未来20年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

【民生热点·房价】“两会”房价讨论侧记“第一话题”史无前例，公共讨论外热内冷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5:08 +0300

【中国式议政】山西与内蒙古：两任“煤老大”的冷暖交替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2:46 +0300

“退一步是谋求进两步。”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

“不追求增速第一，我们仍然不能松一口气。”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说。

山西代表团住在国谊宾馆，与内蒙古代表团的驻地新大都饭店，相距不过百米。它们一个是昔日“煤老大”，一个是新晋“煤老大”。但去年它们的命运迥异：内蒙古高歌猛进，GDP增速全国第一，而山西艰难推进矿权改革，GDP增速列全国倒数第一。

不过这次在会上，山西代表们纷纷表示“振奋”。而内蒙古今年却宣布放弃追求GDP增速第一的目标。

今年“两会”上，没有哪个省份比山西和内蒙古的讨论，更能突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新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煤业转身，总会是艰难的过程。（CFP/图）

GDP：一升一降，都留空间

3月6日下午是山西团的团组开放日，结果几乎成了对山西煤改“国进民退”的“澄清会”。

国务委员马凯身为山西团代表，力挺煤改。“我认为那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优进劣退”，他高度肯定山西省成绩，认为可以“大书特书”，“没有认清形势，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那样的压力面前是挺不住的”。

去年，山西全年GDP增长5.5%，是全国惟一“保八”失败的省份。

“退一步是谋求进两步。”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今年山西的目标定在8%。不过这并非硬指标。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称，这个目标“是导向性的”，“可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调整”。

与山西相反，内蒙古连续第八年实现全国GDP增速第一，去年仍达到16.9%。今年更借势超越山西，坐上“煤炭第一大省”交椅。

今年内蒙古的GDP增速目标是“13%以上”。“这一块老实讲我们留有余地，”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发改委主任梁铁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余地是为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改善民生，留出更大的空间。”

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在会上总被代表们追问GDP不追求第一的说法。3月7日，胡春华对此作了回应。他说，内蒙古再想追求增速第一，“难以为继”。内蒙古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去年达7400多亿，比8年前增长十几倍；而煤炭产量已达6亿吨，“再增长，全国都用内蒙古的煤，其他地方都不用产了？”

不过，胡春华要求，“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不动摇”。他说，发展不足仍是内蒙古的最主要矛盾，欠发达地区仍是内蒙古的基本区情。

“开会前几天，我们也还在各个地方跑项目，该抓生产的都抓生产，城市化该怎么推进还怎么推进。不追求增速第一，我们仍然不能松一口气。”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说。

内蒙古强调“富民与强区并重”。它似乎看到了山西的前车之鉴——GDP一路飙升，但贫富差距也日益拉大。内蒙古现在距“GDP万亿俱乐部”仅一步之遥，但居民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成立初期就承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结果GDP增长这么快，他们还住在茅草屋里。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政府就没脸面对他们。”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特尔说。

梁铁城承认，目前的发展存在政府、企业受益而百姓没钱的现象，“但内蒙古增速是在基数很小的前提下实现的，就像跑百米，刚开始可能一下子就提高2秒，但到后面提高0.2秒都很难。”现在内蒙古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如果再这样绷紧，片面追求GDP增速，就可能偏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转型：还是从煤出发

“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路子不能再走了，必须转变，越早越主动。”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两会”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山西是“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以上游产业为主业的山西，感受金融危机较晚，受到冲击却最大。“煤炭、焦炭多数输出省外，炼出的钢铁还是多数外销。全国好，我们比谁都好，外面降一点，我们就降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国税局局长许月刚说。

许月刚深刻体会煤炭对山西省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严重依赖小煤矿收入的县级税务部门，去年在煤炭整合之后，普遍出现“断粮”现象。

张宝顺说，山西转型目标是建设“低碳、绿色、新型能源基地”，建设“文化旅游强省”。

山西数次转型曾遭遇失败。上世纪90年代末煤市低迷时，山西经济一度滑落到全国倒数第几位。此后的数次调整结构，总陷入“冷调整遇到热市场”的尴尬境地——一旦煤炭价格上涨，调产努力就会化成泡影。“曾有一位省领导说，世界500强来山西，第二年就开始挖煤了。每次说要调结构，结果越调越重。”

煤炭重组整合是山西“调结构”的重要步骤。张宝顺晒出的成绩单是：能代表整个行业的五大煤炭集团非煤收入占到40%以上，2009年煤炭行业实现非煤收入1281亿元。

同样内蒙古转型，也是“围绕煤做文章”。“你简单地说我不搞煤了，这个肯定脱离实际。”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梁铁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内蒙古转型首先是优化能源、冶金、农畜产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他们的一个梦想是打造“风电三峡”。

梁铁城说，他注意到有这样的评论：内蒙古是不是在走山西的老路？“我们要努力避免。”

愿望：山西看星星，内蒙古护草原

今年山西团开放日，有记者问现任山西省省长王君，是否感受“晋官难当”？王君笑了，侧耳和省委书记张宝顺说，“我昨天就说，会被提到这个问题。”

今天，山西省官员更愿意以安全事故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来说明成绩。

省长王君说，去年全省1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的天数达到344天，“二级天数就是晚上可以看到星星的天数。”

内蒙古更感受到日益紧迫的环境压力。内蒙古煤田主要以露天开采为主，对环境的破坏更为严重；煤田不远处便是大片沙漠。蒙古高原形成的沙尘暴，多次“光临”北京。今年内蒙古代表团的建议，主题是草原的保护与建设。“这几年的治理仍未根本解决全区生态的脆弱性，稍有不慎，就会强力反弹。”梁铁成说。

（据采访、会议录音和新华社报道）

山西与内蒙古：两任“煤老大”的冷暖交替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52:46 +0300

【民生热点·房价】房价困局：建议有了，解决很难?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48:27 +0300

本次两会，房价话题热得“空前”，7%的政协提案跟房子有关，解决之道更触及根本。但无论是住房保障法的立法建议，还是改变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诸多方案，都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既得利益者能否还富于民为民建房？如若不能，高房价仍将是无解之题。

通常，一年一度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分代表团和分小组讨论时，就是挨个阐述各自的观点，没有争锋。今年，一个话题打破了这种惯性——高房价。

3月6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重庆代表团的讨论会场，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本来在谈项目规划和金融风险，结果联系上了房价：“9.6万亿（去年新增贷款）的一大部分进了国企，国企又去拍地，抬高了房价。但房价一跌，金融机构早晚得破产。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此话一出，会场即刻爆出一阵笑声，话题被另一个代表接上，质疑“政府出地，老百姓出建筑成本”的保障性住房方案。“政府出地，那也得拆迁，这个钱从哪里来？”

“光搞公租房不符合市场经济，光搞商品房又影响了民生。”又一个代表说话，他似乎觉得当下的境况很难解。

会场终于成了一锅粥，代表们三五成群，激烈争论。

数量众多的提案议案给会场带来了丰富的话题。根据截至3月8日的全国政协提案总目录，目前已有1442件提案全文汇总到了提案组，粗略数下来，有近100件提案与房地产行业相关，占7%之众。

虽然没有此前媒体报道的“一半提案与房地产业相关”如此夸张，但民意激荡，再经过媒体和网络的发酵，给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的感受就是，“空前”地热。北京林达集团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保障性住房无争议，关键在政府是否只说不做

高房价问题已经远远不止是地产商关心的事了。今年冒出了很多房地产行业之外的代表委员，也在为这个行业建言献策。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今年一共有14个建议、2个议案，其中就有一个议案是“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一个建议是进行二次房改。

他提这些建议的原因是，“我在全国有3万员工，多数是面临住房问题的年龄层，我知道他们的难处。”

为了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宗庆后拿出了工厂用地中的7%盖房，以不到500元的低租金提供给收入低且没有市区户口的外来工；如果员工买了经济适用房，集团还会给予1200元/平米的货币补贴，算是解决了符合经济适用房条件却买不起的“夹心层”职工的问题。但面对高企的房价，那些不符合条件的职工怎么办？宗庆后觉得高房价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春节之前，浙江省人大代表组织了包括宗庆后在内的十几个浙江籍人大代表调研了杭州市的一处经济适用房楼盘；年后，宗庆后又接到了律师李明代为递交“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请求，两人不谋而合。

民革中央委员王京京主笔的代表民革中央提起的提案，甚至建议再行“修宪”，将“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条款加入宪法。

尽管具体形式不同，但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总裁于炼发现，这一次委员的提案和政府的方向是一致的，“保障性住房第二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重要度表述甚过去年。”于炼的提案不是关于保障性住房的，但在会上提出了发展“零租房”。

相关部门在会上就做出了反馈。3月7日，在全国政协工会界举行的联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表示，《住房保障法》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不过今年出台的把握性不大。

来自会下的信息更令人振奋一些。据媒体报道，《基本住房保障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规章均已在部委层面“接近定稿”。包括经济适用房制度重构为“共有产权”、租赁房梯度补贴、打破户籍局限，甚至于将住房保障体系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之列等等。

但对于老百姓关心的保障性住房增加能够降低房价问题，人大代表、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并不乐观。“作为人大代表，我赞同增加保障性住房，但我的判断是如果达不到30%的比例，房价不可避免地仍会上涨。”

作为一名房地产商，胡葆森以实际经验分析，中央今年将拨款六百多亿，但也只能解决十几万套住房，杯水车薪，关键还是靠地方政府。

事实上，去年中央即规定地方至少要拿出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廉租房建设，但实际支出缺口高达564.77亿元。“为什么完不成目标，这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动了奶酪，阻力将会很大。”有10%房地产业务的中国城建集团总裁于炼一针见血。

显然，高房价引起民怨沸腾的一个关键症结是，地方政府没有承担起运用公共资金为社会底层的穷人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责任。

物业税仅仅是为了防止炒楼吗？

尽管《住房保障法》的时间表还不明确，实际执行效果也有待观察，但毕竟在代表委员和中央政府层面都取得了一致，另一个不少老百姓认为能打压房价的解决之道——征收“物业税”，则在两会讨论中争议多多。

关于物业税是否应该征收的话题，两会之前就已经充分发酵。两会甫一开始，媒体就在围堵专家和房地产商谈物业税。

政协开幕当天，被围堵的广州星河湾地产董事长黄文仔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开征物业税，“凡是税收，都应该是有用才征收啊，你物业税收来干什么用呢？单纯为了防止炒楼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看来，物业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抑制炒房，还可以促进税制体系的配套改革，并起到再分配调节的作用。贾康的提案还详细论证了物业税的可行，并建议循序渐进，从豪宅、高档房开始试行。

在贾康的提案中，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仍并行不悖。也就是说，不会改变现有的土地出让制度，而只是对首套房之外的投资或投机者以税收形式进行约束。他也没有提到物业税与以往的房地产各种税收如何合并的问题。

无论是学者还是房地产商，都对此有或大或小的不同意见。胡葆森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遗留了很多福利分房，还有住房登记信息不完备，可行性有很大的问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赞同推行物业税，但认为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性购房，对于投机性住房，更是无甚意义，“因为很快就出手了。”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可以征收，但一定要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只能抑制将来的炒房，不能抑制过去的。现有住房已经交了70年土地出让金，重复征收不合理。

“学者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房地产商就更多了，但目前在两会上没有听到更新的反对意见的论证。”的确，两会开到中间，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会场上并没有听到充分的讨论。

与保障性住房不同的是，也没有相关政府官员在会上对物业税的时间表表态，甚至仅仅是发表下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穆麟茹本来是打算在两会上提交一个关于慎重开征物业税的提案，不过两会前夕从相关政府部门打听到年内都没有开征的计划，最终放弃了这个提案，转而提交了一份发展慈善事业的意见。“商场全是持有物业，如果开征物业税，会增加商场运营成本，本来我们承担的税费就很重，超过50%了。分门别类、循序渐进地征收可以，全盘征收要慎重。”

高房价背后的“土地财政”

“门外汉”建言房地产业，在这次两会上，宗庆后并不是一个特例。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钟表大王”、香港金宝集团董事长李秀恒，还有从事矿业的陈春林，也就解决高房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八大民主党派中，至少有五个是以民主党派中央的身份提出了房地产或者土地方面的提案。而他们的提案，不约而同的指向了高房价背后最根本的“土地财政”问题。“今年的话题范围很广。往年从来没有提案说地价和土地出让金制度的，今年这方面的提案也很多。”李晓林的提案就是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统一管理，再按年返还地方，以遏制五年一届的地方政府只想着怎么在任期内卖出更多土地的冲动。

凑巧的是，戴皓、李秀恒，还有河南的开发商、政协委员王超斌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解决之道。

王超斌还挨个找到了40个政协委员，在他的提案上联名签字，3月3日下午挤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车前，亲自递交了上去。

对于这个设计颇为大胆的提案能否变为现实，王超斌很有信心，尽管他不愿意透露信心的来源何在。

江苏社科院院长宋林飞倒觉得“专项基金，按年返回”的办法不见得好操作，更容易操作的是把地方的土地税种与中央的一个税收交换，比如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放在地方更加合理，地方政府会更有动力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

于炼同样觉得改变“土地财政”的根本不在于归中央还是归地方，而在于支出的透明化。“现行土地招拍挂制度是应该肯定的，毕竟初衷是为了公开和透明。但可以根据城市规划和地块特点，尝试一些多元化的土地出让政策。”

虽然解决之道大相径庭，但“地价推高房价”在两会上已毫无争议。3月6日上午的山西团分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柳树林明确提出这一点，并建议变一次性征收土地出让金为产权人分年度向政府缴纳土地使用费。当天的全国人大北京团分组审议上，代表们也认为，控制房价更要控制地价的过快上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就此提出，可否借鉴农村宅基地制度，房地分离，土地由国家和政府提供，市民只出钱买房。

在接受采访时，胡葆森反问南方周末记者，即便把一线城市的房子按成本出售，当下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房子。北京南三环拍出来的楼面价就一万八了，再加上建安成本，现在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

与去年两会最大的不同是，地产商代表委员的提案不再谈房地产业支柱地位、不再要政策，他们的提案多数是关于保障性住房和土地财政的；其中一些曾经活跃的地产商也不再接受媒体采访；言语不慎者则被网民当作过街老鼠般围追喊打。

到目前为止，唯一站在房地产行业角度提出的提案，就是胡葆森的《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促进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这个提案一公开，就有评论批评胡在帮开发商说话。

胡对此百感交集，“为什么我不能为开发商说话。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他的利润率不到10%，我希望大家知道暴利不是被开发商拿走了。”

【中国式议政】香港代表委员开“两会”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47:08 +0300

香港团代表的意见，在以特别的方式影响着决策层。梁刘柔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医改报告中看到了自己几年前提的数条建议，当时“很受鼓舞”。

几位代表都认为，议事、质询不可能在将近3000名代表一起开会时进行。所以，他们在大会堂主要是“听”。但他们在会外努力寻找“质询”的机会。

3月6日，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范徐丽泰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马研/图）

香港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以下简称“香港代表”）何钟泰第一年到北京开“两会”，印象最深的就是，“看见代表中有不少上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香港团的36位代表通常被安排坐在解放军代表团旁边。

挨着身着军装的军人代表就座，在将近3000人的庞大会场静静地听报告，对曾在香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罗范淑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觉得人特别渺小”。

胸前红色的代表证，是他们和旁边的解放军代表的惟一交集。散会后，专用大巴会沿着长安街，把他们送到驻地北京饭店。如果碰上大会安排的媒体开放日，大巴会沿着长安街，把他们送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就在这座饭店的五楼会议室里，操着或浓或淡的港味普通话，讨论国是。

数量庞大的内地记者对这里不感兴趣。北京饭店的大堂里，通常只有几位香港媒体的记者驻守。一位港媒北京编辑部负责人说，香港团的内容也不是他们两会报道中的主要部分。

或许因为少人问津，与其他代表驻地相比，北京饭店的保安措施宽松得多。一楼的咖啡厅如往常一样对外营业，而在其它驻地，如果没有“两会”相关证件，连酒店大门都进不了。虽然电梯只封闭了左侧电梯供代表专用，右侧仍可自由通行，但只能到达14层以下的楼层。

“清谈”馆？

没有思想包袱，香港代表发言很尖锐。

3月6日下午，香港团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因为不对媒体开放，它更像是香港代表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内部聚会，只不过将地点从香港搬到了北京。

代表罗范淑芬说，每个单数月份，36个人都会聚一次。那是他们自发的聚会。“我们离内地太远，有些事情不清楚，需要及时了解信息。”

会期的安排有特别的考虑。因为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双数月份召开，以便香港代表中惟一的常委范徐丽泰在开完会后，向他们介绍会议的内容和内地最新的资讯。

北京毕竟是全国“两会”的会场。罗范淑芬说，她头一年来北京开会，就发现每个代表团各说各话，太过封闭。她当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提出，能否将所有代表团打乱，让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代表能互相交流。秘书处给出的答复是，法律上规定必须以代表团为单位进行会议议程，无法作出交叉讨论的安排。

据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鼓励香港代表在“两会”的小组会上讨论香港的事务。原因是这样有干预一国两制、干预香港自治之嫌。

事实上，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香港代表都有一致的认识：即使全国人大没有要求，香港的事情应该到香港立法会讨论，不应该在“两会”提。

由于讨论的内容与香港利益并不直接相关，又少有内地人士参与，有香港媒体人评价说，“香港团基本上就是一个清谈馆。”

清谈有清谈的好处：没有思想包袱。

这次会上，香港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建议，要求保障香港记者在内地的采访权。

和“清谈”有所不同的一种说法是，港团代表的意见，在以特别的方式影响着决策层。梁刘柔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医改报告中看到了自己几年前提的数条建议，当时“很受鼓舞”。3月7日习近平接见香港代表时，她又提出了在西部打造一个珠三角，建议在西部发展绿色制衣业。梁刘柔芬说，她会把相关建议发给西部各省的领导。

代表们感慨他们能参加的人大“会议”实在太少。每次常委会开会，香港代表只有两个列席的名额，36个人轮下来，三年才能参加一次。罗范淑芬说，她经常向人大秘书处要求列席，去年有一次在她的要求下，秘书处破例给了三个名额。罗范淑芬今天说起来，还兴奋不已。

“原则性”议政

不止一位代表说，他们有时很难看懂内地的法律案和相关政府文件。

这个集合了政界名人、大企业家、大律师、会计师、经济学教授、教育家等的代表团，成员们多数受过西方教育。在他们当中，还有数位现任或者卸任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开会、讨论财报、质询政府官员是他们的强项。

不过，不止一位香港代表说，他们有时很难看懂内地的法律案和相关政府文件。代表杨耀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就看不懂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我很想知道纪检部门花了多少钱，钱花在哪些方面，就是看不到。”杨耀忠说，对这块内容的了解，直接决定了他给预算报告的投票意向，“如果都花在吃喝上，那我肯定不同意。”

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杨耀忠说，在香港当选议员的第一年，都有相关的培训。他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建议开设相关课程，培训他们如何读懂政府相关报告。

翻开选举法草案的文本，杨耀忠指着“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条款，问记者，“你们大陆法都这么原则吗？”“什么是‘必要时’？法官怎么判？”

当记者告诉他具体到适用法律时，“两高”会出司法解释，对这些条文进行细化。

据他介绍，香港团讨论法律案时，经常会对这些原则性条款提出批评。到决定是否投赞成票时，他会从大原则出发。比如选举法规定了城乡选举比例1比1，“这个是进步，我会投赞成。”财政预算也是看大原则，“如果对三农投入多，取消农业税了，我就会支持。”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每年“两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派员到深圳或珠海给港澳代表开吹风会，介绍即将在会上审议的法律案。在港澳代表不熟悉内地法律的情况下，吹风会上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投票意向。

“叫官员过来问话，完全可以做到”

“人大也不是一团和气，只是矛盾都在台下解决了。”

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参选人大代表时的卖点是，想把香港严谨细密的英式议会文化介绍到“两会”来。来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运作体系完全不同”。

叶国谦介绍说，香港立法会每个星期都开会，他们从早上8点进议事堂，到下午五六点钟，有时还出不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开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会场）一定有政府的代表，他们要听取我们的看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几位议员代表都认为，议事、质询不可能在将近3000名代表一起开会时进行。所以，他们在大会堂主要是“听”。但他们坚持，在人大常委会开会，“叫官员过来问话，完全可以做到。”“两会”期间，香港代表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会外寻找“质询”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每年“两会”期间是他们质询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约见有关部门往往能迅速得到答复。在他们看来，错过了“两会”，很多事情提是提了，当事部门究竟有没有改，改到什么程度，很难追下去。

在这期间，大量的香港媒体记者也是潜在的质询力量。某香港媒体驻京记者说，通常代表在“两会”期间拜会某一部委，都会有香港记者跟着采访，有关部门就会更加重视。在这一点上，澳门的记者非常羡慕香港记者。

3月9日上午，趁大会休会的空当，几位香港代表通过大会秘书处约见了公安部有关人员，集中“质询”了几件事情。黄国健说，有的不一定马上解决，不过肯定更有效率。“我们的心情其实很难讲，有很多批评的意见。”叶国谦说，几年前，他提出取消民营医院营业税，财政部迟迟不解决。他找到财政部一位处长，处长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就是少收点钱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哪里复杂！”

在离开“两会”的日子里，为了让监督更有效，香港代表有时会集体出动。有个香港人在福建被判了死刑，家属喊冤，几位代表飞到福建了解情况后，那人一直被关到现在。

“人大也不是一团和气，只是矛盾都在台下解决了。”黄国健说。

香港代表委员开“两会”

infzm — Wed, 10 Mar 2010 21:47:08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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